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奈良时代以来，以“神国”“皇国”“武国”自我标榜的“国体论”成为在日本流传既久，影响深远的社会意识。特别是1933-1937年，由国会议员发难，军部、右翼团体、政府、政党与御用学者联手制造的“国体明徵”运动肆孽，“大正德模克拉西”时代的群言堂，演变为昭和初期“国体论”独尊的的一言堂，将日本人驱入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狭窄空间，为急剧的法西斯化和逐步升级侵华战争提供了精神支撑。“国体论”还伴随着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 并衍生出了“八纮一宇”“忠君爱国”“神国神佑”等等魔咒，成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武器。战后，“国体论”被非军国主义化的民主改革所扫除。但其阴魂不散，随着日本在高速发展中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右翼势力乘机活跃起来，重弹战前“国体论”的老调，值得警惕。

关键词：国体明征  国体论 天皇机关说  美浓部达吉

近年来，“国体论”研究成为日本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例如，2019年弘文堂出版藤田大诚的《国家神道与国体论》，着重探讨宗教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2020年的《宗教研究》收录了多篇论文，从思想史、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等视角出发，论述“国体论”的相关问题。相形之下，我国关于日本“国体论”的研究才刚刚开始。给人留下印象的专著，似乎只有2015年庄娜的《日本“国体论”研究——以近代国家建构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外，尚有数篇有关“国体论”或“国体明征”运动的论文。总地看来，相关研究尚需进一步拓展。

1933-1937年，侵华战争逐步升级。其间，由国会议员发难，到军部、右翼团体、政党与内阁联手制造的“国体明征”运动花样翻新，愈演愈烈，导致日本社会舆论从“大正德模克拉西”时代的群言堂，转为昭和初期的一言堂，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急剧加速，推出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群体癫狂的一大奇观。本文拟就大正时代“国体论”面临的挑战、昭和初期“国体明征”运动的演进过程及其与侵华战争的关联作一探讨，请予批评指正。

一、大正时期“国体论”面临的挑战

在讨论挑战之前，有必要简略说明有关“国体论”的相关问题。众所周知，日本“国体论”的“国体”二字，来自中国《春秋公羊传》等中国典籍。“国体论”的原初观念则源自“记纪”即《古事记》（712）和《日本书纪》（720）的《神代》卷。其内容，包括宣扬日本国土由伊奘诺尊、伊奘冉尊（伊耶那岐、伊耶那美）等两尊大神营造，并得到诸神护佑的“神国观”；指认“天照大神”为皇祖神，天皇遵奉“神敕”君临日本，皇位以三件神器为标志，皇统“万世一系”的“皇国观”；强调日本以武立国的“武国观”。以上“国体三观”流行历朝历代，经常在内外冲突之际被反复强调。至江户时代，经国学始祖契冲以及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国学四大人”的理论升华，推出由“神国论”“皇国伦”“武国论”构成“国体论”，强调日本乃大地最早形成之国，国乃“神国”，君为“现御神”，国体“金瓯无缺”，有权郡县全世界。至幕末，再经后期水户学君臣名分论与华夷论的浸染，直接为尊王攘夷运动提供思想武器。

至明治时代，“国体论”正式成型并嵌入天皇制意识形态。其标志主要有三：其一，形成展现“国体论”的国家神道体系。明治建政伊始，大力焕发“神国论”与“皇国论”的活力，标榜王政复古，打造国家神道。1870年明治天皇发布诏书，宣扬“惟神之大道”，使之成为“国体论”的灵魂；1879年东京招魂社升格为官币敕祭的靖国神社，形成以国币、官币神社为根干，都道府县、市町村各级神社配套成龙的国家神道体系，将“国体论”具象化，“敬神崇皇” “忠君爱国”等“国体论”滋生的国家神道理念浸入全社会。其二，将“国体论”写进国家大法。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一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第三条）；“天皇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本宪法规定实行之”（第四条）。 通过上述法律条文，将“神国论”“皇国伦”等“国体论”的核心价值观植入国家大法。其三，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将“国体论”定为教育方针。敕语强调“朕惟皇祖皇宗肇国深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概言之，教育的源头在“国体之精华”， 通过捧读，融入一代代学生的心灵深处，为“义勇奉公”未雨绸缪。

颁宪之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四等奏任官穗积八束著《宪法大意》，对国体作出权威性的阐释。穗积强调“皇位乃统治的主体，国土臣民乃统治的客体，治者与被治者的分界明晰且横亘古今万世”；皇位来自“万世一系的皇统”，皇统“乃展示祖宗正统的皇胤”；强调“大日本帝国与万世一系的皇位相始终，皇位亡，帝国灭，宪法可以修改，国体不能变更”；强调“统治权即国权，天皇总揽统治帝国的主权，君主的统治权即帝国的主权，此乃我国体也”；相反，“国权归属国民之制非我国体”。穗积认为天皇主权为国体，立宪制度为政体，但“将立宪政体理解为目的在于保全自由与权力，则是误解。”经过天皇率先垂范，与御用学者们的宣讲，国家神道化、国家大法化、教育方针化的“国体论”，在明治时代的日本社会牢牢扎下了根。

