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互联网中的非理性呈现。其基本特征，从认同对象的非理性来看，以狭隘民族主义和汉民族主义为主；从表达形式来看，呈现出盲目排外和极端排外、热点敏感和情绪应激、弱国心态与沙文主义摇摆、网络集群和党同伐异等特点；从传播方式来看，滋生出粉丝民族主义、二次元民族主义、短视频民族主义等多样化面孔。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对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国家外交政策、网络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潜在危害，其与多种非主流社会思潮的紧密结合和共振效应，损害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进行价值引导，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复兴观、国际观，增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关 键 词：
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 基本特征 危害性影响 价值引导 Network Irrational Nationalism Basic Features Harmful Influence Value Guidance
民族主义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世界性社会思潮，在推动民族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互联网兴起后，网络空间成为民族主义新的发展温床，网络的虚拟性、互动性、隐匿性等特点放大了民族主义的两面性，滋生了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对国家民族关系、外交政策以及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潜在的危害。因而对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进行深入分析，予以正确的价值引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民族主义与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的国内外研究已汗牛充栋，但是民族主义的定义至今仍需进一步廓清。民族主义一般被认为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强烈的认同、归属和忠诚观念，以及由此为维护和扩大本民族利益而斗争的思想观念。从词源溯源来看，“民族”一词在早期的历史演变中源自拉丁语的natio(出生、出身)，虽然最初这一概念具有贬义色彩，但从1274年的里昂教会会议起，“民族”初步具备了作为意见共同体的全新内涵[1]。在此基础上，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最初是在16世纪出现在英国都铎王朝新贵族统治的时代，当时原有的世界观与实际经验发生了矛盾，在同教会会议所谓的“精英”相对的意义上，“民族”被用来指英格兰的全体居民，由此开启了有据可查的民族主义时代。因此，民族主义首先是一种意识，是一个关于现实的意向。这个现实基本上是世俗的，其中最重要的现象是现实的人群和他们的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被设想为由平等的成员组成的主权共同体，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逐渐成为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社会，最终被重新界定、建构成为现在的民族国家。从内涵来讲，民族主义定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其维护的对象即民族。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民族主义维护的对象是以主权为基础、共享国家政体的国家民族共同体，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言，“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2]。这种民族主义被称为国家民族主义。从族群的角度来理解，民族主义维护的对象是特定的族群，强调对该族群的特殊文化或信仰观念的忠诚与热爱，被称为族群民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无论是哪一种民族，就民族成员的个体而言，都可被界定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从外延来讲，民族主义不仅停留在某种社会情绪、政治情感、文化情结上，还可以建构为理论化的意识形态，并且对共同体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特点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形成社会和政治运动。民族主义发端于近代欧洲，与民族国家的形成相伴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思潮由西方散布到整个世界，有力地推动了新的民族国家的建构。
由于民族被定义为由平等成员组成的主权共同体，身份认同出自作为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份，因此这种具有涵盖性的认同显然不同于在历史上被它取代的那种被宗教所确认的等级认同，民族认同因此也增添了新的维度，即维护共同的生存经验的尊严。可以说，在民族主义产生之前，人类绝大多数的生存经验并不包含这种价值性的尊严维度，但在这一体验产生之后，人们就不可能再心甘情愿地放弃它[4]。因为个体的尊严来源于这种民族成员身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们对于自己民族的集体尊严、对于民族声望、对于一个民族相对于其他民族的地位都投入了太多的东西。这就使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天生具有竞争性的意识。在特定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来源于“民族”中的成员资格，“民族”这个广泛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均分享了这一民族出众、精英的特性，这就使得同一民族不同阶层的群体在本质上被视为是同质的，而地位和阶层的划分仅仅被看作表面上的差别。这一原则是各种民族主义的基础，也是人们可以将不同种类的民族主义视为同一普遍现象的不同表现的理论依据。
