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发表说明
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在《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发表后，又读到了《教育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属国际较先进水平》的报道。报道中引用教育部长的话说：“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百分之二十一；在校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有了更高的发展；中国高校的学科水平、社会服务水平和科研水平等有了长足进步。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除了毛入学率这一事实无异议外，拙文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评价与部长几乎恰好相反。究竟谁的评价准确，期待读者特别是大学们的评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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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2006年夏，我赴荷兰探亲两个月。期间，持欧铁通票，周游列国1个月。欧洲的火车，无论乘客多少，车厢里静悄悄的，火车行进又稳，窗外的风景看久了也单调，脑子里难免会涌进一些问题，引起一些思索。由于到过女儿的大学，了解了一些荷兰教育的情况，便想到了中国的教育。
荷兰人口1600万，仅为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总量的2/3。这也就是说，我们每三年培养的大学生数量，就相当一个荷兰国！而且，中国学生的刻苦精神远超过荷兰——荷兰孩子上一般大学不需要考试，毕业也不愁工作，所以，也往往表现散漫。中小学生，则课余时间疯玩，“自由”得一塌糊涂。但荷兰却一直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流的科学家。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思。找不到别的解释，只能说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本身有问题。于是，我想到了中国大学生的“两难”，想从这里入手，梳理中国大学的问题。
原以为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很快会想通，返回荷兰住地便可成文。谁知，一旦沉浸其中，竟有无法自拔的感觉——后来我才搞清，原来这是一个因果互关、因果连环的复杂问题，中国的高等教育问题，不是针对单一根源，开个简单药方（譬如弘扬大学自由精神、实行高校自治等等）就可解决的。结果，不仅在荷兰没完成，返回国内，又用了三个多月功夫，才最终成文，它几乎是我单篇文章中耗时最多的一篇。如果这篇文章，能对解决中国高教种种弊端发挥微薄作用，也不枉我“浪费”本该用来写游记、随笔的宝贵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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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中国高等教育已暴露出了众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大学生“两难”：一是贫困生上学难、二是大学生就业难（以下简称“上学难”、“就业难”）。“两难”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舆论往往是夏天讨论完“上学难”，秋天接着探讨“就业难”。如果说“上学难”集中反应了社会不公问题的话，那么，“就业难”则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问题。尽管舆论不断聚焦，但对“两难”产生根源的认识却并不统一、也不准确。笔者认为，造成“两难”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对高教“产业化、市场化”认知混乱的原因，有实践中“惟市场化”偏颇的原因，但最终直接、间接，却皆与高教大跃进相关。当教育部官员高调批判“高教产业化”的时候，恰恰掩蔽了高教所面临的真正危机，也回避了其失职、失察之处。高教大跃进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戕害几乎是致命的；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中国公立大学已陷入空前的危机中。许多人感到困惑：高校，是科学的世袭领地；质量，是高教的生命；为什么竟然会出现大跃进呢？人们在不断地给出答案，又不断地否定某些答案。但坦率地说，任何单一答案都失之片面，中国高教大跃进是多重因素、多种驱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从梳理高教“产业化、市场化”等概念入手，围绕大学生“两难”问题，由现象到本质、由理论到实践，逐层揭示中国高教大跃进的危害，并提出解决相应的对策。
一、高教“产业化”、“市场化”口号本身没错
多年来，围绕大学扩招频频出现的一个口号，就是“高教产业化”。现在，人们对它非议甚多，认为它是高教问题的罪魁祸首。严格讲来，这种认识并不准确，因为“产业化”只是一个用来指称经济规模化、链条化运行的概念，“高教产业化”，描述的只是现代高等教育本身在产业链条中存在的这样一种客观事实。高等教育无论是属于国家投资、无偿供给的公共物品，还是民间投资、有偿供给的市场商品，它在生存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一个供求链条，刺激上下游产业的生产，扩大消费需求，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高等教育不仅属于“三产”，而且，它还具有直接的科技创新功能和技术经济属性。相对而言，政府投入高教资金对经济的短期、长期拉动效用，比起投向某些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要高出许多倍。特别是在国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宏观背景下，正确理解并肯定高教的产业化性质，有利于引导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大学建设；当财政资金增加了，所谓高教不公的问题，就可大大化解；当中低收入家庭不再为孩子上学而拼命储蓄时，内需不足的问题也可缓解。因此，笼统否定高教产业化口号，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来讲，未必是件好事。
我们再来讨论“市场化”。由于对“产业化”概念缺少准确理解，在中国当下语境中，它几乎等同于“市场化”，这两个概念经常被混用。鉴于这种混淆不利于把握问题的本质，所以，我们在讨论时两者的界限是明晰的。所谓高教市场化，就是承认高教产品具有商品属性，并把市场作为配置高教资源的重要方式（注意，不是惟一方式）。从理论上讲，这种改革思路也是正确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难免会获得商品属性。高校教育，不同于九年义务教育，其主要任务是育才而非育人，在国家财力有限、高等教育尚不能普及的情况下，这种市场化对于高等教育而言，既有公平意义，又具效率功能。由于高等教育，可大幅提高受教育者的专业技能，在市场化环境中，高校毕业生可获取更多报酬、享有更高社会地位，这便使上大学具有投资意义。因此，如果大学学费全部由纳税人的钱来支付，大学生只享受投资收益，这对那些未上大学的公民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今天中国的富裕阶层是完全接受高教市场化这一现实的，他们需要的是优价、优质的高教产品。有些家庭甚至节衣缩食送孩子到国外读书，也就是把上大学视为一种投资行为。谁投资，谁收益；高投资，高收益，这是公平的。同时，高教市场化一方面会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或私人资本加入，扩大高教办学规模，吸纳更多的优秀学生入学，满足社会对高教的需求；另一方面会激励各大学为自身生存和声誉，强化内部管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合格大学生，满足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这样，尽管高校学费不菲，但高教的性价比却会越来越高。当获得优质教育的大学生创造更多财富、得到更高收入时，高校和大学生便可实现其社会效益最大化，大学生家庭则可实现其投资效益最大化；由此产生的示范效用，优秀的大学会吸引更多学生入学，获得更多的投资，从而产生学校与家庭、经济与社会双重双赢的结局。这些都是高教市场化可能带来的正面效益或结局，这种效益和结局已经被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这也是我认为它不应被笼统否定的缘由。
既然高教产业化口号或市场化改革方向本身都没有错，为什么社会舆论对它指责甚多呢？其一，是由于某些所谓高教产业化决策，往往是为了“产业化”而牺牲了“高教”；地方政府不向高教投钱，却要高教给地方贡献GDP。这种“产业化”，自然对高教无益甚至有害了。其二，在高教改革中所实际实行的、所客观存在的，也并不是“市场化”，而是“惟市场化”或“伪市场化”，把因此而产生的问题归罪于市场化，这种认识不准确。这些，便是本文将要一一辨析的。