1912年7月，引导帝国武力崛起的明治天皇睦仁病故，体弱多病的皇太子嘉仁即位，日本进入大正时代。其间，国家的国际地位显著变化、武力崛起为世界级强国，但也纠结于国内外矛盾的交织与激化。在政治上，社会结构随着近代阶级登上舞台而发生变化。1913年2月，长州阀桂太郎内阁在民众踊跃加入的第一次护宪运动冲击下总辞职；1918年的“米骚动”显示城乡民众“以暴挫富”的强大冲击力；1924年5月，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等护宪三派发起第二次护宪运动取得成果，大选获胜，开启为期8年的政党政治时期。经济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经济连年战争景气，迅速实现重工业化与军工企业的现代化，研制作战飞机、航空母舰、坦克、重炮，加紧扩军备战。思想上，社会思潮活跃。宪政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大亚细亚主义、女权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思潮竞相展示其风采，冲击并挑战明治时代的 “国体论”。其中，尤以宪政思潮、法西斯思潮和社会革命思潮为甚。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构成宪政思潮的基本内容，影响最为强烈而广泛，为“大正德模克拉西”提供理论支撑。1897年，美浓部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1899年，赴德、英、法等国留学，研修法学。1902年回国，升任东帝大法学教授。1903年在《法学新报》上载文，质疑穗积关于天皇赦免大权的解释，双方展开经年累月的争论。1912年3月，美浓部出版大部头论著《宪法讲话》，在序文中抨击“借口国体，恣意浪言，鼓吹专制思想，压抑国民的权利”，把矛头指向穗积、上杉慎吉等“天皇主权论”者，引发双方激烈论争。6月，上衫在最大的时论性杂志《太阳》上发表文章，指责美浓部散布国体完全不同于日本的西洋思想，是鼓吹国民主权论，危害国体的“异端邪说”。重病缠身的穗积多次致信上杉，给予坚决支持。

7月，美浓部也在《太阳》上发文予以回敬，索性将“天皇机关说”公诸于世。其要点包括：（1）“国家乃一个在法律上具有人格的团体”。（2）“统治权是属于这一团体人格国家的权利”。（3）“国家乃团体人格者（法人），故与所有的团体相同，日常借助机关开展活动，国家的活动即国家机关的活动”。（4）“国家机关的组织因国家不同而多有异同，依旧其异同而形成政体的区别”。（5）“国家机关中必有一最高机关，若正确表述，通常所说的主权者意即最高机关，依据此一最高机关如何组织，形成君主国与共和国的区别”。（6）“在君主国，君主拥有的统治权并非自身的权利，君主是作为最高的国家机关而总揽国家的统治权，实现并行使统治权的最高权利固然属于君主，但君主不可将这一权力视为自身的权利而享有之，权利的主体不在君主而在国家。”在不触犯天皇主权的前提下，美浓部对帝国宪法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宪政主义诠释。

穗积、上杉等不依不饶，10月，在《太阳》上发文，指责“天皇机关说”来自德国的君主机关说，美浓部是“早就要模仿外国学说来说明我国体”；“国家统治权力的本位在民意，实际上是否认皇位主权”，给美浓部扣上“不懂我国体的由来，不懂历史，不懂前不久宪法制定的来历”的三顶“不懂”的大帽子。

重压之下，美浓部有所退步。1927年12月，其新著《宪法逐条精义》出版。绪论明确述君主主权主义，强调“统治权是属于国家的权利”，但“君主作为国家机关乃统治的最高渊源”，承认君主主权；继而解说立宪主义，认为自西欧传入的立宪主义，与“以日本固有历史为基础的君主主义并立不悖”。正文仍坚持“天皇机关说”的精神实质，其一，主张立宪政治“是依靠国民翼赞的政治”，其“根本主义，就在于民众政治即以国民的公论来决定万机”；强调“包容民众政治”，“君主以民心为心”。其二，“是责任政治”，认为“国务大臣对国家政治担负责任，意味着作为国民特别是作为其代表的议会评论政治，询问大臣的责任”。其三，“是法制政治”， “即国民个人的权利和义务悉由法律规定，行政权和司法权也依旧法律行使”；行政官僚“不得以专断的权力，要求全体国民尽义务，剥夺已经给予的权利”。 在以上论述中，美浓部主张限制贵族院、枢密院等机构的特权，发挥众议院的作用；抑制行政官僚主义，焕发国民的政治主动精神和政党政治的活力，为“大正德模克拉西”提供有益的思想启发。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是勘与“天皇机关说”相媲美的另一宪政主义论说。1909年，吉野作造任东京帝大主讲政治史的副教授。1910-1913年赴欧美留学，系统研究了西方的宪政史、法律学、政治学，重点考察了英国的君主立宪议会制度。旅欧期间，吉野目睹奥地利工人党领导反对物价上涨的示威活动、比利时工人同盟总罢工，痛感民众的力量可用诸实现普选和两党制，转变为宪政主义者。

1913年回国后，吉野被聘任为东京帝大教授，讲授法律学、政治学和近代日本宪政史，经常发表抨击军阀内阁劣迹的文章，为舆论界所注目。1914年4月，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就日比谷公园的群众示威事件，发表评论文章《论民众的示威运动》，针对舆论对民众示威运动的指责，吉野反驳说：“所谓民众的示威运动，是因为政界弊风严重，用正常手段难以解决故不得不举行的示威”，但结果“使民众对政治日益感兴趣，对宪政的发达有某种贡献”，值得庆贺。1915年6月，吉野在《国民论坛》上发表的时论《欧美宪政的发展及其现状》中，首次使用“民本主义”概念。

1916年1月，吉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题为《论立宪本义及其至善至美的途径》的连载文章，阐释宪政的途径和民本主义。吉野认为，“宪政即立宪政治或宪法政治”；宪法即“国家统治的根本法则”，应包括保障人民权利、三权分立主义、民选议院制度等3项内容；宪政的本义在实行民本主义，即“不问法律理论上的主权在何处，在行使主权时，主权者采取重视一般民众的权利幸福和意向”；为畅达民意，则应赋予民众参政权，选举众议院议员，“由议会监督政府，“彻底贯彻责任内阁制度”。吉野强调：“宪政的本义在民本主义，彻底实现民本主义，是以前述各种改革为前提，最终使下院成为政治的中心”。