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的核心，民族认同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跨国进程和本土发展相伴生的过程，仅仅是概念上的可取之处，并不能激发某个民族“采纳外国模式”的念头，这就导致不同民族在建构身份认同过程中所使用的“媒介”各具差异。在民族主义兴起和传播的过程中，媒介对于塑造共同体形象、帮助民族成员构筑想象共同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早期民族主义的形成就同印刷时代的到来和兴盛密切相关：通过报刊这一重要媒介，民族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国家的地理边界和概念外延也在地图印刷品的广泛流传中得到了清楚的确定。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通过大量办报宣传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消解了清廷的统治合法性，在知识群体中有效动员了革命力量，为封建帝制退出历史舞台提供了强大的助力。从印刷时代到影像时代这个变化的历史进程中，电影、电视等媒介及其产品能更加直观地反映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记忆、现实利益、危机挑战等，其受众对象由知识分子拓展到普通民众。与印刷品媒介不同的是，影像媒介对民族主义传播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无论是抗战电影对民众的动员，还是现今抗日题材的“神剧”被电视观众广为接受，乃至中美关系逆转中抗美援朝电影的热映，都起到了唤起民众意识、激发爱国情感的重要作用。从影像时代进一步发展到网络时代，民族主义传播的媒介环境再度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作为虚拟空间承载平台的互联网成为各种传播方式的集合，文字、图像、语音、影像都可以在互联网中找到传播途径，以对应不同受众的不同精神需要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互联网媒介本身展现出惊人的发展迭代速度，从网页时代、虚拟公共空间，再到移动App时代，互联网内容的传播更为便捷，虚拟空间中的全球化、去中心化、多对多网状传播等特点更加泛化。可以说，互联网为民族主义的生产与再生产、广泛传播、发挥影响提供了全新的传播场域和媒介载体，由此形成了网络民族主义。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民族主义并非简单的“网络+民族主义”，它以大众化的网民为主体，以互联网为场域，与以政府主导的爱国主义、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民族主义有显著差异。因而民族主义这把“双刃剑”中的非理性一面在网络民族主义中容易被无限放大。与理性民族主义相比，一些网络空间参与者的非理性民族主义首先表现为缺乏对民族关系和国际问题的冷静思考，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停留在情绪化的冲动层面；其次表现为对国家政策或涉外行动缺乏精确的、长远的计划，更多地着眼于浅层次、短期的利益算计，用局部的、有限的价值思维掩盖了全局的、长效性的评价视野；再次表现为对国际关系、族际关系的看法和要求缺乏合理的妥协、让步，甚至执着于某些极端的、不切实际的要求。
民族主义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成分是混杂的，这一概念本身的尺度和临界点问题同样也是盘根错节，难以尽数区分。基于此，本文对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判断和审视思路以网络民族主义的非理性呈现为分析对象，扼要梳理其形成和发展中呈现的基本特征，结合当前中国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及国际事务参与合作的形势要求，深刻剖析其非理性的危害，最终从价值引导的角度激发和巩固网络民族主义的理性成分，减少和转化其非理性成分，引导其为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发挥正能量效应。
二、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多方面特征
与民族主义一致，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也具有多样化的内容和多面向的逻辑，对其特征的归纳也就应当从立体的视角多维展开。这个立体视角不仅包括静态分析层面，直接呈现为狭隘的、错误的民族主义认同对象和对民族主义情感、行为的偏激表达方式，即内容和形式的分析；还包括动态分析层面，即支撑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产生发展的社会生态与形成机制，以及互联网自身特性决定的非理性民族主义的传播途径等。
首先，从网络民族主义认同对象的非理性来看，族群民族主义和由此延伸的狭隘民族主义、汉民族主义，以及从中国传统文化延伸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构成了非理性认同的重要客体。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理性的民族主义应当以民族国家的共同体为忠诚对象，在国际交往中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但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及其对传统族群的认同整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次，民族主义观念同样作用于传统族群，并由此形成与国家民族主义(或称公民民族主义)对立统一的族群民族主义。由于受到国家共同体这一形式在层次上的压制与排斥，族群民族主义很容易进行较为极端的价值选择，加剧其非理性趋向。例如，当前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主流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族认同为依据的，但互联网空间也为非理性的族群民族主义认同提供了散布环境。