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小平南巡，推动了中国巨变。当时，苏联瓦解和东欧各国剧变的冲击，与89风波的余震交缠，中国向何处去？众说纷纭。小平以自己的威望和智慧，澄清思想混乱，帮助领导者抓住了历史机遇，功勋卓著，有目共睹。
这一历史大事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经验是：历史机遇，稍纵即逝；唯有高远的历史眼光，方能烛幽知著；只有战略家的胸怀，当机立断，成熟了的改革要求才可能化为现实。就小平某些具体的意见而言，15年的实践可能已经超越，而他观察问题的方法、眼光和胸怀却提供了永恒的启示。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争论背后的历史视野
尽管一再申说“不搞争论”，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在不断争论中前进的。牵动各方的问题归纳起来不外是：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究竟是魔鬼还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把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视为妖魔的人们，他们忧心忡忡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二是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的殖民地。与此相适应，他们力图把反和平演变变为全国的中心任务或中心任务之一。随着改革开放进程加快而来的中国经济迅速上升和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公正的观察者都会承认这两大忧虑都是想当然的幻影。
这些幻觉从何而来？
首先是斗争哲学的烙印根深蒂固。他们脑子里翻腾不息的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忘掉了现代世界交往的基础是经济。海内外企业行为的基本驱动力都是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和各种政治势力确实会力图介入企业逐利过程，但这只是局部性的，不可能改变当前国际经济交往的基本性质是企业商业行为。
其次是冲不破苏联模式和西方左派理论的桎梏。
苏俄的革命和建设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理想主义者的悲壮的探索，但不必讳言就其全局而言，它是一部漫长、残酷的悲剧，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留给后人的大都是不堪回首的教训。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们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自觉、不自觉把他们的败笔当作必须奉行的金科玉律。例如，在国际关系上以狭隘民族主义反对“世界主义”，输出革命；在经济领域实行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政府直接经营企业和垄断市场；剥夺学术、思想和言论自由，乱批判，乱整人；并把这些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基础。
一些留洋归来的新左派主要是美国左派的徒弟。他们的师傅在发达国家对统治者的批判，体现了对政治和经济权力傲慢的抗议；他们原封不动把那些理论肩挑背负搬到中国，则成了东施效颦。
邓小平的观察和分析显示了他们无法企及的高度和历史眼光。
怎么看世界？中国错过的机遇太多了。远的不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德国在废墟中崛起。60年代后我们起劲“破四旧”、“闹革命”、“全面内战”；亚洲四小龙却在专心致志发展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机会我们都错过了。小平语重心长说：“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要不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再一次严峻地摆在中国人面前。
出路何在？要从端正思想方法入手。“时代不同了，任何一种僵化的思想和僵化的模式都不能解决问题。僵化会导致对抗。对立的双方都要考虑对方的利益，不能一厢情愿。”（《邓小平年谱》第1313~1314页。）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要坚决“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建设市场经济制度，把中国融入世界。从历史纵深去考察，这是17世纪以来中国人由于昧于世界大势，抗拒全球化，抗拒市场经济，因而一再与机遇擦身而过的悲惨教训的总结。他所以能做出这样的扭转乾坤的决断，不是由于他是超人，而在于实事求是的思维习惯让他敢于如实认识世界，敢于排除斗争哲学的干扰，吸取各方智慧，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帮助领导者做出正确的决策。
为此要结束老是在姓资姓社这类问题上纠缠的状况，他一针见血揭露左的危害： “根深蒂固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7页）
十五年过去，明目张胆反对市场经济和融入世界的论调十分罕见了。但错误思潮没有彻底消逝。一有风吹草动，“拿大帽子吓唬人的”比比皆是。企业并购，修铁路、核电站采用哪国技术等等，都被泛政治化，卖国、爱国帽子满天飞。贫富差距扩大，三农问题严重……，选择什么对策？计划经济那一套轻车熟路。
应该毫不含糊肯定：参加WTO，融入全球化大潮，“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制度，是福国利民的康庄大道。解决任何经济问题都不应从这条大道上后退。这是小平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财富。
政治体制改革与战略眼光和胆略
小平留给后人的最大课题是政治体制改革。早在1986年，他就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20年过去，这一重任更是迫在眉睫。官员腐败，市场局部失序，贫富差距扩大，创新能力缺失，四大难题能否和如何破解，决定中国未来的面貌。这些都不是单靠加强原有体系内部措施的力度能够妥善解决的。改革呼唤学习邓小平当年的眼光和胆略。改革的中心是推行宪政。
中国是有宪法但欠缺宪政的最大国家。
十五年来这个领域的巨大进步之一是宪政和宪法至上的观念开始上升为主流话语。“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等等写进了宪法。国家领导人纷纷宣示宪法和宪政的重要性：胡锦涛说“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温家宝说“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地方领导人也显示了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心。以广东来说，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人申明：“和谐广东是法治广东”，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理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话）。人们不能不激赏这些观念的明确和正确。
没有人会低估观念转化为现实的困难和过程的漫长。
不过，细心观察生活的进程，公正的观察者必然承认宪政绝望论是没有根据的。宪政的基础正在中华大地上生长。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公民权利意识在觉醒，维护自己权利的渠道逐步开通。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例俯拾皆是，但受害者不再沉默，找律师、找传媒、找法院、人大、政协和政府机关；那些批评、揭露话语和诉状体现的正是法治和反法治在博弈。
公民社会——民间组织是公民表达自己意愿不可或缺的领地。15年前，它还是学究们谈经论道的话题和实际生活中的禁忌，今天已在各地势不可遏地生长。
