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科学事业尽显蓬勃生机。四分之三世纪以来，美国的科学生产率一直为全世界所艳羡。来自全世界的学子涌入美国大学，以参与各项学科之发展。美国物理、生物、社会以及行为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斩获了各类国际奖项。医疗以及通信和运输的改进拓展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源自美国公共及私人实验室的各类产品及工艺，则给全世界的消费者、军事以及社会活动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美国的科学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然而，科学思维却仍未融入主流文化和政治。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联邦政府对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科研活动提供了慷慨的财政支持，并在产品开发上进行了大规模工业投资，这正是现代美国科学事业的特色所在，同时也是所有科学成就之基础。《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一报告，便是关乎该项事业的一份公认的标志性文件。

该报告的作者范内瓦·布什，曾于二战期间担任白宫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负责人。世人广泛认为，他在任时所推动的各项科研举措，乃是盟军最终取胜的关键。 [1]在政府合同资助以及既定目标指导下的科学家们，通过大规模的协同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惊世成果。其中既包括可输注血浆、青霉素等可大规模使用的抗生素、防止虫媒病的滴滴涕和抗疟疾药，也包括雷达、高性能飞机、用于引爆弹药的近炸引信以及终结世界大战的原子弹。布什以罗斯福非正式科学顾问和“研究沙皇”的身份，督导了这一庞大并最终取得成功的研发事业。 [2]在胜利曙光初露之际，他又和众多的政治和学术领袖一道，开始考虑如何在和平时期继续从科学研究中获益。1944年末，布什收到罗斯福的指令，着手筹备一份足以为美国持久科学政策奠定基调的报告。

这份凝聚了数十位杰出科学家和工程人员心血的报告，最终于罗斯福总统去世后的1945年7月提交给杜鲁门总统。正如布什在报告中所写，美国以前从未有过任何用以确保科学进步的“国家政策”。美国文化一向十分敬重科学实证思维和实用技术，政府也为各类世界闻名的科学工作提供了资助，其中就包括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以及地质学、农学、医学、天文学、物理学和许多其他领域的军用和民用进步。但是，美国从来没有为广泛的科学事业提供核心性的支持，而对于科学到底可以为美国的社会和政治进步做出何种贡献，亦没有全面认知。针对科学到底能给人类带来什么这一问题，《科学：无尽的前沿》提出了一项鼓舞人心的实用主义愿景。在呈送函中，布什将科学同美国文化中的一项经典主题联系在了一起：“开拓精神仍旧在这片国土上激荡。开拓者掌握着完成任务的工具，而科学则为开拓者提供了大片尚未被充分开发的腹地。这样的探索对国家和个人都大有裨益。无论是对保证我们的国家安全、保障民众的健康，还是对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提高生活水平以及实现文化进步而言，科学都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份颇受科学界欢迎的报告倡导政府推动和支持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研究），并呼吁成立一个能得到充分拨款的新型独立国家机构，以督促推进包括军事和民用，生物学、医学和物理学，基础和应用，理论和实验等在内的所有研究。这一机构将负责以长期合同形式为科学研究提供稳定的资金，为科学家提供研究之自由，同时还要肩负起培养科学专家的重任。1950年，在经过了多年的辩论之后，国会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确认将制定“一项促进科学领域基础研究和教育的国家政策”，并通过拨款和合同支持“数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工程学和其他科学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

现今的《科学：无尽的前沿》已被视为“美国科学政策的开山之作”。 [3]人们称赞道，这份报告促成了支持科学的“美国战后共识”， [4]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策文件之一”。 [5]尽管后来的联邦科学政策也受到了其他个人及组织的影响，但布什的报告引发了一场辩论，正是这场辩论所导致的一项不成文的政策推动了后续数十年惊人的科学进步。布什报告乃是了解美国当今科学状况的一个重要起点。多年以后，这份报告提出的许多问题仍然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于我们身边。它所形成的结论既成就了我们今天所见的辉煌科学事业，也为后世投下了业已显露的阴影。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做更为仔细的研究。我们应当重新思考，我们的社会到底需要什么，而科学可以为之提供何种帮助？

