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识字的启蒙教科书，同时也是习书的文本，《千字文》不仅在中国千载流传，而且在同为汉字文化圈的东亚诸国，尤其是日本，也流传广泛，影响深远。
从《古事记》中百济王仁的传说记载可知，《论语》《千字文》是最早传入日本的汉文典籍。对于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尽管历来不乏持怀疑论者，但难以否认的是，在汉字传来之初，某种形式的古《千字文》与《论语》曾于当时的日本颇流行。因此，《古事记》中的《千字文》文本恐非仅仅止于传说，有相当大的可信度，不妨理解为汉字或汉字文化传入日本的象征。只是由于距今时代久远，传入日本的《千字文》早期写本已无从稽考。
南朝梁武帝时期周兴嗣奉诏编撰的《千字文》问世后，不仅成为习字的入门书，而且成为历代书家竞相挥毫的原始文本。在书法史上，以身为王羲之七世孙的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智永与祖兄出家为僧，名法极，住山阴永欣寺，故人称“永禅师”。智永深得祖传家学，又潜心学习，书法声誉极高。据称他为传播和弘扬家法，于永欣寺内长期临习《千字文》。“凡三十年，于阁上临得真草千文，好者八百余本，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今有存者，犹直钱数万。”（何延之：《兰亭记》）目前所知，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也是周兴嗣《千字文》现存最早的文本。
早在奈良时代（七一0至七九四）及平安时代（七九四至一一九二）初期，周兴嗣《千字文》以及智永系统的《真草千字文》就已传入日本，成为习字、习书的入门教科书。正仓院文书以及藤原宫、飞鸟池等遗迹的出土木简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后，各种形式的《千字文》在日本普及开来。据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的考察，日本现存最早的《千字文》刊本有《新板大字附音释文千字文注》（五山版，十四世纪），以及与《胡曾咏史诗》《蒙求》二书合刊的《新刊大字校正释文三注故事》等（长泽规矩也：《本邦旧传古版千字文》，《书菀》三卷一号）。不过，正如书名所示，两书均旨在对《千字文》进行注音或释文，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习书《千字文》。
作为初具法帖形式的书法用书，最早的刊本应是室町后期（十六世纪中后期）刊刻的《四体千字文》（一五五0）和《四体千文书法》（一五七四），即兼具篆、隶、真、草四种字体的习书所用法帖。
江户时代，由于德川幕府实行海禁，直接从中国输入碑版法帖变得困难，仅靠长崎一港贸易又难以满足人们对《千字文》的需求。于是，各种形式的《千字文》应运而生，相继出版，其中既有中国历代法书的翻刻，又有日本书家的挥毫。中国法书中又以文徵明、赵孟所书《千字文》较为流行。江户初期曾有明代刊本《 十体千字文》的翻刻，总体上这一时期仍是以多体尤其是四体《千字文》为主流。
进入明治时代以后，真草《千字文》才逐渐占了主导地位，当时多称为二体千字文。现作为日本国宝书迹而广为人知的传智永《真草千字文》，也是在明治前期才浮出水面，且被部分人士鉴定为智永法书的。
说起来，这一存世罕见墨宝的披露，与我国驻日使馆人员杨守敬大有关系;此外，该墨宝后来被认定为智永真迹也与流亡京都时期的罗振玉、王国维有关。
据传这一墨迹是由入唐求法僧或遣唐使携归日本的，但其所在长期以来一直不明，直到幕末明治时期，京都的儒医江马天江（一八二五至一九0一）在为一行脚僧诊病后，作为谢礼而得到此墨迹，后又出让给嗜书法的友人彦根藩士谷铁臣（号太湖或如意山人，一八二二至一九0五）。据说谷氏是用《佩文韵府》与天江做的交换。但当时鉴赏者对此墨迹，尤其是其书写者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智永真迹，有的认为是出自虞世南或褚遂良之手的唐代摹本。
