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梳理中巴经济走廊面对的主要风险类型，初步探讨了中巴经济走廊应秉持的近期与远景战略目标及其实施构想，并结合中国当前应对中巴走廊风险存在的问题与短板，提出了如何应对中巴走廊风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巴经济走廊风险挑战 大战略 对策建议

一、中巴经济走廊面临的风险挑战

2015年4月，随着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成为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局之作。一时间，大批中资企业赴巴考察，准备和计划在巴投资，参与中巴走廊建设。与此同时，国内召开了多个中巴走廊相关的风险研讨会，对中巴走廊的风险担忧、警示亦不绝于耳。凭心而论，中巴走廊面临的风险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宏观层面的政治、安全风险与潜在的社会文化冲突，具体项目操作层面的运营、管理风险、商业法律风险也都有存在。笔者细细梳理如下：

（一）、政治风险

1、首先是中央政府控制力偏弱与党派斗争：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对下边各省、地区政府的控制力很有限，以巴现政府而言，它真正有控制力的省就是旁遮普省，这也是因为现总理谢里夫的弟弟Shahbaz Sharif在这里当省长，而且谢里夫家族也是从这儿起家的。现任中央政府对信德省的影响力就明显弱一些，信德省是人民党与贝*布托家族的票箱。西北边境省（NWFP）与稗路支斯坦的地方主义色彩更重，用某位巴基斯坦朋友的话说：西北边境省的某些部族除非发生战争时，会向巴中央政府输送兵源外，在日常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基本都感受不到巴中央政府的影子，由此可见巴中央政府对某些地区的管控力之弱。其二，巴基斯坦因为是民选制，每四年政府都有可能换届，每次换届不仅仅是政党官员轮替，也是背后各个家族财团的再洗牌过程。而且在这种选举政治中，各个利益攸关方都有表演的空间。一旦遭遇政府换届或反对党、利益群体示威，之前签订的协议就面临被重新审查甚至全部推倒重来的可能！2018年是巴基斯坦大选年，对于中巴走廊项目巴毫无疑问也是一个重要节点，一旦巴执政党更迭，虽说继任者仍会推行中巴走廊项目，但项目规划、条款将有可能出现重大变化。

2、巴精英层对国家未来发展没有一个清晰的可信服的规划，巴政府部门和不同利益集团行政效率低下、程序冗长，而且普遍存在腐败现象。在巴基斯坦，因缺乏协调和专业精神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交付延迟恐怕是绝大多数赴巴中资企业都要考虑到的一个硬性制约因素。

3、巴各类利益团体组织众多，如工会、各类行业协会等很善于通过各种游说乃至示威游行等手段方式对政府施加压力。

在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偏软和多元化的舆论大环境下，各类来自利益集团的抗议、示威很容易使得巴政府已确定的财政、货币、税收、福利政策发生变化。未来中巴走廊项目无疑也会面对大量此类干扰。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去年九月间，在我访巴期间所入住的酒店外边，其中有几天伊斯兰堡的医生与药师就一直在游行示威，抗议现政府出台取消上届政府允诺给医院的福利政策。第一天巴政府出动军警维持秩序，跟示威者还发生了冲突。随着媒体的跟进，政府发觉这个事件很难短期平定，于是很快就服软，从示威开始短短才三天，政府便妥协同意重新考虑恢复上届政府允诺的医院福利。这种朝令夕改的状况无疑超出多数中国企业之前的想象。

（二）、安全风险

巴基斯坦的“安全风险”是勿庸置疑的，对中资企业与中国公民的安全威胁首先毫无疑问是恐怖袭击，恐怖袭击威胁比较大或者说恐怖主义组织活动比较猖獗的地区主要位于西北边境省(NWFP)与七个联邦直辖部落地区。重要的瓜达尔港位于跟伊朗接壤的稗路支斯坦，这里的稗路支分离主义势力由来已久，与巴中央政府与军方发生过多次冲突，可以预见一旦瓜达尔港及周边项目正式启动，受到第三国暗中支持的当地分离主义势力亦将成为中资公司设施与雇员的安全威胁源。有组织犯罪也是在巴中资企业与公民的一个重要的安全威胁，巴基斯坦最主要的有组织犯罪分布在巴南部信德省的卡拉奇，由于卡拉奇是巴基斯坦的经济中心，它与伊斯兰堡的关系大致相当于北京与上海的关系，而且卡拉奇港也是巴最大的港口，此地的有组织犯罪对民用经济、航运供应链的影响是巨大的。部族宗教冲突主要是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冲突，在信德省与旁遮普省南部，都曾发生过教派之间的血腥冲突。