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布什对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提出了具体而强有力的愿景，时至今日，这些愿景起码已在塑造现代科学事业的几个基本方面及其运作方式上起到了部分作用。布什的各项建议正是基于这些愿景背后的核心理念，并且最终经过辩论和立法而得以实施。

其中最为基本（也许是最著名）的，就是布什所提出的一项有力论据，即“科学进步是一种必需”，如果没有科学进步，“在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不能确保我们的健康、繁荣和安全”。布什认为，科学进步可以为个人和整个社会带来长远的好处，包括“更多的岗位，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劳动时间，更丰富的农作物，人们可以有更多的闲暇用于娱乐、学习，抛弃烦琐的生活，远离长久以来普通人的劳苦”。他因此宣称“科学是政府理应关心的问题”，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以确保科学进步。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布什的关注点最终落在了一种特殊的进步上，那就是能够满足美国民众物质需求的各类技术。布什对实际应用的这种偏好，在《科学：无尽的前沿》及其他的著作中随处可见。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与电子及机械设备的发明及改造打交道。就在布什向总统呈送报告的当月，他在一篇发表在某杂志上的题为《诚如所思》（As We May Think）的文章中，对一种实用的设备做出了详尽的预测，这种设备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个人计算机，而对于某些人来说，他的这篇文章甚至比《科学：无尽的前沿》更有名。 [6]布什认为，政府对研究的支持，乃是发展公共福利之必需，因为正如他所断言，科学研究能带动医疗、计算机、就业以及武器等的发展，制造出“空调、人造纤维以及塑料等更加物美价廉的产品”。

具体而言，布什主张政府应支持基础研究。所谓基础研究，以布什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在不考虑实际需求情况下”的对基础知识的寻求。他认为，基础研究填补的是一口井，而这口井正是“所有实用知识的来源”；基础研究是整个研究和创新过程的推动力量。“新产品和新工艺并非完全成熟，”他说道，“它们都建立于新的原理和概念之上，而这些新的原理和概念则源自最纯粹的科学研究。”自《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一报告开始，布什便被视为基础研究的拥护者，而这一理念也被认为是源自他那个流水线的隐喻：基础研究的成果经过应用研究以及开发阶段，会最终为人类所用。截至目前的多数联邦基金都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尽管这份报告实际上并未以一维方式描述研究和开发之间的关系，但布什显然同意这一公认逻辑。布什极为珍视基础研究，因为它能推动整个进程趋向切实可见且满足国民之需的成果。 [7]

布什的报告指明，此类研究主要应在大专院校中，由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即“一小群熟谙自然基本规律的天才”来进行。在二战期间，布什通过他领导的研究机构提供资金，证明了大学即便是在军事武器和系统等领域，也能够迅速研发出强有力的成果。将大学作为研究重镇，使得他大幅度增加政府拨款而又无须增加政府规模的战后方案具备了可行性。布什对国家实验室持宽容态度，但对由军方主导的研究却不以为然。建议大学主持基础研究这一策略，既能避免政府人员扩张，又可防范将军插手科研。在布什看来，“独立人士的自愿合作”更有助于研究工作。他认为，大学中存在一种独一无二的科研环境，因为得益于“强烈的团结感和安全感，以及极大程度的个人知识自由”，“科学家们可在一种相对没有成规、偏见或商业需求等不利压力的氛围下开展工作”。

布什坚信科学应该由科学家来指导。如报告中所述，他的计划赋予了科学机构选择承担哪些科学项目的权力。在他提议建立的新机构中，一个由杰出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将负责对科研进行指导，而该机构的负责人则必须由各科学机构的代表选举产生。这是他愿景中的关键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具有决定性的部分，但在布什准备《科学：无尽的前沿》的时候，他的愿景并非决策者的唯一选项。

大约在报告提出的两年前，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新政支持者、参议员哈雷·基尔戈尔就提出，要通过立法来“建立一个专门致力于科技进步和发展的独立的中央政府机构。这既是为了赢得战争，也是为了促进和平” [8]。这一拟议的机构将协调所有政府研究活动。基尔戈尔将这一强大的政府集权和规划同公共水电供应系统、公立学校乃至公共土地相提并论，并且赞同政府在此类方面进行控制。彼时布什则反对这项法案，他认为战后的研究不应该由政府“指挥和控制”。 [9]基尔戈尔的立法动议得到了不少支持，但布什对此表示反感，他坚信研究只有在科学家的掌控之下方有成效。这促成了他对《科学：无尽的前沿》这份报告的写作。 [10]布什报告提交不久，基尔戈尔参议员就提出了一个事关国家科学研究计划的完整立法方案。 [11]