狭隘民族主义和汉民族主义构成了网络族群民族主义的主要方面。文化认同是族群民族主义构成共同体的纽带。在狭隘民族主义中，一些网民通过“某族贴吧”“某族文化论坛”“某族人家园”之类的互联网论坛，形成网络空间的聚集，在讨论本民族历史文化中强化族群民族主义认同。在民族自觉等政治文化心理的影响下，网络狭隘民族主义有演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可能。极端民族主义“以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排他意识为特征，鼓吹民族歧视，煽动民族仇恨”[5]。当今世界上流行的极端民族主义包括民族分离主义和泛民族主义，在中国前者以“疆独”“藏独”为主；后者包括“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宗教沙文主义主张。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中，这两种极端民族主义都曾有过短暂的鼓噪和喧嚣，也因其对民族精神的巨大危害性，最终受到依法取缔和严厉打击。作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另一面，“汉民族主义”在历史上和国家政策层面多以“大汉族主义”进行指代，但两者有一定的区别：大汉族主义具有典型的历史性，指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优越感、歧视和压迫，但汉民族主义更多地体现为部分汉族网民对国家层面只提中华民族不提汉族，以及对政策上优待少数民族导致的“逆向歧视”所表达的不满情绪。同这种散布于部分网民中的社会情绪相比，以文化保守主义交织的网络文化民族主义成为汉民族主义更为系统化的表达形式。当代新儒家公然声称“无根的民族主义不能完成建设现代中国的大任”“儒家传统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建成新的民族主义确立大根大本”[6]。围绕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互联网上兴起了经久不衰的“国学热”“读经热”等，其中不仅大量的封建文化糟粕没有被剔除，也把“华夷之辨”“封贡秩序”等古代处理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的思维理念延续下来，沉积到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情绪化喧嚣之中。
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表达形式呈现出排外性、情绪化、摇摆化、集群化等特点。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表达特点不仅存在于上述狭隘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之中，对于认同对象正常的国家民族主义同样也存在这样的表达问题，甚至更为突出尖锐。首先，包含民粹主义的盲目排外或极端排外特点。这种非理性表达有的建立在对国家利益的狭隘、短视理解之上，并以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例如，对中国的对外援助，包括豁免非洲及一些不发达国家债务，不少网民认为自己的脱贫工作还在艰难进行，加大对外援助是“穷大方”“冤大头”的表现，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责任和担当。对于国内高校给予外国留学生较高的超国民就学待遇，很多网民也表达了激愤情绪，认为这些留学生素质不高，而且国内很多贫困大学生生活艰难，很难理解政府对外交往方面的长远布局。这种非理性表达有的还与潜在的种族主义情绪密切相关，典型的表现就是“嫌贫爱富”，如对非洲人、南亚东南亚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排斥和歧视。如网络上充斥的对黑人毫不掩饰的歧视性称呼，以及对邻国人民的“阿三”“棒子”等蔑称。近年对西方国家的排斥情绪也在增强，“白皮猪”等蔑称在一些军迷论坛上屡见不鲜。其次，热点敏感化和应激情绪化的特点。从敏感化来看，从外国企业的产品广告到影视体育明星的言词，各种被发掘出来的所谓“辱华”事件不断出现，其中固然有一些损害了中国国家尊严，但也有很多属于过度敏感、上纲上线的范畴，实际上体现了网民的不自信。在应激情绪化方面，网民自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网络推手博取眼球的刻意煽动形成互动，充斥着以偏概全的内容传播、歇斯底里的反对声浪。例如《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征求意见稿)》引发的网民“众怒”，被刻意误读为中国要大量开放外国移民，不仅挤占国内公共资源，而且汉族大搞计划生育，为的居然是给外国移民腾出“生存空间”。再如，某知名高校给留学生搭配“女学伴”引发的反对和嘲讽声浪，也被刻意与中国男女比例失调、三千万光棍等社会问题搅和起来，起到煽动激愤情绪的传播效果。再次，弱国心态与沙文主义摇摆转化的特点。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兴起极为重要的背景就是古代天下秩序的辉煌与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形成的巨大民族心理落差。在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中，很多网民不自觉地持有弱国心态、悲情意识，尤其是八国联军之役和辛丑国耻、日本侵华战争的暴行，通过历史的烙印刻画为潜伏于民众内心强烈的压抑感、屈辱感，一旦遇到相应的涉外事件，就可能形成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喊打喊杀，情绪表达趋于暴力化。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又遭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围堵打压，很多网民逐步在弱国心态与强国心态之间摇摆，又滋长了沙文主义情绪，在对外交往中反对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热衷于维护甚至以武力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提出要建立中国的海外势力范围，要追求印度洋出海口等。这种沙文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也有交集，往往在宣扬时引证雄唐盛汉时“虽远必诛”的事迹和气概。