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将目光从明快的理性话语转向被现代社会遗忘的、隐藏的非理性文化，已不是什么新鲜举动。但是，多兹（E.R.Dodds，1893-1979）的《希腊人与非理性》（TheGreeksandtheIrrational，1951）却不属于这一潮流。初读此书，沉浸在多兹细碎而迷人的关于古希腊癫狂、萨满、降神术等描述中，很难看出这是一本探求现代人理性行动之书：它以一位在大都会博物馆中抱怨古希臘雕像“太理性了”的年轻人开篇，一举跃入古希腊这个以理性著称的古代文明，意图揭示它未被照亮的暗面。然而多兹发起对古希腊理性主义这一常识的挑衅，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迎合现代读者蠢蠢欲动的猎奇品味。该书结尾处多兹才挑明，他在写作中“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我们自己时代的状况”。

与后古典时期的古希腊一样，这个经历了理性主义的黄金时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开放机遇的西方社会，正见证着后启蒙运动理性的衰退和非理性的蔓延。作者在其生活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体会犹盛。因此，如何以史为鉴，指引现代人更好、更理性地行动？后古典时期的希腊，被多兹作为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一面镜子、一剂解药。为了理解多兹这一贯穿《希腊人与非理性》全书的隐秘使命，我将首先从其人说起。

多兹是二十世纪古典学界最有趣、最具想象力、最不寻常的人物之一。在中学时期，他因与老师作对被叫去校长办公室。校长读了违纪书，然后要求他伸出手掌。然而，让双方都吃惊的是，他的手拒绝移动。多兹说，他对手的奇怪行为感到困惑：“我对这一行为负有责任，但不知为何也没有责任。我将在未来的某个场合回想起它。”多兹再记此事，是他多年后在爱尔兰开往伦敦的邮轮上。船长提议为英国国王祝寿，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只有一个例外。多兹就是那个例外。在他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他的身体又为他做出了决定——它再一次拒绝移动。

这两则遥相呼应的轶事都记录在多兹的自传《失踪的人》（MissingPersons，1977）之中，并被不断提起。它们刻画了多兹两个相互拉锯的自我：一个深谙如何得体行事的习俗自我，和一个召唤他走上相反道路的隐秘自我。两者相互缠绕，共同勾勒出多兹的整全肖像：一个在边界内游走的人，一个张望着异类、未知和超常事物的人，他既不遵循群居道德，也不彻底拥抱异类。他是一位坚定的爱尔兰共和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但几乎全部的智性活动都发生在英国尤其是牛津大学。他年轻时擅长考试，成绩很好，但又带领同伴搞“少年犯”恶作剧（比如绑架校长），并尝试通过吸食大麻发现“宇宙的秘密”。

多兹自称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性主义者”，很早就确立了怀疑论和无神论立场。但和他的导师吉尔伯特·默里（GilbertMurray）一样，人类非理性的所有表现形式意外地成了他一生的兴趣之所在。在一九三六年获得牛津大学希腊语讲席教授（RegiusProfessorofGreek）之前，多兹一直是一名积极的神秘主义参与者，参加心灵感应实验、观察灵媒的降神会。一九三六年后，尽管因讲席职务搁置了这些实地活动，他仍然活跃于英国心灵研究学会（SocietyforPsychicalResearch）。早年间亲眼见证的奇异事件在多兹脑中挥之不去，它们迫切需要获得某种解释的出口。为此，在一九六0年卸任牛津希腊语讲席教授后，多兹立刻接受了心灵研究学会主席一职，开启了随后长达十二年的超自然现象研究与总结。

但是，对神秘经验的长期兴趣并没有让多兹像他的诗人好友叶芝那样，成为彻头彻尾的神秘主义者。他从不准备将自己的判断力置于任何宗教或政治“主义”之下，他从不依靠谁。不过，多兹坦言，他和苏格拉底一样有一位自己的守护神。这位守护神在他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为他做出了一系列从未料及的决定。除了上文的两则轶事，关于是否离开伯明翰大学前往牛津任希腊语教授一事，多兹也认为“是他而不是我最终做出了关键的决定”。而微妙的是，“是他而不是我”的表述，几乎完全照搬了古希腊悲剧《阿伽门农》中主人公对杀女祭神行为的辩词，《希腊人与非理性》也正是以此剧开启首章。多兹在书中将阿伽门农这一疯狂行为归因于邪恶的“超自然介入”，也就是人类意识主体之外的神或精灵。