基尔戈尔和布什的方案在结构上大同小异。两人都认为，科学研究的价值被严重低估，政府拨款不足，且政府不同部门和分散的大学之间缺乏关于此方面的协调。两人都希望政府能够设立一个能同时覆盖军民科研的中央资助机构，以促进全国范围内的科学教育和传播，同时评估和协调美国大学和研究所开展的各项研究。 [12]但他们的主要分歧并不在于举措，而在于理念，因此双方在立场上存在根本的不同。这是一场关于科学如何发展以及科学应当与社会形成何种关系的辩论。布什的方案以科学家的自主权为基础，旨在为科学家提供在各知名大学内的独立领导地位，以及在选择和追求研究方向上的完全自由权利。基尔戈尔在本质上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主张建立的是一套面对整个社会且担负更大责任的体系。该体系的核心机构将交给一个由普通公民、劳工领袖、教育家和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管理，而该机构的负责人则交由总统任命，且无须是一名科学家。他希望研究能直接面向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需求，并希望资金能有针对性地分配到全国各地，从研究中所得的专利将属于公众。简而言之，基尔戈尔想要的是一个更接近政治进程的机构，这样它就可以被人们感知到的需求所引导；而布什想要的，是一个更受专业驱动且与自由派政治圈子所倡导的那种公共控制相隔离的机构。这种差异，从他们对社会科学的不同态度便可见一斑。尽管布什设想的是一个监督所有科学的综合机构，但他认为社会科学在实践中与政治和政府联系太过紧密，因此将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排除出了这一机构。基尔戈尔则持相反立场。 [13]

这场辩论在国会和科学界持续了多年。在美国的政策之争中，以及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争中，这场辩论的影响更是持续了数十载。 [14]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做出规定，该机构将由一个由杰出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督导。这一立法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布什的倡导。不过，时至今日，大学及政府研究的规划、选择乃至评估，基本上都已经交由各自学科决策，而且做出决策的通常都是研究者本人。

伴随着这份报告的出炉，一项不成文且笼统的科学政策也应运而生。联邦政府为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机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联邦机构和专业协会则负责跟踪和宣传科学进展。科学事业蓬勃发展，相应的管理方案也陆续出台。国会创建了各类与科研相关的新委员会。科学政策的制定也变成了学术研究的一部分。到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对研发的资金支持比1940年增加了20多倍，占到了经济活动总量的近2%。 [15]

正如布什预期的，自1945年以来，公共和私营部门在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上的投资（累计已达数万亿美元 [16]），已经在医疗和保健、提高经济生产率、创造消费者和产业便利性以及增进军事力量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收益。在联邦基金的支持下，我们在宇宙、地球、人类生理、社会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知识都取得了惊人的增长。这里仅举几例：过去，我们认为人类特征是遗传亲代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直接表达，但现在研究证明，它也受到亲代环境的表观遗传的影响。天体物理学家观察到，是碰撞的中子星产生了我们在地球上发现的重元素。宏观量子纠缠在彼此分离的系统中同时产生了变化。我们从流行病学和心理角度对枪支暴力进行了定性。地球科学家已经解释了构造板块的运动是如何将生物碳化合物和生物体带入地球深处的。非理性的经济行为和人类的内隐偏见得到了识别、分类和预测。当生物进行思考和对刺激做出反应时，我们也会观察到单个脑细胞的同步活动。我们已经对地球大气中碳的排放和清除有了详细的了解。公众已对这些进步的创造力、美感和力量有了模糊的认识，他们期望这些进步能够持续下去。

然而，联邦资金未能如布什对政策的期望那样持续增加。1968——1971年，越南战争支出飙升，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也随之下降了一成（以经通胀调整的美元计算），其中用于基础研究的费用更是大幅下滑（1967——1975年下降了18%）。如今，联邦研发支出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不及20世纪60年代的40%。相比之下，工业企业的研发支出则一直在增长，自1968年以来，此类研发的总支出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5%左右。 [17]