最后，网络集群化与党同伐异的特点。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参与者一方面形成了一些日常集群的虚拟场所，如贴吧、各种论坛、微信群等。通过常态化的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强化，并且由吧主、群主、论坛管理员等通过空间管理压制和删除不合群言论，完成去个体化，形成认知黑洞和群体极化。这种网络集群相互之间以及对外来讨论者有着党同伐异的效应。例如汉民族主义者与各种少数民族网络论坛之间相互的语言挑衅与骂仗。另一方面，这种网络集群由于形成了强烈的共同体身份意识，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例如，在互联网上影响力极强，有3300多万关注用户、累计发帖近10亿的百度“李毅吧”(帝吧)曾多次翻墙(指通过vpn跨越网络防火墙)“出征”脸书等境外网络传媒，宣扬民族主义。在反韩流期间，也发生多次针对韩国明星贴吧的“爆吧”事件。
从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产生和传播方式来看，除传统的网络论坛外，还形成了粉丝民族主义、二次元民族主义、短视频民族主义等多样化面孔。时政论坛、军迷论坛、民族文化类论坛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网站等，是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较为持久发生影响的场域。较有影响力的如“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铁血论坛”“天涯论坛”各相关时政国际关系分论坛，儒家网等。在这些网站和BBS论坛里，各类时政信息被充分讨论着，跟帖中有大量非理性言论、情绪化声音，这些网站和论坛也是流言、谣言传播的温床。饭圈文化和“粉丝民族主义”是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新的寄生之所。饭圈即粉丝群，是明星粉丝线上线下聚集的场所，在很长时期内尤其是韩流文化影响期间，饭圈文化与政治是隔膜的。但自从2016年相继爆发“周子瑜事件”和“萨德入韩事件”以来，明星粉丝群逐步形成了极为敏感的政治正确观，饭圈文化与“民族主义情感结合起来，衍生出一种新的网络民族主义表达方式——粉丝民族主义”[7]。在正常表达的同时，粉丝民族主义在言行上带有一定的非理性特征，全面封杀、集体爆吧、相互咒骂、人肉曝光等网络暴力充斥。在新的传播意象与方式上，二次元民族主义契合青年人亚文化圈子，迅速流行[8]。二次元指二维表达的动漫形式，反映中国近代军事外交的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仅第一季半年点击量就超过5亿。在B站等视频网站，类似动漫的播放与弹幕，形成了网络民族主义者新的呈现面孔。《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用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形容国际关系，被青少年网民广为接受，形成了数量可观的“兔粉”。但是二次元民族主义在基本价值观尚正确的前提下，也包含了大量非理性表达。比如，把中国比喻成“兔子”，把美国比喻为“鹰酱”，纯粹以实力外交来说事，赤裸裸地表达“强则争霸”的心态，背离了中国推崇国际关系平等化、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主张。随着抖音等短视频自媒体在商业上的兴起，短视频民族主义也应运而生。短视频通过社交化视听的场景消费，碎片化、分众化的情感消费，定制化的精准消费[9]，形成了独特的传播方式和消费逻辑。作为新闻热点的民族主义言论、影像能够带来可观的持续流量，因而受到资本和新媒体创作者的热捧。在短则十几秒、长则数分钟的短视频中，相关民族主义表述被高度碎片化，要想足够吸引眼球，必须充分满足网民的情绪化需求，抓住一点、不论其余，呈现出高度去语境化的特点。在这种影响下，各种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历史积怨等非理性情绪在泛娱乐化和资本操控中得到宣泄。
三、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现实危害
持续活跃、时而火爆的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因其广泛的网民群众基础、多样的传播场域途径，形成了持久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其包含的非理性因素也由此在多个方面产生了现实危害。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现实危害性不仅停留在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层面，其对民意的“绑架”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现实的国家政策；这种危害性不仅体现在对外交往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这种危害性不仅作用于虚拟网络空间，也延伸到线下现实社会关系。具体而言，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如下几点。
首先，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损害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不利于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无论是狭隘民族主义还是汉民族主义，都是破坏民族团结的重大隐患。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即民族分离主义与国外反华势力、恐怖势力、极端宗教势力相互勾结，给国家安全、边疆稳定造成巨大冲击。即使是停留于网络言论层面的非理性民族主义表达，也在口水战中制造和加深了民族间的隔阂。典型的表现是纠缠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夸大或片面聚焦于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否定多民族交融汇聚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正确历史观。在这方面，互联网上汉民族主义的情绪化、悲情化表达更为明显。例如，“明粉”和“清粉”的口水战，对清朝入关之后民族冲突、民族压迫的不适当渲染；重新“发现”历史，对五胡十六国时代冉闵的推崇，鼓吹其“杀胡令”拯救了汉民族；对近代“同治回乱”中民族冲突历史的发掘等。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对民族团结的损害还结合了一定的具体利益，延伸到现实政策。例如，一方面，部分汉族网民对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牛羊肉补贴、宽松计划生育的否定和攻击性言论，片面解读相关政策，并试图在现实中阻碍相关政策实施。另一方面，部分少数民族网民对跨境宗教的忠诚超越了对国家的忠诚，把非理性民族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扭合在一起，这种举动不仅受到汉民族主义的强烈抨击，更是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背离。