多兹和阿伽门农在说辞上的巧合，让人不禁联想，是否是他的守护神召唤其向理性主义的边界之外张望。不过，这位守护神绝非荷马时期所谓“超自然介入”的原始心智的延伸，也绝非他用以发泄非理性的私人渴望的借口。多兹曾在自传中明确表态，他并非神秘主义的实践者，而是旁观这样一种经验的思想史家。多兹晚年仍记得，在他拒绝致敬英国国王后，同船的一位老人对他说，不要爱你的敌人，也不要恨他，要试着理解他。这一斯宾诺莎式的告诫后来成为多兹对待生活中一切异己因素的态度，不仅是宗教或神秘学，还包括战争。“二战”时，多兹甚至撰写了一本关于德国纳粹教育系统的册子（MindsintheMaking，1941）。

潜入显露的、随和的日常经验的冰山之下，对他者甚至敌人寻求不偏不倚的客观理解，这实在是常人所不能之事。而偏偏是这一智性激情引领着多兹跨越边界，踏入人类经验的暗面，去呼唤理性主义的乡愁。在这个意义上，理性的非理性主义者是可能的，多重自我的性格也能够融贯。你可以既狂野又谨慎，既不拘一格又清晰而具有学术性;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可以结合;冲向未知世界的同时，也可以留下缜密的思想痕迹。

所以，当多兹惊讶于心灵感应实验中那根自动旋转起来的棍子时，他把自己比作了苹果树下的牛顿。不可思议的自动力背后，他希望洞穿某种科学原理。他希望看到心灵感应被科学证明，因此抓住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而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他坚信人类会回返理性照耀的最初驻地，非理性最终会被驱逐，心灵研究也会走向解体。在《大学和社会中的实验研究》（“ExperimentalResearchattheUniversitiesandintheSociety”，1962）一文中，多兹预测，现有的精神研究在未来将分散到各学科中：超感知觉将成为正常心理学的一部分;意念力将在物理实验室中测量;鬼神附体者身上渗出的物质将由有机化学家分析，产生的方式将由生理学家进行研究;风水师的主张将由地质学家测试。而所谓的超心理学（parapsychology），将成为一块不毛之地。

一边是对前沿科学的乐观预测，一边是对古希腊非理性全面的地形勘探。贯穿多兹两项工作始终的，是他对人类行动之源这一宏大问题的思索：为什么人类要如此这般地行动？为此，人们不仅需要了解理性主义及启蒙运动，还需要掌握人类经验中各种根深蒂固的非理性形式。而多兹相信，认识现代的非理性经验最好的方式，就是回返古希腊。在这个批评标准全然不确定的开放时代，在道德的黄昏的摸索中，伟大的古典作家为现代人提供的不是模型，而是参考点，是纷繁的意见中一个坚实的基础。

《希腊人与非理性》正是这样一个参考。多兹详细探讨了非理性在古希腊错综、多样甚至相悖的展现，它的主要形式可概括为“被入侵的心灵”，如神或精灵的超自然介入、癫狂、梦以及萨满，但也指罪感文化中人们面对世界的无助感和罪感，或宽泛意义上的情感。多兹论证，古希腊传统信仰模式在缓慢而持久的宗教运动中并未断裂与更迭，而是积淀在所谓的宗教“层累堆积体”之中。新信仰的出现没有抹杀旧信仰，它或是吸纳后者成为其一部分，或是与后者并行不悖。宗教堆积体在古风时代末及古典时代有所松动，而即便在理性主义发展后期的希腊化时代，一个完美无瑕的理性时代也没有来临。

由于对理性自由和随之而来的个体责任的恐惧，希腊最终屈服于理性的逃亡。现代社会虽然面临同样的风险，但多兹却发现了希望。古人只能用神话或象征性的语言来描述意识阈值之下的东西，而我们已经开始获得理解非理性的力量、奇迹和危险的工具，从而可以通过理解它在人性中的深刻根源——借助着多兹的勘探学工作，来克服非理性。这一理解的工具，就是多兹在该书前言中所说的，“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之间新近达成的前途无量的结盟”。

最后，尽管《希腊人与非理性》中多数具体观点已被学者抛弃，但它仍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古典学作品之一。英国古典学家劳埃德-琼斯（HughLloyd-Jones）宣称，由于非理性的发现，古典研究的转向从尼采开始，在多兹达到高潮。并且，跨越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受到新的非理性主义威胁的今天，多兹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