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些为了了解中国过去的动力和未来的前景而不懈努力的人来说，能够目睹任何过去的情况和事件都是有价值的。西德尼·甘博（Sidney D. Gamble）的作品对我们大有裨益，他从三个不同的视角观察中国，并试图将其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画面。这三个视角分别是：第一，他深信基督教教义可以帮助中国摆脱困境；第二，他接受过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的训练，能够积累一些数据，并最终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第三，他热爱摄影，并且关注那个时代的危机，这为他的摄像头赋予了一双眼睛。

仿佛这些还不足以吸引我们的兴趣似的，甘博还曾在四个不同的时期逗留于中国，即1908年、1917—1919年、1924—1927年以及1931—1932年。这些年头恰恰是中国出奇动荡、变革和狂热的时期。甘博第一次到中国是1908年，正值晚清时期，十八岁的他和父母一起到杭州探亲访友。尽管我们对他第一次中国之旅所知甚少，但我们相信，对首次游历中国的他们而言，杭州以其山景林色、庭院楼阁在他们心目中形成了如梦般永恒的中国缩影。甘博借住在杭州的主人家本身就是真正的摄影爱好者。想必年轻的西德尼得到了极好的引导，务求抓住中国所能赋予影像收藏家的无尽机会，上了一门很好的入门课，了解摄影收藏家在中国的发展机遇。

当时的清朝正值穷途末路，内部的虚弱、持续的冲突以及外来的压力都加速了清朝的灭亡。这一点对于现在的历史学家来说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就当时而言，王朝的前途并不明朗。慈禧太后和富有改革抱负却在政治上无能的光绪皇帝都在1908年去世了，将这个国家的未来交给了年幼的小皇帝和满族的摄政王。1912年是甘博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后一年，同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中国走向了未经实践、羽翼未丰的共和制度，其命运被交予孙中山所领导的缺乏政治经验的革命组织，各省割据的军阀们也始终野心勃勃。

1908年，杭州所在的浙江省正是激进政治活动的中心，许多新的西方思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刺激着年轻的知识分子通过地方议会自治和法律之外的手段，如煽动性的论战宣传单、政治暗杀等，去撼动清朝统治的根基。而浙江当地的市井村民并不理解这一过程，仍然死守着他们日常的生活规范。1881年生于浙江的鲁迅，在也许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短篇小说《阿Q正传》（写于1921年）中完整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风貌。

鲁迅微妙而痛苦地控诉着中国人无法理解新出现的政治和文化变革的本质，这时，甘博于1917年至1919年完成了他的第二次中国之旅。这次旅行从一次摄影探险开始，甘博在朋友的陪伴下溯长江而上，经过宜昌上游的急流，到达四川重庆。这次惊心动魄的长江三峡之旅，以及那些辛苦劳作的纤夫洒尽汗水、迎着急流、拉着沉重船只的场景，后来被另一位年轻的来华旅行者、美国人约翰·赫西（John Hersey），镌刻在其小说《孤石》（A Single Pebble）中，令人难以忘怀。当时，甘博开始学习摄影和写作，他的朋友回忆起甘博随时都背着“笨重、难看的相机”，而甘博和当时所有严肃的摄影家一样，不得不一直在沿途的各种环境下冲洗底片；甘博在一篇日记当中就提到，他为了冲洗照片装了十七次水。[1]

这一小批旅行者和他们的十七件行李一共需要十五个挑夫抬着。那时，没有一个西方人——甚至是任何一个中等收入的中国人——想象用自己的双脚踩出一条布满尘土的路。确实，也正是在四川的艰苦跋涉之中，甘博拍摄出了精彩绝伦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甘博坐在竹制的轿子上，头顶有防晒的顶棚，他潇洒地歪戴着宽檐帽，帽檐一直垂到了眼镜上方。他的膝盖旁有一个小桌台，打字机就靠在上面，甘博的手指则放在打印机上。这张照片是西方学者田野调研的绝佳展现，可以与摄影界留下的所有作品相媲美。