吉野追求英国式的贵族政治模式，反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暴虐”。在吉野看来，实现完美的宪政，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制度的建立及其运行问题”；二是“一般国民的智德问题”。然而，“如果国民智德的发展程度低下，则只能依靠少数贤人即英雄实行专制政治或贵族政治” 。因此，“民本主义同时也是贵族主义，平民政治同时也是英雄政治。”吉野特别声明，之所以把Democracy称为民本主义而不译为民主主义，是因为“民本主义这个词在日语中是个极为新鲜的用语”，为了防止“与社会民主党强调‘国家的主权在人民’的危险学说发生混淆”，避免引起“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对立，并被误解为站在平民的一方”。吉野在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及写入帝国宪法的“国体”问题，如同美浓部论述“天皇机关说”一样，吉野倡导“民本主义”，也是在不触犯天皇主权的前提下，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实行调整，尽可能地发挥宪政的机能。

由此，不难看出宪政主义思潮的复杂心理：既要利用民众的力量削弱军阀、元老等特权势力，为政党政治开辟道路，又要将民众运动限制在帝国宪法框架之下的宪政主义合法范围内。尽管如此，在藩阀、官僚飞扬跋扈的时代，立宪主义者提出“天皇机关说”和“民本主义”，已经对藩阀政府宣扬的“国体论”构成有力的挑战。勿庸置疑，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提出“天皇机关说”或“民本主义”学说的本身，需要有足够的勇气与学养根基。特别是在1910年“大逆事件”以来，日本思想界陷入沉闷冷寂。当此之际，“天皇机关说”和“民本主义”给大学讲坛与读书界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主流影响积极。

相对于美浓部、吉野温和的“宪政常道”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法西斯理论家的北一辉，1906年自费出版《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对“国体论”展开激烈批判。所谓“纯正社会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由经济正义、社会民主与个人主义等组成。北一辉强调，其“纯正社会主义”既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非卢梭的民主主义，而是由其本人原创。

北一辉从生物进化论与与社会哲学的立场出发，把矛头主要指向宪法权威学者穗积八束，强烈质疑载入帝国宪法的“国体论”。北一辉认为，“万世一系”是个“谬误”，帝位相传并非为日本所独有，英德王室的子孙同样世代延续；因此，“天皇即国家”、“万邦无比的国体”等说法不过是“极其不开化的国家观”，不过是继续提倡“尊王攘夷”。北一辉断言除了穗积，没有其他宪法学者赞成“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认为“天皇与议会均为立法机关的要素”，“天皇并非国家元首”，“并未总揽统治权”等。此时的北一辉视“国体论”为实现“纯正社会主义”的巨大障碍，不惜采用激烈言辞，予以彻底否定。

1919年，北一辉在上海写成日本法西斯的经典《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改称《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与13年前相比较，北一辉对“国体论”、特别是对天皇的认识上，大幅度后退。他寄希望于“国民的天皇”在国家改造中发挥不可取的的作用。他阐释“天皇的本义”，强调必须“明确天皇为国民的总代表，乃国家根柱的原理主义”。为贯彻此一“义理”，则须“遵循神武国祖创业、明治大帝的革命原则，以图宫中一新，罢免现在的宫内顾问及其他官吏，向天下广求辅佐天皇之才”等。北一辉以“辅佐天皇之才”自居，承认神武天皇为“国祖”，表示要循“明治大帝的革命”，推行宫中一新，由“国体论”的批判者转变为维护者乃至策士谋臣。

此外，北一辉还主张“发动天皇大权，在三年间停止实行宪法，在全国发布戒严令”， 废止华族制度、贵族院、《维持治安法》等有损国民自由的机构和宪法精神的法律；设立“国家改造内阁”、“国家改造议会”。对外，北一辉保有国家“开战的积极权力”，向英国、苏联宣战，扩充日本的领土。北一辉所主张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改造，离不开“天皇大权”的支撑。这种在“国体论”的框架下，“发动天皇大权”以实现国家改造的构想，对法西斯下级军官与民间法西斯势力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真正挑战“国体论”，力主废止君主制的政治诉求，来自日本共产党。无论建党初期的《纲领草案》，还是1927年纲领、1932年纲领，尽管对革命性质、途经、阶段、依靠力量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废除天皇制的革命目标始终不变。1922年7月，日共在东京涩谷秘密成立。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日共制订第一个党纲，即《纲领草案》。这个纲领强调日本社会存在前近代封建关系残余，天皇是“最大的地主”；“国家机关掌握在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集团手中”；国家权力具有“半封建特性”。因此，日本革命的性质是先开展资产阶级革命，而后转为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分两阶段完成，第一阶段党的任务是“颠覆天皇政府及废除君主制”，“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掌握这种力量的领导权”，“开辟未来的斗争道路”等”可见，就制度上彻底否定“国体论”而言，在“大正德模克拉西”年代期间，唯独日共最为坚决也最为彻底。正因为如此，日共受到来自日本政府、军警当局的打击也最为沉重。在1922年2月，政府提出《过激社会运动取缔法案》的基础上，1925年4月，政府制定《治安维持法》，重点打击“变更国体”与“否定私有财产”的行为，违者可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1928年再行修改，违者可判处死刑。

二、昭和初期的“国体明征”运动

昭和初期，日本进入新的动荡时期。在国内，1927年的危机尚未过去，192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各种矛盾激化。在国外，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轻易得手以及国际社会的不承认主义，刺激军部、右翼势力把矛头指向华北，持续军事冒险。痴迷“国家改造”的法西斯势力日趋活跃。在维护“国体”名义下右翼政客、学者乘机活跃起来，围剿自由主义、宪政主义、社会主义等进步思潮。在这个过程中，捍卫“国体”成为社会意识法西斯化的指路标，“明征”运动来势汹汹。