二、“上学难”的成因（上）：高教“惟市场化”
我们先从贫困生“上学难”问题谈起。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伴随高教市场化改革产生的。十多年来，大学学费猛涨了20多倍，远远超出同期国民收入增长水平，更超出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水平，由此便形成了上学难。但这种上学难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排斥高教公益性的“惟市场化”趋向，并不能简单归结为高教的市场化改革。必须认识到，高教之商品性，只是其在市场中的获得性属性，并不能改变其人本文化的本质；商品关系永远都不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全部。因此，承认高教具有商品属性，并不等于否定高教的公益性；承认高教市场化的合理性，也不意味着高校可以惟利是图，统统变成赚钱的机器；高教的市场公平原则，绝不能取代社会公平原则。真正的教育，无论育人育才，都应当是无私的、超越现实功利的，这与艺术品可进入市场、获得商品属性，但真正艺术永远超功利存在是一个道理。市场公平原则，是等价交换原则，它只对具有相应创造交换能力，能进入高教市场的群体来说具有公平意义，而对没有交换能力的弱势阶层来说，它却会剥夺其接受高等教育、改变命运的权利，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对于现代文明社会而言，这种社会公平带有更根本性的意义。
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好比市场供给的食品，百万富翁可山珍海味，小康人家可粗茶淡饭，这很公平，谁想吃得更好，就要多劳动多挣钱。但对丧失劳力的病残家庭、对一文不名的灾区灾民来说，却只能靠国家或慈善组织无偿提供食品；这时的食品就不能再作为商品，否则，就会产生人道灾难，这是文明社会所不允许出现的。实际上，现代国家都深谙这样的道理：市场公平是有限度的，如果单靠市场调节，必将拉大贫富差距、造成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国家必须在市场之外，靠福利政策调节、靠公共产品分配，来补救市场缺陷、维持社会公平。今天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都是既有市场属性一面、又有公益属性一面。像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都是私立的，但它们却都有针对贫困生的助学金。这便造成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在美国，供子女上大学负担最重的，不是贫困家庭，而恰恰是中产家庭。这看似不公，却体现着社会正义。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通过政府调节，保证高教的社会公平。这种公平，必须体现在公有高教资源全民共享上；名牌大学的门，也要向穷人子弟敞开。由此可见，中国高教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并没有错，错的是放弃外部公益性的“惟市场化”、错的是对贫困大学生没有相应的学费减免（注意：不是助学贷款）救济保障政策。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即便按国家核定的大学学费，也远超出经济发达国家年均学费占人均GDP20%的比例——中国达40—50%，更超出贫困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据有人统计：在中国，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成本竟合城乡贫困家庭5年、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收入[1]！这种高教外部惟市场化的做法，对于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内伤，是非常之严重的。
必须看到，中国城乡低收入阶层，他们或是贫瘠资源的拥有者、或是改革代价的承担者；确保他们的优秀子女能免费上大学、包括上名校，顺利成才，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不仅可以改变其家庭生存状况，减轻社会对贫困阶层承担的救助压力，更可以大大减缓两极分化趋势、减少贫富对立情绪。特别是在落后的农村地区，破解“三农”难题的有效途径就是教育。正常情况下，即便大学生毕业后“凤凰东南飞”，起码也可1人解决1户农民脱贫；即便大学毕业后返乡，也可解决农村精英不足的问题，成为建设新农村的骨干力量。中国自古便有秀才（良绅）治村的传统，发达国家的农民，持有大学文凭者甚众。因此，扶持优秀农民子弟上大学，比发放低效的扶贫款，其综合社会效益大得多。但目前这种一刀切的市场化、高收费，却让众多贫困家庭雪上加霜，甚至年年都有农民因此而自杀身亡的悲惨案例！上大学，原应是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公平社会的桥梁，现在却成为加剧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公的堑壕。这种局面当然应该改变。
三、“上学难”的成因（下）：高教大跃进
尽管对高教改革的评价认识不统一，但这并不影响各界就解决上学难问题形成共识：在公立大学占主体的情况下，政府加大投入几乎是惟一有效办法。政府加大投入，并不意味着要全部减免大学学费，因为这既脱离国情，也有违公平原则，而只是减免贫困大学生的学费、恢复部分公立大学的公益属性，使高等教育的商品属性与公益属性同时存在。从理论上讲，由于这属于高教外部的社会公共政策调整问题，只要政策、资金到位，难题会迎刃而解。但实际情况却绝非这样简单，眼下这道难题由于高教大跃进的存在，已很难“迎刃而解”了。
人们注意到，在对高教市场化或产业化的批判声中，调门最高的是教育部官员，似乎高校的问题和社会的怨结，都是因国家或政府投入不足造成的。姑不说这态度本身就有些奇怪——“国家”是谁？“政府”在哪里？难道教育部不代表“国家”、不是“政府”的构成部分吗？——关键是这种转过身来批评“政府”、否定“市场化”的作法本身就是在推卸责任。教育部称，他们从不支持高教市场化，那么，当初制定改革政策时，为什么不强制规定各公立大学对20—30%的贫困生一律免除学费呢？不明确若干比例的公立大学的公益属性，限制其学费涨价（譬如不能超过2000元/年）呢？如果贫困大学生基本可免费入学、如果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可考取公益型大学，那么，今天又如何会出现上学难问题呢？问题是，教育部当初没有做这样的制度安排，而是以市场化改革为借口推行“惟市场化”，允许高校全面高收费，由此刺激了高校贷款扩建实行大跃进的积极性；而由于筹款、还贷所产生的资金需求越来越大，高校必然要继续变相或不变相地高收费，这便使上学难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2006年以来，由于高教持续大扩招的路子走不下去了，而许多地方与中央直属高校却早已负债累累。所以，当教育部发言之后，全国重点、非重点大学校长一起加入了“哭穷”大合唱。无论这些大学“哭穷”是真是假，他们都把社会对高学费、上学难的责怨转移到了财政身上。但正如2006年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所解释的，国家预算内的教育经费从1996年至2004年，增长2.3倍，年均递增16.2％，已大大超过了同期GDP年均递增9.1％的水平[2]。因此，如果高教没搞连续翻番的大跃进，那上学难问题绝不会像今天这样难解决。换言之，正由于中国高校短短7年间扩招了四、五倍，贫困生数量也增加了四、五倍，解决上学难的资金缺口也扩大了四、五倍，大大超出了同期财政拨款增长幅度，这才使上学难问题，几乎变成一个“死结”。这个“死结”说到底，还是由于高教大跃进超出经济发展水平所致。高等教育是需要财力支撑的，毛入率与人均GNP水平正相关。中国高教7年间走完国外大约20—30年的发展历程，毛升学率一下子从9%（1998）上升到 21%（2005）。资料显示，国际上当毛升学率从10%上升到20%时，该国人均GNP则要从1000美元提升到3000美元水平。而我国目前人均GNP还不到1700美元（1700美元是人均GDP数据，目前，GNP缺少数据，但肯定小于GDP），国家经济实力和公民消费能力难以支撑这样高的毛入学率，这才是造成上学难的症结所在。
事实的确如此，目前这个“死结”已把国家给“套”住了。且不说各大学的巨额债务、亦不说改善办学条件所需增量资金，单说降低学费、解决上学难这一块，按全国2300万在校大学生的比例（30%减收、20%全免）粗算下来，每年也需增加约500亿元（目前国家对高校财政投入为800亿）。而且，随着高校继续扩招，这笔钱还要年年递增，这个“死结”只会越来越难解。问题更严重的是，还是由于高教大跃进，这个难解的上学难“死结”，又与另一个难解的“死结”——大学生就业难纽在一起了，这又反过来使上学难的“死结”更难解开了。助学贷款，这是曾被寄予厚望的缓解上学难的措施，但随着大学生就业难形势越来越严峻，这条路实际上已被堵死了：许多大学生毕业后，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其欠债、逃债，非道德因素不为也，实乃经济因素不能也。而面对越来越高的违约率，银行又如何敢继续放贷、高校又如何敢继续担保呢？
