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拿大约克大学季家珍教授（JoanJudge）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学界并不陌生。近些年她尤其从理论和个案两个层面对中国“女性”问题做了深刻分析，她的新著《共和国透镜：中国早期出版物中的性别、可视性和经验》，延续了她以往女性研究的问题意识，并大有开新。
她的“透镜”，就是创刊于一九一一年五月、终刊于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妇女时报》。从清王朝的最后时刻创刊，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时终刊，虽只短短几年，却历经中国政治、文化剧烈变化和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更有意味的是，著名鸳鸯蝴蝶派小说家、报人包天笑一直担任其主编，自然这是一本通俗得不能再通俗的刊物了。或许由于它太通俗，所以长期不为以精英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界重视。
“lens”是“透镜”，它比“镜子”或“镜像”（mirror）的含义更为丰富，这个用词相当贴切。它的启发应该来自《妇女时报》第一期封面上的两位女性，她们手捧《妇女时报》，同时又看镜子里的她们在阅读《妇女时报》，这里巧妙地凸显了一种“镜子”或“镜像”，观看与被观看。但作者不满足于此，而是把表面的“镜子”或“镜像”作为一种“透镜”，进行一种更深层次的透视。“透镜”成为隐喻的主题：把《妇女时报》作为一个“共和国透镜”，透视它作为一个商业性媒体的运作手法与社会影响;透视它所展示的女性自我认同、性别认知和社会变革的关系;透视它无法摆脱的政治旨趣。
一
包天笑不是思想家、启蒙者，只是一个通俗作家。通俗，当然要以平等姿态和读者作者对话，他撰写的发刊词最能体现编者意旨：“近世以来，欧风墨雨，震荡吾神皋。吾女界诸姊妹，亦怵于国势之日蹙，世道之日微，思有以扶持之。虽女学光明仅于此尘霾黑暗中开一线，顾亦雅不乏明敏通达之闺彦，与夫忧时爱国之女士，时赐伟论，蕲以唤醒同胞之迷梦。同人等于是谋为月刊，不敢谓于吾女界中发其光芒，亦绍介所得，以贡献于国民。”将“唤醒同胞”的启蒙之意寓于平等交流，鲜明显示刊物的旨意与风格，更显示了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开始变化。
这一点从杂志的栏目设置可以充分体现。栏目包括实验谈、日记文、社会观、家政说、艺术谈、书简文、风俗观、交际说及“其他”。这“其他”，林林总总琳琅满目，包括爱国小说、爱情小说、家庭小说、理想小说等“小说”类和诗、词、弹词、散文等“文苑”类。由于杂志形式活泼，风格平等民主，因此各类栏目都有女性踊跃投稿，尤以诗歌、见闻、散文和图片为多。第一号末尾“编辑室”按语声明：“本报第二期拟开一栏，曰‘读者俱乐部，当与爱读诸君相切磋，尚望诸君不拘一格，惠我琼瑶，为淮阴将兵，多多益善。且藉是可以交换智识、推广见闻，诚至善之道也。”主办者希望平等对话、交流知识的意愿呼之欲出。虽然“读者俱乐部”栏目延宕至第三期才出现，但这个栏目此后成为固定栏目，内容丰富，较少中断，发表了许多不好归类的短篇实用文章。
诚如季家珍所论，《妇女时报》的主要目的不是对女性进行“自上而下的启蒙”，主办者更看重创造一个平台，女性可以分享她们的知识以唤醒其他人，从而拓展自下而上的社会改革空间。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这个平台和空间意味着中国女性的集体意识、性别认同自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开始萌发，到此达到一个新的节点，改变了传统时代各种《列女传》《贤女传》等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身份和价值定位，标志着晚清后期社会对女性开始发生深刻的认知变化。
《妇女时报》的主办者强调通俗，当时的读者和后来的研究者也认为它是通俗杂志。清末民初的流行文化，在近代史上一直得不到较高的评价。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鸳鸯蝴蝶派”、“礼拜六”等是这个时期流行文化、通俗文化的关键词，与“五四”之后兴起的“意识形态文化”迥然不同。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转折中，这个时期的流行文化后来被批判为“市井琐屑”和“封建余孽”，这也是《妇女时报》被研究者忽视的重要原因。
《妇女时报》集中反映了早期媒体的商业化特点，它的创立、编辑、印刷和发行是一系列完整的商业运作过程。它有很多广告版面，据季家珍统计，大约有五百一十六个广告出现在《妇女时报》中，其数量和比例超过了同时期女性杂志。商业的价值就在于“流通”而“为更多人所熟知”，流通越广泛就越能让这个女性平台得到拓展。
