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81—1904年间，俄国政府奉行保守主义统治方针，在内政领域逐步确立并贯行亲贵族政策，其目的是巩固政权根基。亲贵族政策主要体现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诸多具体措施，统治上层制定这些措施时产生的争论表明，俄国政府并不主张以根本违背俄国社会经济体制、完全侵夺其他等级利益为代价，来全盘满足贵族要求。亲贵族政策的实施虽扶持了贵族，但未能根本加强该等级力量，也未能有力巩固沙皇统治。

关键词：俄国政府;贵族;亲贵族政策

中图分类号：K142/K5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11-0088-11

1881—1904年间贵族相关问题在俄国内政中占据重要地位。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俄国进入反改革时期，尼古拉二世统治前期延续其父保守主义统治方针，此间20多年，俄国政府认为贵族严重衰落将贻害于统治，故而在内政中贯行亲贵族政策，该政策的集中表现是，确立贵族优先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多措并举以加强贵族在俄首要地位。广泛贯彻的亲贵族政策并未根本加强贵族力量、有力巩固沙皇统治，反而给俄国政府内政带来不利影响。1904年是俄国政府同贵族间相互关系及俄国政治局势明确变化的时间分界，此后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俄国政府受到空前威胁，不再将巩固贵族作为最重要的国家任务，而是竭力防止专制统治崩溃。

俄罗斯学者对俄国政府的亲贵族政策早有讨论，最先提出“亲贵族政策”这一提法的是Ю·Б·索罗维约夫，他讨论了俄国政府在出台某些亲贵族措施前进行的争论①;А·П·科列林则重点强调省贵族团体的多方面要求如何促使俄国政府决定在内政领域加强贵族地位②;П·А·扎伊契科夫斯基讨论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改革时期，俄国政府如何加强贵族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力③。然而并未有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系统梳理亲贵族政策的具体表现，并充分评价该政策的实施效果。笔者在本文中将借鉴前人成果，力求补充既有研究之不足。

一、实施亲贵族政策的原因

1881—1904年间俄国政府的亲贵族政策分为三个阶段：1881—1883年为亲贵族倾向的确立期;1883—1885年为亲贵族政策纲领的确立期;1886—1904年为亲贵族政策的实施期。

（一）反改革时期的内政倾向——亲贵族

1861年俄国以废除农奴制为开端，进入改革时代。这一时期，俄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并使国家统治体制适应时代而在经济、行政管理、教育、军事、司法等方面做出改革，削减了贵族诸多特权。六七十年代改革虽给予新社会经济结构及资产阶级巨大发展空间，但不仅未稳固统治局势，反使俄国政府承受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如1863年波兰起义、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因此俄国政府确信改革不利于巩固专制统治。

亚历山大三世即位之初迅速改弦更张，开启了具有浓厚保守主义色彩的反改革时期。新皇在1881年4月29日诏书中誓要坚决捍卫君主专制原则的不可动摇性，并号召所有忠于沙皇的俄国人坚守等级制，随后他迅速将与先皇改革密切相关者驱离权力中心，并对那些认同贵族重要性且坚守旧制的极端保守人士委以重任。例如具改革倾向的前内务大臣М·Т·洛里斯·麦利科夫被解职，维护等级制、否定先皇改革、要求巩固贵族等级地位的Д·А·托尔斯泰、В·П·梅谢尔斯基等深受信赖。1883年加冕礼期间，沙皇郑重指出贵族是皇权支柱，要求全俄乡会会长服从首席贵族的指示和领导，并感谢“贵族无私且有益地参与地方事务”。④自此沙皇肯定了贵族在俄的重要地位——农民领导者及沙皇统治支柱，明确了反改革时期的亲贵族倾向。

此后沙皇与极端保守派国务活动家共同确立反改革时期内政纲领。1884年6月，梅谢尔斯基向亚历山大三世呈交了加强贵族等级地位的方案，他强调，贵族与俄国政府的命运具有直接联系，必须提升贵族等级地位，加强其供职特权。⑤ 1885年3月，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反改革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者——内务部办公厅主任А·Д·帕祖欣向政府提交了《俄国现状及等级问题》一文，此文明确将加强贵族等级地位作为内政目标，并指出大改革削弱了等级制，要巩固专制体制就必须加强贵族等级，他建议果断实行针对性措施，恢复贵族优先担任国家职务的特权;让贵族在地方管理事務中占据主导地位;确立等级制原则;加强贵族与农民间的利益联系。⑥ 此文正是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的内政纲领。1885年4月21日的钦赐贵族特权诏书百周年纪念庆典上，彼得堡省首席贵族А·А·博布林斯基宣读了由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起草、钦赐贵族特权诏书百周年纪念委员会审订的新告贵族诏书。该诏书赞扬贵族百年来忠诚为国，指出贵族是沙皇统治国家及抵御外敌的主要支柱，承诺俄国政府会保护贵族，关注贵族领地需求、建立贵族土地银行、改善贵族资金贫乏及贷款困难等问题，肯定贵族以后仍在司法、教育、军事、地方管理、保护人民方面占据首要地位。⑦ 尼古拉二世统治前期完全继承了其父极端保守的反改革方针，坚守专制体制及等级制。他十分重视贵族需求，于1896年和1902年曾两次要求农民代表必须接受首席贵族的领导，于1896年允许召开省首席贵族会议，于1897年组建贵族事务特别会议，这些均反映尼古拉二世统治前期内政方面的亲贵族倾向。

（二）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对贵族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

其一，贵族地产缩减，经济实力削弱。大改革后，地产面积成为体现贵族政治、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19世纪下半叶贵族地产严重缩减，1863-1872年俄国贵族共出售地产1612万俄亩，购入967.3万俄亩，地产面积年均减幅为0.77%;1873-1882年，共出售地产2343.1万俄亩，购入1394万俄亩，地产面积年均减幅为1.24%;1883-1892年，共出售地产1799.6万俄亩，购入968.8万俄亩，地产面积年均减幅为1.24%。⑧ 1862年，欧俄47省（缺波罗的海诸省）的贵族地产为8720万俄亩，到1882年缩减为1862年时的81.7%。⑨ 此外，贵族地产的负债率逐年增加。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份地赎金已不足以帮助贵族偿还债务，他们对低息抵押贷款的需求增多，随着贵族地产的负债率逐年增多，欧俄45省（缺阿尔罕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和波罗的海诸省）的贵族地产负债率，从1873年的14%增加到1883年的19%，再到1893年的26%。⑩