当时的甘博初出茅庐，并且立志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1912年从普林斯顿毕业之后，他在加州工作过一段时间，之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学习经济学。就好像预见到未来在中国工作的需要一样，甘博在伯克利不仅学习了劳动和产业经济学，同时还参与了加州移民和住房委员会的工作。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团体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力，甘博花了六个月在过失儿童改造学校工作，这也为他争取到了一笔研究奖金。

甘博一完成在四川的旅行，便应基督教青年会（YMCI）干事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的邀请，前往北京。步济时于190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甘博的校友。他希望甘博能对北京普通居民的生活做一个社会调查，并且希望调查信息能对基督教青年会的日常工作有所帮助，也能加强普林斯顿的学生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联系，从而为当地的政治领导人提供可靠的社会改革建议。

可问题是，自1912年清朝崩溃之后，中国的政治便几乎陷入了无政府的境地。北京名义上的宪政议会仅仅代表着部分残余势力，大多数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政治要员要么已经被清洗，要么已经辞职。走马灯般上任的总统和总理对于民主体制几乎毫无兴趣，他们被各大军阀操控、恐吓或贿赂，这些军阀控制着四分五裂的华北和东北的各个区域。

1917年，甘博回到中国的那一年，中国政府决定参加一战，加入英法协约国一方。两万中国劳工被派往欧洲，帮助协约国开展一系列运输和建筑项目，从而让强壮的欧洲军队从这些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开往前线去迎战德军。在欧洲世界陷入混乱的这段时间里，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们表现得非常积极。在中国，他们帮助分析中国工人的社会问题；讲授面向广大民众的课程，以打破几乎所有贫困人口都是文盲的社会困境；向公众介绍西方的民主思想，帮助人们获得尊严。

中国的统治者加入协约国一方，并非出于利他的目的，他们希望通过这些行为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以收复在二十多年前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时被德国“租借”的领土。但是，中国的政治家并不知道，英法美已经与日本缔结了一系列秘密协定，阻止日本与德国结盟，并实际上承诺将之前德国在华的领土和经济特权转移给日本。1919年5月，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北京等地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和市民进行了激烈的抗议和示威，指责政治领导人的无能和卖国，痛斥外国强权的欺骗和贪婪。北京此时正值暴风骤雨、群情激昂，在一些卓越的摄影作品中，甘博成功捕捉到了被激怒的年轻人的愤怒和绝望。

尽管甘博见证了这段历史，他仍然继续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他不拿薪水，当然，身为宝洁集团创始人（普罗克[Procter]和老甘博同为创始人）之一的甘博家族的后代，他也不需要什么薪水。同时，他还同意了步济时的要求，着手汇编一个关于北京的社会调查。颇为幸运的是，当时恰逢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录取量激增，大量学生热衷于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社会需要，甘博在社会调查和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得到了很好运用。在这些学生和其他人的帮助下，甘博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渐把在北京收集起来的调查成果整合在一起，做成表格，放到他的第一本著作当中。这本书名为《北京：社会调查》，在步济时的帮助下于1921年出版。

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甘博小心谨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将基督教的使命与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他注意到，很多中国的非基督徒正在投身于促进社会改革的活动中，而与此同时，许多狂热的基督徒却仍然只是传教布道，未能将基督教教义与整个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甘博简明扼要地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借一位年轻的中国演讲者之口进行了以下论证：

正确的精神和态度并不足以改造这个国家。中国那些年轻的、明智的领导者不仅需要博爱，还需要基督教的普世原则，甚至还需要一个远大的帝国目标，以及应用这些原则并实现理想的确切方法和过程。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在新加入基督教时要心怀这样的信念：这是由男男女女组成的团体，目标是为了给国家带来以基督教原则为基础的社会新秩序。然而在他受洗的两个月后，他找到介绍他入会的牧师说，“你推荐我加入的是怎样的组织啊？我想你曾经说过，这个组织中的人的主要工作是在北京建立上帝之国。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我才加入了教会，现在已经两个月了，可我除了在周日听取布道之外，什么事儿也没做过！”之所以缺乏由教会倡导的全面的基督教社会计划，并不在于说中外教会的领袖忽略了这一重要领域，而是由于在社会状况和社区服务方法方面缺乏准确的科学知识。

