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环绕的镇子里，流淌着清澈冰凉的河水。这镇子不大，不足9000人，从任何一条街道眺望都能看到不远处雄伟的雪山。它就是位于加拿大卡尔加里以西约128公里处的班夫镇。
2013年10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何明星在一次国际会议间隙，偶然来到班夫镇，一家书店着实让他很感意外，小镇图书馆居然有中文书目检索系统，书架上还有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红高粱》（英文版）。中国图书的触角在海外竟然能延伸到如此偏僻的小镇，作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项目负责人，何明星对此也颇感惊讶。
2015年，又是一次机缘巧合。何明星和同事在芝加哥唐人街（China Town）的一家图书馆，发现了琳琅满目的中国图书，不仅有文学类、教育类、儿童类，甚至还有中国菜谱……四川姑娘陈思在这里工作了22年，目前已是这家图书馆的馆长。据陈思介绍，该图书馆在整个芝加哥公共图书馆系统的数十家分馆里，图书流转率最高。她刚来这家图书馆工作时，中国图书的流转率并不高，每本书大概一年流转一次，如今每本中国图书大概每个月都要流转一次，最高流转率多达十几次，很多书籍由于借阅过多，已经被翻得起了毛边。
细数往事，恰恰说明，中国图书海外馆藏正成为世界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2012年，何明星着手开展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截至2021年，已经连续发布了10个年度研究报告。这是学术界第一次用图书馆收藏的书目数据来评价中国出版机构，而何明星也成为最早利用世界图书馆数据系统呈现中国图书在全球范围图书馆的馆藏量，以数据库为支撑探讨传播影响效果的学者。
中国图书世界影响力研究展新貌
图书馆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化教育水平高低的重要评估指标。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拥有近9万家图书馆。大量的图书资料、报刊、电子书等，不仅记录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更是地球村中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标志物。而一个文化大国的文化产品，在世界图书馆的收藏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国家专业出版机构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文化影响力。
一直以来，何明星及其团队非常关注中国文化“走出去”，并在中国图书海外馆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出版的图书到哪里去了？如何评估中国图书的海外传播效果？如何衡量中国文化的海外影响力？何明星不断地思考着。
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以世界图书馆收藏的中国书目数据为核心指标，勾勒出中国出版物在全球的文化地理分布范围，旨在以中文图书为切入点，观测和把握中国出版机构的世界影响范围，加快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推广步伐，推动世界化出版人才队伍建设。起初两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着眼于1949—2013年，纵向梳理了64年间中国581家出版社在全世界图书馆收藏数量超过30家以上的图书品种。2014年至今，项目组跟踪调查中国600多家出版社、20家出版集团每年进入全世界图书馆平台的新书情况，以便及时掌握每年中文图书的短期生产情况。总体上看，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年度研究，涵盖了中国大陆的所有出版机构，既有综合出版社，也有大学社、教育社、文艺社、儿童社等。
一本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图书馆的馆藏数量，既是这本图书作者的知名度、图书内容和思想创新性程度的标志，也是出版该图书的中国出版机构在这个国家、地区知名度大小的标志。通过对中国图书在世界各国图书馆的收藏数据的研究与分析，不但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文化传承、思想创新与国际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可以为提升中国现代传播能力拓展更为开阔的国际视野。
对比十年数据，项目组发现，1980年之前，在全球传播最广的中国中文图书以中国社会文化、历史古籍、文物考古、文学艺术、汉语辞书等内容为主，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文学类图书异军突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已经占据了绝大部分份额，成为海外读者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一个“喜闻乐见”的窗口。除了中国当代文学图书之外，一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学术图书和中国主题的图书份额日渐增加。报告显示，十年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科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9家出版社，始终处于大陆出版社馆藏排行榜的前30强之列。
“对于一家出版社而言，可以参照数据报告进行产品线规划，拓宽选题视野；而对于整个中国出版业界而言，则可以更为清晰地规划中国出版参与世界图书市场竞争的路径。”何明星说。
