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不仅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且支撑我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一工业品制造大国，但是也呈现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我们就曾积极主动地进行了一系列的积极探索，如延长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调整产业与产品结构、减轻农民税费负担、实施种田财政补贴、扶助“龙头”企业、培育新型主体、鼓励土地流转、支持规模经营等诸多办法，这些努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三农”问题走向恶化，但从整体看，上述做法也显现出了一定的短期性，没有真正转化成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持久“动力”，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发展鸿沟。
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平衡、健康、协调、持续发展，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与优惠政策不断增加对农业、农民、农村的支持与扶助。然而，农业凋敝、农民溃散、农村衰败的势头在一些地方仍然明显甚至突出，包括土地、资金、人才与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非农领域集聚，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现象普遍。今天的农村，很难再看到当年鸡鸣狗叫、儿童嬉闹、耕牛悠悠、炊烟袅袅的“乡愁”景观。传统的农业农村正在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全球历史背景和时代发展趋势洞察农业农村问题
关于农业农村发展之所以遭遇严重“瓶颈期”的原因剖析，多年来一直存在各种纷争，“口水战”不断，但主流看法还是“内因论”。如资源与环境约束问题、组织化程度低下问题、生产方式与增长模式陈旧问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调问题、科学技术推广乏力问题，还有金融政策供给不配套、社会服务体系不完善问题等。这些诸多因素的综合发酵，必然导致我国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农民群体的弱势性和农村社会的封闭性，从而无法培育与依靠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韧劲走上一条内生型的发展道路。
唯物辩证法讲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强调从自身挖“病根”、找“短板”，深刻剖析存在的各种缺陷与不足，从而寻求破解危机、走出困境的有效路径，这种方法无庸置疑。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需要根据时空条件的变化状况来具体分析。“内因论”看起来符合逻辑也有道理，但细想起来其实不然。
如果把世界现代历史的发展进程联系起来综合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当前我国出现的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景况，并非就是农业产业“不争气”或农民自己“惹的祸”。进一步讲，这也不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作为，而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三农”之外的原因，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这一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必然产物，属于现阶段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亦是世界先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遭遇过的历史事实。
自工业革命以来，以机器为手段的社会化大生产按照一定标准即能够程式化地反复操作。工业经济活动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在突飞猛进地增长，始终雄居于国民经济各产业领域比较效益的“制高点”。
农业则不然，很大程度上属于“生命工程”，劳动对象主要是动植物，具有区域性、季节性、周期性、分散性等明显特征和内在规律，且极易受到地形、地貌、环境、气候等制约，只能在自然界给定的环境里进行各种作业。不仅难以规模化经营，也不利于社会化协作。因此，生产资料细碎化、资本与科技含量低、投入大、收益小，抵御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能力弱等与生俱来的许多缺陷性，使得农业自身的生产力水平与工业产业形成巨大悬殊，最终必然在竞争之中形成“落荒而逃”的悲惨格局。
从人性与人权的角度讲，起源于英国的“圈地运动”，其血腥掠夺农民、疯狂摧残农业、恶意破坏农村的罪恶性质当然不容抹杀，但受经济比较效益驱动的“羊吃人”过程创造了两个客观后果：一是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市场化廉价劳动力，有效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二是造成广大农村耕地资源的高度集中，有效适应了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的内在要求。这恰好为之后欧洲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础保障。
城市化也是传统农业与农村社会发生巨变的重要原因。城市的突出优势在于交通便利、商贸繁荣、人口稠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齐全，有利于各种生产要素与社会函数的聚集、培育、流通与配置，导致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与城市在发展进程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20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的不断提挡、转型、升级，整个社会的人口和财富都在加速向城市集中。世界各地的城市数量不仅呈几何倍数地急剧增加，而且出现了超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圈、城市群等很多新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由于城市作为国民经济超常规发展突破口、增长极和中心舞台的主要功能与核心地位日益突显，故城市化必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可阻挡的澎湃大潮。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或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领域，本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也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自然现象。现在的城市越来越绚丽多姿、繁华似锦，到处充满了活力与诱惑。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村人口不断地涌入城市既是不以政府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更是农民群众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
市场化是指以市场作为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等基础性手段的一种状态，主要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自由竞争为路径，以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置和效率最大化为目标。但是，农业产业和农民群体在强大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面前，仍处于弱势，农业生产率比较低，抵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资本偏好投入规模大、回收周期短的产业领域，即流动性越快便越能赚钱。相比之下，农业的流动性慢，回报率低，风险性高，较难得到金融资本的垂青。
因此，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蓬勃兴起，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农村便从此厄运当头，辉煌不再，并且一路坎坷，危机四伏。现在，无论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也不管是传统的个体农户还是新型的经营主体，凡属务农的劳动包括种植养殖活动一般都呈现出不断内卷化的颓势。就算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先进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农业经济看似繁荣昌盛，实际上也都是依靠政府特别优惠的政策扶助，包括各种名目的大量财政补贴，才能艰难地维持其生存和发展。
通过对全球历史背景和时代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农业农村问题的逐渐形成与不断加剧，与时代前进和社会发展中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新冲击相关。甚至可以说，面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空前挑战，传统的农业经济与传统的农村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不能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的发展要求了。
要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应顺势而为
世界性的实践充分证明，人类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分析判断“三农”工作所面临的各种困难，研究制订有关宏观政策，都应充分地承认和尊重这一重要的客观依据。如果我们对形势认识不清，方向把握不准，思想观念墨守成规，不能与时俱进地创新，就算我们通过“举国体制”实行人力、物力、财力的大投入，传统的农业农村也未必能够重现“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良辰美景。如果我们抓不住矛盾的要害，再多文件也无法落地操作，再多的投入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中国“三农”问题的产生，根源并不主要在农业农村本身，而在城乡分治的社会二元结构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农业农村领域生产要素向城市日趋大规模的单向流动，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今日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与发展程度的不充分，也说明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在制度上仍然处在相互分割和相互对立之中。要想彻底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我们应该顺势而为，即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制度体系为突破口，及时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以实现农民市民化为具体目标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上来。重新评估农村的社会定位与功能作用，不断释放生态张力和文化价值，促进农业农村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为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与拓展开辟道路。
笔者认为，国家推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思想精髓，不是以历史上某个阶段的农业农村发展状况为参照物，形成一种农业繁荣、农民富裕、农村进步为主要内涵的具体指标体系，而是面对不断衰败的传统农业和日趋落后的传统农村，通过一系列宏观政策的科学调整和各个微观领域的克难奋进，努力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滚滚潮流。因此，乡村振兴的核心追求和终极目标，就是要尽快脱离中国几千年来传统农业农村的故道，走上一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之新路，谱写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全面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当然，这个宏伟目标需要我们通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
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面对农业农村工作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任务，我们必须认清当前工业化、城市化、 市场化、全球化这个历史大趋势、时代大方向、社会大格局，正确分析、具体解剖、科学判断我国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的阶段状况、本质属性、主要特征及其何去何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换观念，审时度势、因地制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下功夫，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上取得实效，在落实部署、见诸行动上取得实效，探索、谋划、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融合发展、和谐发展的新框架和新格局，以切实推进农民素质的全面改造，农村产业的全面创新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转型。
转自：人民论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