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这一重要论述表明，顺应时代发展对中华文化内涵的改造、补充、拓展和完善，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任务。那么，如何全面深入把握中华文化的内涵呢？其一，要有哲学视角，深入揭示文化背后的哲学意蕴。其二，要有时代视角，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揭示传统文化的价值。其三，要有人类文明视角，揭示传统文化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为人类文明作出独特贡献。这就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展开全面深入研究。
中华文化的系统观。系统观是以系统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揭示事物的整体性、关联性、层次性、开放性、动态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观点的体现。系统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和突出优势。中华文化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系统整体。一是本源相通，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宇宙万物皆生于道，道贯万物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二是本性相通，如荀子言“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王阳明言“性一而已”“心也，性也，天也，一也”，天地、万物与人虽然呈现不同的形态，但其本性是一致的，中华文化用阴阳五行之性将宇宙时空、万事万物和社会人生统一了起来。三是地位功用相通，天地万物层次结构分明，各安其位、各有其用、各尽其责。如荀子所云：“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在中华文化视野里，天地万物在各自所处的位置上发挥着作用，没有一物是多余的、无用的、可以随意废弃的。四是运行规则相通，天地万物遵循着共同的运动规律，相生相长、相反相成，普遍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因此，中华文化是“一”的文化，儒释道各家都得出了十分一致的认识，儒家言“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不贰”即一；道家言“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佛家自称为“不二法门”，“不二”亦即一。在中华文化里，从“道通为一”推演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构成中国人的最高信仰追求，为大一统的政治观、家国一体的伦理观、知行合一的践履观等奠定了坚实的本体论基础。
中华文化的矛盾观。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天地万物虽然从本源、本性、功能地位来看是一个和谐整体，但是它们在实存的呈现中却是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事物的这种差异甚至对立带来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中华文化对事物矛盾的存在、运动及其驾驭把握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断，与唯物辩证法很是相通。从现实存在的角度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用阴阳这两个具有对立性质的范畴概括世间一切矛盾的存在。老子深刻洞察事物矛盾的辩证关系，并作了生动描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所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宇宙万物都是相对相反而又相辅相成的。从运行的角度看，事物的差异矛盾引发相互作用而导致运动发展，强弱较量、盛衰转化，“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最终走向反面，这是宇宙万物逃不脱的命运。正因为深刻洞察了事物的这一运转规律，中华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时间观念，孔子被誉为“圣之时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人感叹世事无常而对生活总是抱着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从解决矛盾的方法来看，中华文化充满了辩证智慧，这就是儒释道都十分推崇的中道观念。儒家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道家主张“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佛家主张“二道相因，生中道义”。儒家更是对“中”这一范畴推崇备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并作了精深细微的阐述：“中”并不是不偏不倚的骑墙折中，而是用“诚于中”的至诚无私之公心和“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久久为功之恒心去尽人之性、物之性，进而化育天下。中华文化作为尚“中”的文化，既富于辩证思维，更崇尚正义至上，这是中国人能够接受并准确领悟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化根源。
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人对事物的意义、价值的理解、判断、选择。价值观是文化的内核，信奉和选择怎样的文化，就具有怎样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应该了解中华传统价值观，弄清楚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靠什么来支撑。中国先人认为天地人是一个整体，人生的价值意义与天地之道相通，人应该效法天地，与天地保持同频共振，即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周易》中用分别代表天和地的乾坤二卦揭示了天地之道及君子的价值取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方面，天道刚健，运行不息，君子要效法天道，锐意进取，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精神贯穿于儒、墨、道、法、释各家，只是表达形式不同而已，如荀子的“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墨子的强必“治”“宁”“贵”“荣”“富”“饱”“暖”，不强必“乱”“危”“贱”“辱”“贫”“饥”“寒”；韩非子的“是以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也。故曰：‘自胜之谓强’”；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等等，都从不同角度肯定了自强不息精神。另一方面，广袤的大地厚重包容，君子应效法大地，修养宽厚的德性，以包涵载养万物。厚德载物体现为儒家的仁爱精神，如孟子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体现在老子“上善若水”的包容精神，以及佛家“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救世精神之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孕育了向上向善的中华民族和勤劳善良的中国人民，也成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崇尚劳动创造、追求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核。
中华文化的主体观。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批判基督神学而张扬人的主体性，确立“现实的个人”在哲学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还原社会生活本身。中华文化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首先，中华文化中从根本上说没有对神的信仰，即“子不语怪力乱神”，从古代神话人物到儒释道各家所推崇的圣贤、菩萨、真人等都是人中龙凤而非高不可及的神；中国人也不相信命运的摆布，如“《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中国人的最高信仰是“道”，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而道是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本源、规律、法则，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而把握的，故强调“道不远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学道、悟道、行道以得道，是中华文化崇尚的最高人生价值追求。其次，中华文化高扬人的主体性，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彰显得淋漓尽致。儒家的《大学》提出“三纲”“八条目”，揭示“明德”“亲民”“至善”的目标追求，并指明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标示人皆可以为圣贤、为尧舜；陆王心学更声称“吾心即宇宙，宇宙即吾心”“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通过开掘人之内在本质力量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与儒家大体相同，道家亦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佛家也认为佛就在心中，人人都是可以成佛成菩萨的，将人的主体性推崇到极致。最后，中华文化十分重视责任伦理，强调义务重于权利，不但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还要有对家庭、对社会、对天下负责的担当精神，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担当天下大任的主体精神，这也成为今天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来源。
中华文化的实践观。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人类通过实践获取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和规律，又通过实践把握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的知识和规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两个层面的知识，大体可对应宋代哲学家张载所区分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从中华文化各家思想来看，墨家是属于较为重视前者的一个少数派，提出了著名的“三表”，即一是“本之于”古者圣王之历史经验佐证，二是“原之于”百姓耳目之现实评价佐证，三是“用之于”实际政治运行后的效果佐证。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最重视的是后者，即道德践履。知行合一是中华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它是天人合一这一本体论范畴在人的生命生活中的呈现。《论语》开篇即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强调“学”与“习”（练习、实践）的统一，孔子最称许的好学者不是满腹经纶的学问家，而是能在生活中真正做得好的行动者。后来王阳明将知行合一思想推到极致，他强调知与行的统一，也是针对程朱学派“知在行先”的观点，纠正只“讲之以口耳”的学风。《道德经》开篇即提出“道”与“名”的关系问题，通篇强调“名”如何与“道”相合，因此多处提到“希言”“贵言”“善言”“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非常鲜明地主张少言多行，反对“自是”“自伐”“自矜”的做派。完成佛教中国化的禅宗强调以心传心，拈花一笑的典故表达的是“言语道断”，认为语言不能代替对道的切身体悟，有时甚至是得道的障碍。中华文化将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都视为修养身心的机缘，将所从事的一切职业行当都作为完善生命的平台，而不仅仅是营生的手段，不管是处于怎样的生存境地，都应体悟和践行其中的“道”，即“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这样一种安贫乐道、向上向善的人生观、价值观沉淀为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命底色。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华文化这种过于偏重道德践履的实践观不可避免带有时代的烙印。今天，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改造和创新传统实践观。
中华文化的系统观、矛盾观、价值观、主体观和实践观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反映中华民族把握宇宙社会人生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绵延数千年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要顺应时代呼唤，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
喻立平，系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社科院分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