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在新的征程上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具有严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和丰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内涵。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全体城乡居民的全结构福祉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未来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恩格斯指出，只有实现“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方可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归全体劳动者享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要求。实施先富带后富，“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内在规律。党和政府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经济发展的基础地位。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从社会政策视角看，共同富裕立足于共同权利、生成于共同发展、实现于共同享用。也就是说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利覆盖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享用、共同处置机制覆盖了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社会制度、基本文化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正如邓小平强调的，“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只有公有制才能保障全体人民的共同权利及其实现机制。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洞察，“共同富裕”主要体现为“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共同劳动的成果”“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等。笔者认为，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内涵超出了单纯的物质丰富范畴，而是全国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总体成果，是包括政治权利以及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福利的全结构福祉。如绿色生态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公共环境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德国学者舍尔认为，以绿色经济为基础的生态制度有利于“从少数人的富裕，如个别的人，个别的企业或社会，慢慢地走向全人类的富裕，财富将会获得更为公平与广泛的分布”。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价值可以更广泛转化为人民的共同财富和福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就创造出了巨量物质财富，但为什么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原因在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没有共同权利，所以，资本主义发展成果不可能为全体公民共享，而成为了一种“异化”人类的物，它“在承认人的假象下，无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共同富裕的系列论述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文化“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基调，注定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以培养“财主”品性而自居，而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内在逻辑的进取。所以，新时代的共同富裕不能简单理解为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中和转移，而应该是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全结构福祉。

共同富裕具有历史阶段性渐进逻辑和以需求为基础的差别原则

1953年，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倡“共同富裕”，其是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引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合作化道路而达到城市工人生活水平的过程和结果。所以，共同富裕是个相对概念，“会经历一个由初级共同富裕到中级共同富裕再到高级共同富裕的历史”，在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推进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尽相同的内涵，体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

共同富裕基于的共同权利是一种个人权利集合而成的总体性权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共同权利对个人的保障机制是以机会平等为特征的过程公正和以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为条件的结果公正。所以，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即使进入文明程度极大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每个公民的需求存在差异，福祉在客观上也不是平均分配的。所以，共同富裕无论在哪个发展阶段都不是简单的“均贫富”。基于个人机会平等的过程公正和基于有条件或者有选择差异的结果公正，是最大程度保障公民发展和共享权利的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机制。

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共同富裕始终都是有差别的富裕，这个差别的容忍度有多大呢？在中西方的哲学体系中，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公民都认同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但同时都意识到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伸张会对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产生影响，因此会遇到来自他人的社会容许和制约，即对权利和自由的容忍度。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绝对的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只存在胡适所指出的“容忍的自由”和容忍的权利。同理，共同富裕设置中也存在一种可以容忍的差别。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果差别从过程上是由剥削机制产生，或者从结果上造成两级分化，那么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能容忍的。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首先消灭了剥削和绝对贫困。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也表现出了对绝对贫困的不容忍，通过以福利国家制度或者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政策体系为贫困者提供了基本物质保障和社会支持。西方学者也看到了其中的本质，如阿玛蒂亚·森认为穷人和脆弱群体之所以沦为绝对贫困者，原因在于其可行能力，即“免受困苦的基本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被剥夺。但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只能提供基本生活所需，不能解决私有制剥削根源所导致的财富集中和两级分化问题。

美国学者德尼·古莱（Denis Goulet）认为“美好生活”的根本内容是全面人性的实现，包括“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德尼·古莱同时指出，作为有机体的人为了“丰富自己的存在”，诸如发展感情、欲念、选择等，就必须从自身以外汲取并“拥有足够”财富。在此，“足够”是一个相对性原则的表达，指“于满足人类需要的某些物品数量”的汲取，不一定是法理关系上的独自占有。而且，需要的满足也是存在个体差别的，如“自由”不是无限膨胀的需要，“只是参与他们所胜任的活动领域和满意地施展他们技能所需要的那种程度的自由”。德尼·古莱论证了发展应有的伦理之义，但他无法证明西方社会已经取得了发展实然的伦理之果。

理解共同富裕的观察指标

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推进共同富裕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远景目标。

富裕是人类在比较体系中界定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不但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历时性，更具有当下比较水平的现时性。新时代的富裕在内涵上是全结构福祉，但在操作化测量时，学术界和政策部门一般用家庭恩格尔系数、人均国民收入来观察富裕的程度，用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指标来观察富裕差距即平等水平。其中暗含的假设是，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其全结构福祉也越高；年度收入分配和长年积累财富的基尼系数越大，全结构福祉的差别不平等也越大。

恩格尔系数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一般用来测量从贫困到小康生活水准的变化，2019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降为28.2%，达到联合国20%—30%的富足标准。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41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与富裕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如同年日本和美国人均GDP（略高于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达到40247美元和65281美元。所以，从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国民总收入来看，我国目前处于从衣食住行富足的全面小康社会向富裕社会迈进的阶段。

基尼系数用来测量年度国民收入或长年累积财富的不平等状况。2019年，我国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虽然低于美国2018年的0.485，但持续多年高于0.4的收入差距警戒标准，说明当前我国每年社会生产的分配结果仍然在制造着收入不平等。2019年，我国长年累积的财富基尼系数为0.702，虽然远低于美国的0.852，但明显高于日本的0.626，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积累的家庭财富已经不可小觑。

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初步形成了纺锤体社会结构，也建构了步入初等共同富裕的保护性社会机制，为向共同富裕持续迈进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政策保障，然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依然任重道远，需要全党全社会付出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