一八八一年初，书法家日下部东作（号鸣鹤，一八三八至一九二二）造访我使馆杨守敬，并观看了其收藏的《真草千字文》拓本，立刻意识到谷铁臣所藏《真草千字文》墨迹定是智永真迹，随即致函谷铁臣告知此发现，信函曰：
如意先生：昨访清客杨惺吾。观其所藏智永二体千文旧拓刻本，云此自王阳明先生旧藏真迹入刻者。熟视之，与公所藏之千文，神彩、形质毫发相肖，恰如出一手。以弟所鉴，公藏帖，不是空海，不是唐人，定为永师真迹无疑。天下后世，不以耳为目者，知弟言不妄。开春第一以此代贺词云。东作，十四年一月四日。
函中“十四年”当为明治十四年，即一八八一年。“智永二体千文旧拓刻本”应是宝墨轩刻本。此后，这一石刻拓本经日下部东作及岩谷修等书法家恳请，杨守敬予以出让，后转归三井听冰阁，现藏三井纪念美术馆。
杨守敬出让的宝墨轩刻本《真草千字文》在日本很快就有了复制本，由大藏省印书局于一八八二年出版，一九一八年又有晚翠轩刊本。明治时期，日本书家挥毫的真草千字文也不断问世，如明治初年曾来华游学的佐濑得所（一八二二至一八七八）就有《二体千字文》面世，且多次再版。《真草千字文》的流行，也促进了日本书学者楷书与草书的进步。清末民初时期部分赴日人士就曾感叹日本书学者还都写有一手漂亮的草书。殊不知，日本无中国的科举考试，习书者无需像中国知识人那样拘泥于关系到科考命运的“馆阁体”，可以随意学习和应用草体。这也是日本草书流行的要因之一。
一九0二年仲夏，日下部東作特地为真迹本大字题跋：“永师八百本之一、天下第一本。”尽管日下部断定谷铁臣所藏《真草千字文》为智永真迹，但当时还是有论者认为是后人临摹，曾亲眼目睹过这一墨迹的杨守敬就认定是智永书的唐代摹本，这在其为该墨迹本所做的题识中有明确记载：
……乍睨之，仿佛同出一源，细审乃觉有谨肆之别。观其纸质、墨光，定为李唐旧笈无疑。又可知余本实有所受法，非同凿空之比。赵子固称虞永兴庙堂碑为楷法极则，今庙堂原石已亡，永兴得法于永师，则谓此千文为庙堂真影可也。
书画鉴定历来仁智各见，尽管同是依据宝墨轩刻本来鉴定谷氏墨迹本，但杨守敬与日下部东作两人的结论却不尽相同，对此也无可非议。从现存宝墨轩刻本来看，虽然笔画锋芒可见，书法温雅整齐，但整体样式颇新，与其他旧刻本相比有失古雅，而且缺字较多。事实也证明，仅靠宝墨轩刻本，实难以判断墨迹本是否出自智永之手，因为这一原石所依据的底本恐来自摹本，而非智永真迹。因此，杨守敬所言“乍睨之，仿佛同出一源，细审乃觉有谨肆之别”，更令人信服。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杨守敬在题识中首次提到“关中石刻本”，即宋大观三年（一一0九）薛嗣昌据长安崔氏所藏真迹摹刻上石的旧拓本，俗称“关中本”。这是至今学界公认的智永《真草千字文》最佳拓本。可以说，这一提示为此后考订墨迹本是否为智永真迹提供了重要线索或启示。只可惜，当时日本鲜有目睹过该“关中本”精拓者，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墨迹本的鉴评。
谷铁臣去世后，该墨迹辗转落入大阪实业家小川为次郎（一八五一至一九二六）之手，据说时间在明治末年。大正元年，即一九一二年末，小川氏委托圣华房主人山田茂助用珂罗版复制印行，并附带杨守敬与内藤湖南的题跋，从此这一墨迹受到书道界的广泛关注。不知何故，小川氏复制本并没有收录日下部东作的题跋，而杨守敬与内藤湖南的题跋又均未肯定该墨迹为智永真迹，这也无形中影响到后人对该墨迹的作者认定。
内藤湖南的题跋洋洋洒洒五十余行，九百余字（无标点）。字里行间可见其广征博引，力陈己见之用心，当然，其中的观点也受到各种质疑。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其题跋对墨迹本的鉴赏，尤其是后来被指定为国宝书迹产生了极大影响。题跋曰：