其二，贵族特权锐减，政治地位降低。大改革首次根本削弱了等级制度，贵族被剥夺了最重要的特权——控制农奴并垄断土地。随着农奴解放，贵族在地方管理体制中，不再像以往那样，代表国家履行与农民有關的司法、警察、税务职能。贵族还被取消许多民事特权。如人头税免税范围于1863年扩展到市民等级，20年后该税被完全取缔。1864年司法改革以“司法无等级差别”为原则，其对贵族特权的打击最为严重，此后审判各等级公民的权力归陪审团，不允许法外剥夺任何公民的生命、财产。1874年军事改革后，服役不再是贵族特权，应征入伍面向全社会。可见，大改革后贵族许多法律特权、民事特权、政治特权被国家削减，其权限一定程度上被限制在本等级内，他们在军队、地方管理中的作用严重削弱。

其三，等级内部分化。大改革后，贵族等级分化加强。职业类型是贵族等级分化的社会基础，反映贵族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程度。大改革前，贵族主要划分为领地贵族和任职贵族。大改革后，领地贵族的经济力量削减，文官和军官中贵族比重逐渐下降，许多贵族转向非传统职业领域——银行业、工商业。从事企业活动的贵族中最为精明强干的是制糖业、酿酒业、玻璃制造业等领域的工厂主，许多贵族还参与了股份制企业，但绝大多数贵族企业主是小作坊主。{11} 地产多寡是考量领地贵族等级分化的标准。领地贵族分为大、中、小三个阶层，大改革后，贵族地产不断缩减，大领地贵族和中等领地贵族持续减少，小领地贵族不断增多。大领地贵族和中等领地贵族在经济方面最为稳定。小领地贵族境况艰难，他们文化水平低，愚昧无知，其中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丢掉贵族传统，直接沦为庄稼人或变得一贫如洗，还有许多人被迫转为社会底层职业群体。{12}

（三）贵族要求国家伸出援手

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政府确立反改革方针后，一贯忧心贵族日益严重衰落的各省贵族团体积极要求政府向贵族施援。当时贵族会议请愿活动的主要倾向之一是请求政府为贵族提供财政帮助。发起者是哈尔科夫省贵族，该省贵族会议多次指出贵族的贫困状况，并要求为贵族恢复以往的信贷机构，随后诸多贵族请愿书都在强调贵族的重要政治作用及其与俄国政府的相互依存性，这些请愿书证明贵族认定自己在专制体制中的地位不可或缺，并有权获得国家帮助，1883—1884年，斯模棱斯克、奥廖尔、沃罗涅日、科斯特罗马、比萨拉比亚、切尔尼戈夫、奔萨、萨马拉、卢卡加的省贵族会议向俄国政府呼吁，领地贵族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无法与农村资产阶级展开竞争，比萨拉比亚省贵族指出，只能通过国家措施来阻止富农对贵族的进攻，贵族的不断请求得到亚力山大三世的肯定回应，他就奥廖尔贵族的请愿书批示道：“是时候帮助贵族了”。{13} 随后，多省贵族会议又提出另一个经济方面的请求——重新修订雇工法，萨拉托夫省首席贵族П·А·克里夫斯基就此提交的方案举足轻重，该方案赋予贵族地主在雇佣关系中的广泛权利{14}，而这些权利是要靠加强贵族的地方管理权来保障。

随着钦赐贵族诏书百周年庆典临近，贵族会议请愿书中的主要要求为恢复贵族权利、扩大贵族特权，具体内容包括：扩大贵族团体在等级内部及地方管理方面的权限;在国家职务方面给予贵族新任职特权;在中等武备学校中仅录取贵族子弟;让贵族免服兵役;巩固贵族在地方自治机构中的统治地位;让贵族免受陪审团审判，为其设立专门等级法庭;恢复大改革前为贵族设立的信贷机构、恢复长子继承权等。{15} 省贵族会议的上述要求是随着内政中亲贵族倾向的确立而产生和加强的。

反改革时期，俄国政府内政方针极具保守主义色彩，统治集团中极端保守派竭力强调贵族对专制统治的重大意义，要求俄国政府加强贵族等级地位;农奴制废除后，贵族日渐衰落，专制统治根基动摇，俄国政府对此深感不安;80年代初内政方针的转变促使贵族会议强烈要求加强贵族特权地位，俄国政府显露出解决贵族特权维护者所提问题的倾向。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1885年4月21日诏书最终明确了贵族的使命和活动领域，重点强调了贵族在国家管理中的特权;宣告了俄国政府实行亲贵族政策的决定。{16}

二、亲贵族政策的具体内容

（一）政治方面的亲贵族政策

亚历山大二世的一系列改革使贵族的政治重要性弱化，其后俄国政府在统治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决心加强贵族政治地位，并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设立地方长官。19世纪80年代初，俄国政府就地方自治改革提出要监督、控制农民管理机构的想法。1886年3月帕祖欣提议设立兼具行政、司法全权的地方法官，这是地方长官制度的初始方案，该制度规定，在各县设置若干由地方长官领导的地方自治区;地方长官由省长与省、县首席贵族共同在不小于25周岁的世袭贵族中推选，再由内务大臣核准;地方长官在本区兼具行政、司法职权，既是县调停机构和农民事务管理机构的常务成员，又有权监督、掌控本区内农民自治机构的活动，还取代了乡调停法官、调解法庭的职能;地方长官的工作由县地方长官代表大会、省行政机关、省长监督。{17}

确立地方长官制度前夕，统治上层曾展开激烈斗争。1886年4月初，波别多诺斯采夫、М·Н·奥斯特洛夫斯基、Н·А·马纳谢因同意设立稳定的农民管理机构，但反对地方长官兼具司法权和行政权。1887年2月，内务大臣将受到本部门多数人肯定的帕祖欣改革方案呈交国务会议讨论，会上马纳谢因、奥斯特洛夫斯基、波别多诺斯采夫再次反对将行政权和司法权集地方长官一人之手，反对托尔斯泰将司法改革和地方管理改革并行。此后托尔斯泰力求国务会议就此达成统一意见，但直至1888年秋，大部分国务会议成员仍对此极力反对，国务会议主席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奥斯特洛夫斯基、波别多诺斯采夫均向沙皇解释了托尔斯泰欲行方案的不妥之处。1889年1月16日，国务会议全体会议上有13位与会者支持托尔斯泰的提议，而反对者多达39人，但1月29日沙皇对国务会议报告却做出如下批示：“取消县调停官是为有足够多的高水平地方长官，并减轻县里沉重的薪资负担。调停官事务可转交地方长官和乡法院”。{18} 可见，亚历山大三世在解决因地方长官制度所产生的分歧时，违背了国务会议大多成员的意见。1889年7月12日沙皇批准实行极保守的《地方长官条例》，力图通过地方长官的特殊地位来加强贵族对农民和其他非特权等级的监管控制，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农村局势。{19}

