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是对《易经》所作的解释。通过对卦爻象、卦爻辞以及筮法体例的解说，探讨《周易》原理，从而将《周易》升华为一部讲宇宙与人生根本原理的书，成为战国时期的一大哲学思潮。《易传》提出了许多义蕴精湛的哲学命题和思想，其中最为宝贵的，是对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阐述。本文拟就其价值观念作一粗浅分析，希望得到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
一、保合太和
“保合太和”是《易传》提出的最高价值理想。
其《彖传》开篇就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是对乾卦卦辞所作的解释。根据朱伯崑先生的研究，这种解释包括两套语言：一是讲筮法，即解乾卦之象和卦辞；一是表达作者的世界观①。其筮法语言，这里暂且不论。就其哲学意义说，意谓：伟大呀，乾元，使万物赖之以创始化生，并且统贯于天道变化的整个过程。这是对“元”的解释。下文“云行雨施，品物流行”，是说，如同云行雨降，滋育万物，流动而成形，故其德为“亨通”。“大明”指日，“六位”，一说谓上下四方。是说，如同太阳有出有入，六位由此而成，并且因时而乘六龙驾御于天空。这也是对乾卦“元亨”之德的进一步解释。下文“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则是对“利贞”的解释。“乾道”即天道，指天时气候变化的法则。“保合”即保全。“大和”即太和，指最高的和谐状态。意思是说，天道的变化使万物各得其性命之正，万物因而具有各自的禀赋，成就各自的品性；能够保全天时节气的变化极其和谐，风调雨顺，则万物皆受其利而归于正，这也就是乾卦所谓的“利贞”。如果具备以上所说的“元亨利贞”四种德行，就可以促使万物繁庶，政通人和，天下太平，所以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可以看出，这是以“保合太和”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理想。这与《中庸》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也是一致的。
《易传》所提出的“保合太和”的价值理想，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就人与自然界的和谐说，《易传》提出了“与天地合德”说。《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意思是说，圣人掌握了《周易》的法则，其德行就可以与天地、日月、四时的变化相一致。先于天时而行动，对自然加以引导开发，自然的变化也加以顺从；于天时变化既已发生之后而行动，又注意适应。这就是“与天地合其德”，即与自然相协调。其所谓“顺天休命”，“应天时行”，亦是此意。就人与人的和谐说，《易传》又提出了“天下和平”说。咸卦《彖传》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象传》则讲“君子以容民畜众”（师卦），“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比卦）；又云：“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交相爱也”（家人卦）。《系辞传》又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如能做到同心同德，家人和谐，“正家而天下定矣”。就人自身的和谐而言，《易传》则提出了“崇德利用”思想。《系辞传》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知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义”即义理，指事物的规律。“神”指微妙的变化，如《说卦传》所说“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即是说，精研事物的规律，以至于深刻理解其神妙的变化，是为了实用；便利器用，身有所安，也即改善物质生活，是为了提高道德境界。除此之外，皆不必追求。而穷尽事物变化的道理，就是最高的德行。照此所说，是认为，改善物质生活与提高精神境界，是人类生活中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方面，不能有所偏废。所以又说：“夫《易》，圣人之所以崇德广业也。”（《系辞传》）崇德广业，身心和谐，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正如豫卦《彖传》所说：“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朱子《周易本义》注曰：“雷出地奋，和之至也。”照朱熹所说，雷出地奋，作乐崇德，天人协恰，就是最佳的和谐状态。
然而，要达到此种最高的和谐状态，《易传》所强调的是“保合”。就人效法天道的层面而言，这里似乎隐含着一种观念，即通过人为的主观努力，加以保全，不断地进行调控，使之得以长久保持，从而实现“万国咸宁”、“天下和平”的“和之至”的局面。正如泰卦《象传》所说：“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裁成”即加以裁制完成。“辅相”即遵循固有的规律而加以辅助。“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就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物的变化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以成就天地化育万物的功能，使自然与人类相互谐调，共同发展。屯卦《象传》说：“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即象治理乱丝一样，理出头绪，使之由混乱无序变为有条不紊。裁成、辅相、经纶也即“保合”，都是强调只有通过人为的努力，方可达到最高的和谐状态。
