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1850—1908）闻名于后世，首先是他在1898年应湖南维新官绅黄遵宪、熊希龄的邀请，受聘担任南学会学长，大胆宣传维新变法；其次是他晚年为新学堂编撰《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不遗余力地宣扬今文经学，并成为中国经学的入门读物。至于皮锡瑞的生平详情、思想实况与学术真貌，长期以来并不为世人所知。如周予同先生1928年注释《经学历史》时，就无奈地慨叹：“他的生卒，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承，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作答。”张舜徽先生1991年在《清儒学记》中，更针对人们不识皮锡瑞学术真貌而大声疾呼：“我们认真考虑到皮氏学术成就的全貌，实是通学门庭，在许多问题上，能见其大，能观其通。近人只把他看成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那就太缩小他的作用了。”皮锡瑞生前享有盛名，身后却湮没无闻，虽然可归因于时代嬗变与旧学衰落，却与他的各种著述分散难稽，遗世稿本秘藏难睹，《师伏堂丛书》艰深难懂等大有关系。

令人欣喜的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吴仰湘教授在从事皮锡瑞研究的20余年中，用心搜集皮锡瑞的各种著述与单篇文字，特别是抄录了国内各地图书馆、博物馆收藏的皮锡瑞多种稿本，完成了650万字的《皮锡瑞全集》（中华书局2015年），将现存皮锡瑞著述汇为一编，并以现代方式做了精心点校，为学术界深入研究皮锡瑞、晚清湖南史以及中国经学史提供了极大便利。本文借一斑以窥全豹，仅就《皮锡瑞全集》对全面认识这位经学大师的学术面貌，谈两点看法。

《皮锡瑞全集》

第一，准确评判皮锡瑞的经学成就。国内外研究者评述皮锡瑞的经学成就与思想，大多依据《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个别学者注意到《今文尚书考证》或是《孝经郑注疏》，由此强调他的今文经学立场。现在根据《皮锡瑞全集》，他的全部经学著作中，有《易》类1种、《书》类6种、《礼》类2种、《春秋》类3种、《论语》类1种、郑学类9种附2种、通论群经类5种，可见他博涉群经，成就极广，特别是在《尚书》和郑玄之学的研究中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皮锡瑞除以30卷《今文尚书考证》综集清代今文《尚书》研究之大成，还以《尚书古文疏证辨正》《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尚书古文考实》三种精悍之作，投入清代热闹非凡的《尚书》古文辨伪运动中，完成宋元以来辨别真伪到晚清分别今古的历史进程，在《尚书》学史上足以大书一笔。皮锡瑞的郑学研究更是贯穿一生，他晚年在《经学讲义》底稿中自称：“锡瑞少习郑学，意欲举郑氏诸书尽为注解，以《易注》已有惠栋、张惠言疏解，《书注》有江声、王鸣盛、孙星衍、陈乔枞疏解，《论语》有金鹗、刘宝楠疏解，服注《左氏》有李贻德疏解，纬书残缺难通，乃姑置之，但作《孝经郑注疏》及《尚书中候》《尚书大传》《驳五经异义》《发墨守》《起废疾》《针膏肓》《六艺论》《鲁礼禘祫义》《郑志》《郑记》《答临孝存〈周礼〉难》各种疏证，书皆刊行，以存郑氏一家之学。”（见《皮锡瑞全集》第8册第134页）他耗费心血对郑玄经注大作疏通证明，成为清代精究郑学的专门名家，将清代的郑学研究推进了一大步。由此可见过去对皮锡瑞经学的研究，与他本身的成就相比显得太不相称，更不能以“今文经师”四个字概括他的经学立场，倒是一度与他持论相左的叶德辉，在《六艺论疏证序》中对他的经学成就作了全面评价：“余尝言自汉以来，传孔子之道者有四学。四学者，今文学、古文学、郑氏学、朱子学也……吾友皮鹿门孝廉，好学深思，邃于经术，于余所言四者，皆融洽而贯通之。”（见《皮锡瑞全集》第3册第501页）叶德辉所谓四学，实即中国经学史上先后相继的今、古、汉、宋之学。可见在叶德辉的笔下，皮锡瑞绝非一位晚清的今文学家，而足可称为一代经学大师。回头再看张舜徽批评后人仅把皮锡瑞看作“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真是切中肯綮。

因此，今后研究皮锡瑞的经学，应该全面解读《皮锡瑞全集》所收20多种经学著述，对其《尚书》学、《春秋》学、郑学、礼学做重点考察，深入探讨其治经成就，全面评判其经学立场，弥补以往仅仅引据《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今文尚书考证》等寥寥数书来评析皮锡瑞经学成就与思想的不足，准确判定皮锡瑞在清代今文经学史乃至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