甘博认真收集了北京的人口数据——收入情况、健康状况、娱乐方式、职业状况和治安服务及孤儿院等重要事项的情况——这一工作立刻获得了西方评论家的称赞，其中包括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当时，杜威刚刚回国，之前在北京很多地方居住过。杜威称赞甘博的书“从基督教的观点出发，无疑是外国传教区中最好的社会调查之作”，它涵盖广泛的话题，是“深入研究中国不可或缺的作品”。

甘博回到美国后，于1920年到1921年间完成了此书的创作。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收录了甘博在北京工作生活期间拍摄的五十张照片。这些照片是从接近二千五百张照片中挑选出来并在写书时进行了分类整理，十分生动地揭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被逮捕；做家具的瞎子眼窝微微内陷，正在用灯芯草编织椅子；刚刚被从奴隶或妓女生活中解救出来的女童温顺地站成一排，脑袋下垂，只有两个被甘博的镜头所吸引，小心翼翼地朝他的方向偷看；一户乞丐家中有六个贫困孩童和一个家长，两个大一点的孩子明显共用一套衣服，一个自信地穿着裤子，另一个则紧张地往一旁张望，敞口的衬衫已经无法遮挡住他正在发育的生殖器；二十个犯人挤在宽十五英尺、长二十英尺牢房中，眯眼看着突然射进来的闪光灯，这意味着狱卒默许了摄影师的拍摄。

就照片的拍摄质量、想象力、技术水平和多样性来说，甘博不仅仅是在记录中国的生活和景色的普通摄像师，他是后人所认定的为数不多的伟大摄影师之一。他用镜头捕捉到了一个稍纵即逝的表情、一种姿态和一系列并存的要素的瞬间，那一刻这些要素不再仅仅是表现着它们自身，更蕴涵了整个时代及其文化。

在中国，摄影术有着举世瞩目的传统。早在1860年代，费利克斯·比托（Felix Beato）和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就在表现战争的悲惨、中国人的脸型和职业以及风景的照片中达到当时最高的水平；1870年代，桑德斯（Saunders）和菲斯勒尔（Fisler）在上海摄影界的领导地位就如同格里菲斯（Griffith）在香港摄影界的地位一样；19世纪末，慈禧太后本人也开始对摄影艺术感兴趣，经常浓妆艳抹地化着寓言故事或宗教传说中的妆容，与她的心腹太监和宠臣一起照相；1920年代，一批中国摄影师也已经掌握了不同的摄影技术，并且开始大胆地记录他们的国家。

甘博的摄影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一些摄影作品正如同他在中国最杰出的后继者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一样，总能定格到抓人眼球的画面。例如有一张照片展现的是一位中国的老年贵妇，她的小脚上穿着一双绸缎布鞋，嘴上叼一根长烟嘴，鼻梁上搭着一副无框眼镜。

甘博于1924年回到中国，此时他已经同伊丽莎白·洛（Elizabeth Lowe）结婚。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赞助下，甘博再次投入分析和记录北京生活的重要数据的工作中去。这次他决定着眼于小样本数量的家庭，详细记录他们的日常开销。在一批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甘博记录了二百八十三户家庭在整整一年里每天的收入和支出，并一丝不苟地将这些收支分为三十七大类。他和助手将家庭收入和出生地联系起来，并且按照单位、年龄、性别、职业（五十五种男性职业，十四种女性职业）、食物类型、穿着、房租和生活用品分类，对比各类别的薪酬和消费水平。

