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六日，本是前清锦州知府豫敬（一八六五至一九三八）收取前院房租的日子。他把北平宅子的前院隔开后，租给了重庆来的康太太。伊在此一连租住了七八年，从未拖欠过房租，委实是个好房客。康太太一家计划近日内搬回重庆，于是提出不再续租，本月租金以“住茶钱”相抵。“住茶钱”相当于租房押金，订立租房合同时暂押房主处，金额一般是一个月租金，可用以抵扣最后一个月的房租。这样一来，豫敬不免陷入忧思。自从民国肇建，他不再食俸，旗人赖以生存的钱粮也没了，只能一直靠着存款利息坐吃山空。房租是他的一大稳定收入，不能迅速出租，损失自然不小。
豫敬隶属满洲镶蓝旗， 瓜尔佳氏， 父亲崧蕃官至云贵总督。一八九六年，他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一九0五至一九0九年间在清政府外务部任职，宣统元年曾接待过日本贞爱亲王等各国要人，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豫敬的宅院位于西城，门前就是马市桥，约在今天的西四一带。根据一九三六年北平市财政局丈量登记的房契，这座宅子共占地五亩三分，即三千多平方米，计有瓦房、平台、灰棚、游廊共八十九间，后又添盖两间，共系九十一间。用于出租的前院计为一等房五间，二等房三间，并附带有一个独立花园。
不过，寻得稳定房客尤其是有能力按时缴纳房费的房客确实不那么容易。虽然陆续有人前来看房，但是直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九日，豫敬才在日记中记录道：“今有人介绍英国人巴克斯，年七十余。原住石驸马大街，今拟租房，看此花园，甚为合意。”不过，这位英国人开出了几项条件：“第一，须订合同几年;第二，屋中铺地板，院中油饰不齐整之处，亦须收什。”光是后一项的开销，大约就在千元开外。两天后，他又派瓦木匠前来查看房屋状况，还想要在现有基础上添盖一小间，并且改变原有的布局结构。种种要求看似苛刻，豫敬却觉得这仍算得上是一件比较称心的便宜事。首先，装修房屋的一切费用，已經言明均归租户担任，只是如果漏水，则由房东负责修葺;其次，虽然房租须酌情裁减，但是再三商议之后，定为每月三十三元，房东负责缴纳捐税。对方当下就爽快地付了定金五元，并说马上请木匠前来动工。相比起此前空置大半年的损失，无疑已经甚为划算了。
租房给外国人，需要房主和租户都具备一定的资质，也必须上报主管机关批准，办理一系列登记手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市政府公安局修正外国人租赁房地规则》规定： 有正当职业的外国人可在本市区内租赁房地居住使用，但不得开设行店公司经营工商业。作为房主，与外国人签订租房合同，首先需要到公安局购买“外人侨居租房之合同”，此外尚要预备相关的调查手续。豫敬也一早做好了心理准备：“总之既租与外人居住，彼又自行修理，如此便宜事，不能不麻烦。”三月二十三日午后，他亲自前往位于“前清吏部旧址”的公安局，“局中卖合同处，系由窗内开一小洞，有人在内，先钱后纸，与胡同之小铺一样。凡买呈纸合同，均在此处也”。他按要求买了“外侨租房合同纸四份，报单一纸”，花费合计二元一角。
接下来的手续，巴先生委托他的中间人、中国人方玉书前来接洽。这位方先生办事牢靠，全权代表巴先生处理一切事务。豫敬与方玉书商妥各项细节之后，先签订了六份合同，官四份，私两份，分别签字盖章。三月三十一日午后，由豫敬再到警察局呈递官方合同四份，报单一纸。这时，才又被告知还必须要作为租客的外国人名片一张。他马上到石驸马大街巴先生寓所找方先生，值其外出，于是请仆人向巴先生要名片一张，又匆忙赶回警察局，将合同、报单、名片一同递上。审批的时间很是冗长，“问何日由何处发还，据云须三四礼拜，交本区发还”。果然，近一个月后的四月二十五日，豫敬才拿到由方玉书送来的、经过公安局批准的合同。
