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的新式学堂，特别重视师生进行有计划的集体户外游学，史称“远足会”。“远足”是从日本输入的词汇，词汇所附着的教育理念，既受到欧美自然主义户外教育模式以及日本明治时期“远足”教育模式的影响，也与中国古代师生从游、登山临水的文化基因一脉相承。围绕远足活动，清末各地学堂积累了制度化的筹备经验，同时也对其流弊进行了矫正。远足活动之后的“远足记”，既是“远足会”制度规定下的写作训练，也是学子们在清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心史记录。“远足会”的教育形式，在民国得以继承，并延续到当今，从中可以窥见中国近现代教育理念在某些具体环节上的一贯性。

关键词：远足;清末;新式学堂;远足会;远足记

錢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曰：“又一日，命诸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校门，至郊外一古墓;苍松近百棵。命诸生各自择坐一树下，静观四围形势景色，各自写下。”[1]113其时为1919年，钱穆正任后宅初级小学校长。据钱穆自述，“作文课亦令生活化，令诸生皆不啻如自其口出”，是其半年中所得的一大教学经验，而研究者也往往将郊游写作看成是钱穆的创举，是其“不拘一格、启迪心智”“个性教学”[2]77的典型事例。这则事例，自然有着钱穆自由发挥的成分在内，但从深层渊源观之，也是自清末新式学堂以来“远足会”教学传统影响下的产物。透过这样一个师生远足“从游”的小切口，观其澜而索其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在教育教法等方面的内在一贯性与延续性。

一、远足：一个具有本土基因的舶来理念

所谓“远足”，即步行远游，或凭吊古迹，或采访事物，藉以扩展心胸、锻炼体格、增长见识。个人或二三好友的远足，自然能够在这两个层面受益，但“若以处于适当监督下之团体行之，则其所得之利益，当比此更大”[3]1447，那就是“群育”（mass education）效果的获得。这种由学堂组织的集体远足，在清末文献中被称为“远足会”。“远足会”注重校外现地教学，教师指导学生考察社会实况和自然现象、采集动植矿物标本、绘图写生、即景写作或归来撰写“远足记”，从而进行具有通识意味的直观薰育。

在清末，有很多教育者一直撰文呼吁，新式学堂应重视培养学生的活泼精神和体育素养，比较典型的便是蒋维乔《论学堂轻视体育之非》。在蒋维乔看来，当时的学堂教育“务注入精密之知识”，“国民知识虽进而身体衰弱，不足以任艰巨，国力必为之消耗”。[4]实际上，清末很多新式学堂颇注重“以日本为师”，同时糅合德、法、英、美的教育理念，在学生心智、体育教育方面进行很多制度化的设计，其中比较通行的一个项目便是“远足会”。1900年，《绍兴白话报》记载《绍兴近事》，其中专列“远足会”一条：“山阴县学堂，于十二日，举行远足会。”[5]1908年，《申报》也详细报道了山阴县学堂的一次远足活动。[6]从清末报刊载记来看，很多与山阴县学堂类似的新式学堂（以江浙地区为主），已经将“远足会”作为学生教育的一项常例，绵历多年而不废。

“远足”看似是地道的汉语词汇，倘细加查考的话，汉语文言中是没有“远足”这一词汇的。“远足”实际是从日本舶来的名词（遠足，えんそく），在江户时代指的是“徒步出远门”，到附近名胜游览或郊野旅游，而在明治时代则主要指学校的一种教育形式，比如1886年东京师范学校的行军训练便被称为“远足”[7]。1887年，日本《官报》“教育”栏目曾刊载《生徒长途远足》，略谓岛根县寻常师范学校组织百名学生，分四小队举行为期两天的长途远足，途经十几处地方，把途经的学校全部巡视一遍，并且在路过山海各处时采集各种标本，最后还组织了对抗运动。[8]

日本“远足”教育方式的形成，一方面是在教育中嵌入军训的“军国民”理念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对欧美教育理念的正向受容。欧美的城市文明发展较早且成熟，城市儿童渐于大产生隔阂，不如“乡村儿童，对于旷野、长流、四季变迁、动植物之逐渐发达，均有优悠领会的闲心”[9]42。因此，在19世纪的欧美，已经有呼声提倡让学生通过郊游（picnic）和远足（excursion）等，“恢复几分自然的境遇”。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教育界意识到，与其推行“直观教学”（intuitive instruction），还不如引导学生与大自然动植物直接接触，于是便有了“林间学校”（wood school）、“户外学校”（out-door school）的设置，用意皆在摆脱学校生活的枯燥，多与自然环境相接触，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短期项目，如远足会（excursion）、郊游会（picnic）、童子军（boy scout）、女子露营生活（camp fire girls）等类型的修学旅行。[10]17更甚者，这一远足、郊游风气，在校内校外皆广为推行，成为欧美市民公共生活的日常版块。据王一之的游记：