3、第三国干预风险

美印等国对中巴走廊项目都高度关注，印度还成立了专门智库研究对中巴走廊项目的反制计划。可以预见，未来中巴走廊的重点项目遭遇到来自第三国各种明面或暗里的干扰的概率很高，需要中巴双方都提前有所警惕。

4、潜在的社会与文化冲突

之前中巴关系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仅有少数央企在巴基斯坦有业务存在。央企海外雇员多接受过基本外派培训，但即便如此，仍然发生过某央企中方管理人员因不了解当地宗教文化禁忌进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先例。目前随着中巴走廊项目的逐步启动，大批地方国企、民营企业也包括甚至个体商人都在大批赴巴考察，计划在巴投资经营。这些企业管理者及员工普遍对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传统、复杂的种族关系与民俗禁忌缺乏了解，也缺乏跨文化管理运营的经验，因此个别人因无知和不尊重导致侵犯当地民族宗教禁忌的行为屡屡发生。有旅居伊斯兰堡二十年的老华侨曾当面跟我说：如果这样的中国人以后来得多了，没几年巴基斯坦老百姓非拿刀撵我们不可！中巴走廊项目对巴基斯坦国家与民众有着实实在在的帮助，但如果在这些敏感的细节上中国政府与赴巴国人不加以注意，一旦在巴民众心中造成大面积负面情绪，到时要扭转过来就难了。有旅居伊斯兰堡二十年的老华侨如是说：这样的中国人来得多了，再过几年巴基斯坦民众就要拿刀撵我们了！中巴走廊项目对巴基斯坦国家与民众均有重大助益，但在这些敏感的细节上如不加以注意并提早纠正，一旦在巴民众心中造成普遍负面观感，会毒害到整个中巴关系的民意基础，而且这种负面事件将给第三国可能的间接阻挠（通过环保、劳工的NGO）、乃至巴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提供直接的借口。

5、运营与操作风险

巴基斯坦是一个未经工业化洗礼的发展中国家，民众普遍没有建立工业化时代的职业意识与时间观念，亦缺乏相应的职业技能。现在基本就可以预见未来中巴走廊项目将出现大量因招不到合格雇员或因工作效率低下、沟通不畅而导致的项目延迟履约。对于要承担商业合约责任与成本的中国公司，这无疑将是一个持续造成困扰的问题。

二、对中巴走廊战略目标及其实施路径的思考

基于以上对中巴走廊的风险分析，既然中巴走廊项目面对着如此多的风险挑战，那么一方面我们更应该加强对每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与风险评估；另一方面，即便是对中国已高度过剩的工程施工行业而言，巴基斯坦在经济层面也不是一个最理想的投资目标国，这就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审视思考“一带一路”倡议乃至中巴经济走廊的本质。

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我个人的理解，这是对过去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调整（注1）：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最直白简明的概括是什么？——就是欧美与东南亚华人资本来到中国沿海地区，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廉价成本、廉价资源，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销售到欧美市场。这一模式与路径支持了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种模式已经碰到天花板，欧美市场已趋于饱和，对华戒备抵制越来越强，中国国内制造业成本越来越高，人力资源、土地、环境都难以支持中国经济以过去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企业愈发需要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市场、配置资源。但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成功的案例其实是不多的，除开华为、万向等为数不多的企业外，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过程。这背后的原因很多，除开企业自身的因素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是一个点，但面对的是一个规则位置已经确定的世界体系！单纯以一个点面对别人一个体系、一个面失败是大概率事件，不失败是异数、是传奇。因此，从这一点去理解“一带一路”的实质，那就是未来中国资本、中国企业将在国家的保障体系下，作为一个体系走出去，而且走出去的方向往往刚开始也不会是欧美发达国家，更多是在“一带一路”+“一洲”（非洲——林毅夫语）。而一带一路的第一个试验田就是中巴经济走廊。也就是说，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推进的试点区、成效的示范区和实践的创新区；是中国企业在国家综合保障力量支持下，以成体系方式走出去的一次尝试；也是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一块试验田。