其次，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掣肘国家外交政策，损害国家长远利益，不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民族利己主义，违背中国外交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些观念的“支持者”以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自居，以此在网络上看似占据道义的“制高点”，通过片面化、极端化、情绪化的宣泄博取了众多网民的眼球，甚至一定程度上把持了涉外公共舆论，最终对国家外交政策造成了牵制，削弱了外交事务处理的弹性。一些情况下，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言论还被别有用心的人带偏，故意唱民族主义高调，绑架舆论，刁难政府相关政策，产生影响极坏的“高级黑”效应。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在对外关系上有多种倾向，包括保守孤立倾向和争霸扩张倾向等，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相违背，也不利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保守孤立的网络舆论倾向反对中国履行必要的国际责任，片面理解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反对对外援助政策，不利于中国“走出去”和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争霸扩张的网络舆论倾向违背了我国一贯坚持的和平发展政策，背离了亲诚惠容、与邻为善的友邻政策，易在邻国中产生疑虑和压迫性影响。在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进程中，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言论也不利于我国在国际社会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内涵的对外话语体系。同时，在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展的新的伟大斗争中，激进的民族主义言论容易破坏斗而不破的斗争节奏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
再次，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与多种非主流社会思潮紧密结合，形成共振效应，损害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民粹主义与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产生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两者作用机制类似，都自称代表平民/民族利益，试图以此确立自身的合理性，因而具有较为广泛的受众。两者都基于某种简单化、片面化的政治思维，追求直接利益，忽视长远利益，追求局部利益，忽视整体利益，也都存在着以维护“多数人”利益为名损害少数人合法利益的“多数人的暴政”现象。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也存在重叠之处，前者从古代中国的显赫武功和封贡体系中寻找支撑民族自大心理的历史依据，后者从民族主义中找寻持续存在和广泛发挥影响力的现实依托。两者在文化民族主义中形成理论与认同交集，并试图把儒家的天下秩序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加以附会。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与逆全球化思潮也形成了某种呼应。尽管逆全球化思潮主要是美国等国家的倒行逆施所致，但中国互联网上也存在着诸如“封锁个十年、八年，什么都有了”之类的盲目乐观情绪，还有的甚至提出主动、尽快与西方脱钩等主张。这种技术民族主义的偏激主张势必构成对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走出去”战略的严重干扰[10]。此外，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在特定情境下形成了奇特的瓜葛。譬如，争论外蒙古独立、白龙尾岛、长白山天池等相关主权事件的“责任”问题等。这些打着民族利益至高无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说辞，其实质是对党的光辉历史的一味抹黑，用意十分险恶，危害极其严重。