二是限制其他等级提升为贵族。大改革后世袭贵族在俄人口比重呈减少趋势，为保持贵族等级规模，沙皇于1883年命А·С·塔涅耶夫委员会研究其他等级人员进入贵族等级的新规，1885年该委员会建议，严格限制官员进入贵族等级：仅一、二等弗拉基米尔勋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获得者及官至三等文官或中将者才可成为世袭贵族，并允许满足一定附加条件的新兴地主成为贵族。统治上层对该建议出现分歧，军事大臣П·С·万诺夫斯基坚决反对剥夺四等圣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的优先权，因为这将导致无资格位列贵族的上校和少将指挥贵族军官，他还反对新兴地主进入贵族等级。{20} 帕祖欣则认为，与有实力的新兴地主结盟可巩固贵族等级，防止知识分子对沙皇统治的侵害，还能一定程度上强化政府与民众间的联系。{21} 沙皇并未批准塔涅耶夫委员会这一存在分歧的建议。

1897年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研究了其他等级进入贵族等级的条件。H·C·阿巴扎、С·Ю·维特和Н·В·穆拉维耶夫主张官员获得贵族头衔的标准不变，但贵族事务特别会议内大多数人认为要使贵族摆脱与其格格不入的官僚元素，主张授予官僚贵族头衔时须提高其官阶标准，应剥夺四等弗拉基米尔勋章获得者取得贵族头衔的权利。讨论资产阶级能否进入贵族等级时，维特赞同取得贵族头衔者要与土地联系密切，以А·С·叶尔莫洛夫、阿巴扎、И·Н·杜尔诺沃为代表的多数派决定让父子两代连续20年以上经营且居住于地产者获得贵族头衔，不论他从事农业还是工业。{22}

国务会议讨论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的结论时，少数派否定按旧规获得贵族头衔，建议严格限制官僚进入贵族等级，仅为获得将军衔、各级别圣乔治十字勋章及一、二等弗拉基米尔勋章者授予贵族头衔，多数派反对该建议，认为这会导致贵族与国家政权的疏离。谈到新兴地主，少数派坚决反对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的方案，认为新兴地主进入贵族等级后，他们对贵族地产的高需求会使旧贵族更难守住地产，继而会削弱旧贵族。{23} 从1900年5月28日的诏令来看，沙皇在这两个问题上均支持了少数派，其它等级提升为贵族的相关法律中轻微增加了官僚提升为贵族的难度——此后仅获得四品以上官阶和获得三级及以上弗拉基米尔勋章者才可成为世袭贵族，资产阶级进入贵族等级的途径依旧封闭。{24}

三是设立贵族事务特别会议。1896年省首席贵族会议提出的诸多过分要求被维特拒绝后，极端保守派密谋成立能将贵族诉求付诸实施、恢复贵族以往地位、抑制俄国社会经济结构资产阶级化的专门机构。1897年2月，А·К·克里沃舍因在奏折中指出，贵族衰亡是俄国政府面临危机甚至被推翻的可怕征兆，他号召沙皇像解放农奴时建立最高组织委员会那样，为贵族也成立最高专门机构，其中要包括绝对忠诚于专制统治基本原则且能认清贵族问题实质的各部大臣及首席贵族。{25} 4月初，杜尔诺沃再次向沙皇呈文论述贵族的地位和作用，请求沙皇着手恢复贵族以往重要地位，组建专门会议讨论贵族问题。尼古拉二世赞同了这两份符合自身想法的呈文，并于 4月13日下令成立由杜尔诺沃任主席的贵族事务特别会议{26}，宫廷大臣、内务大臣、农业大臣、司法大臣、财政大臣，以及А·Н·库洛姆金、В·К·普列韦，С·Д·舍列梅杰夫和Д·С·西皮亚金这些最高层人物被委任为最初成员，沙皇要求大臣们亲自参加会议，不可让副手代替，这证明他极看重新机构。

成立新机构的主要策动者将自己的活动对维特严格保密，故4月13日诏令出乎维特意料，他向波别多诺斯采夫抱怨道：“诏令激起各种欲望……沙皇无远见，杜尔诺沃和克里沃舍因鼠目寸光，这将引起严重混乱”。{27} 波别多诺斯采夫亦坚决不赞同该诏令将国家和贵族等级的利益混为一谈。贵族事务特别会议是俄国政府首次设立的全面研究贵族等级相关内政问题的专门官方机构，此后贵族相关问题成为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最紧迫、最重要、最具争论性的问题。极端保守派为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确立的纲领与维特整体政治、经济思想相左，1897年7月沙皇批准了该纲领，随后该机构制定出诸多加强贵族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具体方案。贵族事务特别会议于1901年11月24日正式结束工作，1902年国务会议批准将内务部公共事务厅内处理贵族相关问题的专门办公处改组为贵族等级事务办公厅{28}，该机构显然是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的延续。

四是尽力保留贵族在国家职务中的垄断地位。19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凸显了教育的重要意义，为完成复杂国家管理任务而增设的各类职务需要饱识之才来担任，贵族已不能充分满足需求，但俄国政府仍极力保持贵族的任职特权。1877年沙皇召集国民教育大臣И·Д·杰里亚诺夫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讨论高校毕业生的供职权，1880年该委员会确立的原则是：教育程度高者在担任高级公职时不具特权，大部分政府部门对此结论持否定态度，波别多诺斯采夫指出，这会导致高水平公职人员减少，国家机构遭受根本损害。{29} 在此情形下，杰里亚诺夫需解决两个矛盾任务：既不疏远受教育程度高者，又要巩固贵族在国家机构中的核心地位，为此他于1884年向国务会议提出，按受教育程度分配职务，让底层平民能以低教育水平取得低级官职，这样既能促使贵族提高自身教育水平，继续掌握国家管理权，又能削弱平民追求高等教育的积极性。{30} 1887年，杰里亚诺夫在提交国务会议的呈文中否定了1884年方案，认为在低级国家职务方面做出退让仍是过度冒险的改革，1892年杰里亚诺夫提交的新呈文又推翻了1887年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出身原则，指出给予贵族过多任职特权易使下层人士不满于贵族和政府，还会使贵族日益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动力，最终被排挤出高层次社会政治领域。{31}

1895年沙皇命令Е·А·佩列茨任主席的委員会以杰里亚诺夫委员会收集的资料和制定的方案为基础，研究国家机构补缺准则。在佩列茨委员会上，极端保守派人士А·А·斯季申斯基和П·Л·罗布卡坚决要求为贵族保留所有特权，反对为农民和小市民开放进入国家机构的途径，此二人意见被委员会内20位几乎代表所有政府部门的权威人士否定，他们指出不能偏执地认为素养水平参差不齐的贵族全都适合任公职，应将受教育程度作为主要选官标准。{32}然而，1901年国务会议将佩列茨委员会制定的官员任用新章程草案送交沙皇审订时并未获得支持。直至1905年革命爆发，这场持续多年的论争依旧因俄国政府想尽力保留贵族担任公职的特权而无最终结果。1906年10月沙皇终于在革命冲击下被迫同意将受教育程度作为担任国家职务的主要标准。{33}