概括起来看，1933-1937年的“国体明征”运动，可以共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33年1月-1935年1月，政府、议会与政党呼应，开展外围打击作业。其间，矛头指向“赤色教授”，采取行政手段并动员社会力量，施加足够的舆论压力。1933年1月，贵族院议员、男爵菊池武夫中将与众议院议员宫泽裕等联名要求文部相鸠山一郎采取行动，驱逐大学讲台上“赤色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法学教授泷川幸辰受到指控，其著作《刑法讲座》、《刑法读本》被查禁。斋藤实内阁的文部相鸠山一郎要求京大开除泷川，但遭到拒绝。5月，鸠山根据《文官分限令》，责令泷川停职。京都帝大师生群起抗议政府践踏“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原则的粗暴行为，东京帝大、东北帝大、九州帝大大学师生予以声援。“泷川事件”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后被政府分化瓦解，京都帝大更换了校长，教授辞职、学生罢课的抗议活动戛然而止。在此背景下，3月，众议院一致通过政友会议员久原房之助等提出的《关于教育革新的决议》，要求严加管束教师言论。4月，斋藤内阁成立思想对策协议会，与各省厅协调政策，整肃各种“赤化”事件。法西斯势力闻风而动，为“国体明征”推波助澜。

5月，响应菊池武夫、宫泽裕等发起的攻击，法西斯团体大日本生产党创始人的铃木善一提出《日本主义建设案》，主张（1）在思想上清除个人主义、崇洋倾向和赤化趋势，宣扬“皇国意识”；（2）在政治上进行“遵循亿兆一心、一国一家政治大本，辅翼大政”的改革；（3）在经济上建立“将一君万民、一国一家国体精神社会化”的“皇国经济组织”，限制世袭财产、私有土地，金融国营化，“将满洲国作为与内地日本同一个经济单位，加以统制”；（4）在军事上“拥有执行大陆政策和作为大亚洲同盟盟主任务的实力”；（5）在国际上，宣扬“皇道”伸张“国威和国权”，强调“日本永远拥有指导和保护满洲国的义务”，“使支那建立有统制能力的政治组织”，今后绝不与欧美缔结“非对等的裁军条约”，向美俄中法英等“大地主国家”，要求“公平分配土地和资源”等。

6月，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讲师、法西斯主义鼓吹者半田敏治发表《皇国日本重建案大纲》，叫嚣“彻底实行天皇政治，以妥善处理皇国现在及将来来自内外的危机，在数年后可以预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祸中拯救皇国，以辅翼与天壤无穷之皇运，向实现皇国历史使命迈进”。为此，半田主张“发扬国体精华，实现君民一致的强有力政治，排除议会中心的政党政治”；“彻底纠正金融资本主义”，推行“以大亚洲主义为基轴”的外交政策，“国民皆兵”、“完备国防”，“明征国体观念”等；据此，设计以“发扬国体精华”为导向，建立“天皇政治”的思想原理和具体国家改造的蓝图。

7月，思想对策协议会提出《内阁思想对策协议会及其决定对策》，宣布思想引导的方针是“鉴于国民中动辄有迷惑于不稳思想者，故需阐明日本精神并彻底普及所有社会层面，以努力振兴国民精神为根干”；强调“严厉取缔不稳思想的人与物，完善对不稳思想加以防范和镇压的思想取缔方针”；同时进行社会改善，清除产生不稳思想的政治、行政、经济原因。为此，在内阁首相监督下，由内务省、司法省、文部省及陆海军选定的人员组成思想对策委员会，提出建议，负责实施。前述“对策”要求大学教育“注重人格教育，防止教育的功利化”；师范教育“讲究提高学生的见识与道德操行的方法”，强调“重视德育”，修身、国史课的讲授突出“日本精神”，彻底排除教员队伍中的“不稳思想者”。

8月，思想对策委员会提出《思想指导方策具体方案》并报告内阁。首先，建议在中央设置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内设研究部、事业部，引导研究或指导大中小学教师、研究生开展“日本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在各都道府县也设立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的支所，接受知事的检查指导；支持宣扬“日本精神”的出版物，奖励在乡军人团、消防组、妇女团体、青少年团体、教化团体的活动；在工人和成人教育中持久开展相关的活动，言论界、企业界给予援助。其次，委员会要求搞清楚“不稳思想”的本质、产生和传播的原因、“不稳思想”影响下的运动状况及其对国家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强调以“日本精神”批判并克服“不稳思想”。至于什么是“日本精神”，方案并未详加论述，仅仅作出“国家的指导原理”、“敬神崇祖之美凤”等源出“国体论”的归纳。语焉不详。9月，委员会提出《思想取缔方策具体方案》，强调对“变更国体”或“否认私有财产制度”的“犯罪”加重刑罚，“充实强化检查机构和特别高等警察机构”，“严厉取缔危害国民道德根本的言论和著作”等，加大钳制思想的力度。全面宣扬“日本精神”，肃清“不稳思想”全面、持久的展开，毒化了社会的氛围，形成围剿进步思想的政治高压氛围。