基于此，我们可以对中巴经济走廊提出以下几点战略目标：

1、影响南亚次大陆战略平衡的砝码

2、通过援建承接中巴走廊基础设施项目，带动巴经济增长，改善社会公共治理，帮助巴成为南亚西亚防范极端势力的稳定石

3、获得未来影响中东、西亚的桥头堡——瓜达尔港

4、积累大规模产业转移与援建经验，作为与一带一路更多国家打交道的试验田

第一条是显而易见的，此处不作赘述。第二条——通过援建承接中巴走廊基础设施项目，带动巴经济增长，改善社会公共治理，帮助巴成为南亚西亚防范极端势力的稳定石。应该说从切入点来看，以基础设施与能源建设为重心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增长确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妙用，但最终效果仍有待于进一步观察——首先中巴走廊项目在多大程度上能带动巴基斯坦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能源与基础设施投资确实能拉动一个国家的GDP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但它不是经济发展本身，巴国民经济的长期好转取决于巴自身是否能正确分析形势，制订符合巴国内资源要素优势、可持续的经济规划，并持续有效推进。而这一点，正如之前的风险分析——在巴中央政府能力低下的大前提下，是不容乐观的。其次，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治理改善不是简单的GDP增长就能涵盖的，对于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要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思潮的蔓延，更需要地方政府与基层社区治理有重大变革，而这远远不是中国给予经济援助与中巴走廊项目拉动所能改变的。

第三条，中国获得未来影响中东、西亚的桥头堡——瓜达尔港。仅从港口开发权而论，这一条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现实，但是瓜达尔港要真正发挥作用，变成一个可持续提供支持的基地或桥头堡，还面临着几乎横贯巴全境的交通上的通联、地方势力的安抚与沿线经济社会、安全形势的明显改善。这个挑战将是巨大的。

第四条建立在前几条特别是前两条的基础之上，属于相对更长远的一个目标。因此，这四点都不是简单就能实现的。秉持“不怕困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我不揣浅陋，设想了三种不同的战略思路，供方家批评指正。

第一条思路我称之为保守性介入策略：以已签订基建项目为主，原则上不追加，对风险较大的项目在无把握时不贸然启动，主要依靠巴基斯坦自身力量协调推进项目并提供安全保障。其有利之处在于：1）投入小、风险可控；2）相对低调，有助于降低美国或印度干预的力度。不利之处在于：1）在巴政府能力低下、内部相互扯皮的背景下，投资项目进展效果很可能不理想，对巴经济社会治理实际改善帮助不大，花了很多钱结果煮出一锅夹生饭；2）无法改变巴世俗社会溃败、社会群体日趋极端化的趋势，甚或为未来的极端政权上台提供了本来其不具备的工业化力量；3）对“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有限。

第二条思路是创造性介入策略：在深入分析把握巴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以基础设施、定向援建为纽带，结合文化、军事、经济综合援助带动巴社会重建，帮助巴基斯坦成为穆斯林国家中的现代化样板国家，从而成为中国中亚战略的支轴国家及防止极端势力蔓延的防波堤。

这一思路的有利之处在于：1）帮助巴改善经济、社会、文化综合治理有可能是防御伊斯兰极端势力东进的治本之策，比起未来10~20年在我国新疆边境被动防御是一种更积极的思路，效益与被动防御的意义不同，而且成本与国内被动“维稳”相比，未必完全不成比例；2）新疆经济、特别是南疆现代化的成功取决于巴基斯坦和中亚能否成为其商品与服务的销售市场和辐射区，并作为将东部制造业产品进入中亚西亚的桥梁与窗口；3）一旦在巴成功，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巴国内，有可能对中亚、中东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而且此种模式有可能在非洲甚至拉美复制移植，有可能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现有世界体系内被边缘化和被包围的地缘政治态势。此种思路无疑是一个具有宏大历史想象力的创造性构想。

不利之处在于：1）这一思路财力、资源投入巨大，在中国经济失速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地投入无疑将超出我国的承受能力；2）国内对伊斯兰宗教与文化的认识驾驭能力有限，缺乏帮助其改善社会治理（促进宗教世俗化）的智力资源及人员。3）此种构想也可能超出巴国内政治社会结构能够承受的限度，有可能引起负面反弹；4）可能引起美印激烈反对；

