近读陈平原的新书《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发现该书对人文学的社会实践可能性做了一次重要的思考。在这个人文学科不敌自然与社会科学而日渐式微的时代，陈平原不只呼吁“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也用自己的教学实践和学科观察，提供了一个人文学“入世”去创造“事功”的方案—文学教育。人文学者通过文学教育的中介，是可以改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况，从而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人心的改造不能量化考评，但这也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一个困难而重要的方面。

人文学归根结底是认识人的学问。俄国思想家巴赫金就认为，认识物与认识人需要作为两个极端来对照。物是纯粹死的东西，它只有外表，只为他人而存在，能够被这个他人以单方面的行动完全彻底揭示出来。而认识人的极致则是在上帝面前思考上帝，是对话、提问、祈祷。人文学因此需要对话的方法论，而一个特色随之产生，那就是在人文学的研习中，不只认知主体会去理解认知客体，认知客体也会回报以能动性，去影响改造认知主体。文学教育作为人文学教育的一个种类，受教育者也是在和文学文本、文学作家、文学传统对话，一个人阅读了文本这一精神产品，精神产品上蕴含的作家心智也会参与对读者精神的形塑。这种对话以及由此成立的心灵改造，其实就是人文学的事功。

人文学心灵建设的方法有多种，陈平原谈及语文教育时则认为，过于直接的道德说教，过于强烈的伦理诉求，易引起学生反感，效果并不好。如传统中国虽强调文学与教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诗言志”与“文以载道”就大不相同。套用到语文教学，更让人欣赏的则是风流蕴藉的“诗教”。我想提出“诗教”作为语文教育的一个推荐方法是十分可取的。诗教，其实也就是用文学来进行教育，但这个词更多地包含了古典的渊源。在春秋时期，孔子被记载下来的言论就屡次提到“诗教”的意义，如“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又比如谈论诗之“兴观群怨”的功能。在上古时期，“诗教”的起源其实是一种外交辞令和政治素养，是贵族教养的一种体现。在之后的岁月里，它逐渐有了更多用文章进行人格修持的内涵。古代“诗教”借助于文学而使人“温柔敦厚”，“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它是一种合群的教养，纵使有所“怨”，也是怨而不怒的态度，因而在古代社会里不着一字地規范了人际、人伦的种种隐曲，而共同体也是这样得以凝聚的。至于现代诗教，我赞同学者姜涛的归纳：“现代‘诗教’强调‘内面’自由，而二十世纪的革命‘诗教’、集体主义‘诗教’，则提倡‘爱憎分明’，用‘大我’来克服‘小我’，在奔跑的历史中校正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手势’。”（姜涛：《今夜，我们又该如何关心人类》）如果我们认为现代诗教的传统可以溯源至波德莱尔的诗歌生命，那么这是一个从世界中醒觉而追求自由的、个体与世界充满张力的诗歌自我，中国“五四”的觉醒者、铁屋中的呐喊者们，也在这种类似的情感与境遇中借着舶来的文艺和思想而掀起了社会的更新运动。革命的诗教也在这条延长线上，只是轻重方面有所转移，以加入一个大的洪流。借助欧西资源而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对自我的肯定，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反叛性起点，我们因此也可以说，现代诗教有自我肯定的、自爱的传统。现代诗教最终流向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因而这也是一种发展出了共同体维系方法的、合群的诗学。自爱与群的联合，看似两端，实则是现代诗教的一体两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传统。

但在当下的语境里，自爱的、合群的精神状态或许并不是那么普遍。那么当下的气质更可能是什么呢？陈平原有一个观察，那就是当代的一些文艺更倾向于回到内心生活，而这可能是一种社会中主体普遍的无力感所致。这是一个文学史上屡次出现的现象，在无力改造客观世界的时刻，人们就向内收缩，回到了内心。内心的深渊或富矿的挖掘，带来了某种繁华到颓废的先锋美学，而内心的沉溺也在加剧人际联结的衰弱， 如果是这样一个涣散的、无力的，但是同时又极度焦虑和恐惧失败的年代，我们可能确实需要对自爱合群的诗教做一些召唤。但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应该用更详细的谈论说明一些中国社会精神上的当代特色。