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又使上学难问题的解决面临着一个更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即：今天已不仅仅是国家能不能拿出500亿资金解决上学难的问题了，而是国家该不该拿出这笔钱的问题了。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一要讲公平、二要讲效率。我也认为国家对教育投入应该增加，应提升到4%GDP的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要优先投向高校。眼下，我国许多农村地区连九年义务教育经费都没保障、许多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则长期失学，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动辄数百亿的投入，如果只能在失业大军中增加大学生的数量，这岂不是会在更大范围内浪费教育资源、影响社会公平吗？这好比当灾区非常匮乏抗生素的时候，有人却要求政府继续支持大量生产过剩的、甚至劣质的维生素，试问，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能这样决策吗？由此可见，由于导致上学难的主要原因，已不是高教外部的公共财政因素了，所以，无论大学校长们的呼声怎样高涨，这个问题也只能放到高教大跃进问题解决之后而绝不能（也无力）孤立地解决于其前。
四、大学生就业难原因：高教大跃进
接下来，我们便讨论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尽管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趋严重，但对其形成原因的认识，各方却大有分歧。教育部至今不承认就业难与高教大跃进相关，而总是向高教外部归因。这些原因肯定是存在的，但用来解释大学生就业难却难以自圆。譬如说，整个社会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有失业职工、有进城农民等等。但这种形势一直以来就存在，为什么四、五年前大学生就业还不难呢？譬如说，大学生的择业观有问题，向往大城市、追求高待遇、不愿去西部等等。这种倾向的确曾严重存在，但今天，当“大学生与农民工枪岗位”、“大学生争当殡葬工”、“名牌大学生卖肉、卖糖葫芦”等新闻已变成旧闻时，当大学生工资期望值，已降到最低工资线，甚至要“零工资”就业时，还能说他们的择业观有问题吗？需特别指出的是，一些专家所谓的西部岗位并不大量存在。他们只看到东部大学生不愿西去的实事，却没看到西部大学生面临的困境。《南方周末》一篇关于西部贫困大学生的报道中，记者看到的招聘岗位是：“导购员、沙锅师、饺子师、点餐员、传菜工……”，开出的月薪只有三、五百元。就这，还挤满了前来应聘的大学生[3]！的确，对那些出身贫困、迫切需要就业的大学生来说，已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当他们最终接受这种低廉的就业条件时，就表明所谓就业难，已非局部问题，而是全局性存在了！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因，不是别的，就是高教大跃进。但对这主因本身，还需要进一步解析。通常情况下，失业根据其原因可分为三种类型：A、供大于求的过剩性失业，B、供求错位的结构性失业，C、素质欠缺的能力性失业。大学生失业，首先当然属于A类总量过剩情况。据国家发改委4月底发布的报告称，0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而当年的需求预计约为166.5万人，这就意味着，今年有半数以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或仅作为简单劳动力就业；大学生初次就业率要创新低。但如果我们把问题的症结仅局限于此，却又太失之肤浅了。必须看到，就在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同时，近年的人才市场上，却同时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招聘难现象。法国一家从事信息技术及咨询的企业主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想到在中国招聘人才是这么难！一些外企甚至因此而放弃在中国扩大投资的念头。其实，不仅外企抱怨招不到所需人才，即便国内一些文化单位招聘翻译、编辑、文秘，尽管博士、硕士应聘者排成队，但要选一个真正顶用而非夸夸其谈者，却难上加难。如果说，这种专业人员招聘难，放到前些年，还可归属B类情况——高校教育结构、专业设置不合理——的话，那么，在大学生数量剧增的今天，各个专业都有足够数量对口毕业生可选择的情况下，这种所谓招聘难，便只能归属C类，用大学生素质严重下降、专业能力欠缺来解释了。面对这种“过剩”中“匮乏”矛盾，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相当比例的大学生，除了文凭是真的外，其内在构成素质几乎都是假的——不具备大学生应具备的专业学识、技能和人文修养——这种没含金量的文凭，如同纸币一样，一旦通货膨胀便分文不值，毕业即失业，原在情理之中。
我知道，这样的结论是容易被质疑的，因为对大学生质量的评估缺少刚性标准，何况大学水平原本就有高下之别——非名牌大学的质量低于名牌大学,更何况扩招后大学生录取门坎低，也无法完全用扩招前的标准要求。但没有刚性有弹性、相对之中有绝对，无论怎样辩解，大学生的水平起码应高出高中生吧？而现在，社会公认的公式是:今日本科=昔日高中、现在博士=过去本科。如果说，大学生拿高中生工资，尚无法证实这一点的话，那么，假文凭泛滥则是最有力的证据。如果大学生与高中生之间存在着明显素质差异的话，这假文凭有什么用呢？一个没摸过手术刀的人，敢拿假的医学院文凭招摇过市吗？正因为拥有经管之类真文凭的大学生们，既不会也不能管理，这才使拿假文凭者敢堂而皇之地去应聘。这正是，真做假时假亦真！现在，有的大学生应聘时，干脆拿出高中文凭；有的企业招聘博士时，则要查其本科出身。或认为，这是对学历的歧视。我不这样看，人们“歧视”只是大跃进后已经贬值的学历，尊重的是真正体现能力的学历。正由于接受既往教训，对贬值的大学学历失去了信心，现在许多用人单位已不再招应届大学生了，这就客观上缩小了人才市场的需求量，更激化了大学生就业危机。
大学生就业难，高教大跃进难逃其咎。
五、高教大跃进违反高教发展规律
大学生就业难，把高教大跃进的危机后果充分暴露出来了，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高校扩招决策。这两者之间虽有关联，却不能混为一谈。对高校扩招，我不仅不反对而且非常支持。1998年以前，一面是升学压力极大，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另一面是大学毕业生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形成了所谓的人才瓶颈；再一面则是当时的高校，师生比低于国外水平，许多教育资源被闲置浪费。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扩招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其决策是正确的，受到了各界的拥护。问题是，大扩招开始后却没能控制住局面，到了2001年、2002年，高校招生已从1999年的108万猛增到260、290万，增长了2.4、2.7倍，其消极面已严重暴露，但大扩招不仅持续，而且还从“内涵”（旧校区）扩招演变为“外延”（新校区）大扩招，这便演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高教大跃进。高教大跃进之后，不仅上述合理性丧失殆尽，而且酿成了更严重的教育和社会问题。
请注意，中国当代语境中的“大跃进”，并不是一个形容快速发展的概念，而是特指违反客观规律的“大冒进”，其要义，不仅指数量剧增，更是指质量劣化。譬如，钢铁业投资过猛、产能过剩，超出市场需要，这虽然会使企业陷入危机，却并不属于“大跃进”；举国大炼钢，炼出的好钢少、废渣多，这才叫做“大跃进”。今天，我们否定高教大跃进，同样也不单单是因为高教“产品”过剩，而是因为它违反高教规律，导致高教质量劣化。这道理和种田一样：合理密植、科学管理、充分发挥地力，麦子会获高产；而一旦超出土地承载力，每亩撒种数百斤，则只能收获大批麦草。任何承载力都是有“度”的，这个度很重要。大学同样有其承载力或高教能力。合理扩招、科学管理，充分挖掘和发挥高教能力，高教会健康地发展；而一旦超出大学的承载力，它必然会导致高教质量大幅下降，泡沫化、劣质化。大学的承载力不仅指校舍、资金等硬件因素，更指教学内容、方法，教学管理和教师素质等软件因素。中国高校中脱离实际的课程设置、远离实践的教学方式、严进宽出的管理模式，本来就问题多多，高教大跃进，则把这些问题统统成倍放大折射出来了。许多高校，是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上什么专业，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不顾条件也要上[4]。结果是临时拼凑课程、搭建班子，所开的又尽是些“高兴学”[5]之类的科目，这样的泡沫教育，当然只能培养泡沫人才。许多高校的学生学业淘汰率几乎为零，这样，大学生在经历了6年应试教育的磨难后，自然会把这宽松的生存环境作为补偿往昔峥嵘岁月的伊甸园，积极享乐、消极厌学，而这，当然也加剧了高教质量的劣化。
问题更严重的是师资队伍。认为有了高楼、有了钱就可添设备、聘教授，大学规模就可成倍扩大，这想法本身就是荒唐的。确保高校特别是名校质量的，是能传承大学科学人文精神的教授和教师团队，是体现在这个团队身上的学术传统、教育理念、文化氛围、职业精神等软因素。而这个团队恰恰是不能速成、这些软因素更是不可复制或成倍放大的。一个企业，如果生产线扩大两倍，其合格产品或许会增产两倍，但大学不行。斯坦福大学校长说得好：“如果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２０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6]。何况我们增加的不是二倍，而是短短七年中，增加了五倍！如果仅是少数重点大学扩招，尚可通过高薪招聘，好中选优，解决师资不足问题，保证其教学质量不大幅下滑。但在全国大学同步跃进的情况下，合格教授总量不会猛增，各校便只能拔苗助长，用泡沫教授来壮大自己的师资队伍。问题是，那些疯狂大跃进的地方院校，往往连这样的教师都匮乏，便出现了数百人上大课的现象，场面竟像赶集放羊般的热闹！如此这般师资匮乏、教学粗放的“高等教育”，能培养出合格的高等人才吗？高教大跃进脱离客观条件、违反教育规律，由此导致的高教质量退化、劣化，倒是合规律的结果。