美国各城，每值星期休假，尝有一天然相凑合之远足会。会徽炳列，旗色鲜明。翔步林间，别饶雅趣。……远足会最盛时期，即在西国清明前后。此时繁英如画，时鸟弄音。有以一永日之光阴消磨于林阴岚翠间者。旷野不可得食，往往执榼提筐以从。[11]95

这样的远足风气，并不是短时间能够形成的。事实上，19世纪的英国绅士阶层崇尚“自然主义”，有着户外漫游的传统，而大洋彼岸的美国，也盛行以梭罗为代表的“自然文学”流派。无独有偶，1899年，德国教育家卡尔·费休（Karl Fischer）“提倡一种远足会，称为‘征鸟……这班青年穿着短裤，系着领巾，常于星期日作远足旅行”。[12]74随着这样的“征鸟”团体的涵育以及相互的思想碰撞，最终形成了“自由德意志青年要用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命运”[12]74这样的共识，以此来对抗帝国的国家威权和军国主义。尽管目前还没有确切的史料来证明，日本教育制度中的“远足会”设计是受英、美、德等西方国家的影响，但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远足”理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发达国家里，俨然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和共识度。

有意味的是，清末民初的教育者在检视清末新式学堂“远足会”的教育制度源流时，也曾同时关注到欧美和日本的潜在影响。例如《青年》杂志刊发《童子远足队》一文，便曾点出“近今欧美教育童子之法，渐趋自然，不假勉强，故有所谓‘童子远足队者”[13]。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大量引进日本和西方制度、学说的“以日本为师”时期，“远足”教育理念的引进，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詹麟来清末曾留学日本，他深有见于日本近代基础教育的成绩，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应重在振作学子的精神，“精神愈奋发，则校务愈起色;最能振作精神者，除体操唱歌而外，莫如远足会、运动会等”。[14]98清光绪季年，贾丰臻与杨保恒等留学日本，就学弘文学院。贾氏结合对日本教育的闻见，大力撰文提倡“军国民”教育和体育精神，认为“小学校之主旨以留意儿童身体之发达为重要”，主张“学科宜少，时间宜多，体操、游戏间而行之，而学级远足会、全校运动会等亦寓此意”。[15]158而杨保恒则在日本悉心访求模范小学校的规章制度，编成《日本模范小学校要鉴》，分为《施设状况》《规则》《细则》三编，在第三编《事务内规》中，便包含了《远足内规》。[16]816黄炎培曾专门撰写《远足之趣旨》一文，细致分析了远足的益处，并介绍“日本学校，每于春秋二季大远足，每月小远足”[17]，主张应学其所长，以作育新民。

由上可见，“远足”是一个自日本输入的舶来词，其词义所附带的教育理念，也是来自欧美、日本的具有国际視野的前沿理念。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文化传统里，就没有与之相通的教育基因。首先应拈出的，便是“从游舞雩”的书院风度。在《论语·先进》篇中，曾点言志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引发了孔子的喟叹：“吾与点也。”[18]5430朱熹与门弟子讲学时，很欣赏这段言志文字的“从容洒落”，并将其概括为“曾点气象”。[19]1036另外，《论语·颜渊》篇中有“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的记述，也开启了后世儒家教育的“从游”之风。宋儒胡瑗认为，“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则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他主持安定书院时，倡导游学，带学生遍游名山大川，见识四方名儒学者。又曾自吴兴率门弟子数人游关中，“至潼关，路峻隘，舍车而步”，上至关门后，坐门塾少憩，“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万里，形势雄张。慨然谓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20]51在登山临水、仰观俯察的体验中，师生体会山川壮阔，会取得一种生命教育的效果。从教育理念来看，也蕴涵着浸润式教育之意旨，民国时期，梅贻琦明确提出了“从游论”，强调教师的“示范”对学生的教育起到关键作用，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在特定的场境下，学生浸润其中，教师更能自然发挥引导作用，从而达到“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的教育效果。在传统的书院和私塾里，有一组《四时读书乐》，颇为传诵。其中有两句“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王一之认为这就是一种“远足”时的观察视角，“可知昔贤教人，原不任令呆读死书”。[11]95一位笔名“炳华”的作者曾撰《远足发轫记》，试图追溯“远足”的本土传统曰：“忆昔我国，向有踏青之举，今已久不行。”[21]当也是有见于“远足”与“踏青”“春游”在很多方面是神理相融的。

二、“远足会”：清末新式学堂一种制度化的教育形式

“远足会”等活动改变了晚清师讲生受的刻板知识传授模式，变教育训诫、惩戒为过程性引导与示范。实际上，清末的文化界，对新式学堂所举行的远足活动，给予了颇多的关注，并常以新闻、简讯的形式予以报道。1906年，《新闻报》登载了两次“远足会”活动，5月9日“举行远足会”条下记述曰：