（二）经济方面的亲贵族政策

1861年改革后贵族因失去免费劳动力且无法适应新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逐渐衰落。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俄国政府将巩固农业领域中贵族的实力、保护贵族地产作为加强贵族经济地位的重点，并实施了以下主要措施。

一是组建贵族银行。1883—1884年贵族一再要求国家给予其物质援助，1884年梅谢尔斯基建议亚历山大三世为贵族恢复长期低息贷款。1885年，财政部内组建的特别委员会奉沙皇之命着手制定了银行筹备方案。1885年4月，国务会议各部联席会议在审议银行方案时决定给予贵族以下主要优惠：不预收1%的借款利息作为银行储备金;将贵族地产由私有银行转到贵族银行重新抵押，并将贷款额提高为地产二次抵押估值的75%;利率确定为4.5%;设立短期单名期票贷款，额度为地产估值的10%;设立土壤改良贷款;土地合作社的负债贵族、将地产出租的贵族均可贷款。{34} 5月20日国务会议全体会议赞同上述决定，并规定仅世袭贵族可使用该行贷款，6月3日沙皇批准国务会议决议后，贵族银行投入运营。尽管贵族银行赋予贵族诸多优惠条件，但它仍是常规性贷款机构，极端保守派对该行章程中确保借款人还款的约束性规定进行了抨击。{35}

尼古拉二世在登基时宣布将贵族银行贷款利率由4.5%降到4%。{36} 这种优惠让贵族胃口大增，1896年，首席貴族会议参加者力图让贵族银行不考虑国家财政和货币市场状况，提供新的超低息长期贷款。财政部拒绝了此要求，因为这样“会根本破坏银行运营的基础”。但财政部并未打破为贵族提供优惠的惯常做法，1897年3月维特呈请沙皇将贵族银行贷款利率由4%降为3.5%，由于担忧银行章程崩溃，他还建议让逾期不还款者担负责任，接受惩戒。{37} 沙皇随后吩咐由大臣会议主席、财政大臣、内务大臣、农业大臣、多省首席贵族参加的财政委员会进一步审定维特的方案，18位参会首席贵族和大臣会议主席均坚决反对加重债务人责任，这两方共同施压迫使维特将贷款人责任相关规定全部删除，1897年5月29日，沙皇签署了降低贵族银行贷款利率的法令{38}，但0.5%的降幅根本不能令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组织者满足，之后叶尔莫洛夫委员会曾欲改变贵族银行章程，提出让该行为购买新地产的贵族发放贷款，沙皇考虑到如此为之对该行和国家财政的不利影响后拒绝了该提议。贵族一再向贵族银行提出新要求表明，贵族整体上希望该行不遵循正常规章，就算银行章程中包含再多优惠也不能令他们满足。

二是颁布《农业雇工条例》。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俄国农民成为能自由出售自身劳动的等级，贵族地产经营方式则渐由工役制演变为资本主义雇工制。为了以新法律规范这类雇佣关系，俄国政府于1863年出台了第一部规范农业雇工的法令——《雇佣农村工人、杂役的临时规定》。{39} 但仅代表地主利益，忽视农民利益的1863年法令并不能化解雇佣关系中的矛盾。到19世纪80年代，贵族对于不遵守合同条款的受雇者完全束手无策，要求政府调解雇主与雇工间关系，俄国政府再次面临棘手的农村工人问题。就此问题，萨拉托夫省首席贵族克里夫斯基主张以明确法律将自由雇工变为依附于地主的受奴役雇农，让地主能有更多强制性措施来控制农民{40}，其观点表明俄国中部地区的贵族地主希望按半农奴制方式经营经济的观点。

1885年亚历山大三世明确要加强贵族等级地位，此时萨拉托夫省的方案具极重要现实意义。内务大臣托尔斯泰在提交给国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行雇工契约，方能切实保障雇主权益”。{41}梅谢尔斯基在给沙皇的信中亦指出，以“暴力震慑受雇者”的方式解决工人问题是“俄国迫切的内部需求”，他希望沙皇通过立法形式让贵族能够强迫自由农民在苛刻条件下为其工作。{42} 然而，一些支持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温和保守派认为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不利于自谋职业，会阻碍经济发展。最终，极端保守倾向在俄国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沙皇认为其职责是重点关心贵族等级需求。1886年内务部制定了《农业雇工条例》（草案），并提交国务会议审核，6月12日沙皇签署了以该草案为蓝本的《农业雇工条例》，其中规定，农民受雇时必须签署一份关于在一定期限内为地主工作的合同文件，而且对擅自离开地主的工人确立了严厉刑罚。{43} 1886年《农业雇工条例》明确了贵族在劳动关系中的特权地位，试图以半封建制度束缚农业工人。

三是允许贵族地主确定地产临时长子继承制。1887年波尔塔瓦省贵族会议请求政府恢复彼得一世时期的地产长子继承制，以减缓贵族地产流失。随后内务部又收到20个省贵族会议的类似请愿书。{44} 作为回应，1891年11月亚历山大三世下令阿巴扎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研究此问题。

阿巴扎委员会上多数派坚决认为恢复长子继承制是保持贵族地产的有效方法，并肯定中等贵族地产是具国家意义的重点保护对象，该委员会明确负债额为60%以内的地产在确立长子继承制后可抵押给银行以获得贷款，并建议实行地产临时长子继承制，到实行长子继承制者第三代时，这些地产可自愿转为一般状态，但该委员会并未说明如何解决无继承权家庭成员的贫困状况。{45} 在国务会议上，御前大臣Э·弗里希指责阿巴扎委员会的方案剥夺了无继承权家庭成员的物质保障，司法大臣马纳谢因则提议临时长子继承制地产最高可负债额不超过地产价值的33%。{46} 然而，尼古拉二世认同杜尔诺沃将该制度作为巩固贵族经济地位的重要措施，故阿巴扎委员会方案几乎未作修改便被交给贵族事务特别会议。贵族事务特别会议整体上同意确立地产临时长子继承制，并准许将贷款额为土地价值60%以内的地产自愿转变为长子继承制地产，允许这类地产所有者借取土地价值33%以内的二次抵押贷款，此外还强调确立地产临时长子继承制时，必须让唯一继承人之外的所有家庭成员放弃继承权，与阿巴扎委员会、国务会议一样，贵族事务特别会议亦赞同让中等领地贵族首先实行该制度，维特罕见地和对手们保持一致，他认为临时长子继承制地产不会被广泛确立，故遵从沙皇支持该方案的意愿也无关痛痒，维特和贵族银行行长А·А·利文公爵都建议降低临时长子继承制地产的最高可负债标准，但其提议未得到重视。{47}