除了研究北京家庭的城市生活以外，甘博进一步把研究触角伸向更具挑战性的中国农村生活领域。与此同时，在南京周边的农村地区，卜凯（John Lossing Buck）和他的学生也正进行着宏伟的项目，而且中国学者也试图对这些工作做出一些评估。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迫切地想了解农村生活和农村所遭遇的真实情况，把党内的积极分子调往工作最有成效和人手最为紧缺的农村地区。但是甘博最早发现，此时开展农村调查并不会一帆风顺。1925年的中国比1919年更加凶险——内战更加残忍，军阀及其军队更加贪婪。甘博在1925年12月16日的信件中提到：

我打算在农村进行的调研计划被战争阻断。由于货车被没收、赋税增加等，老百姓非常害怕，也不愿意为我们提供农村调查所需要的信息。但是，我们在北京仍然有收获。我们整理出了1900年以来铜银交易的历史，也还拥有同一时期工资、粮食等商品价格的数据，可以推测出北京工人生活水平的起伏变化。

甘博仍然继续做他的城市调查，但也密切关注当地农村的现状和军阀混战的情况。他在1925年、1926年到1927年末第三次中国行结束前所写的信件，成为了解当时中国情况的资料的重要补充。尽管甘博并不同情“学生当中的激进分子”（1925年12月16日信件），但是他仍然关心学生的活动和他们宣称的动机，他再一次用相机记录下了当时的街景，以及老百姓的表情和姿态。1926年2月18日，甘博在一封信中仔细记录了成千上万的伤兵涌入北京及其郊区时的情景，由于缺乏医生和药物，医院的空间也有限，这些断肢的伤员只能躺在刺骨的寒风中，忍受着冻伤的痛苦。甘博听到医生们在争论，如果知道无腿的乞丐将在北京过着怎样的生活，那么为“拯救伤员性命”而截去双腿是否人道？然而，正如1926年6月甘博在一封信中生动地写道，这批士兵或是他们的战友，在康复之后会给城市周边的贫困农村带去痛苦：

救济委员会最初打算在城墙外的主要农村出售粮食，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老百姓有钱购买粮食，在他们将粮食买回家之前也会被士兵抢走。由于很难获得食物，很多难民拥入城市。据报纸报道，已经有四十万难民逃入城内，当然，这里有夸张的成分。在各种慈善机构开办的难民营中，收容了大约一万五千名难民，而更多的人住在城里的亲戚朋友那里。

图一　甘博和他的古董打字机，四川，1917年（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

图二　北京游行示威的学生，1918年11月（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

图三　乞丐的一家，颐和园，北京（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

图四　寺庙的朝圣者，妙峰山，1925年（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

图五　小脚穿着绸缎布鞋的中国贵妇在观看一战停战纪念日的庆典仪式，北京，1918年11月（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

图六　有钱人葬礼的祭品：福特轿车的1:1纸制复制品，其中还有纸做的司机，北京（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

马上要到收割小麦的季节了，最近有几场雨诱惑着难民回到地里，但似乎也收不了多少粮食。在一些地方，军队在小麦地里放马；在另一些村子中，听说有士兵拿着镰刀收割粮食供自己吃；甚至有些军队在小麦地中立起了标语，上面写着粮食归他们，其他人不得干扰。看起来，农村地区势必要在秋天之前遭受饥荒了。

有时，甘博的话恰好与中国最尖锐、最具才华的观察家的作品相呼应，且互为补充。例如，在1926年3月18日，军阀枪杀了四十多名示威游行的学生，其中包括几个来自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女生，她们是鲁迅先生的学生。鲁迅痛悼这三名被残害的年轻人，写下了凄惨壮美的悲文。而甘博则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表达了对此事的同情。在1926年4月20日信件的倒数第二段，甘博准确生动地描述了这一事件的细节：