浙省下城蒲场巷高等学堂去岁附设师范传习所，今岁又添开师范完全科，学生众多。本月十一日举行远足会，全堂学生七点钟在操场会齐，八点钟排队启行。出清波门，诣西湖灵隐寺午膳。二点钟后，复从天竺旋绕一周，进钱塘门而回。是日共计四百余人，行路七十里左右。[22]

10月7日“举行远足会”复载曰：

浙江高等学堂并附属之高等小学堂，均于14日举行远足会，排队出凤山门外三郎庙等处，游玩一周而回。[23]

四天以后，《新闻报》复载《学堂举行远足会续志》，记述杭州府中学堂、鹾务两等小学堂、公益学堂、振华学校、工艺传习所等学校的学生，均于农历八月十八日钱塘江看潮日至江干观潮，“即名为远足会”[24]。有意味的是，《新闻报》的这种报道模式，和上节所附明治二十年（1887）日本《官报》第1110号剪报《生徒长途远足》的文本模式如出一辙，很有可能曾加以借鉴过，由此亦可作为清末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一例实证。不过，这类报道有其局限性，即难以很明晰地呈现出“远足会”前前后后的一些制度性细节，故而还需要佐以他种文献进行勾稽。

夷考清末的教育文献，可以注意到，凡在学校或教育部门提及有组织性、计划性的远足活动时，往往称作“远足会”，这其实恰与自由散漫的、偶发性的“远足”活动相区分。可以说，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教育形式，稳定的组织管理、规范的程序流程等保障了“远足会”成为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得以载入校史，成为“大事记”。“远足会”在清末的新式学堂里，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并且也引发了不同观点的交锋。

首先，“远足会”通常是一个学堂的大事，会被以记史的方式载录到校史的“大事记”之中。查检龙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校事纪略》，可以看到：“（三十三年，1907）四月中旬，高等科三、四年生，至苏州修学旅行（往返四日）。”“（三十四年，1908）四月上旬，高等科三、四年生，至无锡修学旅行（往返三日）。高等科一、二年生，至松江大远足（晨往夕返）。”[25]249-250这类记载，凸显了“远足会”在学堂管理层意识中的重要性。

作为制度化的教育形式，出行计划和规约很重要，各地学堂在远足之前都会重点讨论。黄炎培主政的浦东中学堂在远足时，会专门印刷远足规则、远足地图和队员名单，让学子随身携带。[26]宁波府中学堂在前往天童寺远足之前，提学使预先拟定了远足简章，同行教员的组成也有明确的分工，如监督冯子藩、监学张申之、博物教员王晚梅、体操教员石井旭溪等。王晚梅负责沿途风物的讲解，石井旭溪则负责整理队形，维持队列秩序。[27]民国初年，中等商业学校在组织“远足会”之前，也“先将规约八则，使学生谨守，然后出行”。[28]

清末新式学堂组织的“远足会”，一般统一着装，比如浦东中学校的“远足会”，师生一律校服，布鞋草帽，在旅途之前和行进途中，职员还会交替进行“演讲”[29]，让学生了解上海松江府形势大略，或者“讲徐家汇七宝泗泾故事，并方正学历史”[26]，颇有游学的兴味。也有学校如福建泉州中学校、绍兴禹门乡辨志初高等小学校的“远足会”，全体学生统一穿着军装。至于队伍的行进，则往往采取军事化队列模式，据《张棡日记》，光绪三十四年（1908）五月十五日，“下午大晴，二点钟诸生举行‘远足会，由体操教习在操场排齐，为首二人肩荷大旗，次二人击鼓，再次四人各引风琴，口唱《远足之歌》”，至师范学堂操场内与师范生汇合。出行时，“师范生各穿黄操衣操帽，中学生则均穿白色衣帽，教习唱口令排齐，遂按队而走，师范在前，中学在后”。[30]133-134其中详细呈现了“远足会”的程序安排。1909年，《教育杂志》“学堂消息”栏目刊载《纪府中学堂举行远足会》一文，详细记载了纪府中学堂远足队列的方案：“分四小队，计学生一百二十八人，各置队长二人，总队长一人（即体操教员）。前系军号，军鼓一队，军笛一队。”[27]山阴县学堂在举行“远足会”时，特别注重队伍的仪容：出行时“中分四队，第一队车乐，第二队兵式，第三队器械，第四队游戏，编制甚为合度”。[6]甚且還有的学堂会将远足学子按职能分队，如负责采集昆虫标本的便称为“昆虫远足队”。[26]整齐着装，分队前行，最显声威，从实际的队伍组织而言也最能形成有效的管理。