然而，《妇女时报》通俗却不低俗，而是在通俗中饱含学术与思想新潮。尤其是长期设置的女性生理、生殖健康、妇产育儿等议题，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不仅是新知，而且是非常敏感的社会话题。通过对诸如《产妇之心得及实验谈》《男女两性自由生产法之实验谈》《无痛安产法》《调查妇女月经启》《女子分娩后之看护》等文章的分析，使人们看到这些通俗文章背后二十世纪初女性话语的复杂性，涉及身体、性、性别、社会等多重关系。为了宣传、介绍关于女性身体的新知识，《妇女时报》还有一些分析介绍世界各国女性身体、生理的文章。正如季家珍所说，通过这种世界性叙事，诸如月经史等高度个人化的、隐私性的女性身体、生理细节，被建构为全球性事实的一部分，女性身體文化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常识。以前羞不可言的女性身体，因此进入了公共话题，具有了公共性。而女性身体的公共性，是现代妇幼保健、医疗制度的前提之一。《妇女时报》的许多文章十分超前却又自然而然地将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医疗方面的时代课题提了出来，讨论颇为细致。百年后，这些新知渐成常识，渐渐脱敏，妇幼医疗保健制度已经建立并逐渐健全，但前贤的开拓努力之功，不应忘记。
杂志更有众多关于妇女参政的讨论，有关女性同性恋和女性社会问题的话题，观念思想不可谓不先锋，尤其是公开讨论“女同”，触犯了社会禁忌。正是这种“流行”“通俗”和“市井性”，才能搭建起较大规模的女性群体话语平台，反映范围更广的社会性别认知，而这恰是精英文化做不到的。
“女性期刊”一直是《妇女时报》的标签，但季家珍提醒我们，与其把它定义为“女性杂志”，不如把它看成一种注重女性问题的“综合性杂志”。因为它的编辑者是男性，出版商是男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是男性规定了杂志的面貌框架和出版机制。杂志也刊发了许多男士的作品，它的很多议题超越了性别，在另一个意义上说，又可以透视男性的女性观发生了何种变化。附提一句，读到顾颉刚先生北上求学之前在苏州时曾以妻子的名字向该刊投稿，颇为意外。莞尔之余，不禁感叹此刊影响之大。
在《透镜》中，季家珍延续了在《历史宝筏》中对“才女”“女德”议题的探讨，进一步思考女性在私人与公共、人才与美德两个方向的张力。毕竟是新时代，“新女性”“职业女性”成为女性的模范。相对传统而言，《妇女时报》不再强调诗词抒情的“才女”，而更加重视现代女性教育、职业教育，发表了一篇又一篇论女子应当、如何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文章。尤其难得的是，它还关注到下层妇女，强调对女性的职业教育。随着现代社会学的引进，中国的社会调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到高潮。其实《妇女时报》早有社会学调查，这些在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史上有重要的发端意义。杂志第三号还是宣统年间，就发表了嘉定、上海、宁波、绍兴、南通、镇平、天门等地女子生活、职业调查，关注到乡镇一级的社会底层女性状况。对于女性职业教育、职业生活的高度关注，显示了女性职业化的崛起。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现代新式教育，一个重要内容是以数理化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知识。这种新知识，取代了传统对“才女”以诗词歌赋为主要内容的教育。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必然重视“实验”。《妇女时报》创刊号版权页后的“本报征文例”中，“实验谈”就排在第一位。
《妇女时报》“实验谈”的意义在于，它的“实验”不仅是学理方面和“形而下”意义上的，从“实验谈”传达出的“经验”含义，提出诸如要重视从产妇到产婆的个体经验，以此形成社会意义上的女性的“集体经验”，进一步构成知识和社会变革的基础。在传统的知识建构中，男性一直是知识建构的主体，《妇女时报》则强调女性拥有的独特的宝贵经验，同样是知识的重要来源，它的公共传播将对社会知识的改善、建构做出重大贡献。
据此种种，季家珍强调后来的“意识形态文化”對《妇女时报》等民初商业期刊做出的道德化批评并不准确，不无轻率、苛刻之嫌。在她的论述脉络中，以《妇女时报》为代表的通俗文化和对它严厉批评的“意识形态文化”，二者是历史上一场“追逐公众关注和文化权威的竞赛”，表现出“平淡的日常生活和高层次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日常商业文化和英雄政治文化之间的张力”。
二
关于身体性别—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来源，无疑是西方。随着近代思想文化的西风东渐，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西方社会学所涉及的性现象和性理论。
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吴若安女士也是《妇女时报》的作者，她在研究克制“力比多”（性欲）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时，就使用西方性学理论而不是中国经典的礼学来解释，她使用了经由日本文献传入的诸如驱动力、本能等欧洲医学和心理学理论。她的文章还大量引用、介绍了“性学”这一术语的创立者、德国医生爱文·布洛赫（IwanBloch）和美国性学家的性学、性社会学理论。