十年磨一剑，守初心，沉下心，才能得到国内外学界、政界、出版界、文化界等持续好评和关注。学界评价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时常说：对象明确，内容涵富，视域宏阔，方法独到，一以贯之。谈及十年来对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的感受，何明星告诉记者，最大的收获是能够为中国出版业提供客观准确、可稽核的数据参考，真正服务业界，满足中国图书出版的需求。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之所以取得成功，不在于研究本身，而在于它所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强烈的社会反响和重要的影响力。
关注人文社科图书研究新趋势
传统人文社会学的影响研究大多是定性研究，而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主要是基于馆藏书目数据进行的定量研究，并以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为基础，从读者（传播受众）出发对图书（传播载体）、传播者（出版社）进行评估的一种影响研究。“通过一本图书的馆藏图书馆数量，可以知道这本图书的传播范围；通过进入图书馆系统的图书品种，能够了解出版机构的知识生产水平。”何明星说，这项以汉语言为基本载体的图书出版研究，不仅可以依据图书的海外馆藏数量确立图书的传播范围，还可以通过梳理海外图书馆系统的图书品种，发现出版机构的出版能力。这就是经过10年实践，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确立的基本理论范式。
最初，“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评估项目主要是以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WORLDCAT全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为基础。世界图书馆数据库中心是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它所有的投入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用户，目前其在全世界的成员馆数量已有24000多家，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除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外，还包括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大量的公开动态数据资源，能够直观反映一本图书的上下流通及借阅情况。世界图书馆收藏数据是对一本图书的学术价值、思想创新、作者水平、出版社品牌的综合认定，是图书影响力评价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数。何明星发现，OCLC数据库有地区偏向，比较偏重欧洲、北美地区。为增强数据的客观性，该项目又进一步引进了日本CiNii数据库的数据、日本国会图书馆书目数据。CiNii包含了日本1200所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联合目录，覆盖日本全境，还涉及韩国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何明星谈到，OCLC数据库与日本国会图书馆、CiNii数据库互相补充，基本可以勾勒出中国图书在东西半球的流通轨迹。如今，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的书目数据进一步拓展，逐步增加了俄罗斯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包括部分中亚国家）、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书目数据、拉丁美洲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从而可以更加准确全面地衡量中国出版的世界影响力。
“世界图书馆系统对于一本图书的选择，是以服务读者需求为目标进行筛选收藏，通常会有一个严格的筛选标准。大多数图书馆会根据学科领域，选定一些核心出版社的图书。因此，能够进入当今世界图书系统的每一本中外文图书可以说都经过了思想价值、学术水平、社会需求的检验，是经过了千挑万选的。”何明星说。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教授诸葛蔚东认为，图书在世界图书馆的馆藏数量是衡量图书海外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图书研究方法。图书馆藏就像广告的到达率一样，是测量图书传播效果的重要维度。一个国家、地区的图书馆系统拥有某种书的数量，代表了这种书在这个国家、地区的影响力。
在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王晓军看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年度研究报告之所以引发轰动，离不开何明星在国内首创的“馆藏数据”研究法。作为一位典型的“问题驱动型”学者，他特别重视大数据和互联网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在具体研究中立足定量分析交叉使用宏观对比与个案对比。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定量研究被广泛应用于传播效果研究中。何明星举例说，早在1788年，老子的《道德经》就被来华传教士译为拉丁文传入欧洲，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思想著述中亦可寻见《道德经》的影子，但这只能说是定性研究。随后《道德经》在欧洲被翻译成不同国家的语种，截至2018年底，德语版、法语版、英语版、意大利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等语种已经达到50种，甚至还有中国学术界并不熟悉的旁遮普语、古吉拉特语、马其顿语、加泰罗西亚语等。通过专业数据库可以发现，仅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欧美语种关于《道德经》的研究图书、研究文章就有7100多种（篇），其中专业图书为1093种，专业书评有916篇，研究文章达到了4129篇，其他涉及《道德经》内容的数据库、在线出版物等有959种。这种定量研究，能弥补过去定性研究的不足，在学术研究方式上是一种拓展。