“远足会”随队有清政府的龙旗以及校旗，有时也专门打出为“远足会”准备的会旗。山阴县学堂的“远足会”，“前导远足会旗，次国旗，次校旗”。[6]此处所言国旗，即黄龙旗，1909年，湖郡中小学校全体远足时，也是“导以龙旗”。 [31]

远足的进程中，一般会有军乐演奏，或唱《远足歌》，清末最为流行的是《四时远足歌》。1908年，《浦东中学校杂志》还曾刊登过一首题为《远足》的歌词，署名“士辛”。[32]歌词采用《楚辞》体，“士辛”很有可能是学校的教师。1913年，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学校与沪北求实小学联合举行了“远足会”，“沿途高唱《远足》等歌，声韵悠扬，观者称羡”[33]。山阴县学堂在举行“远足会”时，将“合唱旅行歌”的环节安排在返程，“缓急悠扬，均合节奏”[6]。1909年3月，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校组织了一次前往会稽山石屋塔的远足，途中唱了一曲自编的远足歌曲，歌词是：

等闲春满越王台，整队游行野望升，万壑双溪柳絮飞，鼓角声中残照里，六千君子锦衣归。[34]

有组织的远足队伍，是向社会大众展示教育成果的一个窗口。1907年9月，湖州的各个中小学堂组织了一次集体“远足会”，各教员分队督率自己学校的学生，“前导军乐，继以校旗”“且步且歌，声容步伐，颇见整齐”，围观者交口称赞。《申报》笔名为“白”的记者，尤其注意到队伍中有十几名八、九岁的学生，也能远行二十余里，毫不倦怠，故而感叹曰“足见湖郡学堂体育之发达云” [35]。上海的龙门师范学堂在奏着军乐远足的过程中，也常常吸引“观者甚众” [36]。进入民国以后，学堂的远足活动，仍沿用清末学堂的仪式。《皖校远足会补志》提到，1914年旅浙皖校在远足时，也是“导以校旗，唱《远足》歌”。[37]

学堂师生远足行进过程中，会有前期的探路工作和用具准备环节，有的学校会派出教师“先期分往各路探访地势”，并且为学生准备“教材绘具图说”[38]，方便学生在远足游览的过程中查考资料、现地写生或者书写游记。行进过程中，往往“行十五分稍憩”“行三十分稍憩”[26]。在预设的景点，会组织合影，并在远足结束之后将其载于报刊以作宣传。《教育杂志》即曾刊载泉唐宗文学堂远足队合影、兰溪云山学校壬子春季“远足会”摄影（在紫霞涌雪二洞）等照片。当然，也有学堂在出发前，会预先和远足线路上的友校取得联系，进行参观访问。校址在上海的锡金旅学的师生举行“远足会”，返回无锡，无锡城北小学、商余体操会到车站迎接，无锡模范小学举行欢迎会，翌日宾主一同出游惠山、太湖，“教习、学生兴致倍佳，到校时两校各奏军乐而散，犹觉余勇可贾”。[39]据贾观捷《法华远足记》，他所在的高等科同学往上海远足时，“行至宝昌路口，有漎溪小学堂职员、学生列队来迎，两队对立，行敬礼毕……至漎溪小学堂食点充饥”。[40]龙门师范学堂的高等一年生集体远足出游，等他们返回时，会发现本校三四年级学生“携国旗军乐，在月台守候”。[41]这样的环节，增加了整个远足活动的仪式感。

就史料可考者来看，各地学堂也会尝试童子军露营及长途旅行，但毕竟程序繁琐，不易经常性举办，不像远足会、远足队那样属于中短途旅行，可以当日或几日内往返。远足活动很多是当天往返，也有经过详密计划，出行一周以上的，浦东中学校便曾组织了一次由10名职员、42名学生组成的“远足会”。队伍远游天马峰、青浦、淀山湖等地，用时7天。[29]这样长时段的远足出行，需要进行的制度化设计就更多，比如住宿问题以及教员的“更番值宿”。[26]