这里所论及的，还仅是高教大跃进违反高教自身规律的问题，至于高教大跃进违反高教与经济协调发展规律的问题，前文已阐述过了，这里不再重复。
六、高教大跃进误国害民
鉴于高教大跃进仍是“现在进行时态”存在，对它已经或将继续产生的危机后果，现在尚难以准确评估。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今天对其危害程度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
高教大跃进的直接受害者是这一代大学生。大学四年，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成才的关键时期。但高教大跃进，却使许多大学生的这一段宝贵生命被白白浪费了。两年前，我批判中国大学危机的文章贴到网上后，有不少跟帖承认：“自己大学四年，白白浪费了时间”。当时我并不认为这是普遍感受。前不久，在《中国青年报》一次问卷中，８７７７人中，竟然有５１．５％的人认为，自己大学里“没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有３４．７％的受访者，对上大学感到“后悔”[7]。如此问卷结果，实在令人惊讶、发人深省。的确，许多人在大学混了四年之后，不仅浪费了青春，而且其原有素质，特别是刻苦精神和自律意识还比高中时退步了；他们不仅不是合格的大学生，甚至不够合格的中专或高中生了。用一网民的话说，现在“有些大学，不但诲人不倦，也能毁人不倦”。这种后果，所危害的不仅是大学生自己，更是他们的家庭和整个社会。
中国是欠发达国家，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还远低于发达国家，合格大学生即便大批过剩，也只能造成人才的暂时浪费，但对改变家庭面貌、提升民族素质绝对还是好事。他们即使失业，也总会寻找到或创造出就业机会养活自己的；他们回到农村，也总能帮助家庭脱贫，并改变农村面貌的，如前文所说的，实现“良绅”治村目标。问题在于，现在这批大学生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一旦失业，不仅不能创业养活自己、更不能帮助改变家庭和农村的落后面貌，反而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沉重负担。一些城市失业大学生，不是已经赖在家里当上“啃老族”了么？一些农村失业大学生，不是只能顶个“半劳力”——那位帮父亲卖糖球的名校大学生，便只会在家干活，不能上街卖货——么？即便从经济角度讲，这种结局，也彻底践踏了市场公平原则：大学四年，花费数万，如此高投资，换来的却是低回报、甚至是零或负回报。当初，如果不上大学，家庭减少一笔巨额支出，他们还可能成为一个好工人、好农民，为家庭增加点收入。而上了大学之后再失业，情况则变得更糟了。家庭不仅收不回“投资”，还要为养他再背上新“债”。对那些已欠债累累的家庭来说，这种状况是雪上加霜，只能深陷绝望之中！可以不夸张地说，如同假烟假酒是谋财害命一样，这种把伪劣教育产品高价出售的情况，同样也是“谋财害命”——它戕害的不仅是大学生宝贵的青春生命，还有许多家庭的命运。
实际上，由于高教大跃进，不仅不能培养出优秀人才，反而将大批不合格大学生推向社会，它已经给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造成了严重损害。关于大学生质量劣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生的消极影响，关于大学生、特别是负债大学生大批失业，给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这里都不讨论了。总之，高教大跃进给各方带来的都是效益最小化，造成了多输的结局；惟一的赢家，似乎就是高校。
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高校本身也是受害者。高校从大跃进中获得的，仅仅是眼前的经济效益，它因此而丧失或被严重损害的，却是其赖以生存的高教信誉或历史延续下来的学统文脉。多年前，我的一篇《假文凭经济学分析》杂文曾引起广泛共鸣。拙文指出，当真文凭贬值的时候，如果不做道德、法律评判，流通假文凭其实是非常经济的一件事情：节约国家资源、减少家庭支出、且不浪费个人生命。这当然是反讽。但如果全社会真的都对高等教育失去信心、对大学文凭丧失尊重，由此导致新的读书无用论泛滥，大学能不面临生存危机吗？大跃进给高校造成致命内伤的，还在教授队伍身上。许多重点大学，在高教大跃进的同时，为了保住国内一流、跻身国际一流，不惜重金互挖墙脚、不断哄抬院士或特聘教授身价，并捧出一批不断跳槽、捞房捞钱的飞鸽牌教授。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高教大跃进恰好是在高校教师资队伍断层期进行的。这期间，文革前大学毕业的教授大多已退休，高校舞台上唱主角的是文革后一、二代近亲繁殖的学者。这之中，许多人先天失教、后天被宠，学术根基本来就不牢，再被这样“挖”来“捧”去，便只能彻底泡沫化。他们做学术带头人，只能带坏学风，使一些名校百年积累传承的优良学术传统、教授风范，几乎毁于一旦。高教大跃进带来的大浮躁，使许多大学的教授队伍垮了、讲师人心散了。一些教授，名在此校，身不在焉；一些讲师，人站讲台，心不在焉；他们往往对教学取应付态度，已缺少爱教书之岗、敬育人之业的精神了。在荷兰一所高校，我亲耳听到一名中国留学生期末大骂教授“简直是魔鬼”，因为这位教授对他一点情面也不讲。在中国的大学里，现在还有这样的严师吗？缺少严师，大学生是受害者；丧失严教传统，大学自身也是受害者。高教大跃进对大学自身造成的戕害，恐怕是今后十年甚至数十年难以消除的。
至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高教大跃进，损害的是国家根本利益，影响的是民族振兴大业，实乃误国害民！
七、高教大跃进的内驱力：高教改革“伪市场化”
昔日的农业大跃进，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天的高教大跃进，则是：“大学校长有多大胆，就贷多少款；能贷多少款，就盖多少楼；能盖多少楼，就招多少学生；能招回多少学生，就能发多少文凭”。表面上，两者有相似之处，但内在的驱力却大不相同。当年农业大跃进，完全是出于政绩需求、属纯政治行为；当今高教大跃进，却有利益驱动在内，这就是所谓市场化运作方式。但实际上，当许多人严厉抨击高教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却并没搞懂什么是市场化，因此，他们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高教尽管打着市场化改革旗号，却从未向真正市场化方向推进；中国高教所实践的只是“伪市场化”。
“市场化”与“伪市场化”，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市场化的要件及特征，是主体多元、法制完善；公平竞争、节约高效。国人习惯于把伪劣假冒视为市场经济固有特征，这是偏颇的。市场以商品价值为中介，交换使用价值。假设人人用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进行欺骗交换，市场社会就无法存续。市场竞争，只能靠降低交换价值成本牟利，而不能靠降低使用价值质量骗钱。因此，如果中国高教实践的是真市场化改革的话，尽管其外部会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但其内部，却绝不会浪费教育资源，也不会允许出现劣质化的大跃进。
今日中国的高教市场显然不是这样：公立大学依然是计划体制架构，各种关键性权力和资源都掌控在教育主管部门手中，这使它们必然像改制前的国企一样：政校不分、权责不清、监管失控、腐败丛生；而与此同时，民营大学的发展却受到种种严格限制，既得不到国家的拨款、又很难独立发放“国家承认文凭”，根本无法与公立大学公平竞争。这便使公立大学感受不到生存压力（目前中国大学间的竞争，是跻身重点大学，围绕上“硕博点”、“研究基地”的竞争），始终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同时，由于教育部既是众多公立大学的管理者，又是高教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其结果，是众多公立高校，既无内部约束、又少外部监管。这便使中国高教的所谓市场化，只能是一种在垄断条件下没有竞争、保护落后、浪费低效的“伪市场化”。这种伪市场化，必然使中国高教既丧失市场公平，又丧失市场效率。高教的非市场公平，即高学费换来劣质教育或低回报问题，前文已讨论过了；这里重点讨论高教的低效率、高浪费问题。
公立大学，特别是缺少自我约束的地方高校，一旦进入市场，作为市场主体，便难免要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想方设法多招生、高收费，这便形成了高校大扩招的内驱力。应当说，在市场条件下，产生这种动机是完全正常的。问题是，由于缺少监管、没有竞争，毕业生不愁拿不到“国家承认文凭”，这样，高校盈利最大化追求，难免会导致高教的劣质化、高浪费。当然，如果高教市场有限，高校的这种盈利需求，未必会导致高教大跃进。而问题在于，中国高教市场在较长时间内，恰恰又是卖方市场，这样，大学高盈利的动机必然演变成现实的劣质化的高教大跃进。许多大学在压抑不住的大扩招、大赚钱的冲动下，不断变相或不变相地多办班、高收费、卖文凭；赚钱敛财搞“创收”，变成大学的中心工作、最高任务，至于从各个渠道收取的费用都流向了哪里，恐怕连校长都不清楚。大学的办学成本，完全不透明，是本糊涂帐。譬如招个特聘教授，动辄开价数十万，值与不值，没人说得清；立个重点课题，动辄经费上百万，有用没用，谁也不较真；但这些都堂而皇之地列入成本，以致北大每个学生培养成本竟达2.5万元！