当然，《易传》所提出的“太和”价值理想，并不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也不是无原则的混同。相反，它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事物既存在和谐统一的一面，又存在对立斗争的一面，并且在现实生活中，矛盾、对立、斗争、冲突的一面往往更令人触目惊心。所以，《易传》将世间一切事物的根本规律，用“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命题加以概括；并强调“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柔即阴阳，认为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完全是由于其本身存在的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甚至，“阴疑（拟）于阳必战”（《文言传》），阴阳相争，两败俱伤。也就是说，当阴阳两种势力相互配置得当，协调相济，形成一种优化组合，就会出现和谐的局面，从而使事物得以亨通；相反，如果配置不当，阴阳失调，刚柔乖异，就会使和谐的局面受到破坏，以至于发生冲突，从而使事物阻塞不通而出现危机。因此，《易传》要求圣贤君子，既要处理好同中之异，“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睽卦《象传》），和而不同；又要妥善处理异中之同，此即《彖传》所说：“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总之，要以“保合太和”，使阴阳两种势力保持最佳的和谐状态成为其价值理想。
《易传》所提出的“太和”理想，受到历代易学家们的重视和阐扬。帛书《易传》认为阴阳各有其长，各有其失，不可“亢龙”太过，“恒动不中”，“久静不动”，而主张“柔而反于方”，“刚而能让”，“知毋过数而务柔和”。只有“天地相衡，气味相取，阴阳流井，刚柔成□”，方能达到“和之至”的状态（《衷》）。宋代张载以阴阳二气的气化过程处于高度和谐的最佳境地为“太和”，并以《太和》作为其《正蒙》的首篇之作；明末王夫之则以阴阳二气相互吸引，不相悖害，浑沦无间，融为一体为“太和”，此即所谓：“阴阳异撰，而其于太虚之中，合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和之至也。”（《张子正蒙注·太和》）强调“仇必和而解”（《正蒙》），“天地以和顺而为命，万物以和顺而为性”（《周易外传·说卦》），认为只有和顺，才能继善成性，和顺的作用是极其伟大的。这样，经过历代学者的阐发，“和谐”就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天地之大德曰生
在《易传》看来，天地自然或宇宙的价值在于化生万物。此即《系辞传》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最根本的属性就是“生”。生生不息，日日更新，不断有所创造，这才是天地最大的德行，方称得上“变易”，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传》）。惟其如此，方能富有一切。《易传》十分重视天地生化万物的功能，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如《系辞传》说：“天地絪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又说：“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大生”，是说浑沦无所不包；“广生”，是说广阔无所不受。这里从乾坤两卦讲到配天地、四时，就其哲学意义说，也是赞扬天地自然生生造化之功。《文言传》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彖传》亦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卦）；“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解卦）“天地相遇，品物咸彰”（姤卦）。无一不是赞美天地化生万物，使大自然充满勃勃生机的价值。
到得宋代，道学家们将天地生成万物的价值观念推崇到了极致。周敦颐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命题，悟出了自然的生意，“观天地生物气象”；程明道则由此“欲常见造化生意”，明言“天只是以生为道”；邵雍则从中悟到了“天地之心者，生万物之本也”。张载则对“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价值观念，从本体论的高度作了论证：“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复于地中，却是生物。”（《横渠易说·复卦》）有此“天地之心”作为生化万物的本体，方有生生不已，大化流行，而又生机盎然的整个世界。不仅如此，张载还拈出一个“仁”字，以“天地之仁”来界定此“惟是生物”的天地之心。此即所谓：“天本无心，及其生成万物，则须归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经学理窟》）朱熹对此尤为赞赏，认为“横渠谓‘天体物而不遗，犹仁体事而无不在’。此数句，是从赤心片片说出来，荀扬岂能到！”并特别强调“千万记取此（仁字）是个话头”（《朱子语类》卷98）。这样，既确立了天地生物之心的本体地位，又凸显了其人文价值，这是张载对易学价值观念，乃至对宋明理学作出的重大贡献。所以，朱熹又进一步发挥张载此论说：“天地所以运行不息者，做个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物生于春，长于夏，至秋万物咸遂，如收敛结实，是渐欲离其本之时也。及其成，则物之成实者各具生理，所谓‘硕果不食’是已。夫具生理者，固各继其生，而物之归根复命，犹自若也。如说天地以生物为心，斯可见矣。”（《朱子语类》卷71）“生理”即“生生之理”。此以生理解释“天地之心”，为天地生物之本，进一步确证了天地“只是生物而已”的价值本体。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易传》所提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价值观念，其影响是多么的深刻而广远。