《浙江教育官报》于1910年刊布的《本署司袁通饬各学堂限制举行旅行远足等会文》指出，“各班学生年齿长幼不一，若旅行、远足等会，漫无限制，非但荒废学业，亦且妨碍卫生”。[42]实际上，各地学堂对此是有预案的，教员会依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不同状况，制定相应的远足方案，比如澄衷学堂便曾“依学生年级高下，规定路线之远近”。[38]總体而言，相对低年龄段的学生，远足活动主要以“活泼之精神”“流览胜景”为目的，旅行距离稍近;对于高年级的学生，远足之行则会加入一些研究、思考的环节，实现“野外教学”，使得远足活动与各科的教学相绾合。1907年，会稽县学堂便于五月初二日举行“远足会”，游会稽山，“下午回校并沿途采取植物，回至堂内研究种法”[43]。同年十月，浦东中学远足旅行期间，也是“采各种标本以广见闻”[29]。山阴县学堂在举行“远足会”时，上兰亭，过大狮山灰石岩，以便于考察“灰窑实验制灰之法”，其他所经之处，“与地理、历史、物理上有关系者，无不留心考察”[6]。1910年，澄衷学堂的“远足会”，则明确出行目的是“为历史、地理、理科上之实地教授”[38]。尽管师生远足，多涉山水名胜，但也会去一些文化、教育场所，据贾观捷《法华远足记》所述，他们到徐家汇教堂后，“该处教士，甚为谦和，导观藏书楼，图书满架;导游博物院，见各种鸟兽之骨骼标本;导登天文台，四野远眺，地势了如指掌”[40]。1908年，《浦东中学校杂志》的《大事记》记载：“四月初五日，职员率生徒远足至徐家汇，游李文忠祠，观邮传部立高等实业学堂运动会，游博物院，观土山湾贫儿工艺所……八月十五日，职员率生徒为松江、青浦间远足。”[44]博物院、天文台、工艺所等处的参观，自然会给学童留下很深的印象，甚至会成为他们以后走上科研、实业等道路的触媒。就个体学生而言，也会在远足行程中把新的见闻和既有的知识储备进行整合印证。宣重华在《春日远足会记》中提到，之前读到“日中塔影圆”之句，心中存疑，等到远足参观雷峰塔，“始悟古人用词之确切也”。[45]下表是浦东中学校远足之后，黄炎培对此次“修学旅行”收获的归纳，从中可见“远足会”的“天地大讲堂”属性。

表1 浦东中学校远足收获表[26]

[所见 山河湖、城邑、市集、村落、衙署、营房、校场、试院、学校、仓廒、教堂、祠庙、寺观、道路、桥梁、池塘、井石、田畴、园圃、亭榭、楼阁、花木、古玩、字画、碑志、墓塔、铁道桥工、采石工、天文台、望远镜、渔具、农具 所得 植物：水生者浮萍、槐叶苹、鸭跖草之属;陆生者石葱、椎、柊之属;石生者石韦、石耳、藓、菭之属 所经 风雨、饥寒渴、险阻、困乏 所闻 古今人之嘉言善行 ]

正如清末浙江省学务所指出，“远足会”有“为儿童运动精神、活泼身体”[46]之用，颇肯定其价值。至民国时期，以丰富知识、增广见闻为目的修学旅行作为教学辅助活动，成为课程体系的一部分。北京师范大学史地、博物二部本科学生肄业期间，规定有两次国内旅行，藉以访历史古迹，探地理名胜，调查动、植、矿各种产物。因为教育者相信自然和社会的资源都可以为教育所用，共同承担着教育的功能，像陶行知组织的新安儿童旅行团和西南联大校史上的湘黔滇旅行团，应该都是在这种理念背景下产生的。进入新中国，远足活动被融入到社会实践活动的广义范畴中，在不同学段和不同地区以各具特色的方式开展。通过“远足”视角，我们能够理解户外教育理念的传承与创新。

三、“远足会”利弊之反思

在“远足会”的氛围里，同学们可以舒展体格，增长见识，同学之间也可以联络感情，“借旅行以活泼天性”[47]。《浙江教育官报》于1910年刊布的《本署司袁通饬各学堂限制举行旅行远足等会文》也指出，“（远足）旅行以资实验及考察一切”“远足会不过为身体运动、精神活泼起见”。[42]诸如此类，是比较易于总结到的，因此也容易让人想当然地轻视远足活动，认为远足与游戏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要举行“远足会”，可能首先要回应这样的疑问：“远足会”的趣旨与益处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在学堂举办“远足会”？

早在1907年，黄炎培已经遇到过这类问题，并且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向不明其理的学生家长解释远足的趣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黄炎培主编出版了《浦东中学校杂志》。在这本杂志里，刊载了三篇与远足教育有关的文献，分别是署名“韧之”的《远足日记》《远足之趣旨》以及署名“伯初”的《五日记程》。“韧之”即是黄炎培的笔名。《远足之趣旨》实际撰作时间是1907年8月前后，收入文集时改题作《致学生家长远足之趣旨书》。[48]1-2黄炎培在《远足之趣旨》中总结了“远足会”的十二条“效益”：

一、旅行最适于少年活泼之天性。

二、整队徐行，于体育上得自然之发达。

三、观山川之壮丽，物产之美富，最易激起爱国心与爱乡心。

四、备尝风雨险阻、艰难困乏之况味，为习劳耐苦之唯一善法。

五、师弟同行，苦乐与共，善激起其爱校、敬师、爱群种种观念。

六、计程而进，必达目的地然后已，易养成坚忍强毅之概。

七、多吸新鲜空气，大有益于卫生。

八、可获无限之见闻，以广其心境。

九、行于野，观渔樵农牧勤苦之状态，可以知生计之艰难。

十、所至观古人遗迹，教师演讲轶事，易发生崇拜英雄之观念。

十一、采集标本，随地研究，于理科上扩无限之知识。

十二、服食器用完全准备，养成独立自治之精神与绵密之思想。[17]