从传播学角度来讲，传播效果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讲证据。在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中，中文图书是最显著性的文化标志物之一。“用中文图书的书目数据在世界各个机构用户的图书馆做研究，这样证据链会比较充足。这10年下来，我们不仅丰富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还为传播学效果研究找到了中国文化实际传播的标志物。”何明星告诉记者。
十年坚守，玉汝于成。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立足时代背景和学术研究的要求，既面向国外市场又对国内市场有一定启发作用，再加上其数据库是客观的、可稽核的，现在已经成为国内出版界、出版物、作者、读者可见度定量分析、排行的关键指标。
十年坚守汇集最新研究成果
知识的生产离不开创新，中国图书海外馆藏排名，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知识生产水平和创新能力。
2018年，何明星将“世界出版”的理念融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项目研究，并在研究报告中增加了中国大陆近600家出版机构出版的年度英文品种馆藏数据，以及英文品种出版地署名中国大陆城市的分布数据。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用英文出版图书、期刊、电子书、数据库以及影视产品等品种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信息全球化时代中国出版机构的世界化出版水平。
在《2021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发布会上，何明星作了如是解读。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出版业造成了巨大的影响。2021年，共有467家出版社的17300种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与上一年相比，2021年度海外图书馆永久收藏中文总品种数存在下滑现象。出版社比2020年减少8家，馆藏总量比2020年减少908种。然而，“即便当前整个出版行业正经受着多方面冲击，但传统业态的出版活动还是作为知识生产的核心环节占有重要地位。”何明星说。
目前，中国大陆出版机构仍以传统业态的出版活动为主，同时在内容创新、思想价值创新等方面的知识生产水平也日益提高，因此在世界图书馆这个全球最大的机构市场里，形成了稳定的品牌影响力。由此可见，人文综合大社、品牌社、知识生产水平高与创新力旺盛的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多年研究，何明星及其团队发现，真正购买中国图书的，在过去大多数是做中国研究的机构以及开设中文系的大学图书馆，近年来，特别是一些公共图书馆购买中国图书数量逐渐增加，甚至出现了某种中国图书“供不应求”的局面。海外公共图书馆以服务于当地社区的普通居民为主，公共图书馆是欧美社会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信息来源的中心。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发展对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国外普通居民对家门口图书馆馆藏的中国图书需求量也日益增大。文学是读懂中国、沟通世界的有效途径，关心中国的巨大变化，关注中国的发展故事，直接指向了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促使中国文学图书成为海外传播中具有影响力的主要原因，而且海外公共图书馆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中国图书的数量、品种十分稳定。根据最新数据列出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文图书排名，始终是该报告每年最受读者关注的看点之一。报告还显示，2021年度海外馆藏超过30家的中文图书名单中，文学出版社以及文学作品可谓首屈一指。其中，莫言的《晚熟的人》、迟子建的《烟火漫卷》、贾平凹的《暂坐》等榜上有名。中国当代文学图书已经连续10年都是海外图书馆界收藏的大宗品种，且热度不减。
“我们发现，在世界机构用户这个层面上，中国文学图书很受欢迎。文学图书是了解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很好的载体，外国读者既可以通过其学习中文，也可以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所以文学图书这些年影响越来越大。此外，儿童图书、获奖图书、科幻图书等也很受读者欢迎。”何明星说。学习汉语是海外读者尤其是华裔后代的迫切需求，中英双语对照的图书以及中文有声书越来越受海外市场的欢迎。
“我们还发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国际社会对中医药抗疫功效特别关注，这一定程度上也带动了海外读者对中医相关图书的阅读需求。亚马逊上有个自助平台，很多读者可以自己写书传上去，有很多西方的普通老百姓在写自己对中医的理解与感受。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中医药里体现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进而带火了我们的哲学书，比如《道德经》《孙子兵法》《本草纲目》《庄子》等。”何明星说，像《庄子》《史记》《论语》等中国古代典籍，在海外都有大量的读者群，而且它们的解读点非常多，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部分，可以给西方人展现一种不一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宇宙观，进而推动了中国文化这种独特的知识体系“走出去”。