但正如布什指出的，企业研发投入几乎完全着眼于自身的短期或长期利益，它支持的仅是有利于所投资企业的商业性可预测成果，而不是人人都可受益的创新性研究。美国在科研方面的投入一度是全世界的标杆，但如今，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美国在这些方面已经落于下风。从研发资金占国内经济的比重看，至少有7个国家已经超越美国。科学家们认为联邦的投入虽然规模庞大，但远远不够，他们因此不断游说，以期获得更多资助。当然也有例外，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太空竞赛和阿波罗计划，20年前的生物医学繁荣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预算翻倍，以及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最近诸如《无尽前沿法案》等一系列事关增加研发预算的提案是否能够在联邦拨款过程中得到落实，则仍有待观察。无论如何，尽管联邦政府对研发的资助远远低于所需，但二战后政府对科学的资助已经永久地改变了科学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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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也有理由质疑，科学的价值是否已经得到完全体现，公民又是否从科学中得到了他们的所需。布什曾写道，科学进步是抗击疾病的必需并且能够改进公共健康，然而，科学事业虽蓬勃发展，却未能阻止成千上万人因未能接种疫苗而将自己的子女置于真实存在的风险之中。科学进步也不足以让美国应对2020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即便有科学的帮助，美国也并没有为阻止代价高昂的气候变化而采取必要的补救举措。

显然，我们的科学事业未能给公民提供他们所需的一些重要产品。这些都并非免疫学、病毒学、流行病学、海洋学或大气科学在研究上的失败，相反，这是科学与公众关系上的失败，而这也正是被布什报告以及随后的辩论所严重忽略的事项。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在这方面，布什似乎有些目光短浅。布什相信，科学进步本质上依赖的是科学家无须考虑实际目的的自由基础研究，因此他所提倡的科研体系在促进研究繁荣的同时，也促成了科学与公众的隔绝。他的目标不仅是确保科学家获得合理、稳定的资金，而且还要确保他们能够自由地从事自己所选择的工作，不受社会方向或政府计划的束缚。 [18]他的竞争对手基尔戈尔则提出了另外一种安排，他要让所有由政府资助的科学家成为“人民的真正公仆” [19]。相比之下，今日我们所见的体系实际上更像是科学家的公仆，即一种资助科学家自由选择所从事工作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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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许多科学家相信，如果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公众关心的问题上，而不是受他们训练有素的好奇心和既定研究途径的驱使，他们就会在科学上失去创造力和有效性。我曾经是一名研究科学家，并且作为一名政策制定者在国会服务了16年，以我之所见，科学家们总会强烈地捍卫其自由选择研究议程的权利。尽管他们会为了获得资助而做出些许让步，但他们通常都认为，他们不受具体公众意见干扰的独立研究成果对公众最为有利。一般而言，通过学术评估所授予的研究经费往往集中于精英和既定的模式。科学界主张独立性以尽力避免来自政府规划的限制，然而这一模式也导致公众认为科学超出了他们的判断或控制能力，有时甚至是理解能力，更不用说参与其中了。

为了“鼓励并使更多有能力的青年以科学为职业”，布什主张通过设立一项奖学金计划，以创造更多的高等教育和科学训练机会。这种把经过挑选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视为科学的化身的想法反映在当前的科学实践和科学教育中，也体现于公众对科学的态度之中。研究人员及其资助者通常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专门做研究。即使是现在，识别和培训未来的专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仍是大多数科学教育项目的重点，这通常被称为“填补管道”。 [20]当立法者谈到我们的科学教学时，通常都会提及美国在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上相对于竞争对手处于劣势。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公众把科学视作研究人员在“闲人免进”的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而非一种他们可掌握的理解方法。他们认为科学家掌握了非科学家无法理解的复杂思想和仪器。在经过数道不可见的步骤后，产品、疗法和其他物质利益便会从研究中诞生，而接受这一切的公众却对其产生的方式知之甚少。他们在科学中看不到自己的位置，尽管他们喜爱诞生自科学事业的各种实用产品，但在生活中他们却没有给科学和科学思维留下些许位置。当世界上许多最紧迫的挑战（例如流行病或气候变化）迫切需要公众参与科学并建立对科学家和科学工作的理解和信任时，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公众认为科学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们，他们就不会关心科学。他们可能不会知道科学投入可以如何帮助他们履行公民职责，也不会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核查。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对科学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对社会做出贡献所持有的片面观念，而这些观念部分可以追溯到布什的报告。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布什将科学与研究和发展相联系，并将科学对社会的益处与技术、医药、产品等各种有形产出联系起来。但是，科学不仅仅是深奥的专业化研究，有形成果也并非公众应从科学交易中获得的全部，它也不应该是公众在念及科学时唯一应想到的内容。从本质上讲，科学是一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它能使我们获得关于事物本质的最可靠知识。这是它最根本的贡献。