2、第二阶段：1935年1月-1936年2月，在维护“国体”的名义下，重点围剿“天皇机关说”。1935年1月，右翼团体“国体拥护联合会”散发小册子，指责提出“天皇机关说”的美浓部达吉“紊乱国宪”。2月，菊池武夫在贵族院议会上以美浓部的《逐条宪法精义》为例，指责“天皇机关说”否定了“国体”和“君主”，顺便给美浓部扣上“学匪”、“叛逆者”、“谋叛者”等政治大帽子。6天后，美浓部在贵族院回击菊地。美浓部说，菊池要么未读过《逐条宪法精义》，要么没有读懂，其指责缺乏事实依据。美浓部说，宪法关于“国家统治大权属于天皇”的规定，在日本是个常识问题，也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即“以日本国体为基础的君主主权主义”，与“西洋文明传承下来的立宪主义要素”的结合。美浓部重申了“天皇机关说”的真谛，说“国家元首”即“国家的最高机关”，系指“国家的一切活动，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均来自天皇之最高源泉”。美浓部说，国家“即法律学用语所说的法人，天皇即居于此一法人国家元首的地位，代表国家，总揽国家的一切权力。天皇按照宪法所采取的行为，即具有国家行为的效力”。实际上，美浓部强调“天皇机关说”并未否认天皇在宪法框架内的至高无上地位，承认天皇总揽国家统治权。尽管美浓部作出了解释，其抗辩也在贵族院赢得了掌声，但军部、右翼和政党照旧不依不饶，愈加起劲地围剿“天皇机关说”。

3月，众议院一致通过政友会、民政党、国民同盟等3党联名提出《国体明征决议案》，宣称“明征国体本意、人心归一乃目前最大的要务”；要求“政府必须对我崇高无比国体不相容的言论，应立即采取断然措施”。4月，军部就“国体明征”问题表态。教育总监真崎甚三郎向陆军传达《训示》，内称：“神圣建极垂统，列圣相承君临神国，天祖神敕炳如日月，万世一系之天皇作为现人神为国家统治主体，实乃不容置疑之建国大义，我国体崇高无比，崭然冠绝万邦之所由即在于此”。《训示》又说，“我军队有天皇亲自统率，是以皇军以天皇的大御心为心，上下一体、脉络一贯，令行禁止于唯一的大命，此乃建军之大义，皇军威武之源泉也”。据此建国、建军的“大义”，《训示》要求发扬“军人精神”、“辅翼皇猷的大义”，“坚持国体尊严、建国本义不动摇”。《训示》指责 “以国家为统治的主体，认为天皇乃国家之机关”的“天皇机关说”是“谬误”，与军人的“信念和根本立场不相容”，要求官兵杜绝其影响。《训示》还要求从事教育者加强钻研，坚定信念，军民一体，共同维护国体。民间右翼势力闻风而动，东京都、京都和大阪2府、北海道和32个县的国体拥护联合会、皇道会、黑龙会、在乡军人会等140余个民间右翼团体，或举行集会，或散发小册子，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罢免美浓部及其支持者的公职。

为推进“国体明征”，司法手段也派上了用场。美浓部被告上法庭，其《逐条宪法精义》、《宪法撮要》、《日本宪法的基本主义》等三部著作遭到查禁。文部省训令各地各级学校开展“国体明征”活动，清除“天皇机关说”影响。严令之下，京都帝大法学部责令持“天皇机关说”立场的教授渡边宗太郎停止讲授《宪法讲座》。5月，高等文官考试委员会取消美浓部达吉、渡边宗太郎、野村淳治、宫泽俊义等人的委员资格。田畑忍的《帝国宪法逐条要义》、森口繁治的《帝国宪法论》等34部著作，也因持“天皇机关说”的立场而被勒令绝版。重压之下，学术界噤若寒蝉。

7月，国会再次出面施压，政党予以配合。政友会议员总会发表声明，要求排除“天皇机关说”。8月，冈田启介内阁发表《政府关于国体明征的声明》，内称“我国体依据天孙降临之际下赐之神敕而得以明示，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宝祚之隆，与天地无穷。因此，颁发宪法的上谕宣示曰‘国家统治之大权承自祖宗，传诸子孙也’；宪法第一条明示曰‘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大日本帝国统治之大权确属天皇乃是一清二楚”。声明把矛头指向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强调“若统治权不属于天皇，天皇是行使统治权的机关，则完全违背了我万邦无比的国体本义”；重申“政府将愈加效力于国体明征，以期发扬其精华”。在乡军人会等右翼团体响应“国体明征”运动，举行有关时局的全国大会，在通过的宣言中，集中攻击“天皇机关说”，同时指责政府处理不力。

9月，美浓部辞去贵族院议员的职务，从政界隐退，起诉也因此延期执行。军部和右翼势力继续施加压力，将“国体明征”运动引向施压政府、排除政敌的方向。美浓部的恩师、枢密院议长一木喜德郎受到牵连，其宪法学说也被追究。10月，备受压力的冈田内阁发表第二次《声明》，提高了对“天皇机关说”的处置力度。《声明》申明“天皇乃我国统治权之主体，乃我国国体之本义，帝国臣民绝对不动摇之信念”、继而，将矛头指向“天皇机关说”，甩锅美浓部，说“随意援引外国事例比拟我国国体，以为统治权主体非天皇而是国家，天皇是国家机关等所谓天皇机关说违背了我神圣之国体，其歪曲国体本义无以复加，必须严加芟除。政教及其他百般事项，要基于万邦无比之我国体本义，并显扬其真髓。”政府的《声明》撇清了与“天皇机关说”的关联，置美浓部于“严加芟除”的危险之中。1936年1月，内阁法制局局长金森德次郎被扣上“天皇机关说”论者的帽子，被迫辞职。2月，法西斯暴徒小田十壮登门刺伤美浓部，刻意制造恐怖气氛。实际上，特别是在“国体明征”运动的第二阶段，接连发生刺杀军务局长永田铁山、“二二六”兵变等血腥事件，展示该运动背景复杂与充满暴力的特点。

3、第三阶段：1936年3月—1937年3月，由政府为“国体”定调，在社会上强力推行“国体论”的思想灌输。1936年3月，号称“军部工具”的广田弘毅内阁执政，内务省通告禁止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游行，取消了“大正德谟克拉西”仅存的成果。5月，恢复陆海军大臣与次官的现役武官制；8月，召开五相会议制度，集中权力，增强军部大臣发言权。五相会议通过《国策基准》，决定在外交上展现“皇道精神”，伺机“南进”。广田内阁加紧扩军备战，不断扩大在华北的侵略，推行“准战时体制”。10月，在文部省教学局的主持下，教学刷新评议会举行讨论会，加紧炮制宣扬“国体论”的出版物，以供教学与社会教化之需。11月，日本与纳粹德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大力推进西斯化。

