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独特教育机构，它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组织制度、基本规制、讲学形式，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当然，这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儒家起源于西周专门从事教化的司徒之官。儒家学派产生后，就以重视教育作为自己的文化使命。从先秦的私学，到汉代的太学、精舍，均是儒家学者从事教育活动的专门教育机构。书院则是唐宋经后影响甚大的一种教育机构。

“书院”之名渊源于唐代。唐开元六年时曾一度将皇家藏书、校书之所更名为”丽正修书院”。到了开元十三年，又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这虽然是”书院”之名的开始，但它毕竟只是朝廷收藏、校勘经籍的地方，还不是后来的那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的文化教育组织。在此之后，民间开始出现了许多称为书院的地方。《全唐诗》中，可以偶尔见到一些命名为”书院”之处，如〈题玉真观李泌书院〉、〈南溪书院〉、〈宿沈彬进士书院〉等。此外，地方志中也记载一些创办于唐代的书院，如江西高安的桂岩书院、福建建阳的鳌峰书院、湖南衡山的邺侯书院等。上述这些书院均是为儒家士大夫所创办，其中一些还具备了治学、讲学、会文、藏书等功能，这些书院的出现才真正标著书院的出现。

书院的全面兴起是在北宋。唐五代时期萌芽的书院在宋初受到热心文化教育的士大夫们的重视，各地纷纷创办书院，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已非往日可比。其中一些创办得十分成功的书院还受到了皇帝赐额、赐书、赐田产的特殊待遇。这时涌现出一些著名书院，包括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徂徕书院、泰山书院等，后来还出现了说法不一的”天下四大书院”之说。南宋时期，书院进入到它的鼎盛时期，其显著标志就是它和理学思潮的紧密结合。当时许多著名的理学家如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均创办和主持书院，以书院为基地而形成不同学派，开展学术交流和争鸣活动。这时，书院的文化教育功能、组织制度、基本规制则进一步完善，充分显示了书院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和特色。书院制度成熟与繁荣，逐步并发展成为儒家学术文化、人文教育的基地。

宋元明清以来，那些抱着”人能弘道”志向的儒家士大夫，为了追求独立的学术思考、自由讲学，纷纷创办书院。如元初的宋代遗民、明中叶的王湛心学、明末的东林学派、清代的乾嘉学子等等。书院不仅是他们探讨学术、自由讲学的地方，也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所。同样，那些要标榜崇儒重道、以教为本的君主们，也总是十分重视和支持书院。如宋代皇帝的赐书赐额、元代朝廷的修复书院、清代官方的拔款，均成为他们崇儒重道一项重要举措。

书院的文化教育成就引起后来学者的研究兴趣，书院精神更是获得文化教育界有关人士的强烈关注。在清末书院制度废弃不久，文化教育界就有不少贤哲在致力于恢复书院讲学活动，如三十年代有梁漱溟先生、熊十力先生创设勉仁书院，五十年代钱穆创设新亚书院，都是希望能承传和弘扬书院精神。同时学术界有不少学者也在倡导和开展研究书院，他们详细考订书院的史志，梳理书院的办学沿革，探讨书院的制度历史和学术精神，涌现出一批批的书院研究的成果。

陈复君是一位具有人文理想的有志青年，对书院精神有着强烈的向往。一方面，陈复君决心继承先贤创办书院的传统，弘扬书院的精神，故在台湾创办了多所书院。尤可贵的是，他通过小区大学的教学活动，而力图恢复书院的精神，更是一种使中华文化传统与现代教育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另一方向，陈复君又致力于书院史的研究，他的新着《心灵的学校：书院精神与中华文化》就是他研究书院的最新成果。

陈复君的《心灵的学校：书院精神与中华文化》一书，其学术宗旨与他立志恢复书院制度、弘扬书院精神的抱负有关。所以，这本书虽也详细论述了书院的历史过程和制度沿革，但是作者的兴奋点，却是在“梳理书院的精神，以及他如何反映与传递，甚至创造中华文化”。正因为如此，作者一直以书院的“理想范型”为线索，深入探讨那个独立于官学体制之外的自由讲学，希冀贯通宇宙与人生，追求利济苍生的书院精神，以及这种精神在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表现。

我在岳麓书院供职多年，亦对书院精神充满着期冀和向往。自从和陈复君在台北见面后的一席畅谈，以及读完他的这本新着，对于他这些年来在恢复书院教育、研究书院精神等方面所做的努力，甚感钦佩。笔者愿借这篇小序，再次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注：陈复君的《心灵的学校：书院精神与中华文化》，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