第二，充分彰显皮锡瑞的文史成就。出于科举考试的需要，皮锡瑞从小接受吟诗作文与读史发论的训练，因此工于辞章，娴熟史传。他年少即以文才出名，尤其擅长骈文，喜欢用骈体撰写史论，辞藻工而议论精，谈古论今，才识往往高出一筹，正如他在日记中回忆：“抗论时事，盱衡今古，鄙宋、明之贫弱，慕汉、唐之富强，少作诗文，多是此种议论。”（《皮锡瑞全集》第10册第833页）然而，皮锡瑞的文学才情与史学见解，不幸被他的经学成就所掩，迄今不受学界重视。

根据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和其孙皮名振所编《皮鹿门年谱》，可知皮锡瑞结集成稿或刊刻行世的诗、词、文、史类著述，相继有《师伏堂骈文》2卷（1895年刊）、《两汉咏史》1卷（1895年成稿，未刊）、《宙合堂谈古》1卷（1895年成稿，未刊）、《鉴古斋日记评》4卷（1902年刊）和《师伏堂骈文》4卷、《师伏堂诗草》6卷、《师伏堂咏史》1卷、《师伏堂词》1卷（均为1904年刊）。此外，他还遗有《师伏堂日记》（1892—1908）、《读通鉴论札记》（1900）两种稿本（藏湖北省图书馆）；他的亲友则辑存有《鹿门文稿》《鹿门杂稿》《鹿门诗草》（均藏湖南省博物馆）。《皮锡瑞全集》将以上各种已刊诗文和存世稿本全部收入，还从皮锡瑞师友著述和近代报刊中辑录出一批诗文，可以全面展现他在诗文创作和史学领域的成就。

皮锡瑞的诗词文章，多为叙事、抒怀、写景、纪游、咏史、论古之作，既记下个人的见闻、感受与思想，也折射出晚清波澜壮阔的时局与新旧扰攘的世情，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也有较高的文学艺术性。例如，《师伏堂骈文》收文60多篇，无不骈散交错，文辞清丽，典故庄雅，辞气温厚，议论风发，情蕴渊懿，诵之朗朗上口，思之意绪纷飞，尤其是将经义与辞章冶于一炉，使史论与时事紧密贯通，让人击节叹赏，李肖聃即在《湘学略·鹿门学略》中赞叹“林、苑不能分传，经、文乃合一途”。王先谦辑刻《骈文类纂》时，收录皮锡瑞骈文11篇，在所录8位湖湘文章名家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周寿昌（收文14篇），而多过王闿运（收文10篇），足见皮锡瑞骈文成就之高、影响之大。事实上，根据皮锡瑞的诗文成就，应该推之为近代湖湘文坛大家，庶几名实相副。

皮锡瑞一生嗜好史学，前期为了应试科举，涵泳旧史，剧谈古人，但仍有浓厚的“陈古以切今”的意味，后来为着自强御侮，“披亭林、船山议论，参考历代史事”，形成一条“舍宋明之陋法，复汉唐之良规”的改革思路（《皮锡瑞全集》第10册第883页）。及至参与戊戌维新，皮锡瑞更针对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标榜“不引经书，专讲史事”，以使变法跳出“康学窠臼”（《皮锡瑞全集》第10册第949页）。在晚清新政萌动之际，皮锡瑞又指导私塾弟子日读《通鉴》，详加批注，宣称“今方言变法，尤宜讲求古今通变，汉唐以上何以富强，宋明以下何以贫弱，诚于历代沿革、得失、升降之故了然心目，思所以善变而取法于古，有不必尽学于四夷而自可以强中国者”（《皮锡瑞全集》第8册第411—412页）。可见，皮锡瑞始终坚持“史学经世”，用心讲求古今之变，倡导“善变而取法于古”，反对尽变西法，积极为晚清改革作理论探索。这正是皮锡瑞史学的精华所在。

在晚清千古未有的变局中，湘学既重经世、务笃实，又尚博通、戒门户，因此日进日新，百余年间勃然而盛；湘人也因此从三湘四水间走向五湖四海，叱咤风云，为举世所瞩目。《湘学新报》例言曾指出：“学术为政治之本，学术明，斯人才出。”而纵观上世纪来对近代湖湘文献的整理，陶澍、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谭嗣同、熊希龄、蔡锷、黄兴等政治事功类名人，相继出版了全集，甚至多次增订再版，而像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等学术文化名人，却一直未见经新式整理的全集出版。由此看来，《皮锡瑞全集》的出版，不仅有助于今天全面认识皮锡瑞的学术面貌，也可为近代湘学大师的全集整理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