最后，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破坏了网络言论表达秩序，加剧了网络暴力，损害了社会团结与稳定。网络的匿名性使现实生活中有着重重顾虑的人在网络中表达言论时失去了对规则的顾忌，沉默的螺旋原理又使得网民们更偏向于表达偏激、极端的言论，以引起注意和认同来占据“民族大义”的道义制高点，“爱国无罪”的“道德帝”心态，以及相互认同和排斥不同的从众心理，使得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言论表达更容易充斥语言暴力。包括使用谩骂、诋毁、蔑视、嘲讽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而且经常在信息碎片化、局部化的情况下直接“开喷”，以非理性民族主义思维抓住一点、不论其余，上纲上线。包括网络污名化，动辄指责不同意见者为“汉奸”、“卖国贼”、“香蕉人”(黄皮白心)，面对理性分析、冷静思考者，将其嘲讽为“公知”“理中客”等形象。这种非理性的网络语言暴力压抑了理性言论，并给被伤害者精神和心理上造成侵犯和伤害。尤其是非理性民族主义的网络暴力经常会影响到线下现实生活，挤压个体正常权利空间。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网络舆论对于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的行为，斥责为“千里送毒”，导致海外留学生有家难回。更有恶劣者，2019年埃塞俄比亚空难中157名乘客(包括8名中国乘客)遇难，其中一位22岁的遇难女大学生，其微博被一些网民冷嘲热讽、恶语相加，语言粗俗污秽，心理极为阴暗，引起正直网民的公愤。此外，由于带有浓厚的民粹性，被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者人肉搜索、肆意攻击的各界精英人士数不胜数，包括是否加入外国国籍或获得永居权，在海外有无投资房产，子女是否在海外留学，甚至是否使用外国品牌商品等，都成为非理性民族主义者用放大镜审视并进行评判、鞭挞的“依据”。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者的语言暴力污染了正常的网络空间，而且制造了人为对立，破坏了社会和谐稳定。
四、对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价值引导
对待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要保持理性的态度，一方面，其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深厚的文化缘由，现实的发生依据，必须高度正视；另一方面，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是网络民族主义非理性的一面，两者难以完全区分，而且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在内涵上有很大的交集，因而不能全盘否定、轻易贬斥。对待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应从内容引导和网络管理引导两个层面着手，价值引领与依法依规管理并举，抑制乃至消除其非理性危害，保存和激发其有益因素，推动构建理性爱国、宽容和平的良好网络政治生态。
第一，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引导网民理性认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近代中国历史的源与流，消除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认识偏差。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民族是由历史形成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汉民族主义的重要根源在于将历史上中华民族融合发展过程中多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的认识偏差与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的民族差异、民族政策交织起来，并在互联网上肆意放大。而带有保守排外性质的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则是掺杂了华夷之辨的文化保守主义与近代历史屈辱记忆、复仇心理的纠合，在中国崛起却遭逢西方围堵打压时引发的互联网声浪。消除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的非理性认识根源，必须以正确的历史观加以引领和疏导。要用大历史观来认识中国民族关系史。不能仅从汉族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历史，要树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的正确视角，正视满族、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在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清代疆域在近代国际法中合法延续的关键性作用。要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历史上的民族冲突与民族压迫，认识到历史的客观性与复杂性。对具体的历史事实，不回避、不掩饰、不夸大，引导网民学会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和观点看待问题，认识到民族压迫的实质在于阶级压迫，避免用民族仇恨的不正确视角来看待既往历史。要用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待近代外国侵略的影响，把西方霸权与西方近现代文明区分开来，避免树立中西“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正视伴随着西方入侵而来的近代自然科学成果对经济社会的积极影响以及对救亡与革命的启发和支持作用，淡化对立思维和仇恨情绪，巩固开放和包容的思维模式。
第二，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引导网民理性认识民族自身的客观性、相通性、发展性，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作为根本的民族认同。要认识到民族的存在、民族间的差异具有客观性。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大家庭，一体即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作为国家民族的唯一性；多元是作为大家庭成员的各民族在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多样性、差异性。两个方面呈现出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的辩证统一。“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优势。”[11]要认识到民族间的相通性，我国各民族已经形成了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必须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要认识到民族的发展性，各民族的特征、差异是变化的，尤其在整体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各民族的融合发展是总体趋势，尊重现时段的民族差异绝不是为了固化或强化差异。因而要坚决反对刻意渲染本民族的文化独立性、特异性的本位民族主义主张，坚决打击借此拒斥国家通用语言和国民教育的逆发展潮流的错误主张。尤其是注意批判把民族文化与特定宗教片面挂钩，甚至把极端宗教影响当作本民族要固守的文化传统等有害主张。此外，还要警惕和坚决反对国外反华势力对中国民族融合和共同发展进步举措的污蔑伎俩，典型的就是近期西方国家别有用心、无中生有挑起的新疆棉花事件。