如果说在2001—2002年之前，由于高校扩招基本是在老校区进行的，属于“内涵”大扩招时期，还有节约教育资源、促进内部挖潜之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其后伴随着扩建大跃进，高教大跃进则主要是在新校区中进行的，属于“外延”大跃进时期，这时所造成的资源浪费情况则变得愈加严重了。进入这个时期的大学校长们，已异变为高教经营商了，他们不怕多招生就怕少收费、不怕多举债就怕没人贷、不怕多圈地就怕批不下……。猛然暴富膨胀起来的中国大学，也失去了往昔的矜持。“世界第一”的新校园里，从建筑到装修，处处充满着爆发户气息；“国际一流”的豪华办公楼、体育馆、大会堂、招待所、新校门——甚至观光电梯[8]等等，更是中国高校里特有的风景线，欧美大学那是相形见绌（荷兰一些著名大学，竟会到教堂里组织学生考试）。试问，世界上有如此纵容、鼓励浪费的“市场化”吗？但问题是，高教内部的市场化是“伪”的，外部的市场化却是“真”的，借债总是要还钱的。高校可以浪费运营，银行却要节约经营。这样，当高校面临内部居高不下的办学成本和外部越来越重的还贷压力，惟一的选择便是再成倍地扩大招生规模，通过扩大“粗放经营规模”来避免自己破产。在这个借贷——扩建——扩招——还贷的过程中，高教质量则无人也无暇关心了。这样，伪市场化的高浪费，便愈发强化了高教大跃进的内驱力，高教大跃进便愈发难以遏制了。如果高教质量被市场严格监管，如果公立高校面对着私立高校的有力的质量竞争，中国公立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能实现这种大跃进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八 高教大跃进的外驱力：地方政府政绩需要
伪市场化生成了高教大跃进的内驱力，而要真正实现这种大跃进，还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外部支持。譬如，大学征不到地，便只能大扩招，却难以大跃进——原来的校园再怎么集约使用，也不能扩招5倍的学生！而让大学校长们高兴的是，地方政府不仅鼎力支持，甚至支持的过了头，变成了鞭策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大扩建的驱动力量。这也是高校大扩招演变为大跃进的非常关键因素。
在高校扩招初期，地方政府鼎力支持的缘由，主要还是为了提升本地高考升学率。由于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不统一，大学多的地方占光，高校少的地区吃亏，因此，支持属地和地方高校大扩招是一项深得民心的工程。但随着高校持续大扩招，地方政府支持的动机发生了变化，由重视高校扩招本身转向了重视高校扩建带来的产业化功能。这是因为，高校如果仅限于内涵式扩招，地方政府可从中获得的产业化效益毕竟有限，无非就是增加点三产产值而已。因此，当高校提出扩建动议时，地方政府便会立即将其促成，甚至许多地方还会主动规划建设新的大学城，支持鼓励大学迁入。这时高教大跃进已外化为高教扩建大跃进了，并变成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了。应当说，这种政绩并不是虚假的，而是可真实实现的。大学城或新校区的投资建设本身，就可刺激房地产业，直接增加地方的GDP；大学城还可带动周边地价房价上升，间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大学城平地崛起，还可加快郊区的城市化进程；大学城还能产生人才集聚效应，吸引更多高科技投资。同时，相对工业项目而言，高教几乎是无污染产业，社会管理成本低；相对民工进城而言，高校职工又是高收入群体，消费拉动能力高。由此可见，高校大扩建，不仅可产生投资拉动、产业拉动和消费拉动效应，还可产生文化促进效应，地方可以获得最大化的综合社会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讲，地方政府积极建设大学城或支持高教扩建大跃进的举措似乎无可厚非，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
如同对高校扩招的态度一样，我同样不反对且支持少数特大城市建造大学城，因为它可以实现高教资源共享，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效率，这与高校最初扩招可实现的节约效果是相通的。但深入考察一下，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各地政府支持下的高校大扩建或大学城建造，已完全背离了这一目标。其一，是中国的许多大学，无论是否进入大学城，依然是封闭式格局，且占地面积超大，动辄数千亩，有的甚至超过5000亩。这不仅没有节约反而更加浪费教育或土地资源。其二，是全国各地无论是否有条件有迫切需求，纷纷争上大学城，大学城变成地方政府、开发商与高校“合谋”的圈地项目，不仅占据并浪费了大量宝贵粮田，而且，也把高校自己圈了进去，使高教大跃进欲罢不能。
这前一条无须再说，后一条则需多说几句。大学城成灾，关键也是过多过滥。如同当年开发区热一样，一旦在全国失控，好事便会变为坏事。2006年中央查处的郑州大学城便是典型案例。传媒报道标题是：“一个郑州四座大学城、2万亩以上大学城‘四足鼎立’”[9]，其中仅郑州大学就规划占地4200亩，真是触目惊心！如果中央不坚决制止，全国不知还会再冒出多少个大学城来！中国一位学者到日本某高校访问时，该校一位教授对他说：“和贵国的大学相比，我们的校园实在太小了，真是惭愧”。但真正应该惭愧的，恰恰是我们！这种学者深为感慨：日本除了东京大学这样历史悠久的学校占据黄金地段外，大多高校都是依山而建的。“对照国内，由政府出面赶走农民，在良田上建设动辄上万亩的‘大学城’，还将这作为‘政绩’，作为中国人我只觉得脸上一阵阵的发烧”[10]。的确，欧美许多著名大学，没有独立校园或校区面积甚小的，绝非少数。你从一些城市老区走过，身边可能就是一所著名大学。我在荷兰甚至见到过只有一座综合教学办公楼的大学，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中国这种把高教建设演变成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怪异现象，则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学城开发热之所以高烧不退，几乎与高教无关了，它已经变成房地产热的延伸产物了。这之中肯定有大量违规操作或腐败内幕，否则，一些大学城中，怎么会“建设”出高尔夫球场和成片的别墅呢！但这些已经超出本文题旨，此处不论。
受害更严重的则是大学本身。一些大学校长可能未必有高教大跃进的冲动，也不想圈地当山大王。但大学城的建设，却可能把他们“逼上梁山”了。从有关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学城大多是以“银行贷款、政府贴息、学校还本”方式，鼓励大学入城；而大学一旦入城后，面对校区面积扩张数倍这一现实，便只有拼命扩招再扩招，走上高教大跃进这一不归路。现在，高教大跃进走到了尽头，许多大学也走到了破产的边缘。相对高校内驱力而言，这种外驱力对高教大跃进的驱动力量更大、也危害更甚。如果仅仅是高校内驱力，那么，高教大跃进可能还要取决于校长的胆略，胆大的，大跃进，胆小的，小跃进。而在外驱力作用下，大学校长已失去了控制大扩招局面的主动权了。这便是全国高教大跃进势头越来越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所在。
九、 高教大跃进生成的关键环节：教育部失职
实事求是地说，高教大扩招的最初动议，并非来自教育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教育部还是主张稳健发展高教事业的，1992年、1993年高校曾有过两次较大扩招（分别增长21%、22%），其后便又稳住了阵脚。我甚至相信，如果把这七年来高教大跃进的实绩，还原为发展规划，放到当时的教育部领导那里，他们肯定会惊讶且抵制的，这可由1999年初经国务院颁发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为证。《计划》中要求：2010年全国“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一目标应当说是严肃的、经过科学论证的，当年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所重申。而这，显然不是一个大跃进的计划。但是，当高校大扩招开始实施后，教育部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特别是在2001－2002年之后，没能及时刹车且继续支持大扩招，从而导致了高教大跃进的生成。
我把2001－2002年作为高教大扩招演变为大跃进的临界点，是基于以下理由：
其一、当时，除就业难矛盾尚不尖锐外，高教大扩招带来的诸多严重问题，特别是质量下滑问题已经暴露。这种情况证实了扩招前舆论的担心，因此，当时社会上停止扩招的呼声已经出现，有识之士（如沈士团先生）甚至在2001年“两会”上公开叫停；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也停止了本科生扩招。
其二、当时，已提前8年完成了2010年毛升学率15%的《计划》目标。这个信号很重要，一些文章曾指出，国家做出高校大扩招的决定，就是为了确保完成这一指标。既然实现这一指标意味着高教可为中国2010年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那么，它当然更能满足甚超出了2002年的人才需求；同时，当毛升学率达到15%时，相应的人均GNP大体应在1800美元水平，这同样大大超出了2002年的国力水平。这些数据都意味着高教的大扩招应当叫停了。
其三、当时，各地政府及高校已纷纷开始规划或筹建大学城或新校区了，高校正从内涵大扩招全面转向外延大扩招，高校扩招热与房地产热彼此升温，已开始演变为地方的政绩工程了。这期间，从国务院到有关部委，都在遏制投资热、房地产热，教育部理应有所警惕，严格把关，使高校大扩建热、大学城热降温，从而遏制住高教大跃进的势头。