谷如意翁旧藏《真草千字文》，今归简斋小川君插架。从前鉴赏家多定为智永真迹，清国杨星吾亦以为唐抚永书。今以关中石本校之，行款既同，结体亦肖，至其神采发越，墨华绚烂，竟非石本可比，谓为出于永师，似无不可（翁覃谿以关中本宋初讳字缺末笔，疑北宋人所书;杨星吾以宝墨轩本独缺渊字末笔，其出武德旧笈，并失之凿矣）。
但此本传来我邦，当在唐代，当时归化之僧、遣唐之使，所赍二王以下率更、北海、季海等法书，载在故记旧牒，班班可考。独永师有此剧迹，而官私著录寂焉未有之及，何也？……永师所书八百本，皆拓梁集王书，董彦远已言之。东坡所云永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化是也。然则此本拓摹其或出于永师之徒，亦未可知。关中石本与此形神逼肖，不为无由。乃谓此本为永师真迹，亦未为凿空妄断矣。……今以三家书与此本真书对照，永兴有此雍容，而无此清妍;勃海有此峻整，而无此温润;河南有此妩媚，而无此端雅。……
从以上题跋不难看出，内藤湖南撰写时明显意识到杨守敬题识的存在，他率先依据杨守敬提示的“关中本”加以比照，认为该墨迹“谓为出于永师，似无不可”。内藤的考订也不乏隐晦暧昧之笔，诸如“此本拓摹其或出于永师之徒，亦未可知”，“谓此本为永师真迹，亦未为凿空妄断矣”等等，巧妙地暗示既有可能是智永真迹，又有可能是临摹。最后才认定是“摹法已兼临写”的“唐人拓摹”。其实这也是一种模棱两可的结论，似乎意欲回避“真迹”或“摹本”之类的裁断。
内藤题跋中最受学界关注的是，指出该墨迹为《东大寺献物帐》所录“拓王羲之书”之一。这就为这一墨迹的古老身份以及流入日本的古老年代找出了有力的证据，因为《东大寺献物帐》是记录献纳东大寺的圣武天皇（七0一至七五六）生前爱玩珍宝之目录。不过，内藤的这一主张也是一种臆断，对此也无需盲信。实际上，日本书道论者中，就不乏对此怀疑或批驳者（可参考樋口铜牛：《学问化之书神圣也》，载《书苑》十卷十号）。
该墨迹早在一九三一年就被指定为日本国宝，新的《文化财法保护法》颁布（一九五0）后不久，又被重新指定为国宝书迹，时间是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四日，收藏者为小川为次郎之孙小川广巳。如今这件国宝书迹的名称和基本信息显示为“《真草千字文》（纵29.3厘米，横14.2 厘米，唐代，京都府个人藏）”，作者阙如。其介绍文字意为：该墨迹为书于麻纸的真、草二体千字文，册装。过去一直被视为智永真迹，但似应看作王羲之书之拓摹。书法精致，富有润赋之趣，堪称古传千字文之白眉。盖唐代之拓摹。现存王羲之拓摹有《丧乱帖》（皇室御物）、《孔侍中帖》（国宝）等，但均是草体，而本帖则为真草两体，故此，可谓天下真草第一法帖，尤值得重视。
显而易见，这件墨迹在被指定为国宝之际，上述内藤湖南的题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连“王羲之书之拓摹”以及“唐代之拓摹”之类的认定都沿袭了内藤的考证结论。但是，话说回来，内藤湖南的考证也只是一家之言。几乎与内藤湖南同时代的罗振玉、王国维就持不同意见。
该传世墨迹转入小川为次郎之手，并出版复制本时，恰值罗振玉、王国维避难京都后不久，两人有幸观赏到这一墨迹，并一致认为是智永真迹无疑，而且后来还分别撰写了题跋或题识。为广其传播，罗振玉还自行影印刊出，现在可以确认罗振玉曾为墨迹或墨迹影印本作了两跋。其一曰：“宋人言永师手写千文八百本，今传人间有关中石刻，清俭殊甚。尝见宋拓本亦然，但略腴泽耳。往客金阊，闻元和顾氏藏墨迹一本，托亡友费屺怀编修为介，谋一见。未逾月，编修遽卒，竟不果。寻得见传刻本，则较陕刻为丰，乃拙而不健，意尚非出永师手。后于东友小川简斋许得见此本，则多力丰筋，神采焕发，非唐以后人所得仿佛，出永師手无疑。昔贤评右军书势雄强，永师传其家法，固应尔尔。此不但可压倒关中本及顾氏所藏，且可证宋以来官私法帖右军诸书传摹之失。亟写影精印，以贻好古之士，即此以求山阴真面，庶几其不远乎？”（此题跋录自《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0一三年版，撰写日期不明。）其二曰：“真草千文一卷，为智永禅师真迹，学者于此可上窥山阴堂奥，为人间剧迹。顾或以为与关中石本肥瘦迥殊而疑之，是犹执人之写照而疑及真面也。近我内府检定书画名迹中，有宋王知微临永师真草千文。宝沈庵宫保（熙）为予言，丰筋多肉与此本吻合。异日当写影付印，以与此本并传示海内，承学之士庶不至执石刻以疑真迹乎。宣统壬戌三月，上虞罗振玉书于津沽嘉乐里寓。”（此题跋采录自原色影印本《国宝小川本真草千字文》，勉诚出版二0一八年版。撰写时间“宣统壬戌”，即一九二二年，当时罗振玉居于天津。这一题跋多见于日本后出墨迹复制本中。）