在《科学：无尽的前沿》发表数月前，美国科学促进会的科学与社会委员会就科学之于一个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更具哲学性的观点。和布什报告一样，该委员会开宗明义地指出了科学的至关重要性。但在解释科学为何至关重要时，该委员会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立场。秉承启蒙运动的理念，他们强调科学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可以具备极高的社会及政治价值。该委员会宣称，“科学研究政策同外交政策及国防政策一样，都是关乎国家存亡之必需”，而科学在现代政府中的地位，“绝不低于法律和法院”。鉴于“先进技术与既定实践和组织之间的差异是对我们自由、民主的社会秩序的主要威胁之一”这一立场，该委员会强调，科学家必须“在研究中加入对公众利益的考量”。科学与社会委员会总结说，“科学研究政策以及对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解，绝不能仅仅关乎器物甚或技术”，它“不是一项关乎计划和控制的程序”，而是一个“运用批判思维和训练有素的有组织的智力工具的目的宣言”，其目标旨在强化“我们自由、民主的社会秩序”。 [21]

这种观点并未在《科学：无尽的前沿》所引发的政策辩论中占据上风。在报告发表后的几年里，布什质疑是否存在一种明确可传授的、非专家也可以在实验室之外使用的科学方法。他建议，国家与其试图让非科学大众将批判性科学思维付诸公共问题，还不如多鼓励更多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去从事研究工作，以让公众最终受益。 [22]虽然科学研究带来的一系列物质利益给社会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这种观点仍有其局限性。除了让公众被动地接受各种源自科学的产品和疗法，我们还需要公众在两个方向上更大程度地参与科学。我们需要公众更多地参与对科学的引导和监督，我们也需要公众更多地在公共事务中运用科学思维。这需要公众和科学界共同采取行动。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充分且悲剧性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利害关系。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科学专家们就新出现疾病的可能性破坏以及做好公共卫生准备的必要性撰写了大量警示性文章。然而美国却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政策制定者都未能提供足够的检测、医疗设备和受培训人员，公众也没有提出相关要求。公众及政策制定者在理解和采纳保持社交距离或戴口罩等相关措施方面行动迟缓。科学家本身也未能探索出抗击病毒所需的某些研究路径。由于可以自由设定研究优先级，病毒学家对病毒的结构和复制进行了分子分析，但一些与病毒传播最相关的研究（与整个社会联系更为紧密的研究）却一直被忽视。不论是病毒研究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没有将社会科学完全纳入他们对疫情暴发可能性及其后果的思考之中。决策者和公众都没有坚定参与对研究优先事项的设定。就一个国家的科学政策而言，我们可以从此次疫情应对中得到许多教训，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金充足、训练有素的科学研究人员不能取代公众的知情与参与。这一教训远远超出了大流行病本身。