三、顺天应人，化成天下
“顺天应人”，“化成天下”，是《易传》关于圣王价值的高度概括。
革卦《彖传》曰：“革，水火相息。……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卦上卦为泽为水，下卦为离为火，水壮则火灭，火大则水息，故曰水火相息。革，即变革。水火相息，即显示出要有所变革。进行恰当的变革，其悔恨则消亡。这正如天地运行，四时阴阳消息一样，或阳长而阴消，或者阴盛而阳衰，方能形成春夏秋冬四时节气的交替。人类社会亦是如此，夏桀无道，汤王放桀，夏灭而商继；商纣无道，武王伐纣，商亡而周兴。这是顺乎天意得乎民心的。所以说，适时加以变革是极其伟大的。其兑卦《彖传》也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而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是说，兑就是喜悦。圣王内刚健而外柔和，使人喜悦地觉得守正有利，如此则既顺乎天意又合乎民心。如能以此种悦民之道引导民众，民众就会忘我劳作；以此种悦民之道使民奔赴危难，民众就会舍生忘死。喜悦之道的伟大作用，就是使民众能相互鼓励啊！这两条《彖》文，异常明确地揭示出：顺乎历史潮流，符合人民意愿，是圣王所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它似乎昭示着，位高权重者必须对上天与民众保持某种敬畏。这种敬畏至少可以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至少可以避免对自然与社会的盲目践蹋、掠夺和破坏。
其贲卦《彖传》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谓：刚强与柔韧相互交错，这是天文。文饰显明而使天下安宁，这是人文。观察天文，是为了弄清节气时令的变化；观察人文，是为了成功地教化天下民众。其恒卦《彖传》又云：“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之情可见矣。”意思是说，日月在天所以能长久地照耀万物，四季变化所以能长久地成就万物。圣人能长久地坚持他的道，从而将普天之下都教化成功。观察这些恒久的东西，天地万物的情况也就清楚了。这两条《彖》文又明确地指出，圣王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化成天下”，创造并延续人类文明。
然而，要真正实现此种“顺天应人，化成天下”的价值目标，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为此，《易传》作者又从操作层面为圣王提供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或规范。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人原则。在《易传》看来，人是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关键，如《系辞传》所说：“圣人之大宝曰位，何守位曰人”。具体说来，其中又包括：“容民畜众”（师卦《象传》），即圣王要具有广阔的胸怀，能够容纳、畜养各种不同的人才，广大的民众。“尚贤养贤”（大畜卦《彖传》），圣王不仅要崇尚尊重贤才，更要厚禄安养，重用贤才，使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厚下安宅”，作为圣王，必须关心下属或臣民的生活疾苦，使他们有优厚的物质待遇，从而忘我效命，这样圣王的地位也就巩固了。
第二，调控原则。《易传》认为，要实现其“化成天下”的价值目标，还必须充分发挥圣王的主观能动性。此即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系辞传》），对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积极加以调控，方能取得成功。其中又包括：“观民设教”（观卦《象传》），“振民育德”（蛊卦《象传》），即巡视四方，设立教化，培育道德，振奋精神。“遏恶扬善”（大有卦《象传》），即遏止邪恶，发扬善道。恶惩善劝，则天下群生安定。“明罚敕法”（噬嗑《象传》），必须严明刑罚，整饬法纪。“节以制度”（节卦《象传》），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对各种关系和事物加以节制，使之有条不紊，顺利进行，不伤财，不害民。“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谦卦《象传》），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取有余而补不足，尽力做到分配公平。如此，则可以“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卦《彖传》），天下也就得到治理了。
第三，自身修养原则。在《易传》看来，圣王素质的高低，修养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化成天下”价值目标的实现。因此，《易传》对圣王自身的修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主要包括：“惩忿窒欲”（损卦《象传》），“迁善改过”（益卦）。“恶盈好谦”（谦卦《彖传》），即厌恶骄满，喜好谦虚。谦逊恭敬则可以得众，万民皆服，其位自存而不失。“崇德广业”（《系辞传》），圣王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扩展自己的功业，从而使天下化成。“革故鼎新”（《杂卦传》），即要求圣王必须具备变革意识，不断改革旧事物，开创新局面，从而使自己的治国大业蒸蒸日上。因此，又必须能够“居安思危”，保持一种忧患意识，防患于未然；做到“与时偕行”，随时变易，与时间共同前进，“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卦《彖传》）。
照以上所说，在《易传》作者看来，只要遵循了这些原则，采取了这些措施，圣王“顺天应人，化成天下”的价值目标，大概就可以得到实现了。
四、致命遂志
《易传》将贤人君子的价值追求表述为“致命遂志”。