身体性别—社会性别研究，季家珍引入了“性样态阈限”（LiminalSexualities）概念。“阈限”一词本是一个物理词语，又称“感觉阈限”，是一种感受性衡量标准，指感觉器官感知范围的临界点的刺激强度。她为这个词语做了注释，即观察民国女性多重身份编码下的女性视觉文化，妓女视觉形象与“良家妇女”甚至是女性精英视觉形象的互动，“女同”问题的探讨等等，考察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身体—社会性别系统翻天覆地的变化。
“女同”一直是禁忌，但《妇女时报》发表的《妇女同性之爱情》开头就说“夫女与女同性之相恋爱，实同于男子之好男色。其动机、其原因，不一而足。今人从医学一方面讨论此事，大都皆谓原因于情欲之颠倒，Inversign des Sexualtriebs 为一种疾病之变常现象”。作者引用的“情欲之颠倒”这个解释，就出自英国性心理学家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名著《性心理学》。“女同”的讨论，开始进入学理层面。
《妇女时报》图片数量众多，有诸多清末民初的达官名流的家庭照、结婚照、学塾照，女校上课照，名媛、女记者和众多“女界先进”的照片，也不乏妓女照片。季家珍统计，包括封面在内大约共有四百八十五幅图片。图片反映的意义、传达的信息丰富多样，显示了清末民初伴随新式教育和一九一一年革命而出现的女性经典照片的“新类型”，极大地丰富了读者对历史概念的理解，让读者直观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精神，增强了历史在场感。因此，季家珍强调对杂志做“可视性”（Visual）研究，挖掘出图片蕴含的丰富信息。现在图像史研究渐成热点，季家珍将图像安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解读，以史解图，以图证史。她发现，《妇女时报》在公众对女性整体认识的推进方面、在营造一个女性自己的公共空间方面，有意无意地起到了“视觉先锋”的作用。她试图用图像表达一种方法论：女性之间、读者与刊物之间可感受的互动体验模式。
季家珍注意到，晚清以来有一种显见的社会现象，她将其命名为“女士”和“妓女”间的“社会滑移”（Slippage）。这种“滑移”并非高低阶层流动，而指诸如名字、服饰、手势和体态之类的特征趋同或边际模糊，“美人”已包括“名媛”与“名妓”，以各自的语义形成各自的“编码”和“解码”方式，这种变化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文明、社会性别和阶级身份的索引。从衣着打扮上说，妓女引领了时尚，“女士”在向“妓女”靠近，但二者仍有区别。如何辨识民国“女士”和“妓女”？季家珍做了精彩的图文解读。民国女士的照片经常有冗长的标题、头衔，最后加敬语“女士”。如“驻英使署参赞罗饴元夫人魏淑姞女士”“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学生张鸿仪女士”“中国词家吴门毕杨芬若女士小影”等。而妓女的名字并非固定的一人一名，较为随意，经常不像正式的名字，如“洪四宝”“小阿凤”“谢莺莺”“雪印轩”等，或者有集体称呼如“京城小四子小五子姊妹”等。包天笑曾与上海一位名叫“阿金”的苏州妓女相遇，留下美好的印象。几个月后他试图再去寻找，却遭到了嘲笑—在上海至少有十个以上“阿金”！女士和妓女关键区别还包括衣领的高度、袖子的长短松紧、衫裤的选择和特定饰品的佩戴。就衣领来说，妓女的衣领通常高一些。妓女还佩戴着一个最为普遍的象征性饰物：珍珠做成的装饰点缀在紧紧的包头上，或者做成花形装饰，缀在胸前。而女士们从不佩戴珍珠花饰，她们多装饰以真花，倚靠在真的盆栽植物旁。妓女越来越多地穿着裤装和短外套，上层女士依旧是裙装长衫，以盖住她们的骨盆。在体态上的区别是：上层女士通常单独站立，多人一起时也几乎少有肢体接触。妓女有拉手等亲密举止，跷二郎腿，而且还喜手拿书卷以躺姿拍照。就站姿排列而言，女士们（尤其女学堂合影）的照片多是对称图形，而妓女们的影像则是混乱、叠加，往往植入异国情调以“引起色欲”。季家珍遍查《妇女时报》中的女性照片和有正书局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三册妓女相册《新惊鸿影》，发现“书”成为晚清高级妓女影像的重要标志物，正应和了“校书”“女校书”或“书寓”“书寓先生”之隐喻。妓女喜欢拿上层象征的书做摆饰，相反，此时读书的上层女性服饰则深受妓女服饰的影响，向妓女靠近。以衣领和装饰来说，前面提到的魏淑姞的两张照片衣领都非常高。时人甚至抱怨上海的女学生都穿着衣领高四英寸、点缀着纽扣和花边装饰的衣服了，简直和妓女的审美无甚差别，哀叹女学生们“身着奇装异服”，“行动毫无羞耻”。一帧《城东女学附设小学教育讲习会》的相片，就证明了高衣领已经成为时尚的事实。
《妇女时报》刊登“女士”照片最多的，要数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夫人汤修慧，有单人正面照、背影照和集体学生照等。季家珍认为，汤修慧的相片最能体现民国女士暧昧的性状态，她面对镜头“有一种妓女式的放松”，比其他“女士照片”显得更加放得开。她一九一一年进入浙江女子中学学习，一九一二年与邵结婚，一九一六年毕业。在学校时，她就发表文章，并且冲破禁忌和《妇女时报》及包天笑联系，一毕业就投身到邵飘萍的《京报》事业中去。妓院当时是信息汇集之处，为获得消息，邵与同人经常到“八大胡同”叫条子、吃花酒。由于邵飘萍主张男女平等，汤修慧就声称，如果自己的先生真正倡导男女平等，那么她也可以深入“八大胡同”，叫条子、吃花酒，她因此也多次获得了许多妓女生活的经验作为写作材料。