受资助的研究蓬勃发展，但公众的循证思维和公众对科学证据的理解及行动能力并没有随着研究的增加而提升。相比于将研究结果和科学决策应用于公众，为研究提供资金并允许科学家自由支配研究资金要容易得多。大多数立法和政策决定都可以通过科学验证信息的纳入而得到改进，但在通常情况下，这些信息没有得到很好的整合，或者根本没有被考虑在内。仅仅在政策制定和监管机构中安置几个受过科学培训的人员是不够的。在交通、通信、移民、农业、公共卫生和其他领域，决策者时常会采取一些不受科学常识支持的行动。虽然多数时候这是由于未能掌握相关信息所致，但有时他们也会故意忽略科学。在国会，那些包含于所谓非科学委员会的职责中且尚未被认知的科学问题，比科学委员会职责中所明示的内容还要多。例子比比皆是。直到最近，关于投票程序的立法才被认为需要计算机科学家的参与。经济学常常不被认为是一门立法者必须为其寻求证据的经验科学。看看国会听证会的每周日程安排，思考每一场听证会的主题是否可以用科学发现来阐明，然后再看看做证名单上的人士是否可能提供这些科学发现，这绝对是一项有趣的实践。

需要科学的不仅仅是政策专家。当下的公民生活在一个与1945年完全不同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更加科技化。环境保护、能源生产、医疗保健甚至民主投票程序和设备等公共问题都应通过科学研究加以阐明。疾病大流行、气候变化和儿童疫苗接种等问题也应如此。公民必须对环境质量、各种危害以及新技术进行评估。当下的信息异常丰富，但呈现碎片化特征且极易被扭曲。远离科学的公民实难区分有效的证据和未经证实的观点、一厢情愿的想法以及故意的信息扭曲。 [23]大量公众原谅或忽略了政策制定和政策声明中那些明显的科学证据遗漏。正如我们在病毒大流行问题上所看到的，任何政策的成功都取决于公众的参与。他们必须能够通过询问科学主张是否基于经过公开审查的证据来判断其可信度。此外，他们必须确保将科学纳入公共决策。

然而，如果科学家超然物外，且公众认定证据只属于拥有精湛技术的科学家，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在当今这个充斥着网络欺诈的时代，证据会很容易被各种观点、谣言和毫无根据的主张所取代。科学家必须协助消除科学仅属于科学家这种刻板印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已经将社会影响和地理分布等因素列入科研资助的考量范围，但收效甚微。我们应该考虑重拾基尔戈尔的部分民粹主义思想，以示公众才是国家科学政策的目标受益者。我们应当明确地将研究指向社会需求，并将研究成果与区域经济发展更多地联系起来。

科学家还须以一种决策者和普通公民清晰可用的方式来传播他们的科学工作。这不仅仅包括在国会委员会面前为他们的研究做证、公开演讲、写通俗文章以及创建公民科学项目——尽管这些活动也非常重要，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参与其中也令我们倍受鼓舞——最重要的是，科学家必须帮助公众理解科学的成功来自循证思维，而证据和循证思维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和掌握的。所谓的科学素养，其主要的特征就是能够辨别那些经过科学共识验证的证据。 [24]科学素养的塑造绝非易事，但至关重要，至少对于国民福利而言，其重要性毫不逊色于布什所致力于培养的物质利益。

开国元勋们在美国宪法中写明要培养“科学和实用之技艺”，这种表述说明科学在他们的眼中绝非只是有用的产品发明。作为启蒙思想的主要倡导者，美国开国元勋们坚信科学是民主的重要工具。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实验”等词的出现频率（超过了“民主”一词的使用频率）表明，他们将政府本身视为一个要求公民在公共事务上采用科学思维框架的过程。 [25]他们明白，对公众问题的公开答复若想可靠，就必须以证为据。任何人都可以要求提供证据。这是一个极为民主的观念。

民主共和国要求公民寻求基于实际条件之上的共识，在共识之下，公民于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和愿景之间实现民主平衡，并以此共创未来。没有这种共同的理解，公民的价值和希望就无法得到理性的表达和实现。科学是对实际条件进行经验观察的过程。通过提出问题以得到经验的回答，通过透明地分享经验观察，通过公众和专家的评论寻求验证，科学已被证明是获得可靠知识的最佳途径。尽管有错误的步骤、偶尔的偏见、延迟和人类的短视，但从长远来看，科学提供了关于世界的最可靠的看法。运用科学的经验技术，人们可以对事物的状态有越来越可靠的理解——从病毒到气候再到非理性的经济行为，无不如此。当然，科学的应用并不是优良政策的全部。良好决策的制度需要有伦理和价值观、历史和传统、美学和人文考量，当然也必须考虑政治因素。然而，科学证据乃是这一切的起点。当民主仅仅变成一场没有证据支撑的观点之争时，它就处于危险之中。当一种观点和另一种观点针锋相对，每一种断言都走向极端甚至极尽欺骗之能事时，民主就无法生存。这正是对科学的召唤。