如果归类分析的话，第一、二、七条探讨的是远足活动对学子体育、性情的影响，远足多安排在春天，而春天是一个生机发抒的时节。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的宣重华，在讨论春日远足的效果时，便曾援引博物学家的解释：“据博物学家言，春回大地，动植各物，咸具生机，而人亦以是时发展其精神。”[45]

第三、五、九条则重点探讨远足对学子家国情怀、乐群意识的影响。远足能够使学子观览这片土地上的自然与文明、普通民众的希望与苦难，从而获得一种壮游归来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远足会”，关系到“团体生活”的训练。在远足过程中，师生同心，互帮互助，能够让学子切身体验到小共同体并长增高的重要性，从而培养“乐群”意识。“远足会”毕竟是融合了现代文明精神的一种现地教育形式，在一些细节上也表现出一种新国民的“文明”。

第四、六、十二条重点关注了远足活动对学子坚忍强毅、吃苦耐劳品格的锻炼，而这一教育目标也和清末对国民性“文弱”的反思有内在联系。清末主张“军国民”教育的代表人物张謇，撰有《师范章程改定例言》，尤其推重教育中对学生“武备精神”的培养。[49]155在张謇创办的各级学校中，军事训练和体育与其他科目并重，秩序比赛、运动会、远足会、避灾练习等常规活动，皆是“药文弱”的针对性设计。同时期学堂的教师，也会将来自日本的先进理念在课堂上原原本本地讲出，以便学生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一听到“文弱”的评价便生出逆反心理，认为是妄自菲薄。毛泽东《讲堂录》“药文弱”条所记杨昌济《教育学讲义》便有如下的陈述：“其在日本，学校最重运动，其运动之法有诸种：庭球、野球、蹴球、弓拔、击剑、柔道、短艇、游泳、徒步、远足会皆是。西国亦然。如远足会之事，以期举校远行，先择佳地，既至，则集众演说，莫敢不至者，凡此皆所以药文弱之道也，勉矣后生。”[50]16-17远足的很多准备工作、现场应对都要求学子独立完成，这一方面要求学子摆脱对家人、师长的依赖，自我规划，周密安排，另一方面也训练了学子的勇气与担当，诸如此类，皆与“药文弱”的理念是契合的。

第八、十、十一条则关注到学子在远足活动中知识见闻的习得，各学堂也很有意识地将远足活动安排成户外教学的教室，诚如黄仲苏所论，“天地也，真吾人之大讲堂”[47]。但从远足活动常会安排的游记写作而言，古人便有文章“得江山之助”的说法。诚如四川灌县县立高小的廖士斌所论，“古之学者，静处以求渊深，纵游以征宏富，故每习道庭帷，而必助以江山之胜”。[51]在论及远游对文风的造就时，廖士斌也举例曰：“孔子周游列国，《春秋》发正大之文;孟轲寄迹齐梁，七篇宏列圣之学;史迁览天下名山大川，其为文奔放肆大，雄辩淋漓;柳子厚喜游，得山水奇气，其文清雅秀丽;大小苏均以词赋擅名，要皆取助于山水。” [51]综合以上诸般趣旨，黄炎培总结说，能够综合收德育、智育、体育三者之效的，便是旅行远足。

黄炎培《远足之趣旨》并非凿空立说，他曾亲自带队，率领浦东中学校的学子前往松江一带远足，并札记了详尽的《远足日记》。在日记中，黄炎培不但关注本校学生的仪容举止，也颇为留意友校学生的教育效果。当他们的远足团体参观新民学堂时，导引者为徐家汇高等实业学堂的李景馥、杨学材。黄炎培记录他们的导引举止，“从容进曰”“飒然让立道左”“肃然举手”“为礼别去”，故在文末点评曰：“不卑亦不亢，得交际之道，诸生识之。”[26]在清末很多学子的“远足记”文章里，“远足会”常被冠以“渴盼已久”等词汇，从杜威的观点看，使儿童与自然环境、社会事物常接近，则能于不知不觉间习得社会所需的知识。如雷通群所评，“此言实显浅而极寓深意”。[10]17