无论如何，在这段变革时期，中国的妓女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妇女时报》有大量以现代科学、卫生和道德对妓女的批判的文章，有如何救济“堕落女子”的社会性讨论，又有中国传统对风尘女子痴情侠义的赞扬，甚至有传统文人又把嫖妓作为“风流美谈”。女士们追逐（妓女引领的）“时髦”风潮，作为评判重心的“道德”在失重，讨论“性”的方式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会科学语言讨论政治经济、劳动生产和公共健康等新观念。
三
《妇女时报》因标榜不涉政治而被贬低，其实，清末民初政治的痕迹在其几乎每一期杂志中都有鲜明反映，每一卷第一篇文章多是议论时事时政之文。它的发刊词就充分传达了对晚近国事衰颓之忧愤，第二号《漆室女》一文，以西汉刘向《鲁漆室女》一文为喻，表达晚清女性对国事的关心。杂志从民国元年那一期《论女子应有选举权》的译文开始，以后几乎每期都有关于妇女参政的文章，诸如《论女子应有选举权》《女子参政同志会宣言书》《美国妇女之选举权》《泰晤士河畔女子要求参政之怒潮》《女子参政运动之最近十五年史》……在那个年代，这些文章、讨论至为难得。这是民初妇女参政浪潮的反应，并且呼应国际范围内的女性解放和参政运动，中国的女权运动、女性主义成为全球化女权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章，中国妇女解放史更不能缺少这曾经被人鄙视的“通俗”一章。
《妇女时报》并非只从理论上、观念上宣传、重视女权，而且对现实的时事政治也异常关心。一九一三年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风潮，《妇女时报》以三期连载，发表了署名为“今之伤心人述”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最近大风潮闻见记》报道和评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前身是建于一九0八年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颇负盛名。但新校长吴某制定种种不合理规范细则，让学生难以容忍，“痛哭上书，力陈罪状”，发动风潮，驱赶吴氏。《妇女时报》发文支持：“盖吴所实行之政策，在于禁锢学生之言论，闭塞其智识，干涉其行动，使之脑中眼里皆含有校长之权威而后操纵爱憎惟一人所左右。”最终，该风潮以满足学生要求、吴氏去职结束。
《妇女时报》的确不是一份明确倡导“革命”的刊物，在政治面前，颇为谨慎。它的评时议政，不是慷慨激昂，振臂高呼，而是拉家常般娓娓而谈，时不时还小心翼翼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充分展现了民间议政的特色。
据不完全统计，一九0二至一九一二年间的女性报刊有三十余种，《妇女时报》并非首创。不过以它为分界线，此前的刊物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激进的政治革命特点;自它之后，商业化和生活化面貌逐渐增多，内在地表现出社会结构的变革，生动反映了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生活，从中更可以看到女性自主要成为什么、男性要她们成为什么、社会又要她们成为什么。
一九一二年政治革命完成，新的社会秩序尚未稳定，此时留给文化的空间就比较大。《妇女时报》 恰逢其时地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它的发行量达到六七千册，阅读量应超过十四万人。虽然《妇女时报》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无疾而终，不过其他女性杂志已经陆续创办起来，而且都延续了《妇女时报》的特点和风格。这种趋势表明为女性而设立，乃至女性自己搭建的话语平台越来越大，女性作为一个群体，日益强烈地要求并努力表达出自己多种多样的话语欲望，越来越主动参与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实践中去。《妇女时报》“预示了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一种新认识论、一种新政治”的产生，对它的历史透视，呈现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文化为人所忽视的姿态和活力，折射出妇女的日常生活與新国家、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已能看到女性主义的潜流在涌动，也促使我们重新省思在变革、革命和近代化等种种社会剧变中性、性意识、性观念和性别关系的变化，以及大众印刷媒体所起的重要作用。
（Republic Lens：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Press . Joan Jud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