在目前国内东海、南海问题尚未解决，台海问题暗流汹涌，对巴研究与顶层设计尚存在众多不足的背景下，这一构想在目前阶段事实上不可行。

第三种思路我称之为稳妥和积极的策略，核心内容是：1）在已签约项目基础上原则上不追加，但把重点调整放在推进改善巴国百姓民生的民心工程，如市政建设、医院、学校，普惠于巴国民众；2）在经济援助的同时开展人文交流，研究积累帮助伊斯兰教世俗化转型、帮助穆斯林地区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经验，研究在伊斯兰社会如何减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击及社会边缘群体极端化的经验与模式；3）深入分析把握巴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提前研究布局，在巴国内有积极因素出现的基础上，选定基础较好，主观积极因素较强的地区，在条件时机成熟时通过顶层规划、定向援建、当地积极人群发动，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治理改善，以点带面，以期作为巴国整体社会重建的催化剂与样本。

此种思路的有利之处在于：1）动作相对较小，更多取决于巴国内是否存在主客观机遇，属亍稳步推进基础上的“见机行事”；2）以社会、经济、文化综合手段寻找巴国内部积极力量，帮助巴特定地区改善经济、社会、文化综合治理，进而以点带面，有可能是帮助巴基斯坦走出“失败国家阴影”的可行之策。一旦成功，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巴国内，亦有可能对中亚、中东产生广泛的示范效应。

而且待到未来东部热点问题解决，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充沛，对巴研究与顶层设计更为成熟，在巴项目已经取得一定成果经验，到那时中国再应时大举而动，这应该是一个更为稳妥、胜算更高的战略谋划。

就现阶段而言，对于中巴走廊项目规划与推进，宜设定几条底线，以避免几种明显不利的态势：

1、摊子贸然铺得太大，全面开花，在经济上无利可图，政治安全风险、运营维护成本过高，也起不到应有的地缘战略作用，中巴走廊最终变成夹生饭或烂尾楼。

2、在缺乏战略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贸然大规模产业转移，结果既解决不了巴国内贫富悬殊、极端主义势力日趋抬头的问题，而且为未来可能上台的极端主义势力提供原本不具备的工业化能力。

3、应把中巴走廊、中国对中亚战略与美军撤出阿富汗几方面统筹加以考虑——除了美国在中亚的存在外，中国在西部边境最重要的战略考量就是防止中亚西亚未来出现任何有可能导致在这一巨大“巴尔干地区”形成一个新的跨国界的哈里发国家的可能性。考虑到Isis的狂妄野心及其阿富汗和费尔干纳盆地某些教派人士的响应，对此种苗头亦尽早防微杜渐，争取将其消弭遏制在萌芽阶段。否则，一旦形成气候，这将成为中国西部地缘政治安全态势的持续性重大挑战。

三、中国应对中巴走廊风险存在的问题与短板

1、中国对巴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影响有限

原有中巴关系聚焦在政治军事层面，对巴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布局有限。随着中巴走廊项目的大举推进，不单单是央企，越来越多的地方国企、民企甚至个体商人也正在成为中巴走廊项目的重要行为体，这就使得中巴日常交往从原有的政治军事关系更多转向经济与民间人员交流，这些地方国企与民企一方面对巴基斯坦情况不熟，更容易引发各种事端并成为风险事件中受到侵害的一方；另一方面，这些新的行为体所遭遇的风险更多来自社会、经济与安全层面，数量多而且繁杂，很难纳入到以使领馆为主体的传统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所关注的范围。

2、缺乏对巴政商各界利益攸关方的全面深入了解及建立在“知己知彼”上的策略设计。

印度人针对巴基斯坦国家演变的各种情境曾进行过多角度的预测，并针对每种情境对印度的可能影响进行过非常细致深入的分析，并结合对美国的可能影响研判了美国作为第三方的可能反应。毫无疑问，中国外交部门和相关单位亦会组织此类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大多控制在极小知情范围。对于多数中资企业既没有渠道也没有对口机制去了解这些高价值的研判成果。

中巴走廊项目涉及巴中央和地方政府、财团、家族与各种各样的民间社团，其背后既得利益关系复杂，如果中国公司在进入巴基斯坦市场之前不对这背后的各方的利益、立场与意图有清晰地把握，一旦吃亏连原因都不知道是什么！因此，中资企业有必要委托专门的智库或风险咨询公司对中巴走廊相关的利益集团立场及其行为模式分析进行深入地调查研究，更好地了解不同利益攸关方的立场与意图，预测和判断它们可能的行为模式，从而制订自己的因应策略。

