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数年后，地缘政治格局并未按西方预言家所认定的“文明的冲突”方向重构。相反，“零和思维”和“霸权主义”仍然占据全球政治经济的主导。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除了军事干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金融制裁不断加码。实际上，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西方先后对俄罗斯实施了近100轮的经济金融制裁。此次，他们继续坚持以金融制裁为主的导向，对俄罗斯的国际收支、进出口贸易、外汇平衡乃至宏观经济稳定产生了重要的冲击。与此同时，也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严重负面溢出效应。俄罗斯针锋相对、毫不畏惧。双方博弈的手段和杀器颠覆了认知，也敲响了金融安全的警钟，给了我们很多深刻的启示。
启示一：本轮金融制裁的背景凸显了地缘政治冲突中金融强权的必然性，要理解和把握好国家“战略工具箱”，强化国家金融安全保障的战略意识
本轮制裁源于俄乌冲突，实则是地缘政治较量的产物。30年来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合作协同,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它又是一把双刃剑，冲击原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使得世界政治格局更具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俄乌冲突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产生的。俄乌之战，表面是俄乌较量，核心是美俄博弈，实质是国际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金融制裁体现了国家金融权力，既是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对外常用工具，又是大国博弈的有效手段。只要地缘政治冲突存在，金融制裁的存在就具有长期性和必然性。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复杂局面使中国的金融安全环境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充分理解和运用好国家的战略工具，强化国家金融安全意识，迎接当前面临的挑战。一方面，要落实好我国外交战略的总体要求，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和平的崛起中，尽量避免防止纯粹的对抗性冲突。目前,要特别防止地缘政治冲突在亚洲重演，阻止西方社会在亚洲引入阵营对立，拒绝亚洲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棋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可能产生的危机、争端、冲突化解在萌芽中。另一方面，要坚决落实好国家“十四五”规划，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这是应对一切挑战和制裁的不二选择。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和共识。当然，这种发展一定是统筹和安全的发展、是高质量的发展。相比俄罗斯在能源、粮食和军事方面占有的战略优势，这种统筹和安全的发展一定要抓重点、补短板，从而确保在应对挑战中获得有利的地位。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金融已经融入全球，成为与许多国家关系的压舱石。这种密切的、双向的经贸关系，是西方经济难以脱钩的重要原因，更是防止其切割性制裁的关键所在。
启示二：本轮金融制裁遵循的仍是“金融霸权”和“长臂管辖”融合基础上的霸权逻辑,要勇于和善于运用“法律工具箱”，坚持反制裁的措施依法合规
冷战结束后，美国常常以胜利者自居。他们普遍认为，历史的发展和民主化的必然趋势是导致集权体制垮台的重要原因，同时，霸权主义是解决世界上一切问题的根本办法，美国是世界各国国内变革的最终裁判者，应以强权在世界动乱地区强制推行自己的解决方案。于是，美国频繁地将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之上，将丛林法则和霸权主义推行到极致。所以,美国金融制裁的逻辑体现在金融霸权和长臂管辖就显而易见了。美国金融霸权的基础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中心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特别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国放弃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行使金融霸权变得更加任性，将长臂管辖等作为其政治操弄、维护霸权的武器。美国常常打着所谓维护国家安全、国家秩序和人权的旗号，弱化国际法地位，打击竞争对手。制裁不仅仅适用于本土，还延伸到与美国存在各种联系因素的外国机构和个人。
应对这种强权逻辑，只能是在遵照国际惯例和规则的前提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去年，我国出台的反外国制裁法就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我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为了捍卫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也是为了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该法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遵守依《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了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该法不仅解决了阻断的法律依据，及时阻止外国非法制裁可能产生的损害，使制裁不发生效力，而且解决了反制裁的法律依据，对于对方的制裁，可以依法根据需要选择同等制裁或者更严厉的反制裁。该法提供的一系列法律工具，必将成为金融反制裁的利器。
启示三：金融制裁与反制裁的博弈颠覆了传统的金融思维定势，要准确和妥善运用好“金融政策工具箱”，构建准、稳的反金融制裁的阻断机制
此轮对俄罗斯金融制裁的力度是史上最严厉的，而俄罗斯的反击措施也是相当极端的。双方出手态势不亚于一场金融领域的核战争，其影响完全超出想象，甚至颠覆了传统思维定势。
在经济全球化多年后，世界经济金融水乳交融。欧洲对俄难以逆转的能源依赖，相互依存的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决定了这场金融博弈一定是动一发牵动全球。短期看，俄乌经济受到严重打击，欧洲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美国却赢得盘满钵满。长期看，俄罗斯被此轮经济金融制裁压垮的可能性并不大，反倒是制裁者被反噬,全球经济在脆弱的平衡中再次受到冲击。实际上，冻结外汇储备资产、踢出SWIFT系统、金融围猎、冻结加密货币等一系列极端做法，严重冲击着传统金融思维、文明以及秩序, 背离了互联网金融的科技无国界、去中心化、自由交易等原则，最终将被冠以背弃契约精神、摧毁基础规则、践踏民主法治的骂名。显然，这场博弈就是一场地缘政治冲突引发金融安全危机的路演, 活灵活现地为全球敲响了警钟。