不过，随着“远足会”在各个学堂制度化地存在，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其中影响较大的便是学堂上下为了筹备一次“远足会”，会花很多时间精力，比如1909年3月，萧山的高等小学堂、广益两等小学堂举行“春季远足会”。到了秋季，萧山高等小学堂又于9月开“远足会”，目的地为临浦，“该校平时对体操甚不注意，为此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其他学科停课数日，专门重视体操一科，并在前一天在城内举行试足会，绕城一周，进行排练”。[52]89这样规模的准备活动，势必会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而这样的准备活动，应当是各个学堂远足准备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有鉴于此，1908年10月，浙江教育部门下发了《本司支通行各学堂非假期内不准举行旅行远足会文》（下简称《会文》）[46]，提到“兹查省外各学堂每有举行旅行、远足等会”，可见“远足会”在清末的新式学堂教育中蔚然成风。《会文》认为，大小各学堂的定章，上课时间有厘定钟点，出去假期，全年的有效上课时间不过二百四十天，而新式教育“课程繁密，岂容再为旷误”？因此颁行《会文》，规定：“嗣后无论大小各学堂，只准于例假或星期内，由教员带领学生，整队旅行，以广眼界，然每学期亦只能举行一两次，不得過劳，致伤儿童体力而旷授课钟点。”[46]对于这份公文，《申报》也加以全文转载，并拟题作《学务举行旅行远足会之限制》。

《会文》曾将远足活动与学堂既定的活动作比较：“（远足会）为儿童运动精神、活泼身体起见，然每星期已有体操钟点，远足过劳，殊于卫生有碍。”[46]当时确实也出现过意外情况，有学生在远足途中受伤，甚至意外死亡。到了次年（1909），《浙江教育官报》又发文重申前旨。应该说，这两份申饬起到了一定效果，从1909年以后，报章、校刊上有关“远足会”的记录明显减少，但仍有学校未完全遵照《会文》，且仍有为了准备“远足会”而“先期托言预备，后期托言休息”而要求停课的情况。于是《浙江教育官报》于1910年第三次专门刊布《本署司袁通饬各学堂限制举行旅行远足等会文》。从落实效果来看，这些“会文”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民国建立之后，浙江各地区春秋两季远足的传统也得到了继承，时间也大都选在假期。杭州刊行的《教育周报》曾于1913年刊载了中等商业学校、临安小学校、啟明初等小学校等多校的“远足会”消息。

除却浙江省学务对各学堂“远足会”的制度层面的约束外，清末民初的教育家经亨颐在《余之远足会观》一文中，也对“远足会”张扬又刻板的条条框框提出了批评。经氏首先肯定了师生远足前往“青山绿水活泼之地，洵足以奋发精神，不可谓非及时之举”，但同时又指出：

学校旧习，皆醉心军乐，凡旅行远足，一若有定例必不可少。整队而来，鼓号之声，洋洋盈耳，耀武扬威，犹如出战。方且谓军国民教育，原当如此。[53]

经亨颐认为，从具体操作层面看，让低龄的学生吹号嘘气，容易损害肺脏，并且军容装备购置耗财，练习费时;从抽象理念层面看，举行远足的目的，在于“使学生活泼精神”，整队行进当然是必要的，但只要有秩序即可，实不必通过军乐以统一步伐，反而禁锢了学生自由的天性。

四、远足记：远足学子的“心史”

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教育形式，远足行进过程中，或者“远足会”结束之后，一般会有一个规定性动作，那就是命参加“远足会”的学生撰写“远足记”。教员批阅之后，会择优推荐至校刊或社会报刊发表，比如清末的《龙门师范学堂校友会杂志》专门辟有“学生科学成绩”栏目，登载学生的作品，其中便有多篇远足归来后的游记。而诸生的“远足记”，往往也在开篇说明缘起，比如上海龙门师范学堂高等二年生贾观捷《法华远足记》的写作缘起是“丙午九月四日，本校高等科同学往法华远足”[40]。

清末新式学堂，有予学生银钱奖励的风气，陆瑞清颇持反对意见，认为“奖给实物，诱以利欲”，不如“教员职员，时时以高洁诚笃、实事求是之学理训练之”，并且可以通过“学艺会、谭话会、运动会、纪念会、远足会等时间内，以启其爱群爱国爱名誉心。锲而不舍，性质自变”。[54]那么，如何示以“高洁诚笃、实事求是”之学理？又如何通过远足活动来启迪学子的“爱群爱国爱名誉心”呢？