范内瓦·布什认识到，美国在1945年的军事胜利正是得益于科学所带来的弹药、药品和材料等成果，而要使科学能在和平时期产生类似的益处，政府就必须将大量的联邦资金投入到积极研究以及对精选研究者的培训之中。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见到的事情，而科学事业自此蓬勃发展。今天，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与布什在1945年的所见并无不同，但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无法通过不断改良弹药、药品和材料就能克服的新挑战。如果我们问科学还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提供什么，我们会发现答案是一些不那么有形，但与范内瓦·布什所预见的各种益处一样关系到我们繁荣和安全的东西。我们需要将科学本质广泛应用于我们的公共问题。这种循证思维的本质必须被广泛应用于整体公民，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群，因为这就是民主的运作方式。科学早已一次又一次地充分展示了循证思维的力量，有鉴于此，民主也必须建立于循证思维可以减少对问题的偏见这一信念之上。

为今天谋划一项崭新的科学政策并非易事，它需要科学家和公民的共同努力。良好的科学和成功的民主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两者的真正困难都不在于技术问题，而在于寻求和接受证据及其对个人派系或族群立场乃至对个人成见或痴心妄想的潜在挑战。科学家必须承担起他们的职责，他们要为公共利益而行动，对赋予他们工作许可的公民负责，并允许非科学家在公民活动中贡献力量，参与科学的教育和传播。反过来，公民也必须显示且必须具备要求和使用公平证据的意愿。几十年来，美国致力于促进科学进步，为科学家的研究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现在已经到了做出同样重大承诺的时刻，那就是将科学过程充分融入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必须找到共享科学思维益处的方法。通过此举，我们也将为民主提供永葆活力的途径。

[1]Vannevar is pronounced van- EEE- var (rhymes with beaver), not VAN- eh- var. There is excellent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bout Bush in G. Pascal Zachary, Endless Frontier: Vannevar Bush, Engineer ofthe American Century , MIT Press, 1999; Daniel Kevles, The Physicists: The History of a Scientific Community in Modern America ,Alfred A. Knopf, 1977; and in the brief pub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annevar Bush, A Biographical Memoir by Jerome B. Wiesner, 1979.Bush’s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can be found in Pieces of the Action, Arms and Free Men, and Science Is Not Enough .

[2]From the New York Times , quoted in Kevles, The Physicists , p. 300.

[3]Albert Teich, “In Search of Evidence- Based Science Policy: From the Endless Frontier to SciSIP,”Annal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 vol. 2, no. 2, p. 13.

[4]David M. Hart, Forged Consensu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1–1953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8; Bruce L. R. Smith,American Science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0, p. 36.

[5]Bruce L. R. Smith, American Science Policy , p. 43.

[6]Atlantic Monthly , July 1945.

[7]A legacy of Bush is the perceived distinction among basic research, applied research,and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 distinction did not originate with him. Much research funded by the government is formally divided into these categories and managed separately and differently. In 1967, two de cades after Bush’s report, Harvard physicist Harvey Brooks, and subsequently Princeton Dean Donald Stokes, pointed out that this“obvious”one- dimensional flow from basic research to product isnot what always occurs. (Donald E. Stokes, Pasteur’s Quadrant: Basic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 Brooking Institution Press, 1997) Research that produces applied practical results can simul ta neously lead to basic understanding, which means the pro cess can equally well go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the popular model. The model fails to recognize the interlocking R&D ecosystem with strong interactions and feedback.The mind and the motivation of the researcher are rarely divided into these categories.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as often used in government funding can hinder scientific progress . As expressed by Stokes, understanding and use become conflicting goals. In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the concept also pre sents prob lems. Entrepreneurs often speak of the“valley of death”where financial support is scarce to take a concept from discovery to commercial production. This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mistaken view that innovation consists of distinct stages and a single direction of flow, rather than a complex ecosystem of interacting discovery,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that needs systemic support. Whether financial support is from the government or private capital investors,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See Homer Neal, Tobin Smith,and Jennifer B. McCormick, Beyond Sputnik U.S. Science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8, pp. 6–7; William B. Bonvillian, “The Problem of Politi cal Design in Feder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in KayeHusbands Fealing,Julia Lane, John H. Marburger III, and Stephanie Shipp, eds., The 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and Walter Isaac son, The Innovators , Simon and Schuster, 2014, pp. 219–21.