无论租与何人，房屋租赁均需要有铺保。只是一般情况下，仅是房东向租客要求铺保。租房给外国人，除了需要铺保为双方签订的合同进行担保，管辖本区的警察还要上门做实地调查。豫敬向北平市公安局呈递租赁合同后，四月五日，主管本区的分驻所巡官来见，“为英人租房事，须具结保”，铺保需要保证“房主所租均与合同相符”。找到愿意担责的铺保甚是不易，他问了两三家，均不肯出保，不得不恳求自己的另一租户“三义公煤栈”盖上字号戳记，应付了事，交与第一分驻所收讫。哪知审核之下，仍是不合要求，因为合同铺保“元记钟表铺”仅是九等商铺，不合格，非七等以上者方可。幸亏方玉书有经验，“预为改保，当将合同带回，另觅六等铺保加于合同”;并希冀“此合同有双铺保之戳记，总不至再有挑剔”。
豫敬为人谨慎，对于英国租客的改建和装修要求，预先为日后可能发生的纠纷堵住了漏洞：“所要者将来不住时所有添修各事件，均作为房东应有利益，不得拆毁及索价等事，须预先说明为要也。”又专门咨询了熟悉涉外事务的朋友，拟在合同中加入“合同批准后方可动工修理”;“现在租期以三年为限，如续租再立合同定期”等语，以充分保障自己作为房主的权益。
四月二十五日，合同获准，第二天，巴宅已派瓦木匠前来修改屋中装饰，大约须二十余天可以竣工。如此着急，系因英国人目前居住的“张宅卖房期限已满，至五月十五日已过期一月，实无法迁延，不得不赶紧收什”。工程实际费时长达一个月，豫敬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下午新房客英人巴克斯迁来。自二月初七日（笔者按：农历）与方玉书言定租妥，至今七十天，始迁移来居，因工程零碎，极力赶修，甚为草率也。”
二
豫敬的新租客英国人巴克斯，正是《慈禧外纪》（陈冷汰等译，中华书局一九一四年）、《清室外纪》（陈冷汰等译，中华书局一九一五年）等书的作者，著名汉学家埃德蒙·巴克斯爵士（S i r E d m o n d B a c k h o u s e，又译白克浩司、巴恪斯）。巴克斯一八七三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的一个富有家族，一八八六年升入牛津大学，并开始自学多种语言。一八九九年二月，当他因主持海关事务的赫德大力举荐、手持张伯伦的推荐信抵达北京时，据说已经熟练掌握了俄语、日语和汉语。
一九一0年，巴克斯与《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合作撰写了《慈禧外纪》。《慈禧外纪》是清末实际统治者慈禧的第一部学术性英文传记，在英文版出版后的一年半之内，印刷八次，均销售一空，并被译为德、法、日多种文字，长期被西方学者奉为权威史料。书中收录了巴克斯在庚子事变中发现的稿本《景善日记》，作为义和团事件的第一手资料，这部日记的真实性从出版之日起即备受质疑，让中西历史研究者们多年来屡屡撰文展开论辩，聚讼纷纭。庄士敦、戴文达、刘逸生、金梁、房兆楹等著名学者都曾卷入其中。
关于巴克斯在北京的职业和身份，传闻很多。他中文极佳，在北京担任过的官方职务有使馆译员、京师大学堂教员、多家公司的商业代理人，同时又是学者、作家，以及口耳相传中的“英国政府的秘密代理人”，并曾卷入数起诈骗活动。为了厘清围绕于他的个人经历和《景善日记》的诸多疑云，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休·特雷费- 罗珀（Hugh Trevor-Roper）翻阅了大量政府文件和私人书信，为巴克斯撰写了英文传记《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胡滨、吴乃华译）。