1899年5月国务会议全体会议赞同了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的大部分讨论结果，但在如何对待其他家庭成员的问题上，决定保障地产唯一继承者的母亲能获得生活资金，但这笔资金不可使庄园负债额超过土地价值的33%，继承者兄弟姐妹可凭借母亲的保障金生活，改善其绝望处境。{48} 5月25日沙皇批准实行国务会议最终确定的地产临时长子继承制方案，该措施是要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俄国，再次对贵族地产实行封建化。{49}

四是在西伯利亚推行贵族地产。让贵族扎根西伯利亚的问题存在已久，1844年俄国政府曾尝试通过分发免费份地在托博尔斯克省推行贵族地产，但因无贵族认领份地而作罢。1898年土地部在提交给西伯利亚铁路筹备委的预案中又提出，在不否定其他等级有权在西伯利亚拥有土地的基础上，让尽可能多的贵族成为此区土地所有者，让富裕贵族建立3000俄亩以上的大庄园。{50} 西伯利亚铁路筹备委中多数人认为预筹法案的主要目的是让企业主及善于经营的可靠地主扎根西伯利亚，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沙皇未批准筹备委具有明显资本主义特征的方案，而是责成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研究此方案。{51}

1900年2月，贵族事务特别会议中以斯季申斯基为代表的多数派要求在西伯利亚赋予贵族特别优惠和特权，以使贵族获得最多的土地，库罗姆津、叶尔莫洛夫、西皮亚金、特鲁别茨科伊等均对此赞同。但也必须指出贵族事务特别会议内存在的少数不同声音，利文公爵认为过多优惠虽暂时改善贵族条件，但会削弱贵族地主的积极性和生存力;為了让贵族免于资本主义竞争，普列韦提议，将特辖制时期在欧俄确立贵族地产的方式复制到西伯利亚。{52} 贵族事务特别会议最终整体上否定了西伯利亚铁路筹备委的资产阶级性方案，认为在西伯利亚确立领地贵族的国家意义更重于地区经济发展，支持为贵族提供最大限度的特权优惠，让他们在购买和租赁土地时免于竞争。

1901年2月沙皇命令国务会议审议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的方案。国务会议就此问题辩论时态度摇摆，各部联席会议上多数派的天平倾向筹备委方案，认为在西伯利亚推行土地私有制时，决不能以贵族特权为基础。但5月28日，具有决定权的国务会议全体会议考虑到沙皇曾拒绝批准筹备委方案，便转而支持了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的倾向，决定为贵族在西伯利亚租赁、购买国有土地提供极大优惠条件，1901年6月8日沙皇批准了国务会议的法案，确立了贵族在西伯利亚的绝对优势。{53} 政府颁布此法令既是为加强对西伯利亚的经营和统治，也是为给地产严重缩减的贵族找到土地补充源。

（三）文化教育方面的亲贵族政策

俄国政府需要贵族履行担任国家职务的责任，因此历来为贵族在受教育方面提供诸多特权，以培养他们成为有识之士。大改革后，国家管理任务日益复杂，仅贵族已不能完全满足人才需求，俄国政府被迫进行了公平化教育改革。但泛等级教育令贵族强烈不满，他们请求加强自身在受教育方面的特权。1881—1904年，俄国政府回应了贵族的要求，在文化教育领域主要实施如下亲贵族措施。

第一，扩大中等武备学校中贵族学生的比重。19世纪60年代中期，军事大臣Д·А·米留金决定将所有贵族中等武备学校改革为招收各等级学生的军事中学，其毕业生，可通过两到三年的预备役进入高等军事学校。{54} 米留金的继任者万诺夫斯基加强了贵族在这些学校中的特权地位，他于1886年规定中等武备学校在招收公费生和自费生时，要优先录取军官之子、任公职世袭贵族之子、非任职世袭贵族之子，此外还允许各省贵族团体推荐585位获取奖学金的贵族子弟。{55} 1887年11月，军事委员会又决定将部分有权作为公费实习生的贵族子弟录取为中等武备学校的校外考生和走读生。{56}

19世纪80年代对入学人员进行诸多限制后，贵族在中等武备学校中保持了主导地位，但贵族特权捍卫者仍不满地抱怨贵族子弟在争夺中等武备学校的有限名额时越来越处于劣势，要求扩大贵族在中等武备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57} 1896年省首席贵族会议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扩大中等武备学校的学生数，为无力负担贵族子弟教育费用的贵族家庭提供资金援助，此方案在1898年得到贵族事务特别会议支持。{58} 维特完全赞同增加中等武备学校中贵族子弟入学名额，因为贵族才会成为最优秀的军官，他还重点强调要加强军校毕业生的纪律性，阻止武备学校毕业生逃避服役，转调为文官的势头。军事大臣А·Н·库洛帕特金提议成立新的中等武备学校。贵族事务特别会议批准了库洛帕特金的提议，允许再成立25所中等武备学校，并为非军官世袭贵族子弟设立415个公费生名额。{59} 维特承诺国库每年给新武备学校中为贵族设立的这415个公费名额拨款186750卢布。{60} 1899年5月17日，国务会议全体会议通过了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的决议，5月25日，国务会议的决定得到了沙皇批准。{61}

第二，允许并支持省贵族团体建立贵族寄宿学校。早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极少数省贵族团体便有权在地方中学旁设立仅招收世袭贵族子弟的贵族寄宿学校。在19世纪60年代的自由主义氛围中，寄宿中学被取缔，七八十年代，保守派教育大臣Д·А·托尔斯泰和杰里亚诺夫鼓励重建贵族寄宿学校，到1897年，贵族寄宿学校只在莫斯科、斯模棱斯克、卡卢加、库尔斯克、沃洛格达、萨拉托夫再次建立。建立和管理寄宿学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资金，在呈送给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的大量请愿书中贵族们一致认为国家有责任在教育贵族青年方面帮助贵族等级。维护贵族特权的政论家指出，省贵族团体在政府资助和监督下成立的寄宿学校既能为离家在外的年轻贵族提供道德指导，还能有力抵御其他等级对贵族子弟思想道德的腐化影响。{62}

贵族事务特别会议中少数人反对建立专门的贵族寄宿学校。如教育大臣Н·П·博格列波夫指出，从政治角度看，这是个昏招，“最终会引起各等级间的仇视和敌对”，利文公爵和А·Д·奥博连斯基公爵对他表示支持。但贵族事务特别会议内大部分人认可国家资助贵族寄宿学校，并提议在举行贵族选举的32个省份开设寄宿学校，维特对该方案也表示青睐，他建议国库给每个省贵族团体提供10万卢布的国家援助用于建立此类学校，并负担年支出的一半，学校所需的其他支出由贵族团体自己担负。{63}国务会议更为慷慨，1899年5月25日确立的法令中规定，省贵族团体在国库帮助下为世袭贵族子弟建立贵族寄宿学校，政府全额支付学校建设费用以及日常支出的一半;贵族寄宿学校的工作由教育部及所在省的省贵族团体监督;每所学校都要服务于贵族子弟;在全日制寄宿学校中分配名额时，优先考虑经贵族团体或地方自治机构选举担任职务的地方贵族之子，以及地方长官之子。{64}