“从理论到实践，从个案到统观，从狭义文化走向广义文化，何明星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无不有力地实现着‘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科学化、时代化、大众化、国际化水平，使之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有效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论述。”王晓军说。
十年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何明星认为，还有很多领域亟待团队进一步探索挖掘。
向世界推介更多中国好书
在与何明星的交谈中，记者能时常感受到他对书，尤其是对好书的热爱。正是这份热情，促使他十年如一日，投身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思索着如何将更多的中国好书推介给世界。
什么样的书才称得上是一本好书？
“当一本图书能够穿越历史时空的岁月阻隔，仍然能够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并进入庙堂而被后人不断膜拜，这样的书就是经典，理所应当是一本好书。”何明星说。图书真正的精神与价值是满足读者日益发展的需求。读者是图书的主人，是推动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子，对出版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走向有着重要影响。所以说，中国图书的世界影响研究，必须重视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为了体现读者的个性化需求，2018年，何明星团队开始尝试引入读者阅读评价数据。据何明星介绍，他们主要利用世界互联网公共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发掘海外读者讨论最多的中国主题图书，并连续几年推出了相关研究成果。经过几年的探索，项目组研究发现，读者评价数据不但获取的途径方便，而且可行性比较高。但是，目前这项研究还没有完全成熟，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此外，该项目下一步也会引入媒体书评数据，拓展到域外主流媒体书评，从而引入同行评价的因素，使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全面。
那么，中国出版界应如何更好地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图书？何明星认为，中国出版业一定要重视海外市场，而面对海外市场，我们的产品必须不断创新，尤其是要开发一些用于海外华人子女、西方普通民众学习汉语的有声书。
何明星在旧金山中国城图书馆 作者/供图
“中国出版界目前最要命的是在产品上无法更新，没有一个统一的中文数据库。”对此，何明星感到十分遗憾，他们每次发布报告的时候都在呼吁有条件的出版集团要拿出钱来做中文数据库。
所谓中文数据库，指的是以内容为核心归集不同作者、不同出版社的高质量学术内容的知识集合，知识单元是构建数据库的基础，并主要通过检索实现传播与使用。专业数据库的出现改变了以往通过图书、期刊、报纸以及电子书等不同载体分类的出版形态。“以哲学为例，中文的哲学数据库包括古代哲学、现代哲学、西方哲学等，通过一个数据库就可以轻松找到各种各样的关于哲学的书，其他学科同理。”何明星说，这样我们就摆脱了一本本书的概念。这不仅是出版界的一次革命，也是知识生产与文化传承的革命。对于个人来说，如果你想找一本书，直接以关键词来检索，一下子就知道哪本书是谁写的，需要书里的哪一段，直接摘录使用就可以。中文数据库可以节省大量物理空间，而数字空间可以无限大。近些年，欧美知名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中国研究机构图书馆因为物理空间局限，已经逐年减少中文纸质图书的采购数量，我们不断呼吁中国出版机构进行中文数据库建设，原因就在于此。一些海外跨国出版集团已经涉及中文数据库的建设业务，也是如此。何明星一直为此向各方呼吁。
与此同时，出版业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要增强中国出版的国际传播能力，实现从“阐释中国”到“中国阐释”的转变。受到欧美主流舆论长期意识形态化阐释中国的影响，西方学术界、舆论界以及出版界对于当代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接受屏幕”，影响了很多西方社会普通读者。要破解这个“接受屏幕”，一个最好的办法是直接与西方社会普通读者进行对话与沟通，让普通读者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何明星讲道，《马燕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何明星介绍说，一位美国的女孩想买莫言的书，在网站上搜索莫言（Mo Yan），不小心打成了马燕（Ma Yan）。等书邮回家，她才发现这本书叫《马燕日记》，等她读完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觉得自己“犯了一个幸运的错误”。该书讲述了贫穷生活中的马燕对上学的渴望，对自己可能辍学的担心，母亲不让她上学的痛苦，以及想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的决心。这本书一经出版，就成为西方家长用来教育自己孩子的榜样，感动了西方世界，并且至今畅销不衰。
一部作品在海外的畅销，背后往往蕴藏着复杂的原因，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未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还要进一步引入读者评价、媒体书评数据、在国际市场上较为活跃的中国出版机构品种、最受媒体关注以及读者欢迎的品种等，从而进一步提高业界的国际化水平。”正像何明星所说，只要中国出版人俯下身来，聆听神州大地上那沸腾已久的脚步声，中国梦的对外传播就一定是鲜活、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