书中写道，巴克斯的著名丑闻包括以下数桩：他在大学期间过于挥霍，欠下了大量的债务无法偿还，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正式宣告破产，因躲避债权人的寻觅而出国谋求避难;他分别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分两次为牛津大学捐赠了数量惊人的中国古籍，仅第一批二十九箱就让牛津大学的中文藏书增加了将近四倍，一跃拥有了欧洲最好的中文藏书，只是在有意无意间将几部明版书夸大为宋版书;一九一八年，当他有意再次向牛津大学捐赠一部清宫原藏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后续三万卷“著名的宫廷藏书”时，收取了巨额的国际运费以中饱私囊;致命一击来自让他在欧洲学术界声名鹊起的《景善日记》，被前雇主莫理循公开质疑是刻意伪造的一件赝品。
根据传记中的考证，巴克斯屡次向牛津大学捐赠古籍的直接目的，是在母校谋求一份汉文教授的职位。经过数年的努力争取，在几乎胜券在握的情况下，一九二0年，这一职位最终花落另一位学者苏慧廉。历经风波之后，巴克斯再一次离开伦敦，回到北京，慢慢断绝了与欧美朋友的一切联系，离群索居，立志成为一名北京的隐士，将所有的时间用于写作和研究。上文提到的张宅，就是他此前居住的、位于石驸马大街十九号的宅院。这所住宅是一九一二年之后巴克斯在北京的长期住所，非常神秘的是，他将房屋所有权转让给了自己的仆人张和才（音译），一直以朋友或租客的身份居住在那里。更为离奇的是，一九三七年，张和才被人谋杀，此宅急于变卖，巴克斯由此才匆匆搬入豫敬家的前院。
三
根据豫敬在日记中的描述，“巴君身体高大，虽年老而体格雄健，一部长髯及胸”。这与巴克斯照片中的形象基本相符。长须是巴氏的标志之一，他的打扮一直很中国化，常常身着深色的中式长衫，戴中式便帽，按照中国古老的式样在帽子前边钉上一大块玫瑰色的水晶。
在此段时期与巴克斯有过交往的法国出版商魏智回忆说，巴克斯再次回到北京之后深居简出，避免与他本国的人士交往。据说，当他出门时，就派他的中国男仆走在前面，看见任何西方人士时便警告他。如果他偶尔去旧城墙上散步时遇见西方人，他掉头就走。如果他坐在黄包车上碰见西方人，他便用手帕遮住他的面孔。这也与豫敬的观察完全一致，“巴克斯不愿与人来往”，据他偷偷从门隙观察的日常生活状况，“屋中空洞无陈设，亦无桌椅，晚亦不燃灯，仅开一灯，少时即闭。屋中一人，毫无声响。闻饮食一切极简单，甚重卫生，每间数日，由医生检验身体一次”。
不过，在北京生活了三十余年，巴克斯显然极为熟稔中国的礼仪，搬家之前，曾专门送来打扫费用十元，分给豫敬家的下人;在搬入的第一天，他即派方玉书代他前来拜会主人，不过事先言明“因不愿见生人，挡驾回拜”。他的语言天赋，豫敬也不可避免地注意到了：“渠每日看报廿份，中外皆有。”
隱居的生活中，巴克斯沉浸于读书和写作，还以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书法为消遣。他对外宣称的写作计划包括编撰一部大型的中文辞典，翻译他新发现的李莲英回忆录和撰写一部关于清朝皇帝生活的著作。这些工作都建立在广为人知的成就之上：他曾修订过禧在明的《袖珍汉语会话辞典》，掌握了蒙古语和满语，对中国史籍也非常熟悉。为搜集写作素材，杜绝社交的巴克斯还曾向豫敬打听相关的人物信息：“巴先生询问外务部驻俄使臣塔，何名一时记忆不清，至晚始想起系塔什纳，号木庵。伊所问者，系庚子殉难之怀塔布也。”实际上，两人交游圈的交集不少，应该不乏共同话题。豫敬曾在外务部任事数年，接触过当时的英国驻清公使朱迩典，后者与巴克斯之间渊源匪浅。此外，他还继续为领事馆从事着“低稿酬”的翻译工作。与此同时，他也强硬地应对着来自西方的、对《景善日记》的怀疑和批评，坚称“发现《景善日记》的情况就是如我所写的那样，我的整个叙述都是对事实所做的确凿的客观说明”，并准备针对戴文达、刘逸生的文章提起诽谤诉讼。