1937年2月，林铣十郎组阁，继续推行广田内阁的内外方针，扩充军备，组建“军财抱合”的战时体制。3月，文部省教学局向学校和社会教化团体颁发小册子《国体本义》，首次以政府的名义提出“国体论”的标准释义，总结为期4年的“国体明征”。在《绪言》里，说明开展运动，增进“国体自觉”的原因，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诡激的思想，归根结底是构成西洋近代思想根柢的个人主义”，在今日欧美，“抛弃本来的个人主义，全体主义、国民主义勃兴，法西斯纳粹抬头，无论在欧美还是我国，个人主义均行不通”。因此，必须“真正返回我国独自的立场，阐明万古不易的国体”，要求国民“在看透西洋思想本质的同时，真正体会我国体之本义”。

在正文中，《国体本义》将“国体”定义为：“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敕而永远统治，此乃我万古不变之国体”。同时，以公权力的立场解释《教育敕语》中的“国体精华”，即“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体圣旨，发挥恪守忠孝的美德，此即我国体的精华”。《国体本义》强调臣民拥戴天皇，“既非所谓义务，也非服从统治力，而是难以抑制的本心显现，渴仰随顺地以身侍奉至尊。”通过这种强调，“国体精华”就由“皇祖皇宗肇国深远、树德深厚”与“我臣民克忠克孝”双方构成的“国体精华”，转变成臣民单方面的“克忠克孝”

《国体本义》围绕“万世一系的皇位”，一方面，强调“神敕”神圣无比，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世世代代即位，永久不渝之大本”；另一方面，强调“天皇出自万世一系的皇统，此乃肇国之大本”，尽最大可能地发挥“神国论”“皇国论”的效应。5月，文部省印制20万部《国体本义》，散发给各地学校和社会团体，用“国体论”统一国民思想。随着“大正德谟克拉西”理论支柱之一的“天皇机关说”被剿灭，“国体论”、“家族国家论”等宣扬天皇绝对权威的谬论畅行无阻，钳制并压缩了日本社会的思想空间。军部和右翼势力的舆论影响力倍增，加速思想上的法西斯化进程。

三、“国体论”的喧嚣与侵略战争

经由“国体明征”运动而膨胀于社会并深入日本人头脑骨髓的“国体论”，对此后的历史进程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概括起来看，主要包括：

第一，为法西斯化提供精神支撑。日本法西斯势力构成庞杂，政见多歧，层次互异，仅在军内即有以毕业陆军大学、手握重权，主张以外制内、有秩序地推进法西斯化的高级军官“统制派”；出身士官学校的中下级军官组成“皇道派”，强调以内制外、自下而上地实现法西斯化。然而，在选择“国体论”为推行法西斯化的旗帜与思想武器方面，却出现罕见的一致，显示了“国体”意识与法西斯化的内在逻辑关系。

1932年1月， 法西斯团体昭和皇政维新促进会抛出《昭和皇政维新国家总动员法案大纲》，主张“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教育、外交、国防等各部门，基于国体原理，彻底实行重建”；呼吁在天皇之下设置戒严司令部，实行国家改造。所谓“国体原理”，无非是写入帝国宪法或《教育敕语》的“国体论”，即穗积八束等再三强调的“天皇总揽统治帝国主权”的“国体”解说。践行“国体原理”、“彻底重建日本”主张，转化为法西斯军人的流血政变。

一时间，“国体论”竟成为血腥暴行的最大由头。在重申“国体”与“清君侧”的旗号下，1932年2月，民政党竞选委员井上准之助被刺杀；3月，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长团琢磨又被刺杀。法西斯团体血盟团展开“一人一杀”的疯狂行动，东京的氛围诡异且紧张。5月15日，法西斯少壮派军官联络爱乡塾等民间法西斯团体发起流血政变，践行“皇政维新”和 “国家改造”。结果，暴徒杀死首相犬养毅，袭击政友会总部、三菱银行、东京变电所、警视厅等处。同时，沿途散发《告日本国民檄》，叫嚣“杀掉君侧的奸臣！杀光国民之敌现有政党和财阀！”呼吁“在陛下的圣明之下，重归建国精神”， 建设“维新日本！”檄文中的“天皇圣明”与“建国精神”等语，不过是“国体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法西斯军人铤而走险的“五一五”事变很快被挫败，元老、重臣与军部暗中操作，退役海军大将斋藤实出面组成“举国一致”内阁，历时8年的政党政治沦为法西斯政变的殉葬品。

随着“国体明征”运动的持续展开，“国体精华”“肇国大本”“亿兆一心”“拥戴天皇”等源自“国体论”的意识弥漫日本全社会，特别是在军内急剧发酵。除非常手段难以出头的“皇道派”痴迷“国家改造”，愈加尊崇“国体论”。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法西斯军人发动血腥的兵变。20余名青年军官指挥1400余名士兵，杀死前首相斋藤实、高桥是清以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占领首相、陆相官邸，陆军省、参谋本部、警视厅等要害部门。