没有违宪审查机制，就没有真正的宪政，宪法不可能在司法体系中落实，违宪也无法得到正常的救济。建立这一化解矛盾、维护公民权利重要机制的呼声此呼彼应，它的诞生不可能再遥不可及。
从大清帝国2006年宣布“预备立宪”至今天，已经整整过去了一百年。任何国家宪政的确立和完善，都是执政者和民间双边乃至多边互动的过程。曙光在前，需要的是关怀祖国命运的仁人志士在各自的岗位上不息地耕耘，也需要邓小平那样的历史眼光和胸怀。
“文化主体性”梦醒何时？
改革是全面的，文化教育领域是重要的方面。23年前，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在这次南巡中，他又重申：“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些意见，符合实际，是中国发展的康庄大道，给我们提供了观察、判断文化教育问题的正确视角。现代社会是多元的，公民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取向和主张，十分正常。问题是执掌文化教育权力的官员在尊重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近年来“国学热”在全国各地蔓延。这个热潮高举“爱国”大旗，彷佛谁敢对“国学”说半个不字，谁就是卖国胚子。其理论支柱则是所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性”。
他们对行为艺术的精髓领会颇深，连续不断以各种有趣的表演冲击人们的眼球。
最新的一幕是抨击圣诞节。操刀者躲在幕后，把十位尚在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推上前台，发表一篇题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的声明。这篇逻辑混乱、不堪卒读的文章，尽管也说上几句“我们主张宗教宽容、尊重信仰自由，我们无意排斥‘耶教’”之类的门面话，却同一切狭隘民族主义者一样，以挥舞政治大棒为看家本领。没有必要苛责这些年轻学子，他们的学业尚未完成，即使是在别人起草的取向有误的文章上签名，也不过是小平所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的侧影。但是，他们认同的那些观点恰恰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值得认真分析。
这个声明说：“历史和现实还告诉我们，‘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和宗教问题，同时也是西洋国家‘软力量’在中国的渗透与扩张。……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接着提出五条建议，努力消减圣诞节的影响，核心是：“积极推动儒教的重建与复兴”；“回归传统，承续斯文，……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体系和意义世界。”
首先应该问一问：怎样的文化状况叫做“安全”？按照声明的意见，把儒学奉为镇国之宝，天下自然太平。可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大清帝国的制度建构和意识形态，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圭臬的，到头来却只落得山河破碎，哪里有什么安全？
声明说：正常的宗教传播会危及“国家安全”，这是彻头彻尾反对信仰自由的谬论，完全是19世纪顽固分子的心态。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19世纪以降，中国社会转型所以一再延误，关键在于夜郎自大，不愿睁开眼睛看世界，不愿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从而不能为改革本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奠立坚实的知识基础。公民的文化取向和宗教信仰，纯属个人的自由权利，政府和他人都无权干预。说选择外来文化和外来宗教，就会危及“国家安全”和什么“文化安全”，不过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变态心理。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人，竟然为如此轻率的言论背书，实在令人惋惜。这一现象后面体现的大学通识教育的失败，值得认真检讨。
最蛊惑人心的莫过于高喊：“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国人的生命世界和意义世界。”
在公民的意义世界中，一个无法逾越的前提是：要不要确立公民的自由观念和独立精神？如果不要，人的解放就会落空，中国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完成。如果要，按照陈寅恪教授的研究，三纲六纪（六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这恰恰与公民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格格不入。
在公共生活中，文化最大的载体是教育。这里怎样体现“文化主体性”？
科学技术没有国界，在课堂上教授“中国的”数理化等学科，岂非痴人说梦！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又如何？只要称得上是学术的结论，就必须经得起各国学者反复检验和证伪。即使是研究中国的学问，也没有给民族主义者留下满盘满钵的美食。西方的汉学研究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今天，中国研究更成了许多国家常见的项目。从中国各个时期的历史、思想文化到今日的方方面面，海内外都有许多学者在辛勤探索。任何中国学者只能在和海内外同行自由、平等地交流乃至辩论中显示自己的功力；成果真假、是非和水平高低都不是中国某个“权威”或某个机关可以说了算的。
还应指出，一些人把自己打扮成“国学”的护法，是十分滑稽的僭妄。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的重要财富，摆脱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它的研究和传承必然日趋繁荣。但是，任何文化和学术只能在自由交流中发展，挥舞“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安全”的大棒，只能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再次推入死胡同。
与这个声明相表里，近年来，这些民族主义者在拼命推动读经运动。
作为私人的爱好，如果有人愿意用毕生精力把十三经读得倒背如流，人们也应尊重他或她的个人自由。问题是他们鼓吹要把读经纳入国民教育系统，成为小学、中学的必修课。有些教育官员也被这些“专家”意见弄得晕头晕脑，冀图把他们的宏图远略付诸实施了。.
判断此事的是非，必须学习邓小平三个面向的高远眼光。中国教育的根本性缺陷一是负担过重；二是以培养乖孩子为实际的指导思想，不适应建设现代化的充满活力的法治国家的要求。国民教育是涉及数以亿计的公民和国家未来的大事，说现行教育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不过是别用用心的危言耸听。国民教育阶段光是语文课，就必须背诵200多篇优秀的中外名篇，其中一半以上是中国古代的名篇。如果觉得这个份量不够，应该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比较中外教育的得失，合理增减。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教育根本缺失何在，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多远？什么才是今天改革教育的急需？把读经纳入课程体系究竟是对症良药还是摧残性灵的毒药？这些都需要真正教育家的眼光和系统研究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任何匆促的决定，都不是对中国现代化事业负责任的态度。
小平离开我们十年了，伟人时代也结束了。改革者需要继承他的历史眼光和高远的胆略，不要让庸人的鼠目寸光延误了历史的进程。
2007年1月16日星期二
刊登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1月29日星期一 A02版，作者授权天益网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