3月18日枪杀学生是一出残酷的悲剧。在天安门前集会后，群众结队前往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立即驳复八国要求拆除白河大沽口炮台的最后通牒。尽管在游行队伍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但大多数还是保守派的学生。我在哈德门（今崇文门）遇到了游行的人群，他们正在呐喊，但比起5月的游行更为有序。我们不知道在执政府门前学生是否会威胁使用武力，但军警的枪一响，武力镇压就持续了十五至二十分钟。这些军警对伤者使用刺刀，还对死者实施抢劫。当一个女生从后门逃跑的时候，连眼镜都被抢走了。总共有四十八人被杀害或在受伤后死亡。

虽然甘博承担了很多实地调研工作，也有基督教青年会的事儿，还有城市和农村中发生的“人祸”，但他仍有自己的天伦之乐。在1926年4月20日信件的结尾，紧接着描述学生死亡和军阀暴行的段落后面，甘博几乎是不带感情地写道：“她的母亲说凯瑟琳·康诺佛·甘博（Catherine Conover Gamble）将于3月21日达到北京，这比任何政治新闻都要重要。”当然，甘博是故意追求这种修饰效果的。

1927年4月和5月上旬，甘博用头韵法写道，这是“政治、宣传、恐慌——谣言、骚乱、革命、难民”的时期（参见1927年5月13日的信件）。历史学家无不赞同甘博对于这一时期简洁而准确的总结。在这一时期，蒋介石和他的上海同党发动了对共产党和工会的攻击，在大街上杀害了上千人；在这一时期，汉口的共产党试图与从蒋介石国民党中分裂出来的左翼进行联合；在这一时期，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军队闯入俄国驻北京公使馆，抓走了躲在里面的中国激进分子，并通过军事法庭审判，处死了二十多人。

然而，在中国农村，平民教育和土地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晏阳初在北京以南的河北定县领导的改革运动。甘博抽时间去参观了定县，并在家信中兴奋地提起了这一改革。让甘博深为感触的是，改革将平民教育和救灾减荒紧密地联系起来，这让他不禁对中国人那忙碌、兴奋且充满活力的生活状态加以评论。在1927年10月1日的信件中，甘博写道：

定县之行让我很好地了解了农村生活，我们能够深入到乡村中去与农民交流。现在正是农忙季节，很多农民正忙着灌溉、挑水，而很多水井就是在救济金的资助下挖掘好的。在有些地方，农民使用畜力，但是在大多数地方，都是依靠男女劳动力来挑水。

有一个村子里正在举行庙会。在乡村地区，随着庙会的举办，也会举行一些宗教仪式，但主要还是以买卖交易为主。这天是一个农闲日，四周的农民都赶过来参加庙会。乡村的小路被挤得水泄不通，四周都是商贩的小摊，摆满了农村日常生活所需的几乎所有器具，手推车、木材、牛、刷子、水井打水用的木桶、谷物、木凳、布匹和铁器。负责群众教育的老师将学生列成长队，登上乡村的舞台，表演群众教育戏剧。我多么希望我能够用语言来描述芦席凉棚下汹涌的“脸的海洋”。人们层层叠叠、摩肩接踵，从舞台上你真的只能看到数不清的面孔！戏剧终了，干事开始组织人们唱起了群众教育歌曲，歌词很押韵，我们还可以听到人们在回家的乡村小路上哼着这首小曲儿。群众教育协会在农村第一年的实践让我感觉到，这会收获颇丰。我想我们也期待着，这一项目的发展会让农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928年甘博回到美国后，仍然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他在北京的二百八十三户家庭中收集到的数据。这一成果在1933年发表在其杰出的著作《北平的中国家庭是怎样过活的》（How ChineseFamilies Live in Peiping）中。北京当时已经不是中国的首都，被称为北平。在对文盲家庭的研究中，甘博雇用助理来帮助他们完成简单的问卷调查。此次调研是在对社会分析、数据挖掘和穷人饮食评论上的卓越范例。例如，他们曾悲惨地发现，穷人家庭根本买不起任何奢侈品，甚至连每个月在蔬菜上的花销都不能超过二角二分，无论买什么水果，花销不能超过一角五分。甘博将“食物”单独做成列表，共收录了三百一十项，收录了包括布匹、住房、照明、婚葬、水和“杂项”的详细数据，其中“杂项”还包括少得可怜的教育、健康、旅行、家居用品和娱乐等方面的开销。如同甘博的第一本著作一样，书中收录了大量效果好、质量高的照片：卖水人抬起手推车、城市道路旁的神龛、陪葬用的纸人和美式轿车模型、中国妇女在金字塔一样的坟墓前为亲人的去世而哭泣。

