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燕山以北、医巫闾山以西、七老图山以东的西拉木伦河两岸、辽河上游一带及大小凌河流域，习惯上被称为辽西地区，这里的居民使用筒形陶罐。燕山以南地区居住的是使用陶盂、陶支座组合炊具或使用陶鼎的居民。而在黄河中游地区则分布着使用小口尖底瓶的居民。他们分别属于远古中国北方三个最重要的族群集团，从距今6500年前后开始“你来我往”，不断碰撞、融合，在辽西地区演绎了千余年此起彼伏的历史故事，也成就了距今5200年前后红山文明的诞生。
辽西地区的多族群碰撞
辽西地区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是查海—兴隆洼文化，其势力最强时曾经越过燕山，到达燕南地区。距今7200年前后，受燕南磁山文化北进的影响，查海—兴隆洼文化前沿演变成为赵宝沟文化，而余部则保留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并于稍后演变成富河文化，在下辽河流域有一支与它们有着亲缘关系的考古学文化，叫新乐下层文化。
大约距今6500年前后，燕南地区起源于太行山东麓地区的后冈一期文化迅速强大起来，并开始逆桑干河而上，没有受到什么抵抗就进入了晋北、晋中和内蒙古的中南部。另一支则越过燕山，驱赶并占领了赵宝沟文化居民的生存空间，导致后者退居到西拉木伦河以北。隔河而居的原住民和后冈移民制陶工艺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双方因素的相似的器物群。这就是考古学上的红山文化。
在建平马鞍桥山、朝阳小东山遗址，可以捕捉到强势的后冈移民文化对弱势的赵宝沟文化群体的排他性驱赶的信息。马鞍桥山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太平庄镇石台沟村西南。在出土有赵宝沟文化特征陶器的房址内，我们发现有二次捡骨葬的人骨被有意放置在房址内的非正常的处理方式。这类房址与聚落中其他红山人的房址同在一个遗址内。
小东山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柳城镇腰而营子村。其中，东侧一排方形房址中出土的陶器器型与纹饰特征，都与西寨遗址赵宝沟文化陶器同类器相近。F5中出土的陶器表面刻划图案与赵宝沟文化动物纹渊源关系明确，与该遗址西侧的红山文化村落出土器物群区别明显。结合西拉木伦河北岸采用的是泥圈套接法，南岸是后冈一期文化传统的泥条盘筑法，证明上述遗址应当是相同地点的后冈人驱赶和取代了赵宝沟人的实物反映，而非合二为一的融合。
进入距今60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小口尖底瓶、彩陶鱼纹为典型特征的半坡文化进入了它的晚期阶段“史家期”。这时，半坡文化分布地域不断扩大，尤其是向西进入渭河上游，向北进入河套地区，对数百年前即来到这里生活的后冈一期文化居民形成驱赶之势，在内蒙古中南部形成了白泥窑子文化。
不久后，在晋南地区悄然兴起的西阴文化也开始向西向东向南扩张，同时也向北挺进。从晋北和冀北发现的西阴文化遗存看，当地后冈后裔的抵抗是不容小觑的。如山西大同马家小村遗址发现了西阴文化特有的五边形房子，但小口尖底瓶、褐色彩陶等多见，而西阴文化常见的陶釜、陶灶和典型的彩陶盆、钵等少见或不见。河北张家口的发现也大同小异。
红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上述文化格局的变化，对于距今6000年前后至5500年间的红山文化而言，引发了前后两个不同阶段。
第一个阶段，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阴文化的先后北向扩张，结果都是后冈一期文化的居民被驱赶着节节败退。由于燕南地区逐渐被西阴文化占领，所以他们最好的后撤去处只有辽西地区。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阴文化的因素在红山文化中的出现，首先是携带着上述因素的后冈系居民带入辽西的，所以此时这种因素与史家期半坡文化和西阴文化的原型总是表现为似是而非。