第三，保障贫弱贵族接受教育的机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贫困贵族女子的教育问题无法保障。1900年前全俄为贵族女子设立的女子学院有17所，均由玛利亚皇后教育机构管理，从内务部资料来看，到1901年6月，设有贵族团体的31个欧俄省份中无力接受教育的贵族女孩仍有3407人。{65}然而各省贵族团体都不愿在教育贵族女子上花费大量资金，而是希望在贵族女子学院设立额外的国家助学名额，玛利亚皇后教育机构办公厅主任明确指出，女子学院不可能额外设立助学金名额，因为学生人数已达上限，学院校舍容纳不下更多学生。{66}1902年贵族事务特别会议中许多人强调贵族女子教育是关乎贵族家庭道德和教养的重要问题。鉴于此，С·Д·舍列梅杰夫提议利用国库资金，在每个省为贵族之女建立学校，贵族事务特别会议虽以财政预算不足否决了该提议，但在此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决定为贵族女子在沃罗涅日省和科斯特罗马省建立两所新的贵族女子学院，用于建设校舍、维持学校运营、购买设备器材及学习材料的所有款项均由国库划拨，还决定让重病贵族的女儿以及贵族女孤优先入学。{67}

1874年军事改革前，世袭贵族有权破例提升为军官，贫困贵族子弟总能通过军职谋得生计。军事改革后，所有军官职位候选人不再唯等级出身论，而是至少要具备初等教育水平，且必须通过考试。1899年，图拉省首席贵族А.А.阿尔谢尼耶夫提请贵族事务特别会议关注贫困贵族子弟无力接受教育的处境，他提议政府出资为贫困贵族子弟开办三年制小学，并允许这些学校毕业生在11岁时进入两年制士官学校学习，库洛帕特金对阿尔谢尼耶夫所述初级学校及士官学校实际教学质量均不满意，他提议开办五年制军事化农村贵族寄宿学校，其课程纲领复制了七年制中等武备学校前五年的学习科目，政府保证拨付15万卢布用于这类学校建设，并负担其年度支出的50—75%，学校其余支出由决定建立学校并负责招生的各省贵族团体提供，贵族事务特别会议采纳了库洛帕特金的提议，其提案于1903年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并于4月2日由尼古拉二世批准实施。{68}

俄国政府内部之所以在制定亲贵族政策的具体内容时存在争论，是因为统治上层虽在加强贵族等级地位这一目标上达成一致，但并非一致赞同以完全违背大改革后已确立的社会经济体制为代价，全方位满足贵族等级利益，他们在满足贵族要求的程度上难以达成一致。然而，专制制度下沙皇一人掌控着国家所有事务，俄国政府并不是根据讨论结果制定统治政策，很多时候具体事务也不是由大部分人决定，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不是多数派，而是沙皇本人的意见。所以许多代表多数派意见的方案未得到沙皇认可，而符合沙皇本人政治倾向的少数派观点却能通过沙皇干涉被确立为法令。

三、亲贵族政策实施效果评价

（一）对贵族的切实扶持

Ю.Б.索罗维约夫认为，亲贵族政策的实施“未取得任何明显成效，俄国政府也由此经历了一次最重大的政治失败”。{69} 但从各方面措施的实施情况来看，亲贵族政策虽未根本恢复和加强贵族以往在俄统治地位，但不应将其全面否定，而是要看到许多措施对贵族的切实扶持。

在政治方面，地方长官制度将地方司法、行政大权赋予世袭贵族，从该制度确立到20世纪初，俄国共设约2200个由地方长官领导的地方自治区，担任过地方长官的世袭贵族共约6000人{70}，该数据说明，此制度得到良好推行，贵族的地方权力也因此加强。1900年5月28日诏令封闭了资产阶级进入贵族等级的途径，直至1917年前，贵族一直都是俄国政府最亲密的政治同盟，资产阶级未能实现贵族化，未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当的政治地位。贵族事务特别会议的设立证明俄国政府将贵族视作专制统治的重要一环，该机构在五年的工作时间里研究出诸多加强贵族政治、经济地位的方案，其中一些被俄国政府颁布为正式法令。从1877年召集杰里亚诺夫特别委员会到1906年这三十年里，俄国政府坚持以出身原则为主要选官标准，有力地保持了贵族在国家高级职务中的垄断地位，到1897年，1—4品军官中世袭领地贵族占91.9%，1—4品文官中世袭领地贵族占71.5%。{71} 上述诸措施一定程度上鞏固了贵族在地方管理及国家机构中的重要性。

经济方面诸措施对贵族的扶持程度逊于政治方面的措施。贵族对为其提供巨额长期低息贷款的贵族银行表现出积极态度，该行在经济上给予了贵族切实帮助，1885—1892年初，贵族从该行获得贷款310.6亿卢布，超过此前20年内所有其他股份银行给予贵族的贷款总额——305.9亿卢布，此后为获取贷款而在贵族银行抵押的贵族地产仍逐年增多。{72} 该行还低价卖给贵族土地，使贵族地产维系到一定规模。{73} 其他三项旨在保护贵族不受社会变革影响的措施受到大多数贵族的冷遇。1886年《农业雇工法规》似“白纸一张，不起作用”，该法规忽视受雇者利益，根本不能化解雇佣关系中的矛盾，许多贵族地主放弃了束缚雇农的主观意愿，避免使用新法律，这是出于自身客观经济需求的考虑，更是害怕雇工发起运动。{74} 有关地产临时长子继承制的法律颁布12年后，确立地产临时长子继承制的贵族仅35位{75}，许多已适应或正适应资产阶级化进程的贵族不愿接受这一与整体经济体制相悖的措施，还有许多贵族不愿让该制度限制自己对地产的支配权。开发西伯利亚的法令给予贵族极大优惠，但贵族对持久经营条件恶劣的西伯利亚毫无兴趣，故贵族地产未能在此区广泛确立起来，以伊尔库茨克省59块面积达两千俄亩的土地开发为例，直至1905年革命前夕，这些土地几乎未被出租或出售。{76} 上述情况说明，大多数贵族无意让那些限制市场发挥作用的保护性法令将自己封闭起来，但贵族特权捍卫者对他们的真实意愿并不甚了解。

