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当代中国学术、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五千年中国文明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奋斗历程的总结，又是中华文化愈来愈成熟的明确标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也必然成为“文化自信”理论的重要源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群体中也不乏对“文化自信”进行探讨之人。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论探讨就属于此例。我们不否认，王船山对于文化自信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其局限性表现在低层次的危机，低层次的兼收并蓄，未能完全突破华夏文化优越感的束缚，但对于当代中华文化的复兴仍有其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解决首先就要树立自强自信的精神。1644年明亡，1650年王夫之从王岭外效忠于南明桂王，1652年王夫之离开南明返衡阳奔母丧，随后在湘南各地流亡。1655年在湖南常宁完成了他的政治著作《黄书》。他在书中说：“是故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此以保延千祀，博衣弁带、仁育义植之士甿，足以固其族类而无忧矣。”（王夫之《黄书·宰制》）在此，王船山指出中国有足够的财富，有足够的军力，有足够的智力，中国足够强大，完全可以维护自己的民族、保卫自己的国家。这就是自信。这种自信就是源于对自己文化的信仰。他在《黄书·后序》中说：“述古继天而王者，本轩辕之治；建黄中，拒间气殊类之灾，扶长中夏以尽其材，治道该矣。”我们是继承黄帝以来的事业，我们有着非常强大的文化传统，完全可以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在民族斗争处于低潮、民族前途灰暗不明之时，许多人失去了斗争的信心，王船山的这种自信、自强的思想，无疑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

启示之二：要想解决文化自信的问题就要保持理论的纯洁性，不能被形形色色的伪理论所影响。王船山在《黄书·古仪第二》中历数了汉以下各个朝代的得失，重点抨击了“秦”与“宋”。王船山说：“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秦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如何谋求其一姓政权的长久稳固，其他就不是秦人所考虑的了。王船山又说：“权臣，国之蠹也，而非天下之害也，小则擅而大则篡，圣人岂不虑焉，而《五经》之文无防制权臣之道。胡氏传《春秋》，始惴惴然制之如槛虎，宋人猜忌之习，卒以自弱，而授天下于异族……以在下之义而言之，则寇贼之扰为小，而篡弑之逆为大；以在上之仁而言之，则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故以知胡氏之说，宋人之陋习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政治上的极端自私，致疑忌天下，致使君臣猜忌竟至天下无人可信亦无人可用。这种政治上的极端自私亦源于理论上对《春秋》的误解，或者说是源于理论上的不自信而假借鬼神之说、佛老之言、申韩之术。王船山在《读通鉴论》“汉平帝”条中说：“汉之伪儒，诡其文而昧其真，其淫于异端也，巫史也，其效亦既章章矣。近世小人之窃儒者，不淫于鬼而淫于释，释者，鬼之精者也。以良知为门庭，以无忌惮为蹊径，以堕廉耻、捐君亲为大公无我。故上鲜失德，下无权奸，而萍散波靡，不数月而奉宗社以贻人，较汉之亡为尤亟焉。小人无惮之儒，害风俗以陆沈天下，祸烈于蛇龙猛兽，而幸逸其诛。有心者，能勿伸斧钺于定论乎？”（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对此，嵇文甫是深有研究，他说：“船山宗旨在彻底排除佛老，辟陆王为其近于佛老，修正程朱亦因其有些地方还沾染佛老。只有横渠，‘无丝毫沾染’，所以认为圣学正宗。”（嵇文甫《船山哲学》）王船山以坚守中华文化的本位来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无疑给我们当代文化建设以重要启示。

启示之三：要想文化自强自信就必须兼收并蓄。王船山虽然批判佛道老庄申韩，但并不是一味地排斥除儒家之外的思想流派，而是大量吸收各种思想养分。于佛教，对于其世界观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批判，但却吸收佛教的方法论。对于老子、庄子，王船山也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撰写了《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其目的是：“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见其瑕而后道可使复也。”（《老子衍·自序》）王船山还吸收了西洋文化。他说：“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按近传泰西物理、化学，正是此理。”（王夫之《搔首问》）将泰西的物理、化学当作即物穷理的重要学问，这就初步将理学与西学进行比较，肯定了西学在即物穷理方面的作用。因此，王船山研经史、析佛道、并融理学和心学甚至西洋之学自成一文化大格局，为后代文化创新做了很好的示范。

王船山关于文化自信的认识肯定是达不到当代文化自信理论的水平，但是，王船山对于文化自信的探索毕竟为后来的爱国救亡人士所肯定，其重要内容被吸收。船山思想影响了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钱穆、熊十力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促使他们为中华文化复兴而努力奋斗，也成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信理论形成的重要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