在兵变头目、陆军大尉香田清贞呈交给陆相川岛义之的《蹶起趣意书》，将暴行美化为建立“万世一系天皇陛下统帅下的举国一致体制”和“八纮一宇的国体”，必须清除“破坏国体之元凶”；应付外来危机，实现昭和维新的“宏谟”。在趣意书中，“国体论”既是兵变的舆论引导，也是血腥暴行的辩护词。川岛等随即拟定《陆军大臣告示》予以呼应，肯定其 “行动基于显现国体之至情”，忧虑“国体真相之现状（包括弊风）令人不胜恐惧”。 在这里，“国体”意识同样成为表态支持兵变的口实。28日兵变失败。“统制派”随即展开军内整肃，荒木贞夫等“皇道派”头面人物被边缘化，川岛转入预备役，香田等带头闹事的军官被枪决或判处有期徒刑，“皇道派”被彻底击垮。掌握主导权的“统制派”启动以外制内、自上而下有序实现法西斯化的进程。法西斯化即意味着扩张战争升级，在“统制派”的操控之下，侵华战争随即全面爆发。

第二，“国体明征”运动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产业报国运动的展开推波助澜。1937年，日本发动难以为继的全面侵华战争。8月24日，近卫文麿内阁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宣称“固守举国一致，尽忠报国的精神”；强调“愈益辅翼皇运，官民一体”，投入侵华战争。“精忠报国”“皇运”“举国一致”等“国体论”意识，成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兴奋点。中央与地方的主管官厅随即运转起来，各公司、银行、工厂、商店以及报刊杂志、演艺界也闻风而动，投入狂热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9月4日，昭和天皇裕仁在72届帝国议会开幕式发布诏书，发誓把侵华战争进行到底。诏书宣称，“朕期待帝国臣民鉴于今日之时局，忠诚奉公，和协一心，襄赞并达成预定之目标”。 此举给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增添巨大动力。11日，近卫内阁主办演说大会，提高精神总动员的调门。10月12日，由内相马场锳一和文相安井英二出面指导，成立作为政府外围组织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海军大将有马良橘出任会长。联盟在成立的当天，发表《声明》，宣称裕仁的敕语为“明确皇国对事变的方向，指出国民的前进道路”，将侵华战争美化为 “翦除祸根”，以及“稳定东亚”并“确立世界和平”，宣称“这是我皇国的崇高使命”；号召后方的国民“以奉公的至诚”，“体会圣旨，遵循国体之本义，举国一致，坚忍持久，克服时艰，完成皇国的大使命，辅翼皇运。”作为政府的外围团体，联盟随即展开全国规模的“国体论”的意识形态灌输。利用举国狂热支持侵华战争，11月在东京皇居内设置大本营，内分陆军部和海军部，协调侵华战争的部署，提升战时体制的效能。

1938年7月30日，在近卫内阁指导下，秉承产业报国会劳资联手、报效国家宗旨的产业报国联盟创立。其《创立纲领》号召将“产业报国精神”提升至“国体论”的新高度，即 开展“产业道德化运动”。产业报国运动以拥戴“日本光辉的历史传承以皇室为中心，以皇国一家理想为根基的万邦无比的国体为宗旨”，要求“全体产业人将所思所想浸透在国体的本义之中，以皇国产业人的觉悟尽报国之诚”；强调“皇国三千年辉煌的历史在我日本国民的头顶放射光芒”，“肇国大精神、明治维新大气魄源源不断地流动于我们的血管。从父祖继承了此一大精神、大气魄的昭和日本一亿同胞，无论遭遇何种难局也都能打开通路。”在这里，纲领一再宣扬“国体”意识，鼓动“皇国产业人”将所思所想全都浸入“国体本义”之中，开足马力，生产飞机大炮、枪支弹药、炸弹鱼雷，为侵华日军攻城略地、烧杀劫掠，提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939年1月，枢密院议长、“国体论”国本社的创立者平沼骐一郎组阁。3月，平沼内阁继而增设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由法西斯头目荒木贞夫充当委员长。4月，组建产业报国联合会，强调“皇国产业的本义，在于彻底普及以劳资一体产业报国精神为目的的产业报国运动”，在都道府县，也全面设立产业报国会，稳固“官民一体”的战时体制。8月，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促使国民“自肃自省，共同翼赞兴亚大业”；制定《国民生活纲要》，每月选定一天为“兴亚奉公日”。届时，全体国民“黎明起床，遥拜皇大神宫，祈祷皇军昌隆”，还要向“护国英灵”致谢、走路加快脚步、停止饮酒吸烟和娱乐，等等，日本列岛变成臣民个人私生活严格受控的大兵营。至此，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化完成的“大政翼赞”运动已是呼之欲出。

第三，太平洋战争期间，“国体论”为日军疯狂战斗意志的源泉。1942年8月，日美瓜岛作期间，日本陆军士兵不计伤亡，迎着美军轻重机枪的猛烈火力突击阵地的“万岁冲锋”，以成堆成片的日军尸首，见证“国体论”用诸战场造成视生命如草芥的疯狂。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国体论”更激发了日军的战斗狂热。1944年10月在菲律宾莱特湾的海战中，狂信“神国神佑”足以扭转战局的有马正文少将，率先率领多架战机对美军舰队发起自杀式攻击，受到大本营对其“殊勋”的褒奖。号称“特攻之父”的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大西泷治郎，随即将航校学生编成队名分别为“敷岛”、“大和”、“至诚队”、“忠勇队”、“神武队”、 “神兵队”等“神风特别攻击队”，在空中，对蜂拥而来的美国舰群发起自杀式攻击。在海上，“特攻”微型潜艇“回天”的战斗部塞满1.6吨炸药，有去无回地冲击美舰。 冲绳战役期间，大本营发起自杀式“特攻”机1至10号的“菊水作战”，出动1500架次，击沉美军舰船26艘、击伤202艘。战斗部塞满1.2吨炸药的“特攻”兵器“樱花”滑翔机在接近敌舰时与母机脱离，由驾驶员操纵着直奔轰击目标，炸沉、炸伤14艘美国军舰。这种残酷的人体炸弹战法，唯独经“国体论”毒化过头脑，痴迷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队能够接受。