在以上两跋中，罗振玉通过与关中石刻本对照，同时又参考了清内府所藏宋代王知微临本信息，认为小川氏所藏墨迹“多力丰筋，神采焕发”，定是出自智永之手的真迹。只是题跋中所谓“宋王知微临永师真草千文”本，罗振玉仅是凭宝熙所言，并未亲眼目睹。尽管如此，但这一提示也十分难得，不失为一条重要线索。如若该王知微临本尚存，那么对鉴赏日本现存墨迹定大有裨益。
寓居京都期间的王国维在获观该墨迹后，也写下了简短的题识：
日本小川简斋藏智永书真草千字文墨迹，盖当时所书八百本之一，行款与关中石本相同。其行笔全用右军家法，而往往有北朝写经遗意。盖南朝楷书真迹今无一存，存者唯北朝写经耳。一时风气如此，不分南北，若以稍带北派疑之，犹皮相之论也。（《王国维全集》第三卷，浙江教育出版社二00九年版）
王国维此题识见于其为日本人所办《盛京时报》所写的系列文稿中，初题《风俗杂谈》，后改为《东山杂记》，时间约在一九一三年七月至翌年五月。王國维也认为该墨迹为智永真迹，即其“所书八百本之一”。当时王国维与内藤湖南等京都大学学者多有交往，此观点是否与他们分享过，尚不得而知。
后来观看到日本所藏墨迹复制本的启功也赞同罗振玉的观点，认为该墨迹为智永真迹。其在为影印本所撰题跋中指出：“日本藏《真草千字文》墨迹一本，乃唐时传去者，其笔锋墨彩，纤豪可见。证以陕刻及群玉堂刻四十二行，益见墨迹之胜。此直是永师手迹，无容置疑。多见六朝隋唐遗墨，自知其真实不虚。”最后还赋诗一首：“永师真迹八百本，海东一卷逃劫灰。儿童相见不相识，少小离家老大回。”（《启功丛稿》，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改革开放后，启功有机会亲临日本，并有幸在京都小川家获观原本墨迹。他通过仔细观摩，并以敦煌所出唐代蒋善进临本对勘，更确信为智永真迹无疑。
不过，徐邦达的意见较为慎重或折中：“智永真迹，其他也没有见到过。此本是否就是他手临的八百本之一，还是唐人临写，虽不易确断，但既为《东大寺献物帐》中的东西，那么绝不能后于唐代，则是可以肯定的。同时论书法确实超过北宋薛氏关中刻本，对此自能分晓。”（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湖南美术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日本“二战”后出版的该墨迹复制本多收录杨守敬、日下部东作、内藤湖南和罗振玉四人的题跋或题识，其中二人（杨、内藤）是持唐代摹本或拓摹本之意见者，另两人（日下部、罗）则是持智永真迹之说者。值得强调的是，这些题跋或题识无形中也给该墨迹传播过程中的作者认定问题带来了影响。若翻阅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出版的相关展览图录等，就会发现对该墨迹作者表述不一，时而阙如，时而又冠以智永之名。但总体而言，以显示智永真迹者为多，如影响较大的二玄社刊本、一再重版的清雅堂刊本等均定名为“智永真草千字文真迹”，甚至近年勉诚出版的高仿真复制本《国宝小川本真草千字文》，其内页也明确标注书者为“智永”。
当然，对于现存日本的这一墨迹是否为智永真迹，中日两国学者间至今仍存在分歧，想必这一争论今后还将持续下去。但不管怎么说，作为唯一传世最古的《真草千字文》墨迹，即使尚未能断定其为智永真迹，其价值也无与伦比，堪当重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