总之，无论基于上述那一条理由，如果当时教育部能冷静下来，不再下达或批准新的大扩招指标，那么，尽管问题仍然多多，但由于全国的年招生总量不会突破300万，则无论是“上学难”还是日后的“就业难”问题，都不会如同现在这样严重，解决起来也容易得多。特别是，当各校都把工作重点从抓扩招扩建转到抓教学质量上来，也就不会发生所谓量增质劣的高教大跃进了。实际上，只要教育部恪守职责，甚至不需要等到上述临界年份，高教大跃进也难以生成。譬如惟市场化问题。高校市场化改革一开始，高收费带来的上学难问题就惹得民怨四起。如前所述，教育部若能及时纠正这种倾向，制定相应的学费全免、减免政策，高教大跃进的冲动就会大大弱化。再譬如，如果市场化改革深化下去，高校竞争态势真正形成，高教大跃进的势头也会被遏制。再退一步讲，即便这种惟市场化、伪市场化局面一时难以改变，只要教育部秉持《计划》中提出的“坚持教育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的方针去严格要求，把住质量关，高教大跃进也不可能发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以卫生行业作为对照。
在大体同样的“惟市场化”政策、“伪市场化”机制背景下，卫生行业尽管也存在超常发展的冲动，却并没出现劣质化的大跃进的局面——医学毕业生就业形势特严峻便是佐证。这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卫生药检部门能严把医药质量关。无论医生拿多少回扣、药厂送出多少红包，但那医术还是真医术、那药物还是真药物；即便农民为看病搞得倾家荡产，毕竟还能治好病。一旦庸医乱开刀、药厂卖假药，那都是谋财害命，只要被举报查实，自有刑法伺候。晚近发生的齐二药假药事件，就是例证。正因如此，尽管“看病贵”、“看病难”现象严重存在，但大中城市的医院规模，并没翻番地膨胀；医院也不敢根据“市场”需求，随便开新专科，让不合格大夫出珍看病。人命关天，疏忽不得，从这一点讲，卫生部还是相对尽责的。同样道理，无论地方大学和政府的内外驱力怎样强大，教育部都应对国家和人民负责，视质量为教育的生命，驳回一切没有质量保证的扩招要求、强制质量不合格的大学缩招甚至停招，确保高教扩招的质量。但教育部并没这样做，没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高教大跃进的数字已成为可用来炫耀的政绩工程了。
当然，教育部已从2003年开始对高校本科教学进行评估，而且评估内容程序极其复杂。其实，如果要确保大学教学质量，关键要先整顿清理教师队伍。现在大学里不能讲课、不会讲课、不认真讲课甚至从不讲课的教师不少，学生意见甚大，领导心知肚明。只要把滥竽充数者请出去，大学教学质量就有基本保证，高教大跃进也就难以为继了。但多年来没听说有因教学不合格而降职的教授，只听说有因科研不合格而没评上教授的优秀讲师。正因如此，称本科评估活动只是一场“轰轰烈烈造声势、辛辛苦苦编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大规模造假运动，并不为过，它不仅滋生腐败、造成浪费，而且更刺激起大学的虚浮校风。如果当年西南联大也要被如此评估检查，不肯作假或按统一模式教学的教授们肯定会拂袖而去，留下一座空校！教育部发话，评估检查中，一旦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将一票否决，作为不合格处理。而现在，仅网上详尽揭露的造假试卷、假论文、假就业率的事件就不胜枚举，抓个典型易如反掌，为何不来个“斩立决”呢？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每位评估专家都知道校长们造假实出于无奈。姑且不论评估内容程序是否合理，关键是它涉及到教育部自己主导的以赶超“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的另外两项大跃进：硕博招生大跃进和学术科研大跃进。在许多大学里，这“三大”跃进的生力军都是同一拨教授：本科评估要求他们上讲坛；作为硕博导，他们一人要带几十名研究生；身为学科带头人，要不断申请课题、发表论文；同时，他们还可能担任院长主任、XX委员，要到处开会讲学……；往往本科评估刚过，他们便要应付其它检查，填写新的表格……。如此分身有术的教授们，就是上了讲台，教学质量有保证吗？评估团的教授也是教授，大家只能心照不宣。“三大”跃进彼此关联，一严俱“损”、一宽俱“荣”，便只能走走过场；在完全脱离实际可能的情况下，要鱼与熊掌兼得，只能视咸鱼为鲜鱼、将牛掌做熊掌了。结果，高教质量劣化，高教科研泡沫化趋势便无法遏制。后一问题我已有专文批评，此处不再赘言。
十 批判支持高教大跃进的理论观点（上）——“市场需求论”、“追赶欧美论”批判
还要实事求是地说，教育部尽管要对高教大跃进负直接责任，但他们从稳健甚至保守，到失控激进，那些一直延续到今的支持高教持续大跃进的理论导向，也不能逃脱干系。由于这些理论最初都来自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掌握着话语优势，同样的道理出自他们之口，就特别硬朗、既新潮又唬人，容易形成话语霸权，让各界学者无力反驳，只能居于下风。正因如此，对他们的理论便更需要批判。这里，先批判两大需求论。
关于“市场需求论”
高教，涉及两个市场、两个需求：一个是招生市场，群众对高教的需求；一个是就业市场，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这两个市场，彼此时空不衔接、信息不对称。专家所说的市场需求，主要指前者。而这个市场需求，相对高校招生能力来说，实在太大了。问题是，后一市场却是有限的，一旦超量，就要饱和。西方经济学讲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这里同样适用：超出需求的人才必然贬值。这样，当无数家长购买（投资）了“高教商品”，子女毕业后（作为商品）却积压在人才市场上的时候，便会酿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与农民相信种芦荟赚钱，纷纷抢购种苗，最终芦荟卖不出去会破产是同样的道理。因此，在讨论高教市场时，不兼顾两个市场的需求平衡，这让人怀疑那些至今仍支持高教大跃进的所谓经济学家，是否真懂市场经济。
我们上述对需求的讨论还没涉及经济能力和高教能力这两种“可能性”问题。经济能力，即国家经济实力和国民消费能力。高等教育是昂贵的商品，国民不是想要就能买到的；高等教育又是国家应提供的公共产品，但国家也不是想提供就能提供的。前文已讨论过，以目前中国人均GNP水平上的国民收入、国家财力，是无力支持超出20%的高校毛入学率的，上学难是无解的“死结”。高教能力，即高教承载力，前文也已讨论过高教大跃进必然造成量增质劣后果的道理。这里，我想再从哲学角度略加阐述。“需求”属价值范畴，“可能”属科学范畴。人类永远只能在“可能”范畴内，实现自己的“需求”；却不能反过来，让“可能”服从于“需求”。从需求的“应该”中，不能直接推出科学的“是”或“可能”来，这是价值学基本定律。我们许多专家总习惯于不断从“应该”出发，提出种种价值目标，这态度本身就是非科学的。如果人类想要什么，就能够供给什么，譬如长生不老丹，那要么是神话、要么是骗术。科学决策，必须一面考虑需求，一面研究可能；在可能的条件范围内，最大化地满足需求。科学是无情的，完全脱离可能的所谓“超越性”实践活动，只能提供无价值的产品，虚假地满足需求。那些支持高教大跃进的先生，把今天能满足更多人上大学的需求作为成绩大加肯定，便是在歪曲群众的需求。因为国民所需求的，是合格的高等教育，而不是搀了水分的、劣质的高等教育，更不是一纸苍白的文凭。因此，用满足市场需求为高教大跃进辩护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追赶欧美论”
这其实也是一种需求论，发展需求论，只是所提出的标准，不是中国的发展实际，而是欧美发达国家的现有水平。譬如国民受高等教育比例，中国仅为5%，发达国家为15-30%。据此，专家一致得出结论：今日中国大学生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这就封杀了所有批评舆论，给中国高教继续大跃进提供了理论支持。问题是，既然大学生太少了，为什么还会出现就业难呢？专家们认为原因当然在大学生自身和社会各个方面。他们的理由同样是：中国的高校毛入学率刚过20%，人家欧美国家在50%以上还没出现大学生严重失业现象啊！这种脱离实际，无视国情，根据他国指标确定我国发展需求的做法，是非常可笑且有害的。这好比用富人的减肥药治穷人的贫血病，治不好病却抱怨穷人态度有问题；又好比按胖人饭量给瘦人配餐，瘦人吃不下，反遭指责：人家半斤还嫌少，你为什么8两就嫌多呢？
我实在搞不懂，这些专家只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高教方面的差距，为什么就看不到在基本国情和综合国力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差距呢？中国非农人口仅为35%，而发达国家则在90%以上；中国经济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劳动密集型居多，而发达国家则处于高端，技术密集型居多；特别是人均GDP，中国尽管已经达到1700美元，但发达国家却早已超过4万美元，是中国的25倍！当然，这种用名义汇率计算出的差距未必真实，我们姑且根据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将汇率提高2.5倍（1美元=3.2人民币），但即便这样，中国人均GDP与发达国家仍有10倍的差距，而中国的20%毛入学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仅有2.5倍。两相对照，我的结论与专家正好相反：目前中国与发达国家在高教方面的差距，不是大了，而是过小了、小得不正常了！换句话说，在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目标上，中国高教的发展速度，已超过了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展速度的4倍，所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出现，实乃必然，不足为怪。其原因就在于，尽管中国大学生占人口比例比欧美国家少，但中国接受大学生的岗位比发达国家更少！