国家在文化教育方面对贵族的大力扶持不容置疑。为加强军官贵族化，俄国政府尽力扩大中等武备学校中贵族学生的比重，并增设此类学校，为此国库拨付了巨额资金。从1897—1903年的数据来看，俄国政府新建四所中等武备学校，此类学校毕业生人数增加了20%，其中贵族毕业生比重虽由67%降为62%，但仍占绝对优势。{77}俄国政府还大力支持兴建贵族寄宿学校。从1899年到日俄战争之初，国库为比萨拉比亚、库尔斯克、莫斯科等12省共拨款约250万卢布用以建立寄宿学校，到1906年，已有8省的贵族寄宿学校投入运营。{78} 保障贫弱贵族教育特权的措施并未取得良好成效，建立五年制军事化农村贵族寄宿学校的计划因各省贵族团体对此缺乏兴趣而未实现，新建的两所贵族女子学院仅能招收500名学生，并未根本改善贵族女子教育的处境，然而国家对贫弱贵族的关注带动了省贵族团体在这方面的资金投入，如顿河军区贵族会议在20世纪初以前，未在女子贵族教育上花费任何资金，但到1908年时，该省贵族团体为贵族女青年在顿河马林斯克学院提供了36个免费名额。{79} 19世纪下半叶，俄国教育制度的主要职能不再是培养贵族担任国家职务，俄国政府将上述措施作为保持贵族文化地位、限制其他阶层人员担任国家职务的有效间接手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贵族依旧在俄国政治领域坚守统治地位，在经济、文化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这客观地证明实施亲贵族政策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贵族等级消亡，而俄国政府能做到的仅限于此，广泛加强贵族等级力量是明显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未全盘满足贵族要求

俄国政府对与自身社会属性一致的贵族等级充满同情心，并尽力满足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要求，但在确定亲贵族政策的具体内容时表现出来的谨慎说明，俄国政府无论多么需要贵族的支持，也未以根本改变俄国经济体制基础、完全侵夺其他等级利益为代价来全盘满足贵族的要求。

在政治方面，集司法、行政职权于一身的地方长官满足了贵族要求的地方管理权，但俄国政府为加强中央集权，规定地方长官受省长和内务部节制。轻微限制官员和不允许资产阶级提升为贵族这点迎合了保守派贵族的反官僚、反资产阶级倾向，但俄国政府未采纳该派所提出的限制官员进入贵族等级的苛刻条件。贵族要求建立专门为贵族利益服务的官方机构，走上无限支持贵族之路时，俄国政府设立了极端保守派主导的贵族事务特别会议，但该机构提出的诸多决议久久不能被最高当局通过。1906年前，俄国政府满足了贵族限制、排挤非贵族人士的要求，极力保持贵族在国家机构中的垄断地位，但此后局势变化和国家发展要求迫使俄国政府改变初衷，将受教育程度作为国家机构最主要的选官标准。在经济方面，设立贵族银行、颁布《农业雇工条例》满足了贵族对经营资金及廉价顺服劳动力的要求，贵族银行为贵族提供了最大限度优惠，但在贵族一再要求该行不遵循正常贷款规章为其提供慈善型资金时，俄国政府拒绝了一些与银行运作机制背离的过分要求。允许确立地产临时长子继承制满足了1887年以来多省贵族团体有关恢复长子继承制，以应对资产阶级及富农侵夺贵族地产的要求，但出于经济发展需求，俄国政府并非强制性、永久性确立该制度。开发西伯利亚时，俄国政府给予贵族极大优惠、鼓励在西伯利亚经营贵族地产，但并未将其他社会等级完全排除出开发西伯利亚之列，也未强力遏制该区的资本主义发展。在文化教育方面，俄国政府为中等武备学校设置了诸多入学限制，确立了贵族在这类学校中的特权地位，但并未禁止招收其他等级学生，甚至做出相当大的退让，明确军官之子不论等级出身均可进入学校便能证明这一点。俄国政府支持并大力资助省贵族团体建立具有优秀师资且只面向贵族子弟的寄宿学校，但1904年以后国库陆续停止向这类学校提供资金支持。此外，俄国政府有限地保障了贫弱贵族接受教育的需求——增设两所贵族女子学院，但未无限扩大女子学院招生名额;允许建立五年制军事化农村贵族寄宿学校，但仅给予有限资金支持。20世纪初，贵族频繁要求建立只面向贵族的高等学校，但俄国政府考虑到大学往往是激进反对派的活动中心，便拒绝了这类请求。

坚持以贵族为统治基础的俄国政府为何未全面满足该等级要求？其原因有四：其一，贵族等级并非团结一致，其内部各派别利益有所不同，故难以制定出满足所有贵族要求的政策。俄国政府与贵族利益有所同，有所不同，贵族所提要求远超俄国政府自身能做到的，后者不能不顾其他社会等级利益及国家统治基础的不稳定去满足贵族要求。其二，以维特为代表的温和改革派不认可广泛保留农奴制残余，不认可将贵族等级封闭起来，该派虽不能左右政府政策，但其对贵族地产命运的怀疑、对国家经济状况及政治局势的担忧、对满足贵族一味要求所引发严重后果的预警极大影响着政府在贵族相关问题上的抉择。其三，该时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最终阶段，若全面满足贵族的过分要求，就会根本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运作机制，俄国政府出于自保也在一定程度上背離贵族的诉求。其四，俄国政府虽认可贵族是其统治支柱，并努力加强其地位，但也将贵族看作竞争对手、被监督者，统治集团内一致认为，应防止贵族成为权力过大的独立政治力量，不愿让贵族在重大问题上干涉政府决策，影响沙皇全权地位。{80}

（三）给俄国政府内政带来不利影响

二十多年来俄国政府努力在加强贵族等级地位的基础上巩固统治根基，所施行的诸措施虽强化了其历来的重要统治原则——等级制，为贵族确立和保留了诸多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但它们远未根本抑制贵族衰落，也未恢复其绝对统治地位，却给俄国政府内政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首先，统治上层内部危机全面深化。在确立亲贵族政策的具体措施时，主张复兴旧贵族、坚守旧体制的极端保守派和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支持贵族资产阶级化的温和保守派间存在激烈斗争。此外，受宠的极端保守派内部虽无严重分歧且所提意见受俄国政府重视，但该派内部明显缺乏团结，无明确而统一的行动纲领。这两点明显激化了统治上层本就存在的矛盾分歧，促使统治上层危机全面深化。此后俄国政府在解决重大国家问题时不能集中力量达成目标，总是反反复复，议而难决，严重分裂与动摇。

其次，国内阶级矛盾加剧。俄国政府虽未全盘满足贵族的要求，而是一定程度上考虑全局利益，但这并不能掩盖住对贵族的过分优待。在政治方面，加强贵族的地方权力;限制农民权利和自由;压制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政治地位的提升。在经济方面，以牺牲农民及资产阶级的部分经济利益及国家财政资金为基础，为贵族提供极优惠条件。在文化方面，尽力为贵族保持受教育特权，使其他等级在教育竞争中受到不公平待遇。由此可见，俄国政府在与贵族公开联合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其他等级敌对起来，这加剧了国内阶级矛盾，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接踵而至。