通观清末的远足游记，我们可以注意到，教员在规划的路线中，多有登高之处，而学生对此普遍印象深刻，如顾文顺《大场远足记》：“经过烽火墩，登其巅，觉空气清新，百倍于寻常”[37];王业昭《松江远足记》：“及登楼，凭栏远眺，见浓阴满径，暖烟薰麦，游云一片，摇曳山水之间”[41];姚元鑫《龙华远足记》：“登塔眺览，西望一山高耸，东见黄浦，心旷神怡”[55]。这样一种登山俯瞰的视角，对精气神的提振作用，可以概括为“吸新鲜之空气，豁胸襟如汪洋”[56]。另外，正如本文开篇所引述的钱穆之例，清末民初时期，国文教育特别重视写生文，即带领学生远足，进入自然实景之中，让学生用文字来“写生”。这一文学教育的思潮，在现存的“远足记”中多有体现。教师会以身作则，用笔墨详尽记述远足的见闻，比如黄炎培描写清晨出发的场景曰：“时皓月西堕，赤日方升，草际露光与衣裳争白，村鸡四鸣，如送行也。”[26]学子的“远足记”普遍重视对远足旅程所见景致的摹写，他们一般随身带着“铅笔、手簿”[26]，随时记录，远足结束后再将“文字写生”而来的词句段落整合成一篇文章。王业昭《松江远足记》写道：“在车四眺，见麦秀青畴，春草碧色，甚可观也”;参观钱氏复园，则对假山进行了细致的描摹：“所叠之石，或凸或凹，若奔若堕，惊心动目。”[41]周恺《浦东远足记》摹写浦东田野之间的木棉曰“其花黄，其实青，其棉白”[57]，皆非功底深湛者不能道。这样的远足中写作，能够锻炼学生的观察力，培养学生对天地万物的同理心和关爱意识，这其实是一种深入自然的生命教育，所谓“高洁诚笃、实事求是”之学理，就在这样的远足环境中得到陶冶煦育了。

清末时期的“远足记”，有一个共通的体验，便是对国力不振的焦虑。这种焦虑所包含的情感非常复杂。首先，他们凭吊古迹，对近代中国的式微国难颇感痛心。一位署名为“狂”的学生，在远足吴淞炮台后，在《远足吴淞炮台记》中写下了“登炮台之燬址，吊忠愍之战死，诚所谓风景未殊，举目有河山之慨焉”[56]这样的句子。其次，远足的学子对外国人在中国占据租界颇为不满，比如贾观捷在远足上海法租界后，感慨说：“呜呼！上海乃吾国之土地，何外人居于斯、游于斯、往来于斯焉？且租界之权，皆为外人所管辖，反客为主。名为租界，实与割地无异。”[40]《龙门师范学堂校友会杂志》于这一段议论右侧皆加圈点，表明编辑对此观点是颇为欣赏的。关于这个问题，顾文顺在《大场远足记》中也提到过，他们在上海市内行进时，“奏军鼓，吹军笛，何等威武”，但经过上海的割地时，却被禁止奏乐，因此他在文末感慨：“今因外人治之，而不由自主。”[36]周恺《浦东远足记》则自述从陆家渡登舟时，最“触目”的是“各国军舰，皆国旗高悬;而我国之国旗独寥寥”。[57]再次，远足学子亲临现场目睹了中国底层社会的种种沉疴，更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姚元鑫参加高等三年级远足上海西南部的龙华塔，在接近目的地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景象是乞丐乞讨，而乞丐的组成，“苍头白发者有之，妇女缠足者有之，小孩裸体者有之”，甚至有的乞讨者“随西人之马车而求乞”，被车上的人嗤笑鞭打，这些情景让姚元鑫在文中慨叹“此等耻辱”。[55]周恺《浦东远足记》的主体，是他亲历亲见后的“感触”，一是乡间孩童“赤足蓬头”，二是道路“粪秽狼藉”，三是军制仍是“绿营旧习”，四是寺庙“房屋黑暗，真如地狱”。[57]在周恺看来，上海在清末已经是文化中枢，而仅隔一浦，发展不均已甚。顾文顺在远足上海远郊江湾及大场镇时，也关注到小儿“蓬头赤足”，道旁“坑厕林立，臭气薰人”，在这距离上海仅仅几十里的地方，却仿佛另一重天地。顾文顺由之联想到：“由此观之，中国欲实行立宪，当先实行地方自治矣。”[36]

总体而言，远足活动之后的“远足记”，既是“远足会”制度规定下的课业任务，也是学子们在清末“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心史记录，从中已经能够感受到新式学堂学子们的精神气度、价值观、问题意识等都已经有了新面貌——清末新式学堂在“作新民”层面已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效。

五、余 论

诚如钱锺书先生《谈艺录》所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58]序有一些教育规律，本来就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里也有重视“曾点气象”“从游舞雩”乃至“壮游”“踏青”的基因，方能与欧美、日本的“远足会”理念声应气求，融汇无间。并且，倘若这一教育规律是合理的，也会超越时代，具有恒久的存在价值。远足既是一种性情教育，也是一种体验教育、生活教育，实际是对夏令营、修学旅行、郊游野游、春游秋游、参观访问、实践教学等活动的整合，能有效激发学习动力，整合学科活动。职是之故，进入民国，“远足会”的活动方兴未艾，直到今天，春秋郊游还被许多学校列入教学计划，承担着作育人材、涵养性情的通识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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