新世纪以来，对中国人精神面貌的讨论从未停止。我注意到很早就有了学者借助德国思想家马克斯·舍勒的理论对所谓“怨恨”心态的探讨。舍勒对“怨恨”产生机制的描述富有启发。在他看来，怨恨来源于比较，因比较而嫉妒，因嫉妒而不能达到预期，长期无能就导致怨恨。舍勒承认，社会中的个体之间不可能不比较，但有两种比较：一种是虽也在比较，但不会因比较结果而定义自我或怀疑自我的意义;另一种比较是必须比较胜利才能觉得自我有意义，后一种比较容易产生怨恨。而现代倡导平等和竞争的市民社会，因其表面上的机会均等给人希望，而实际上隐藏着巨大的差别， 所以最容易滋生怨恨。而舍勒作为一个基督徒则认为，能让人觉得自己有意义，且不是因为比较胜利才有意义，从而真正自爱的东西是信仰上帝。因为信上帝的人能够和上帝沟通同在，所以他知道自己本就有价值，不是和别人比较来找价值。这样的人爱自己，安排自己在自己的位分上实现价值，并且可以爱他人。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仁爱道德，则是基于怨恨。

但比舍勒的抽象分析更让人警醒的是把怨恨的生成机制带入当下社会观察。正如学者成伯清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先是在向自由竞争过渡的阶段有了更多的嫉妒，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窗口期渐渐关闭的今日又有了更多的怨恨。怨恨永远是和无力感相关的。当那个阶层流动的通道尚还畅通，比如人们可以通过高考或经商等途径改变命运时，怨恨不太普遍。但是如果上升通道越来越少，人怎么奋斗都可能是失败多于成功，那么焦虑和怨恨就随之暗结。这样就可能会有更多共敌的身份政治产生。也就是说，人们因为共同的恨、共同敌视一个事物而联结起来。这让人担忧，因其可能有的派性、恨意、破坏，且自古以来仇恨从来没有建成过一个新天地。如果在内卷的、焦虑的时代，在过度竞赛且没有自爱教育的时代，人们可能会因为害怕失败而习得一系列负面的人际技能， 会有越来越多阶层的、性别的、城乡的对峙，那么有没有可能改善呢？社会科学和公共治理会提出各种微观制度和具体调控的改良方案，但是人心的引导和慰藉更需要的是教育发挥作用。这其中，就有教人“自爱”和“合群”的诗教传统。

自爱和自恋不同，自爱源于相信自我有价值，但是在與他者的联系和共处中有此确信。这种自爱的态度，文学可能教会人们。如当代小说《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这样的农村青年，年少时被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启蒙，向往更大的世界、更好的生活，一生出走与追求。而《平凡的世界》可以体现文学良好的建设性，因孙少平是一个并没有一夜暴富或登上巅峰的主人公，但他志存高远而不自我迷恋，非常健全地活在人际的关联里，也拥有爱他人的能力。文学的启蒙教育不只给人理想，给人远方的世界，而同时它还给人自我调整的能力、宽阔而富有同情的心、面对人生起伏的良性心态。这也是《平凡的世界》给一个时代的大众的抚慰。但除了文学榜样的激励作用外，文学教育或“诗教”还另有深意。一个人读文学，其实是在和作者的心灵深入对话。通过文学阅读理解了他人的灵魂深处，互相对话辩难，交换心灵的经验，会帮助读者建设心智。被文化传统所教育的人，与文明中的许多优秀心灵同在，他们学会了更好地处世和安顿自我，背后依靠的也不再是单薄的小我，而是一个文明共同体，这是对人性的最大肯定，是信心的来源。共同体如能相互理解， 因共享文化基因而凝聚，也可能通向一种“诗可以群”的建设。