第三，树立正确的复兴观，引导网民理性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任何势力也阻止不了的。但是，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路径要有理性清醒的认识，必须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避免在逆全球化和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迷思中陷入新冷战的“修昔底德”陷阱。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当今时代潮流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只有坚持和平发展，与世界各国一起维护世界和平，中华民族才能稳步实现复兴的伟大目标，也才能为人类做出应有的更大贡献。树立正确的复兴观，要坚决反对和摒弃“国强必霸”的民族沙文主义、崛起之后必然要复仇等非理性民族主义言论。平等对待世界各国、各民族，传承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民族基因，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经典古训，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巩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树立正确的复兴观，要辩证对待当前经济民族主义、技术民族主义抬头的新趋势。要精准认识新时代的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要主动与国际大循环脱钩，而是要“保存、厚实参与全球化的实力，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搞经济民族主义”[12]。
第四，树立正确的国际观，引导网民理性认识中国对外合作往来，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前，中国正处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实现中国梦的时刻，同时也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与政治重心呈现“东升西降”、国际体系主导权呈现“南升北降”的新态势，要统筹两个大局，必须摒弃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喧嚣，树立相互尊重、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观。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是拓展中国国家长远利益的重要途径，为此中国倡议和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协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中，中国的对外投资等举措必然遭到西方国家的污蔑和围堵，也面临着地缘政治冲突的挑战。因而应当引导网络舆论理性、长远、整体看待国际合作与国家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不被一时一事所激怒、迷惑。要树立正确的大国责任观，中国作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理应更多参与国际治理，尽可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对不发达国家开展力所能及的国际援助。履行与国力增长相适应的大国责任也是增强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因而必须摒弃和批判以狭隘民粹态度看待承担国际责任的无知和短视言行。同时在国际合作和对外援助中要坚持相互尊重的平等国际观，尤其是要反对种族主义观念，坚持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
第五，加强对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言论的规制和直接控制，提高网络舆论疏导能力和危机管控能力。除必要的价值引导外，通过网络舆论管理，直接控制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将其危害性影响降到最低。坚持用法治思维、法律手段监管网络舆论，界定网民的网络言论表达边界，对于随意造谣、中伤、诽谤、侮辱他人以及人肉搜索、人身威胁等行为，依法严加查处。重点监管网络非理性民族主义活跃的网络舆论平台，包括微博、相关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号、BBS论坛等，强化博主、公众号、UP主、论坛管理员的监管职责。通过发言后台实名制等方式，形成线上监管与线下追责联动。提高针对非理性民族主义的危机舆论管控能力。非理性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应激性特征，伴随着特定民族事件或涉外问题骤然而起，虽然热度转换很快，缺乏持久性，但骤起的舆情仍然有很强的阶段冲击性，因而必须合理应对。依托充分合理的舆情应对预案，运用媒体融合发展的优势和大数据舆情监测的技术手段，对非理性民族主义舆情在全生命周期内进行全过程的跟踪、跟进、介入，发挥主流媒体的信息纠错补全和舆情引导作用。加强网民的心理健康建设，尤其是针对民族主义“愤青”的主体部分，即当代青年大学生，加大心理健康知识普及力度，通过强化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对心理情绪不稳定的青年个体及时沟通、有效疏导，帮助其培育理性健康、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