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面对近代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各类主张、观念，如何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成为现当代中国知识人士倾力破解的一大文化难题。“批判继承论”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主张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良成分，使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抽象继承法”主要针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继承问题而发，主张对古代哲学思想的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进行更全面的了解。“综合创新论”强调在综合中西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以创造的精神铸就中国新文化，成为当代中国对待传统文化的主流观念。文化“双创”方针重在弘扬并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对新时代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与理性的回答。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自信

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输入，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就落入了众声喧哗之中，不同政治立场、文化取向、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就如何看待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看法，但一直以来都是莫衷一是。极端保守者固守中国传统，高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老教条，无视现代社会发展进程，认为中华文明的价值独一无二，抗拒现代文明，沦为顽固派;极端反传统者则将中国历史文化一棍打死，认为其毫无现代价值，在现代社会中并无中国传统文化的存身之处，号召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了文化和历史虚无主义。于是，如何寻求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便成为现当代中国知识人士倾力破解的一大文化难题。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论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在报告的“学习”部分，他除强调共产党员要加强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的研究外，还特别郑重地提出了另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对中国历史遗产的学习，并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予以批判总结。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着丰厚而珍贵的历史遗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533-534毛泽东同志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上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当时的中国是历史上中国发展的延续，不能人为割裂古代与现代的联系，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遗产都应该予以总结和继承。在毛泽东同志看来，这种总结和继承不是学究式的，它要为中国当时的现实服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534在这一报告中，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强调了对中国从古至今珍贵历史遗产的总结和继承，一方面又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其予以批判。这已然是后来“批判继承说”的萌芽。

毛泽东同志正式提出“批判继承说”是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但其中“糟粕”与“精华”并存，对于这一份文化遗产，需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首先，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其次，对这份遗产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毛泽东同志认为，区别“精华”与“糟粕”，决定“批判”还是“吸收”的标准是“人民性”，“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7081945年，在中共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第八部分“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一节中，毛泽东同志又重申了这一原则，他说：“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2]。

以上报告和文章中的提法构成了毛泽东同志“批判地继承”文化原则。这一文化原则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出发，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延续性。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和新文化的建设立基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之上，因此需要尊重历史，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第二，以“人民性”为标准区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和“糟粕”，即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人民的文化区分开来，剔除糟粕、吸收精华。第三，在批判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进行继承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708，“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1]860

“批判继承”原则以科学辩证的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既看到了历史的延续性，又区分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良成分，使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前夕，“批判地继承”原则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有论者指出：“综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总体上坚持了‘批判地继承的原则，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了大量的清理，挖掘出许多可为今天所用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基础。”[3]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抽象继承法

“抽象继承法”由冯友兰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主要针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继承问题而发。1957年1月8日，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当时，在中国古代哲学史教学和研究领域，由于受苏联研究范式和日丹诺夫的影响，总体上对中国古代哲学否定的过多，冯友兰对此表示担忧，并主张对古代哲学思想进行更全面的了解。他强调：“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4]94二者偏重一方都是不科学、不全面的。具体意义与提出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相关联，后人是无法继承的。而抽象意义则超越了特定历史情境的限制，可以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空，因而可以为后人所继承。冯友兰以《论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语为例，说明了如何对哲学命题作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了解。冯友兰指出：结合当时孔子所处的时代，这句话里面叫人学的应该是当时一些传统的诗书礼乐，从具体的学习内容上来说，这句话在当前确实无需继承，因为当代所学和孔子所学已截然不同。但如果挖掘这句话背后的内涵，它里面揭示的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对现在仍然是有用的。由此例可知，冯友兰主张对哲学命题作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的全面了解，不能仅因具体意义而作简单否定，还应关注其超越具体历史情境的抽象意义，从而予以合理继承。

除某些哲学命题外，冯友兰提示在中國哲学史的丰富材料中，还有很多讲修身和待人处世方法的内容，他说“这些思想按其具体意义说，都是封建社会底东西，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但按其抽象意义说，大部分还是可以继承的。”[4]94例如《中庸》所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方法“还是有很大用处的，是可以继承的”;朱熹所言“循序而渐进，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的读书方法“就其抽象意义说，这也是很好的。”

冯友兰表示对哲学命题进行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分别并非他的孤明先发。许多哲学史家都是如此做的，“马克思说黑格尔是头脚倒置的，要把它扶正过来。这也就是要注意黑格尔底许多命题的抽象意义，不然是不能扶正的。”[4]99