1931—1932年间，当这部著作的写作进行到最后阶段，甘博回到了中国，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中国逗留。尽管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已经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但是中国的面貌依然凄惨如故。日本军部在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亲南京的地方政权倒台，日本在华势力大为巩固。同时，日本军队武力进攻上海，使得中国的军队和平民伤亡惨重。而甘博仍在集中精力研究定县的农村改革，思索着这些颇具意义的项目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在之后的几年，甘博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催生了三部更加非凡的作品。

由于甘博自身的事业、家庭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会》（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一书直到1954年才出版。这是一项内容丰富的复杂研究，样本超过四百户家庭，内容涵盖家庭、政府、预算、税收、灌溉、农田耕种和地方工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这部著作也收录了大量当地人、风俗和科技的图片，尽管这些照片不如前几部研究著作中的那般卓越，且没有那么具有说服力，但仍然从整体上丰富了这一研究成果。在这部著作当中，甘博展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那无止尽的好奇心，收录了充满乡村文化气息的地方戏剧的翻译和剧情概要。这部著作中最为动人的章节，是对中国人地方政治觉醒的全新展现。

1963年，甘博已经是七十三岁高龄，他发表了一部更加宽泛的有关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著作《华北乡村》（North China Villages），详细分析了中国华北的十一个村落。同样，这部著作数据翔实，阐述明晰丰富，寥寥几张附图却丰富多样、表现深刻、反响热烈：小男孩光着屁股在村里的祠堂外放猪；一个衣衫褴褛的苦力用手推车将一位女旅友推进了村里；一位年事已高的朝圣者，脸上沟壑纵横，如同船员使用的航海图，从她的脸上，我们似乎可以读到自甘博1908年访华起至当时为止的整部中国历史。

甘博于1968年去世，留下了他的妻子、四个孩子和十个——现在是十二个——孙儿孙女，以及四部杰出的著作。第五本书是在第三本的基础上完成的，在他死后于1970年出版，书名为《定县秧歌选》（Chinese Village Plays from the Ting Hsien Region）。至今为止，这本著作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仍然是一个重要的补充。

西德尼·甘博的研究视野开阔、思维清晰、方法精妙（尽管也避免不了不同观点的学者的各种批评）、想象力惊人，并且——以图片的形式——热情有力、实事求是、毫无掩饰但又绝不残酷地、生动地展现了中国长年革命中那些深刻而真实的苦难。

注释

[1]西德尼·甘博的信件复本、照片以及他生平的资料均保存在纽约的甘博中国研究基金会中。我非常感谢甘博的女儿凯瑟琳·柯伦（Catherine G. Curran）女士为我提供相关资料。有关甘博资料的摘要见南希·杰维斯（Nancy Jervis）主编《革命之间的中国：西德尼·甘博的摄影作品》（China between Revolutions: Photographs by Sidney D. Gamble，1917—1927），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9年。有关甘博的传记见詹姆斯·帕里·埃斯特（James Parry Eyster II）的论文：《在亚洲的普林斯顿人：西德尼·甘博的中国社会调查，1918—1934》（A Princetonian in Asia: Sidney Gamble’s Social Surveys in China, 1918-1934），《普林斯顿校友周报》（Princeton Alumni Weekly），1986，PP.25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