再次，统治根基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经济领域已确立了资本主义关系，贵族的唯一出路就是资产阶级化，否则他们将无法承受与工商业者的竞争，陷入贫穷衰落。俄国政府将拥护旧制的贵族作为唯一统治支柱，拒绝贵族等级的资产阶级化，拒绝为贵族注入新鲜血液，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实行的亲贵族政策使贵族错失被挽救的最后时机，日益成为封闭隔绝、无生命力的等级。未能实现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在势不可挡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将不可挽回地衰亡，以旧贵族为统治根基的俄国政府也会不可抑制地走向崩溃。

最后，政治現代化滞后，经济、政治两大领域间的矛盾将俄国政府的内政彻底撕裂。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在社会、经济、教育现代化进行了40年之久后，完成重工业技术革命，这引起了资本主义经济主导部门生产力的跳跃式高涨，俄国基本经济指标达到世界中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81} 俄国政府不能将关系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力统一起来，虽努力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壮大国家经济实力，但又拒绝政治领域的资本主义化，坚决依靠旧贵族，坚守君主专制体制，迟迟不肯迈出政治现代化的步伐，这证明俄国政府兼具农奴制政治倾向与资产阶级行为倾向。最终沙皇统治被内政方针中长久存在的这种矛盾彻底撕裂。

注释：

①{23}{25}{37}{42}{45}{48}{50}{52}{60}{69} Ю. Б. Соловьёв，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дворянство в конце XIX в.， Л.： Наука， 1973， с.165-377， с.309-314， с.246， с.218， 223， 230， 234， с.188-189， с.208， с.324， с.330， с.332-338， с.326， с.3.

②{11}{13}{44}{71} А. П. Корелин， Дворянство в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861-1904 гг.： Состав，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корпоратив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 Наука， 1979， с.254-284， с.106-119， с.255-257， с.262， с.86， 94.

③{18} П. А.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Российское самодежавие в конце XIX столетия， М.： Мысль， 1970， с.366-428， с.366-394.

④ П. А.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Кризис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на рубеже 1870-1880-х годов， М.： Изд-во Моск. ун-та， 1964， с.369-375.

⑤ В. П. Мещерский， Письма к императору Але-ксандру III： 1881-1894， М.： Новое лит. обозрение， 2018， с.25-28.

⑥{21} А. Д. Пазухин，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России и двор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М.： Унив. тип.， 1886， с.59-63， с.57-63.

⑦{16} Н. В. Калачова，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дворянства， Вып. 1-3，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лит. А.Е. Ландау， 1885-1886， c.55-57， c.55-57.

⑧ А. Е. Рейнбот，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статистике дви-жения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СПб.： Тип. Киршбаума， 1896-1917， т.25， c.25.

⑨⑩{20}{22}{51}{54}{59}{63}{75}{76} Сеймур Беккер， МИФ о Русском Дворянстве： Дворянство и привилегии посл-еднего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М.： Новое лит. Обозрение， 2004， с.51， с.74， с.154-156， с.166， с.138-139， с.197， с.200， 201， с.206， с.121， с.139-140.

{12} Е. П. Баринова， Поместное дворян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начале XX в.， Самара： Самар. ун-т， 2008， с.52.

{14}{40} 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1885， No.281-282， No.281.

{15} Вестник Еврорпы， 1885， кн.4， с.811-812; Гра-жданин， 1885， No.22.

{17} Н. И. Арефа， Положение и правила о земских участковых начальниках， городских судьях и волостном суде， СПб.： тип. И. Гольберга， 1903， c.47-52.

{19}{43} В. Г. Тюгавкина，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1861-1917），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90， с.199-202， с.203-206.

{24}{26}{36}{38}{49}{61}{64} Г. Э. Блосфельдт， Сборник зако-нов о российском дворянстве， СПб.： Д.В. Чичинадзе， 1901， с.225， с.213， с.302， с.314-315， с.264-273， с.334， с.332， 333.

{27}{80}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1928， No.5， с.97， с.101.

{28} Г. Э. Блосфельдт， Новейшие узаконения о ро-ссийском дворянстве（1901-1902）：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Сбор-нику законов о российском дворянстве， СПб.： Д.В. Чи-чинадзе， 1903， с.43.

{29}{30}{31}{32}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ф. 1200， оп. т. XVI， д. 1， ч.2， с.385， с.387-392， с.385-391，400， 426， 427， с.6，7.

{33}{68} Г. Э. Блосфельдт， Российское дворянство： Уз-аконения и разъяснения 1901-1910 гг.， СПб.： Тип. 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польза”， 1910， с.49， с.15-16.

{34}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ф.1152， oп.X， д.281， с.201-206.

{35} М. Н. Катков， Собрание передовых статей Мо-сковских ведомостей， М.： Издание С. П. Катковой， 1898， с.202， 203.

{39} Я. Ф. Браве， Наемные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е ра-бочие в жизни и в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е， М.： маг. “Кн. дело”， 1899， с.188-189.

{41}{74} М. В. Львов， Вопрос о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рабочих в русско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е 80-х годов XIX в.//Вестник ЛГУ， серия истории， 1957， No.2.

{46}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ф.1151， оп.XII， д.1， с.221， 234.

{47}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ф.1283， oп.I， д. 229， с.71-77， 80.

{53} С. А. Сафронов， Разработка закона о частном дворянском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и в Сибири от 8 июня 1901 года//Наук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0， No.6-1.

{55}{56}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СПб.： Гос. тип.， 1885-1916， Т.6， No.3517， T.7， No.4770.

{57}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дворянские вопросы， СПб.： тип. Р. Голике， авт. в кн. не указан， 1897， с.39-43.

{58} А. А. Плансон， Особ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Записка， СПб.： Калашник. паровая тип. А.Л. Трунова， 1897， с.21.

{62} А. И. Елишев， Дворянское дело， М.： Унив. тип.， 1898， с.233-234， 237-238.

{65}{66}{67}{78}{79} Т. В. Филатов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оместное дворянство в начале XX в.：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опытки Само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М.： дис. кандидат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наук， 2000， с.170， с.168-170， с.170， 171， с.160， 161， с.167-168，170.

{70}  V. I. Gurko， Features and Figures of the Past. Governement and Opinion in the Reign of Nicolas II，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146.

{72}  Н. А. Рубакин， 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 Страна， Народ， Сословия， Классы， СПб.： “Вестн. знания”（В.В. Битнера）， 1912， с.57， с.137.

{73}  張广翔：《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贵族经济地位的变化》，《史学月刊》1990年第3期。

{77} П. А. Зайончковский，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армия на рубеже ХIХ-ХХ столетий： 1881-1903， М.： Мысль， 1973， c.311-312.

{81} 张广翔：《外国资本与俄国工业化》，《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广翔，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与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130012;白帆，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吉林长春，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