冯友兰的上述见解被人们称为“抽象继承法”。冯友兰的文章发表后，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胡绳、关锋等人很快就对冯友兰的观点予以批评。于是，冯友兰在1957年第5期《哲学研究》上发表《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进行回应，并部分调整了自己的观点，比如以“一般”和“特殊”代替“抽象”和“具体”。虽然冯友兰不断修正自己见解，限制它的适用范围，但仍然受到严厉批评，遂又在1958年发表自我检讨文章《批判我底“抽象继承法”》，承认其“抽象继承法”以“形而上学方法”割裂了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联系。

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是为了在方法论层面解决如何继承中国哲学遗产的问题。冯友兰认为，思想继承存在于历史发展的各阶段，历史上各阶级在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都会尽力从已有的知识宝库中汲取一部分思想，加以改造，使之成为自己斗争的武器。这一思想上的“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不成疑问的。新中国成立后，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则对于中国过去封建社会的知识宝库的继承问题成为问题，因为从阶级属性上来说封建哲学根本上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4]121。冯友兰指出那种认为古代与现代毫无共同之处，无论什么事情都要从头做起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在封建社会的知识宝库中有着可以为我们继承的哲学思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这些思想加以分析、批判、改造，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事业服务。这就是冯友兰1月8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那篇文章的核心意图。他试图通过对哲学命题进行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分别，从而提醒人们在抽象意义层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命题中“可以继承的比较多”[4]121。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古代文化被当作封建文化，被看成是封建剥削阶级的文化，过于强调了古代文化的阶级性，造成了文化思想继承的困难;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哲学史研究领域，由于过度重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间的斗争，以一种简单的唯物主义观否定唯心主义，未能辩证地认识到唯心主义的价值，使哲学史变得贫乏、死板。在这样的文化和学术氛围下，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注重了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的继承，在当时以及后来都有着积极意义和价值。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冯友兰虽称自己当时的有些提法不甚妥当，但对这一主张仍然表示坚持：“这篇文章的内容，后来被称为‘抽象继承法。这篇文章的有些提法，是不很妥当，但其基本的主张，我现在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4]240

三、 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论

文化综合创新论由张岱年于20世纪30年代初步提出，丰富完善于20世纪80年代，此后方克立服膺此说，续有阐发，成为影响广泛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主张。

20世纪30年代中叶，王新命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提出要以“不守旧”“不盲从”的原则，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这引起了张岱年的关注，两个多月后他就在《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评论文章。张岱年本人在文化立场上，反对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和复兴旧文化。他基本赞同《宣言》的文化主张，在张岱年的理解中，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可以说是‘文化的创造主义”。他主张中国未来新文化应“发挥中国固有的卓越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纳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一，而创成一种新的文化，但不要平庸的调和，而要作一种创造的综合。”[5]张岱年强调在综合中西文化精髓的基础上，以创造的精神铸就中国的新文化，被学者称为文化的“综合创造说”。

19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内掀起了一股“文化热”浪潮，中国文化一时又成为讨论热点。张岱年在当时就相关文化问题发表了许多文章，在1987年《综合、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一文中他正式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文中说到：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是一个创新的事业。我认为：一方面要总结我国的传统文化，探索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经过深入的反思，对其优点和缺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作具体分析，对其缺点和优点也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根据我国国情，将上述两个方面的优点综合起来，创新出一种更高的文化[6]251。

显而易见，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说”的核心要点在“综合”和“创新”上。“综合”是指对中西文化优点和长处的综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张岱年反对“文化热”潮流中一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传统文化否定论”，这一主张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甚至连中华民族也彻底否定，滑向了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张岱年承认中国文化在近代落后了，但此前并不落后。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主义成分必须加以否定和批判，但不能否认中国传统文化还存在好的一面，比如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反对外来侵略、反抗暴政的优秀传统[6]253。张岱年坚持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比如儒家思想肯定人的独立人格，宣扬人的道德自觉性，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心，这些都是能促进社会发展的进步思想;但儒家又主张维护等级制度，表现了严重的阶级性，这是要加以否定和批判的[7]13。同样，对于西方文化，张岱年一方面赞扬西方文化在近代取得的成就，高度发达的科学与民主制度的建立、哲学思想的高度繁荣等等，其成就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文化[7]14。一方面又对西方文化的弊端有所警惕，“西方社会中少数人鼓吹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的”[7]14。因此，张岱年主张要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创新”就是在综合中外文化优点和长处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创新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都不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融会中西优秀文化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创新”[6]251。