3、在巴风险应对主体权责不清

随着中巴走廊项目的大举推进，企业应该是自主应对各类风险的主体，而不是由中国政府、外交和强力部门包办！事实上政府应该而且也只能提供公共服务产品，而不可能为具体的企业提供贴身定制的风险控制与信息支持服务，实事求是地说，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不好！这好比一栋楼，建筑公司的本份是打桩、建设楼体结构和提供配套设施，每个单元房的设计偏好、装修风格、预算应该由各业主自己来决定。但目前的现实情况是多数中国企业往往对国门外的政治安全风险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与风险应对能力，而外交与强力部门在体制上受到各种受限，一方面无法越俎代庖；另一方面，即便针对少数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与重点项目，政府提供的各种信息与风险服务也往往偏重东道国宏观政治、经济、社会层面，对具体企业的针对性不强，也就更谈不上为企业提供不断更新、定制化的风险应对服务了。

以上几点究其根源其实就在于——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中巴两国之间的利益行为主体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国家海外利益保护机制没有及时适应这一变化，在关注重心上仍停留在原有宏观政治、外交层面，在保护主体、保护手段与保护对象以及范围上出现了脱节。

四、综合建议：

1、在政府指导下，以市场为纽带，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官民并举的风险管控模式（注2）

中国驻巴使领馆：

A、定期发布提供东道国整体或特定地区的风险事件与安全形势分析；

B、针对将要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利用领事保护条约与外交渠道进行沟通协调，整合协调企业、智库、风险咨询公司、安保公司等几类行为体的行动；

C、组织智库、商会、专业咨询公司与典型企业代表开展定期交流。

企业层面：

一方面中资在巴企业内部应设立专业的风险控制、安全调查部门，建立适合本企业的风险监测评估应对体系；另一方面，将面临的各种海外具体风险以商业合约转包的方式，交给在复杂地缘政治环境下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风险管理公司、安保公司、私人情报公司去具体应对处理。这是一种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有效模式。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与企业一直也都是这样做的，而且行之有效。

2、建立针对中巴走廊重点项目的风险监测、预警、分析研判体系

简单地说就是针对中巴走廊重点项目的不同建设阶段，分析梳理可能的威胁源，设计建立一个适合巴基斯坦的冲突风险模型与监测指标群。比方说：一个具体项目有可能涉及到哪些利益攸关方？中央或地方政府，社区、NGO，部族、教派？各方的立场是什么？谁会抵制？

以何种方式抵制？是孤立行为还是背后有串联组织？冲突各方可能会采取的具体行动？通过线上与线下地针对性监测，针对性分析评估中巴走廊重点项目可能面对的风险类型、等级，并提出因应对策，从而起到早期预警、事前预防、事中控制的作用。

此体系既可由中国驻巴外交机构牵头发起，也可由具体企业内部设立专门部门建立。如企业缺少此类专业资源与人才，亦可以外包给第三方智库或专业风险咨询公司搭建管理。

3、针对中巴走廊项目开展全面深入地利益攸关方调研与分析评估

这里应该做的工作有两方面，一是与中巴走廊项目相关的巴主要利益集团立场及其行为预测研究；第二是中巴走廊项目所在社区利益攸关方态度与风险识别调研与分析。

4、巧实力与本地化

在巴基斯坦无论是应对政治安全风险，还是要解决社会文化中的不协调，毫无疑问都应该更多借助巴方本国利益攸关方的力量与影响。从这个角度，应该大力鼓励中国媒体、研究机构乃至中国专业风险咨询公司、安保公司与巴方同行的交流与合作。中巴两国政府提供相应的对接沟通平台和早期政策性扶持资金即可。

大量实践证明，此种方式既可以在市场法治框架下有效利用体制内的专业、人脉资源，解决本国企业在海外所面对的数量庞杂的各种常规威胁，满足企业海外信息支持、风险管控的个性化需求；另一方面，也能使得本国的外交与相关部门可以将其精力与资源集中在更能体现国家整体战略利益的领域，从而使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更具有弹性与层次感。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main risk typesof CPEC and intend to make profound exploration onCPEC’s strategic goals andimplement plan&steps, furthermore ,on the base of  the shortcoming ‘s analyzes of China towardsCPEC, this article has proposed an series of tactic suggestion to mitigate CPEC’srisk.

KeyWord: China-Pak Economic Corridor, CPEC，Risk Challenge，GrandStrategy, Tactic Suggestion

注释：

1、此观点系作者最早在《中巴走廊风险评估研讨会》上提出，部分发言内容以访谈形式发表在《环球财经》2015年8月刊。

2、参见央视国际评论2015年博鳌论坛专栏郑刚署名文章《一带一路风险管控应发挥企业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