实际上，如果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要只争朝夕以追赶欧美为目标，那么，目前最迫切需要缩小差距的还不是大学毛升学率，而是人均GDP。而在这方面搞大跃进的办法更简单，就是将人民币迅速升值10倍，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差距一下就缩小十倍。但显然，只有不懂经济学的傻瓜才会这样干呢！离开交换能力的货币形同废纸，这与劣质高教大跃进会将文凭变成废纸是同样道理。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头脑非常清醒，从未受到这种“发烧友”的理论干扰，反而不时在为中国经济过热现象泼冷水，提醒人们正视国情、办事量力而行，“中国要到本世纪中叶，才能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令人遗憾的是，教育部却因此而头脑发热，在高教大跃进之后，又根据美国的本科、硕士、博士的构成比例，主导了一场硕、博扩招大跃进。对这一跃进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学界有识之士早已提出批评，这里不重复了。
十一、批判支持高教大跃进的理论观点（下）——“产业拉动论”、“延缓就业论”批判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恪守西方经济理论。他们心中只有市场、眼里只有商品，认定市场自由交换原则高于一切，完全不顾及“市场”之外有“社会”、商品“交换”目的为“使用”这些常理、常识。由此所形成的高教惟市场化理论及实践危害，前文已批判过了，这里不再重复。其下，我将再集中剖析一下影响甚大的“产业拉动论”、“延缓就业论”。
关于“产业拉动论”
高教产业化功能及对地方政绩的效用，我们也讨论过了，这里集中从理论上做些阐释。产业的经济拉动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正、负效用是同时共存的。因为市场经济是有局限的，它是内部“经济”外部不“经济”、局部“理性”整体不“理性”。资本竞争讲效率，但却会损害公共利益；企业投资讲理性，但总量上却会产生过剩。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避免产业拉动的负面效用，必须重视二点：其一，须强调社会效益；其二，须控制合理规模。
先说前者。马克思商品两重性理论，强调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而西方经济学不讲这两重性，结果，商品使用价值往往变成交换价值、变成产值的工具，由此使我们一些专家或官员也迷信上GDP拜物教，不计后果地追求产业拉动效应。而一旦离开使用价值的创造和积累，GDP越多，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便越大。事实的确如此：即便生产假酒假药，也照样会形成产业拉动效用创造GDP，但我们能因此而放纵支持吗？同样道理，不向高校投资、不顾高教质量，而是一味强调其产业拉动功能，把大学生当成增加GDP的聚财筹码，其后果也是恶劣的。今天，某些经济学家支持高教大跃进所要实现的经济目标大都实现了，但高教自身的价值却丧失了。中国很快就会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符号意义上的大学生、博士生，但我们却越来越缺少创造型人才、学术大师，越来越远离诺贝尔奖台。
再说后者。马克思揭示的市场经济危机，就是因商品供求总量失衡造成的。要防止出现这种危机，国家就要在市场失灵时进行宏观“计划”调控。因此，尽管站在地方立场上，大学城建设无论怎样都是好事，但站在国家立场上，却不能放任。投资过热、房地产过热不是好事，大学城过热同样不是好事，该刹车时，就要刹车。只讲产业拉动效益，却不讲拉动过度的危险，当高教面临巨大危机时，还在一旁加油，这样的经济学家，理应受到谴责。
关于“延缓就业论”
此论同前论一样，虽有道理，但道理讲过了头，同样会变成歪理。扩大高校招生，肯定会减少当时高中生的失业人数，而大学生毕业后进入高端人才市场，并不影响同期高中生就业，甚至会创造更多岗位支持高中生就业。同时，接受高等教育，缩短公民一生的劳动时间，也等于扩大全社会的就业岗位；而大学生作为消费者，还能刺激和拉动产业发展。有人曾在1999年算过一笔帐：高校扩招48万人，可直接创造25万人的就业机会，如果大学每年投资36亿元用于校舍建设、设备采购，还可间接增加7万人就业机会[11]。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它不能说是权宜之策，因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延缓就业措施。
问题是，如果把这种延缓就业作为一种消极的逃避矛盾方式，不顾及高教能力和社会需求，只为延缓就业压力而支持高校扩招，甚至扩招规模越大越好，把“延缓就业”变成“延缓失业”，这就非常荒谬且有害了。譬如，某位高校人士便这样说：“现在大学生就业困难，总的来讲，可能和我们这几年的扩招没有必然联系。原因是你上不上大学，这些劳动力供给的总量是一定的，你上大学只是把这个劳动力退后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12]。这就是说，延缓四年后，许多大学生仍要与高中生一起挤占低端劳力市场、仍然要失业，这都是正常现象。这就等于说，国家、家庭和大学生个人付出的巨大成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这种“缓期失业”，如此高论，难道不是在误国吗？必须再强调的是，大学生这种“缓期失业”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后果，比高中生的“即期失业”严重得多，个中道理前文已论，不再赘述。
实际上，这种“延缓就业论”与“产业拉动论”一样，也是一种目的、手段异化理论。大学扩招的目的，是为培养更多合格人才满足国家发展需求，无论它能产生多大的经济拉动或就业延缓功能，都不能背离这一目的，反过来把扩招当成实现其它目的的手段。即便撇开就业、失业这一问题不论，如果仅仅为扩大消费需求、缩短劳动时限，那可通过增加法定假日来实现这一目标啊！如今，为了这一目标，却让许多大学生浪费了青春、耗尽了家庭财力，最终陷于痛苦的失业状态中，称这种理论害民，毫不为过。如此蹩脚理论，今天竟仍堂而皇之地招摇过市，实在令人感到悲哀。
十二、高教大跃进危机解决的对策建议（上）——高教缩量保质必要性和推进措施
既然中国高教大跃进造成或激化的危机非常严重，那么，公立高校缩量保质便势在必行。时至今日，尽管教育部已表态重视高校质量，但当他们依然把高教大跃进成果作为政绩肯定时，就表明，他们并不想也不能真正解决高教危机。这样一来，高教危机便只能靠市场来矫正了——我们说过，尽管高教市场是“伪”的，但外部市场却真实存在着。由于高教涉及两个市场，信号严重滞后，市场矫正的社会成本太大、预后太坏。这就是说，即便眼下家长或大学生因投资失败而后悔，但对已上高中接受所谓应试教育的学生来说，大学还是第一选项。这样，算上已经在校的大学生，这中间将有七届大学生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危机，形势及后果是极为严重的。那么，公立高校能否不缩招而保质呢？前文已分析过，答案是否定的。不仅如此，如果不缩量保质，中国公立高校自身的生存危机也将越来越严重。其一，国内大学热肯定会因就业难而降温；其二，伴随人民币升值，海外大学性价比越来越高；其三，中国高教市场即将开放，合资大学可能因其质量保障获得竞争优势；其四，2008年之后，高校适龄人口将逐年下降。综上所述，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优秀生源大批流向海外，国内一流大学将会败给海外二流大学，到2010年，某些二、三流大学会因生源不足难以存续，面临破产危机。因此，与其被动地等待市场惩罚、陷入更深危机，不如主动缩招保质，让中国公立高校凤凰涅槃，重获新生。
那么，缩招会不会影响国家未来对人才的需求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便到2010年中国大学招生人数降到400万（即连续三年缩招8—9%），到2020年照样可实现教育部提出的毛入学率40%的目标（附带说一下，若目前的招生人数不变，到2020年毛入学率也可达到40%！）。这是因为，2020年我国高校适龄人口仅为现在的60%，而2007年高教市场对外开放后，新增民营或合资高校要增加招生，这一减、一增，高校毛入学率便不会大幅降低。当然，上述缩招数量，只是参考值。大学缩招不能再靠行政命令推行，搞大折腾。这期间的硬规定，是不能再扩招，或允许缩2扩1，即长线或关停专业少招200名学生，短线或新设专业可扩招100名学生。我相信，只要下面的制度建设到位，高校会自觉缩量保质的。这些制度包括：
1、健全高校就业率统计制度
从就业率入手控制高校招生，这工作目前已开始做了。就业率统计结果，应上网公布，让社会能及时了解各高校、专业就业信息，督促大学缩招。凡对口就业率低于30%的院系和专业，无论是量或质的原因，都要停招或大幅减招。鉴于高校自己统计就业率作假情况严重，近期建议委托社会审计组织进行抽查复验，远期应由各地统计局进行统计。大学生就业率统计途径，应以社保登记为准。在社保登记表上，填写统一的文凭或毕业证号码，通过与大学联网，是较容易汇总的。这一制度适合民营高校，但是否缩招则由民营高校自己决定。
2、建立高校教学质量评估网站
教育部应支持大的门户网站，分校建立质量评估网。其中设两部分内容：各校对其院系专业教学质量的自我评估和本校师生及往届毕业生、用人单位的外在评估。在网上评估全面推行的情况下，个别人对某校、某专业恶意贬损或刻意吹捧的概率是对等的，而且其影响可通过彼此论辩抵消。只要评估时间足够长，社会各界特别是新考生肯定会了解某大学、某专业的真实质量的；人大组织专家进行评估时，应充分参考这些信息。目前网上已有的评估信息证明，这种办法，经济且有效，因为它很难作秀。这一措施同样适合民营高校。