[8]Harley Kilgore, “The Science Mobilization Bill,”Science , vol. 98, no. 2537,August 13, 1943, pp. 151–152.

[9]Vannevar Bush, “The Kilgore Bill,”Science , vol. 98, no. 2557, December 31, 1943,pp. 571–577.

[10]Kevles, The Physicists , p. 347.

[11]Harley Kilgore, “Science and the Government,”Science , vol. 102, no. 2660,December 21, 1945, pp. 630–638.

[12]If both military and civilian research had been included in one agency it would have been a mismatch to the congressional appropriations structure, thus creating serious political problems, andfurthermore, it would neither have prevented the military civilian rivalry in the government nor the persistent dominance of military research funding that troubled Bush.

[13]The strong public debate over whether to includ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is discussed in Nathan Reingold, “Vannevar Bush’s New Deal for Research: Or the Triumph of the Old Order,”Histori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 vol. 17, no. 2, 1987, pp. 299–344; Kevles, The Physicists ; and Daniel J.Kevles,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nd the Debate over Postwar Research Policy, 1942–1945: A Po 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 ,”Isis , vol. 68, no. 1, March 1977, pp. 4–26. The social and behav ior science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agency as created, and although they were added decades later,they suffered in relative funding, support, and prestige.

[14]Audra J. Wolfe, Freedom’s Laboratory, the Cold War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Scienc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8, esp. pp. 32–33.

[15]Budgetary data at http://www.aaas.org/programs/r-d -budget-and-policy.

[16]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 National Science Board, 2020; and Kei Koizumi, “Evolution of Public Funding of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 sent,”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hysic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March 2020, doi: 10.1093/acrefore/9780190871994.013.25.

[17]Jonathan Gruber and Simon Johnson, Jump Starting America, How Breakthrough Science Can Rev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Dream , Hachette Public Affairs Books, 2019, p. 83, and with related dis-cussion and data throughout; also budgetary data at www.aaas.org/programs/r-d-budget-and-policy.

[18]Daniel Lee Kleinman, Politics on the Endless Frontier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pp. 74–99 passim.

[19]H. Kilgore, Science , vol. 102, no. 2660, December 21, 1945, p. 630.

[20]See, for example, Charting a Course for Success: America’s Strategy for STEM Education , Committee on STEM Education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December 2018, The White House, Washington, DC.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8 /12/STEM-Education-Strategic Plan-2018.pdf The national strategy presents STEM literacy as one of thepillars of the strategic plan, along with filling the pipeline, yet most of the proposed administrativeactions are directed toward building a large, capable, and diverse scientific workforce that can“sustain the national R&D enterprise.”The report laments that China has mor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an does the United States,yet does not lament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public’s embrace of science. It is telling that in the section on science literacy the commission writes of providing science education“even [emphasis added] for those who may never work in a STEM- related field.”The emphasis is on reaching and training a cohort who will go in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nontechnicalpublic is a secondary consideration.

[21]Lawrence Frank, “Research After the War,”Science , vol. 101, no. 2626,April 27, 1945, p. 433–434.

[22]John L. Rudolph, How We Teach Science, What’s Changed, and Why It Matt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18–119.

[23]Jennifer Kavanaugh and Michael D. Rich, Truth Decay, An Initial Exploration of the Diminishing Role of Fact and Analysis in American Public Life , Rand Corporation, 2018.

[24]For a discussion of public trust of scientific evidence see, for example, Naomi Oreskes, Why Trust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25]Google Scholar word search; and Timothy Ferris, The Science of Liberty: Democracy, Reason, and theLaws of Nature , Harper Collins, 2010, p.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