第四，“护持国体”构成战败前日本与同盟国博弈的底牌。至1945年6月初，纳粹德国已经投降，冲绳守军被全歼，美军的战略轰炸，以使东京、大阪、名古屋等近百座城市废墟化，市民伤亡数十万。败局已定，但日本犹作困兽斗。早在2月14日，忧虑“战败已然必至”的前首相、公爵近卫文麿上奏裕仁，为防止战败后发生颠覆国体的“共产革命”，主张“从护持国体的立场出发，研究早日结束战争的方法”。6月8日，御前会议通过《今后必须采用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准备“本土决战”。大纲强调“以七生尽忠之信念为原动力，以地利人和彻底完成战争，护持国体、保卫皇土，以期达成征战之目的”。“护持国体”与“保卫皇土”正式成为避免败亡的救命稻草。23日，铃木贯太郎内阁发布《义务兵役法》，规定：15岁至60岁以下的男子、17岁至40岁以下的女子均编入国民义勇队，充当“护持国体”的炮灰，至于臣民的死活，不在御前会议的考虑之内。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布《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两天后，首相铃木贯太郎约见记者，宣称要将“本土作战”进行到底。8月6日、9日，美国先后核爆广岛、长崎，造成重大伤亡；9日，150万苏军兵分三路，攻入东北，横扫关东军。中国军民展开大反攻。帝国摇摇欲坠，最高决策集团惶惶不可终日 。8月9日一整天，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围绕接受公告的条件，展开激烈争吵。陆相阿南惟几等提出投降“不包括皇室”、“驻外日军自主撤回和复原”、“日本政府处理战犯”、“盟国保证不占领”等多项条件，意在激怒同盟国，继续“本土决战”。外相东乡茂德只提出接受公告的“唯一要求”以“护持国体”，海相米内光政等附议赞同。两派无法达成共识，夜半时分，裕仁出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转为御前会议。

8月10日凌晨2时30分，倾听两派陈述各自条件的裕仁表态支持东乡，斥责阿南等痴迷“本土决战”的阿南等“毫无胜算的可能”，遂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的“国体”为交换条件，接受公告，宣布“终战”。上午7时15分，东乡急电驻瑞士公使加濑俊一、驻瑞典公使冈本季正，将御前会议的要求转告美中英苏四大国，要求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若能达成谅解，则日本“接受公告”，停战投降。同盟社也奉命广播乞降照会，宣布接受公告的前提，是“不包含损害天皇作为主权统治者的任何要求”。大厦将倾之际，日本最高决策集团最关注的是“国体”的安危，而非其他。

11日，美国起草复电，透露出投降后保留天皇与天皇制的考虑，即“投降之际，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将置于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限制之下，由其采取实施投降条款的必要措施”；天皇制则“依照《波茨坦宣言》，由日本人民自由表述的意志决定之。”经紧急磋商，盟国最终接受美国的立场。国务卿伯恩斯将复电交由瑞士驻美代理公使克拉斯里，转致日本政府。12日至13日，东乡与军部大臣围绕是否重议停战条件问题意见分歧，竞相争取天皇的支持。14日上午，在皇宫防空洞里举行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裕仁认为同盟国关于“国体”问题，“抱有相当的善意”，拍板复电同盟国，接受公告并准备“站在扩音器前面”，向国民呼吁终战。8月15日正午，中央放送局如约广播裕仁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完成向同盟国承诺的停战程序。在《终战诏书》中，裕仁表示要继承“皇祖皇宗之遗范”，乞求“皇祖皇宗之神灵”的护佑，要求臣民“确信神州之不灭”，“护持国体”并世世代代“发扬国体之精华”。 在帝国行将崩溃的时刻，依旧伴随着“国体论”的梦呓。

三、结论

1、1933-1937年，由国会议员发难，军部、右翼团体、政府、政党与御用学者联手制造的“国体明征”运动肆孽，导致日本社会思想为之一变，“大正德模克拉西”时代的群言堂，演变为昭和初期“国体论”独尊的的一言堂，思想钳制的螺丝帽愈拧愈紧，将日本人驱入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狭窄空间，为急剧的法西斯化和逐步升级侵华战争提供了精神支撑。

2、“国体论”伴随着侵华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特别是在爆击珍珠港、横扫东南亚的太平洋战争初期，“国体论”成了炫耀并见证“赫赫战果”的精神源泉。至中途岛-瓜岛受挫，日军失去战场主导权，屡战屡败之际，“国体论”为疯狂的“万岁冲锋”或“神风特别攻击”提供痴迷心窍的兴奋剂。最终，在反法西斯盟国的联合打击下，日本帝国行将崩溃，“护持国体”又成了与“终战”交涉的最后底线。随着战败投降，“国体论”衍生的“八纮一宇”“忠君爱国”“神国神佑”“皇土决战”等魔咒破产，被迫实施非军国主义化的民主改革，“国体论”面临总破产。

3、自奈良时代“记纪”问世以来，以“神国”“皇国”“武国”自我标榜的“国体论”成为在日本流传既久，影响深远的社会意识，千余年间，一以贯之。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946年元旦裕仁发表自我否定神格的《人间宣言》，1947年实施《日本国宪法》，天皇主权转变为国民主权，在接踵而至的冲击下，“国体论”一度销声匿迹。随着日本在高速发展中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民族自信心高扬以及“一亿中流”意识流行，右翼势力乘机活跃起来，重弹“国体论”的老调。右翼书著与历史教科书，依然在不同的人群产生共鸣效应。其中，自由主义史观支配下《新历史教科书》，将大和朝廷的源头上溯至“天照大神”，神武天皇东征大和即位形成皇统等描述，即为复活战前“国体论”历史记忆的典型事例。

【注释从略】

宋成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