自张岱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之后，方克立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了对张氏文化观的赞同。方克立由此成为“综合创新论”的热情提倡者。方克立认为“综合创新论”是对古今中西问题的一种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表现出了健康开放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立场，比自16世纪以来形成的国粹主义、全盘西化以及“中体西用”派和“西体中用”派的折衷调和论都要高明，不仅超越了欧洲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的偏见，也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8]。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方克立极为服膺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认为它是处理古今中西问题比较完满的方案，“值得大力提倡”，方克立为此做了大量提倡和阐释工作。按照李翔海的总结，方克立对丰富和发展“综合创新论”有以下贡献：第一，揭示了“综合创新论”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之间的内联系;第二，对“综合创新论”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理论特质作了全面概括;第三，首次将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列为中国现当代三大文化思潮之一[9]。有论者即称正是由于方克立的大力支持与阐扬，使得综合创新文化观由张岱年的个人见解“上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的基本文化主张……成为当代中国的一种主流的文化观念。”[10]

由张岱年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经由方克立的大力阐发和弘扬，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建设主张，不仅得到了国内多数学者的认同，而且还得到了一些海外学者的认可，如现代新儒家第三代代表人物杜维明就曾表示：“有人认为综合创新说可以取代儒学复兴、全盘西化，我也认为如此。”[11]综合创新论坚持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主体性，主张以开放、辩证的态度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综合中西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这一文化建设主张超越了近代以来各种偏颇的文化观，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正如方克立所言：“‘综合创新文化观……将在中国未来的文化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2]

四、 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创”方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需求之间的关系问题，习近平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历史文化观的指导下、在总结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待传统文化经验的基础上，也基于个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礼敬，提出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以下简称“双创”方针）。这一方针成为新时代科学、理性对待传统文化的重要指导原则。

众所周知，中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但与后三者不同，中华文明延绵不绝、未曾中断。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延绵不绝的中华文化，它“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13]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延续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是我们独特的精神标识和精神命脉。

除在文化意义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外，习近平同志还特别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前中国发展道路之间的关联。历史昭示着未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讲话时，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14]此外，习近平同志还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智慧，在习近平同志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共性难题的重要启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诸如修身养性、以德为先的思想;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等等，这些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为现当代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治国理政、处理国际关系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启示。

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的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同志特别提出：“要继承和弘扬我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的传统美德，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5]，这是“双创”理念的首次提出，主要针对的是如何对待中华传统美德。习近平同志将“双创”对象扩展到整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2014年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6]在此次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将“双创”作为如何处理和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原则和方针正式提出。此后，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发表演讲时，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时、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并多次阐发了对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原则。2017年1月25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将“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确定为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新时代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遵循。

也是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13]11面对博大精深、延绵不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每一个中华儿女必须坚守也应该坚守，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毫无冲突、完美协调，传统与现代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张力。限于传统文化诞生的历史条件和当时人的认知水准，传统文化中难免掺杂着一些不合时宜的内容，也就是说，衡之以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现实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社会治理等还存在某些需要磨合、调适的地方。所以，在新时代，要坚持弘扬并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要坚持以古鉴今、古为今用，要坚持对传统文化进行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双创”发展。其中，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就是要紧扣时代特点，顺应时代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激活其生命力。推促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7]。

从本质上说，习近平同志提出“双创”方针就是对在现代社会、现代文明的时代条件下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理性回答。如将习近平同志提出“双创”方针放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脉络中，我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其重要价值和时代意义。近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或倾向于盲目守旧，食古不化，流为顽固派;或倾向于全盘否定，彻底打倒，滑向虚无主义，而“双创”方针和原则超越了近代以来看待传统文化的各类主张、观念。它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在尊重传统、礼敬传统的前提下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既不一概否定，也不一切照搬，而是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和实践需求正确取舍、科学扬弃，努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接续，并在此基础上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为解决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困境和难题贡献古老的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3.

[3]陈金霞.批判地继承：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4）：99-104.

[4]冯友兰.冯友兰全集：第12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5]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1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229.

[6]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7]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7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8]方克立.方克立文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256-257.

[9]李翔海.在综合创新中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记方克立教授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3（4）：218-225.

[10]于惠玲.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论方克立教授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阐扬与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5）：76-82，143.

[11]杜维明.文化中国与儒家传统[M]//玩化学术集林：第4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社，1995：159.

[12]深化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访方克立教授[J].哲学动态，2002（4）：2-5，21.

[1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4]习近平.习近平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EB/OL].（2017-02-13）[2021-02-09].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7/0213/c385476-29075643.html.

[15]习近平.习近平论中国传统文化：十八大以来重要论述选编[EB/OL].（2014-03-03）[2021-02-09].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303/c40531-24507951.html.

[16]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EB/OL].（2014-02-25）[2021-02-09].http：//www.gov.cn/ldhd/2014-02/25/content_2621669.htm.

[1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