在巴克斯晚年为数不多的几位西方友人眼中，他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充满生活经历和缅怀往事的老先生”，“手中拿着一杯威士忌酒，这是大夫给他开的药方，用来升高他的血压”。他们多次拜访过巴克斯租住的豫敬宅子之前院，甚至明确给出了它的具体位置：西城羊肉胡同二十八号。他们认为这是一处极好的隐居之所，当然并不清楚房主是何许人：“他居住在一所相当宽敞的、有花园的中国式住宅中，看来生活得很舒适。”它位于北平最为繁华的闹市区，豫敬常常记录自己出门“踏街”，步行到西单闲逛、购物;或信步到北海游园。巴克斯选择隐居在此，颇得大隐隐于市的真谛。
四
巴克斯搬进豫敬的前院后一月余，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冲突顿起，日益严峻，各国驻北平大使馆纷纷邀请本国侨民迁入使馆区。豫敬的日记自七月二十七日陆续记道：“巴先生为英使馆及教会来接其暂避”;“昨日即知今日信息吃紧，英使派人来接巴先生暂为躲避而巴先生不愿前往，又一再催请，始于十一点前去。”豫敬也借由他的行踪来判断交战局势：“唯今日巴先生未归，大约无甚好消息。”“前院巴先生由英馆归家，大约现时不至有他虞。”“各报无甚登载，唯巴先生云：消息仍不佳。恐仍须赴使馆躲避。”根据《北京的隐士》一书所言，巴克斯的刻意隐居让他成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当他出现在英国使馆时登时引起了轰动，英国使馆两位年轻的外交官乍一听闻大名，“几乎向后摔倒”。只是，当北京恢复秩序后，他又一次销声匿迹了。
时局紧张，未来不可预知，但每月按时缴纳的房租起码让豫敬减少了一点后顾之忧，他对巴克斯的入住感到极为宽慰。十一月，北平政府为增加房屋税又来上门调查，豫敬家登记的缴税房屋比实际房屋尚多两三间，房捐因此又增加若干元。他在这晚的日记中写道：“幸而前院春间租与巴先生，否则至今亦不能租出，即或租出，经此事变，亦恐有迁移之虑。虽空闲房屋，亦要照纳，此真不讲情理之尤者也。”
不过， 根据巴克斯的传记和朋友丹比夫人撰写的回忆录，一九三九年八月，日本人侵入了他的住所，将他多年积累的手稿、资料统统付之一炬。这处遭劫的住所，应该就是豫敬租给他的前院。只是豫敬本人并没有亲眼见到此番惨象，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日，豫敬的日记戛然而止。此前数日，他记录自己无意间着凉，浑身无力，食物不能下咽，不得不前往求医。他留下了日记中的最后一句话“陈滞一清，火自降也”，即因病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自一八九九年初次来到北京之后，巴克斯的余生大都在北京度过。一九三九年之后，他先后避居在奥地利公使馆、英国公使馆和一所法国天主教医院，并完成了最后一部文稿、自传体回忆录《满洲的衰落》（书名原为法语，中文版译为《太后与我》）。这部手稿由临终前照顾他的友人、瑞士医生贺普利（R. Hoeppli）保管多年后，辗转交给牛津大学博多莱安图书馆收藏至今。此书披露了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秘密情事，出版之后引发了巨大争议。他曾希望在战争结束后，隐居于西山的一座寺庙度过余生。一九四四年一月八日，他逝世于北京，葬于阜成门外天主教会的查拉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