3、建立人大对高教质量评估制度
鉴于目前教育部对公立高校评估尚属自我评估且弊端多多，而社会中介组织不成熟，建议由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出面，制定对高教质量评估的简化指标，然后委托民主党派建立若干精悍（三、五人足矣）、专业、高效、廉洁（不吃请、不受礼）的评估专家组，用三年时间对全国公立高校实行不打招呼的评估。高教质量评估指标是国际难题，我认为，那种追求严密量化指标的做法，本身就是荒唐，只能导致“数字出名校”的闹剧。高校质量所依存的学统文脉等软因素，属人文文化，无法量化。因此，专家的任务，不是去看报表、查教案、听汇报，而是从教师的授课水平、敬业精神，学生学习条件、求学精神等方面切入，对大学教学质量是否合格做出评估。评估不多涉及专业数量、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也不涉及科研、更不搞大学排名；大学评估不是评优——大学教学科研水平靠市场或历史检验，一流大学，不是评出来的。评估结果即时网上公布，接受监督。专家舞弊，也要处理。评估不合格的专业或院系，则强制“关、停、减”。
4、建立高校教学双向淘汰制
教育部应出台新的本科、研究生教学质量保证体系。该体系不应是模式化的量化指标体系。其中，关键部分是以教学质量（不是科研）为依据的教师“优进劣出”淘汰制；以学习成绩为依据的学生“宽进严出”淘汰制。特别后一制度，需立即制定和执行。以往，高校属精英教育，毛入学率3%，生源素质高，实行“严进宽出”零淘汰制，不影响质量。而进入高教大众化阶段后，生源素质下降，这就势必要建立淘汰制度。我们的专家不是乐于效仿国外标准吗？那就参照美国大学50%的淘汰率（这是网上普遍采用的一个数字），并依据毛升学率比例调整，将平均淘汰率暂定为20%。普通大学生源质量差，理应高出这个比例。硕士、博士淘汰率应高于20%，名校重声誉，则应更高。必须指出，硕士、博士，高学费买的是高责任、高声誉，在美国，博士学位读到40岁的大有人在。当然，“严出”制度必须公开、公正，避免滋生腐败。学生延期毕业的收费，要低于正常学费，避免学校将其作为增收措施。学生对淘汰结果可提出申诉，并有权对学校教学质量进行监督、投诉。凡查实教学质量不合格的专业或课程，可要求退还部分或全部学费，相应专业要关停、相应的教师导师则要被淘汰。这也就迫使大学重视教学质量，教授上课照本宣科或乱发感慨、博导让弟子打工的现象就难以为继了。当然，这项制度的实施，需要外在评估制度做保证，对低于平均淘汰率的大学，要严格评估。否则，实行最低淘汰率，则可能是师生都乐于看到的“双赢”结局。民营高校可自主决定是否采取这一制度。
5、财政应支持或鼓励公立大学缩招保质
今后国家财政拨款，要与高校教学质量挂钩。凡缩量保质措施有力，专家、学生、社会满意的大学，国家应增拨经费，以示支持。但是，缩招后大学背负的巨额债务不能绝让财政偿还，而要通过市场运作解决。如将二级学院出售转让；吸引外资内资入股；将部分校区土地房产抛售；将学校游泳馆、体育官、音乐厅或大片绿地等售给地方政府，变成公共物品等等。国家应制定具体的减免优惠税制，鼓励私企或个人向大学捐资。
十三 高教大跃进危机解决的对策建议（下）——高教体制改革和高教市场建立
由大跃进所激化的高教危机，归根结底反映的是中国高教体制、机制和市场化改革滞后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会随着高校缩招而自动解决，但缩招的过程，却是大学深化改革的良好时机。
中国高教体制改革的重点同样是公立大学。如同国企改革一样，首先要破解“政教不分”难题，实现所有权、经营权分离，使公立高校真正自主办学。应借鉴国企改革和国外公立高校治理经验，建立高校董事会制度，董事会由国资代表、知名人士、民主党派代表、本校资深教授组成。其中，有的大学可让某一民主党派董事占主导地位。有条件的公立大学，可吸收国企或民资入股，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董事会增加投资方代表。大学校长应职业化，在董事会领导下主管校务。党委对公立高校实行政治领导。教育部要下放权力，退出对高校科研项目、教学模式的直接管理，不再审批所谓科研基地、重点学科。各种课题经费、基地资助等等，都作为教育经费统一划拨，由大学自主支配。教育部长不应再担任重点大学“总校长”的职务，不再办拔苗助长的蠢事，而是要创造条件，使各类大学都按高教规律办学，在公平条件下靠内功竞争，让教授们的教学与科研彻底摆脱浮躁环境。
推进中国高教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大力发展民营或私立高校。国外私立高校一般超过大学总数的1/2，我们的比例太低。目前，促进民营高校发展的关键，是要解决政策性歧视问题。譬如，民营资本投资和经营高校应享受免税待遇，办学质量合格的民营高校应获得国家财政补助，民营高校师生应享受与公立大学师生的同等待遇等等。2007年中国高教市场对外开放后，有些地方高校，可接受外资参股，中外合营。同时，可按“股份合作”、“国有民营”、“国退民进”等方式，将部分地方高校整体转为民营。特别是已具有独立运营能力的二级学院如北大“光华学院”或所谓“国有民办二级学院”，应彻底改制，允许教授参股或内外资收购，使之脱离“母体”，实现完全自主办学。大批二级学院独立，也可将中国的超级大学规模缩小。中国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超过美国，但大学数量仅为美国一半。美国的中小型大学，强调分工，人才质量有保证。加州一所大学校长便曾这样比喻：在硅谷人才供应链条中，他们只培养“下旋球发球手”。我们一味追求“大而全”的综合型大学，弊端多多，难以实现这种分工。适当分家，也会获取“母子”双赢结果。
一面是公立大学改革，一面是民营高校发展，中国的高教市场就逐步建立起来了，诸多高教难题，就可得到合理解决。像社会公平问题，国家可通过缩小规模的公立高校解决；富家子弟对高教商品的需求，则可按市场原则由私立或中外合办大学校满足。这样，也可减少优秀生源大规模外流。私立高校面向市场，质量和效率意识非常强，由此形成的竞争压力，会迫使公立高校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目前大量繁衍的泡沫教授也就失去了生存空间，公立高校也就可能抛弃“官本位”而向“学本位”回归，“院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现象就会削弱。当“大学像大学、教授像教授”之后，假以时日，教学科研质量上去了，大师也就涌现了，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也不远了。当市场成为决定高校命运的惟一筹码时，中国高校倒金字塔型结构就可逐步翻转过来：研究型大学的比例会缩小，专业学院、职业大学（将这两者区别开来的做法是荒谬的）地位就会提高。中国学生之所以要去瑞士上酒店学院，就因为国内缺少权威的酒店学院。由于公立大学体制机制转化较难，中小型民营专业学院或职业大学，很可能率先跻身国际一流行列。
随着高教改革的深化、高教市场监督体系的完善，高校学龄人口的持续下降，2010年之后，大学缩招便可能便完成其使命。高校招生将逐步转由市场调节。国家只审核大学的办学资格，学历则由大学自主发放。再其后，像高教大跃进之类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国之兴衰，系于教育。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将越来越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计划》中所提出的这一目标，也将成为现实。
2006年6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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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供养1名大学生，需要4.2个城镇居民年纯收入，需要13.6个农民年纯收入”（《人民日报》2006年4月9日）。“西部贫困大学生调查：透支35年收入上4年大学”（《南方周末》2006年05月25日）。
[2] 据新华网2006年3月10日。
[3]《南方周末》2006年05月25日。
[4]以新闻专业为例，全国的专业点1994-1999年，每年增加10个左右；1999-2004年，平均每年增加70个；而2005一年就新增202个！几乎相当新中国成立后前50年建立的专业点总和的两倍。尽管新闻学类专业点“超常规”发展，但师资、教材、设备等办学条件却严重不足，很多连基本要求都达不到。“有的学校只有两三个教师就挂牌招生了，一些基本的专业课也开设不了”。《新院系一拥而上/就业环境恶化》《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4日。
[5] 笔者讽刺小说《“高兴学”兴衰记略》（《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８日、１５日）中杜撰的文科专业
[6] 《报刊文摘》２００６年８月２５日。
[7] 《中国青年报》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４日。
[8] 2006年被网络披露的“人大观光电梯”事件和“山东聊城大学豪华校门”便是典型案例。
[9]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08月08日。
[10] 郭宇宽：《日本的“小大楼”》《中国私有财产网》2006年2月3日。
[11]《高等教育需求与发展速度》，见“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遍地是沧桑”博客。
[12]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语。见2006年03月12日新浪嘉宾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