基于上述挑战，应对策略一定要做到未雨绸缪，要准确运用一系列金融政策工具组合，保障国家外汇储备安全，强化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抢占数字货币技术高地，建立相对完善通畅的国际收支结算替代通道，降低对美元清算的依赖。
一是对于外汇储备积累引发的“美元陷阱”安全问题，要建立一种动态调整工作机制，对持有的外汇储备资产多元化配置，减少美联储货币超发、高通货膨胀或美元购买力下降、美国冻结中国美元资产带来的风险。同时，这种结构调整要管控好节奏和比例，既要避免被说成将美债变成威胁或打击美国的武器，引发报复或金融制裁，又要避免短期内因大量抛售引发美债价格下跌而蒙受损失。
二是对于禁止使用SWIFT系统和美元清算系统关闭账户，冻结资金带来的安全问题，要通过推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加快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应用，寻求建立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多渠道并行工作机制，要防止金融制裁“核武”造成的冲击。
三是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与美元竞争带来的安全问题，关键在选择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路径，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在美国定义的战略竞争对手的框架中，人民币与美元的竞争更多的体现在战略影响的层面，而非货币功能层面，所以选好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非常重要，减少两者之间不必要竞争。从这点来看，选择“结算—投资—储备—计价”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面临欧美国家的阻力会小一些，结算货币功能由此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石。
四是对于境外上市企业被围猎或勒令退出市场引发的安全问题，现阶段建立双边或多边与政府或金融监管部门的畅通沟通工作机制非常关键。此轮俄罗斯境外上市企业遭制裁和前期中概股遭遇的强势围剿打压的确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支持各类企业到境外上市。同时，要建立与该国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和机制。目前，美欧经济难以与中国完全脱钩，为沟通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完善香港和内地资本市场的建设及相互联系显得更为迫切了。
启示四：金融制裁与反制裁博弈强烈冲击着世界经济金融格局，要选择理性、稳妥的方式，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
俄乌冲突，使经济全球化受到严峻的考验，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也面临着深刻变化。这轮金融制裁无论输赢，都表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出现了紊乱的端倪，美国霸权根基也出现了裂痕，由此导致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面临深刻的变革。
首先，美元霸权必遭反噬。随着美国信用的过度透支和货币政策的任性，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去美元化成为态势。特别是此次俄罗斯采取的卢布反制裁措施，以“天然气卢布”、“黄金卢布”直接挑战“石油美元”。如果其他能源大国效仿，则美元地位将面临严峻挑战。
其次，金融制裁的边际效益递减。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之间的博弈，带来的是全球经济金融无序和混乱，由此很难精确地测算输赢，至多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制裁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同时，以逐利为目的的美国金融资本及寡头也不会放任自流。
第三，美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针对俄乌冲突，美国的一系列行为和表演无不体现“霸权至上”“美国优先”，这必将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联合反对美国，甚至包括西方同盟也并非“铁板”一块，从而使原本模糊不清的世界力量格局得以重塑，美国一霸独大的单极国际秩序将逐渐变成多极化的国际秩序，这就是对冷战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最大冲击。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冲突使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深刻的变化，美元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仍有重要的话语权，同时在《巴塞尔协议》《保险核心细则》《证券管理目标和原则》等重要的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面对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动荡，中国如何化解潜在的金融危机并在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发挥重要正向作用，是考验中国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的试金石。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融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时间不长，短时间内也很难发挥重要决策作用，但我们也不能被动的、简单的融入该体系，更不能教条或全盘接收已有的国际金融规则。要借助于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综合影响力，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改革已有的不合理的规则和制度。比如，我们要继续选择与SWIFT的合作，同时要积极推动SWIFT去政治化，强化其专业和中立的立场。积极建立或升级一些有关区域金融合作的新国际制度，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新兴国家有话语权，并能分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创新的成果，为创造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
（作者系光大银行原副行长。本文根据武健在“人大重阳全球治理论坛（2022年春季）”发言整理。中国社会科学网 闫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