由此，我们看出面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状况的困境，在务实性的体制调试和治理改良之外，人文学的文学教育实践也是一种重要的滋补方法。其实，包括文学教育在内的人文学教育，它更接近于一种教人“ 幸福” 的能力。幸福不是一门技能，得到幸福无所谓捷径，反而，得到幸福与经历困难和挫败、与忍耐和参透人生的晦暗、与认清世界然后仍然爱世界有关。幸福是心灵建设的果实，而哪里有浅白的、可以轻易算出投入产出比的心灵建设呢？文学滋养的心灵，并不是简单的积极向上天真乐观，一颗健全的心也是复杂有机的心，它不会对痛苦无知无觉，但却可以有一种超越的努力。

举例来说，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个文学的主题。关于此，我常常温习文学家卡夫卡的箴言，他曾这样写道：

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开始察觉真正的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无非是被人爱。前提是，人们与他的本质是相称的。（卡夫卡：《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

这段话讨论人类的爱。如果一个人的本质是被人们爱，而前提“ 人们与他的本质是相称的”却不成立，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爱他，那又怎么办呢？一个人希望通过获得他人的爱来完成自己，但没人配合。而对人的本质是被爱的察觉，是做出爱一切人因而“ 弃世” 的决断后获得的。因爱所有人而弃世，也是因为世界的现状和“爱一切人”的处世决断根本不相称。这段话缠绕着爱与被爱的经验和反思：爱一切人者只能不要世界，与此同时他发现人的本性需要被爱，但这个被爱无法获得。卡夫卡关于爱的陈述，带着整体性的绝望判断。

本雅明曾说：“要恰如其分地看待卡夫卡这个形象的纯粹性和它的独特性，人们千万不能忽略这一点：这种纯粹性和美来自一种失败，导致这种失败的环境因素是多重的。我们禁不住要说：一旦他对最终的失败确信不疑，每一件在途中发生的事情都如同在梦中。再没有什么事情比卡夫卡强调自己的失败时的狂热更令人难忘。”（ 本雅明：《论卡夫卡》）其实我们可以对照上述材料而得到一个认识：卡夫卡的失败来自一个确认—他不会被爱。不被他人爱的人是无法完成自我的人，所以他是失败的。他一生带着一种受害狂的热烈在言说这场失败。人要自爱才不怨恨，要自爱才能爱人。由此来看卡夫卡的文学方式，令人震惊，仿佛从一处枯竭的井泉里意外诞生了丰饶的生命。他确定自我不会被他者爱，但是用极野蛮的执拗来言说这个困境，为什么有此不竭的蛮力？这就是文学的意义所在。文学让人意识到自我的可贵处，让人有根底地自爱， 因此不能在情感上枯竭，反而不断在受难中吁求。对绝望的不竭言说背后，是深厚的人道主义困苦。为何要显影世界和心灵的暗面？因为显影本身就是一种呼救， 越是干瘪的表象下面，偏执狂强悍的呼喊越高亢。

当代人恐惧失败，而卡夫卡狂热地咀嚼自我的失败，诗教由此被推到一个高度：不只是表现爱、人情、温暖的文学有意义，那些诚实的、从无路中挖出路来反抗绝望的文学，也有意料之外的抚慰和解释力量。诗教也不一定只要温柔敦厚，它有时是神奇的本质直观，让人在当头一棒后理解了世界上多一些深一些的事情，这未尝不让人明智、被疗愈。确如陈平原所言，真的研习人文学得从人生忧患上用功，是不能太富贵、太精英、太顺畅的。如能深入体察和理解当代某些症候性的普遍感受的因由和层次，一种解救的希望、心灵的建设，是可以期待的。世界是那样正负面经验的参差，如果直面困顿且知道自爱的重要，把自爱的源泉开掘在对世界复杂性、悖论性乃至残酷处的了悟上，这将可能是一种深厚的理解之爱，它背后是更高级的心灵的健全。所以最后我们不妨回到穆旦代表的“现代诗教”传统中，他说：“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 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 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 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穆旦：《出发》）一个理解丰富的痛苦的诗教，拥有更多维护正面人性的可能，而兼顾学科建设与诗教精神，表现出对人间的关切与情怀，正是人文学视野下好的文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