困卦《象传》云：“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王弼注曰：“泽无水则水在泽下，水在泽下，困之象也。处困而屈其志者，小人也。君子固穷，道可忘乎？”孔颖达《周易正义》曰：“泽无水困者，谓水在泽下则泽上枯槁，万物皆困，故曰泽无水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者，君子之人守道而死难，虽遭困厄之世，期于致命丧身，必当遂其高志，不屈挠而移改也。故曰致命遂志也。”意思是说，君子观此卦象，受到启发，当处穷困之时，有处穷困之道，其身愈困，其志弥坚，临难不苟免，见危不曲全，宁可舍弃生命，也要实现自己的志愿和追求。此种说法，与《论语》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以及“孔颜乐处”之说颇为接近。所以，自幼“寻孔颜之所乐”的程颐注困卦曰：“如卦之才，则困而能亨，且得贞正，乃大人处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处困，不唯其道自吉，乐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况随时善处，复有裕乎？”又曰：“下险而上说（悦），为处险而能说（悦），虽在困穷艰险之中，乐天安义，自得其说（悦）乐也。时虽困也，处不失义，则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自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程氏易传》）又曰：“君子当困穷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塞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苟不知命，则恐惧于险难，陨获于穷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为善之志乎？”程氏所说“乐天安命”、“乐天安义”，以及“行吾义而已”，也即《易传》所谓“致命遂志”。这就是《易传》及其易学所提倡的，贤人君子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理想。
为切实实现此种价值追求和人生理想，《易传》还对贤人君子，提出了一系列人生基本原则。首先，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是说，君子既应效法天道，自强不息，努力向上，顽强拚搏，永不懈怠；又应效法地道，胸怀博厚，能包容各方面的人，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并使他人与万物各遂其生，各畅其志。其次，要独立不惧，立不易方。大过卦《象传》说：“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意谓，泽水没舟，舟沉水底，象征有灾难之义。君子观此卦象，于衰难之时，卓尔独立，无所畏惧，天下非之也无所顾忌；隐遁于世，其操不改，举世不被理解也毫无怨悔。恒卦《象传》又说：“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方，犹道也。是说，雷动风行，相须相助，乃天地间恒久之象。君子观此卦象，受到启发，于是立身有道，长久其德，持之以恒，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改易。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严不能屈”的独立人格和坚韧不拔的大丈夫精神。其三，要穷神知化，穷理尽性。《系辞传》以精研义理达到神妙的境地，“穷神知化”即穷尽万事万物的神妙变化，为圣贤的最高境界。《说卦传》要求贤人君子：“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意思是说，和顺于天地万物的准则，随事而各得其宜，穷尽事物之理与所禀之性，以至于生命的终极，即充分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性及其变化规律，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神境界。其四，要正位凝命。鼎卦《象传》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是说，君子观鼎卦之象，从中得到启示，则摆正位置，确定本分，恪尽职守，尽心竭力，兢兢业业，从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致命遂志”的最高价值追求。
总起来说，在《易传》看来，天有天的价值，人有人的价值，物有物的价值，天地人物无不具有自己的特有的价值。天地自然的价值在于生化万物，这是一个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过程，其特点在于自然而然，无所主宰，无有休歇，显示出一种客观必然性。圣王的价值在于顺天应人，化成天下；贤人君子的价值在于致命遂志，这是一个自强不息，经纶裁成的过程，其特点在于刚健有为，穷理尽性，与时偕行，它要求人们具有革故鼎新的胆识和能力，表现为某种主观能动性。而人类生活的最高价值理想就是“保合太和”，其中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等等。这些不同的方面相资相济，和同而不相悖害，浑沦无间，融为一体，就是“太和”，即最高的和谐状态。只有和谐，方能使天地万物得以存在和发展，使人类社会得到稳定、发展和繁荣。此种价值观念为中国古代价值学说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和发扬。
注释：
①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第100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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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