从西拉木伦河两侧两种不同的制陶工艺仍然稳定地存在这一点来看，辽西地区后冈移民与原住民隔河而居的布局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二者在物质上共同接受来自黄河中游文化元素影响的同时，两岸族群在精神方面的认同表现得十分明显，且似乎以原住民占上风。比如，后冈移民采纳了原住民墓葬形式——积石冢和以玉随葬；后冈移民不仅接受了崇龙习俗，并创造出了彩陶龙形象；历史悠久的女神崇拜，也同样被后冈移民所接受。
第二阶段相当于黄河中游的西阴文化晚期。这时，在半坡系统的白泥窑子文化和红山文化之间，显然已经没有了后冈系后裔的阻隔，红山文化中的半坡系元素那种若隐若现、似是而非的表现形式变得真实明朗起来。比如，此前红山文化的勾叉纹等彩陶只在史家期半坡文化中可找到渊源，但却是在后者原纹样基础上的变形，基本看不到直接传播的图案。而此时，无论是器型还是对角三角形、重叠四边形彩陶纹饰都与半坡系一样。
这一阶段包括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在内的遗迹中出土的圜底盆、圜底碗、大口罐等，尤其是彩陶图案，与白泥窑子文化中同类元素的渊源关系一目了然。而西阴文化的因素虽然也存在于红山文化中，但显然没有白泥窑子文化的影响更为强烈，当时风靡整个北方地区的西阴文化花形彩陶在红山文化中几乎没有。可见，西阴文化与红山文化的交融至少在燕山以南是不甚顺畅的。但西阴文化进入燕南之后，阻断了后冈移民与其母族群的联系，使其失去了强有力的依靠，最终后者失去了在辽西延续了近千年的强势地位，辽西原住民族群终于收回了他们在西拉木伦河以南的家园。此时，红山文化也进入到了晚期。
新秩序的产生与红山文明起源
距今5500年前后，后冈系后裔与辽西原住民经过近千年的共处与磨合而形成的平衡终于被打破，具有原住民风格的遗存在西拉木伦河以南出现了。在牛河梁遗址该时段的遗存中，我们看到了在之前的红山文化后冈移民遗存中始终不见的泥圈套接成型的陶器，说明原住民又重新回归西拉木伦河以南的故地了。而此时所谓的“原住民”，可能包括后冈移民进入辽西前这里就存在的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以及新乐下层文化等文化的后裔。他们虽然均出自兴隆洼文化这个祖源，但经过长久演化，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恐怕也仅存为一些遥远的口口相传的记忆了。
随着后冈移民强势的丧失，西拉木伦河以南资源相对优越的土地面临再分配，人群需要找到共同的基础、共同的利益以达成新的平衡。此时的牛河梁出现了女神庙这样大型豪华的祭祀性建筑应当不是偶然，而是红山人追溯共同祖先、寻求建立新秩序的基础与途径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牛河梁，可以说，自女神庙阶段起，这里应当就成为该文化的宗教圣地了。
在接下来的二三百年间，黄河流域的西阴文化分解了，整个北方地区都进入了一个资源重新整合与分配的阶段。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形象各异的人像中，既有高额大眼突颧骨或凹眼高鼻的外域人形象，也有弯眉细眼小嘴或宽额宽鼻厚唇的中国人形象，可见此时辽西地区人群的碰撞应当也进入了新的高峰期。所以，面对新老移民和已经分化的原住民构成的错综复杂的族群关系，探寻共处、共生、互补、有序的道路和模式，始终是红山文明诞生的最重要的背景，迫切需要高于血缘基础的氏族制度的公共权力的出现。通观文明形成前后的红山社会，具有以下六个特征。
第一，红山人财富集中不明显。牛河梁遗址第四期红山文化墓葬中的随葬品都是玉器，且数量有限，随葬品最丰富的墓葬未必是中心大墓，同类随葬品几乎不在一座墓葬中重复。说明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玉器仅表述墓主人的身份，并不代表财富，财产多少在当时社会中尚未成为区分成员身份等级的标志物。
第二，墓葬中尚未看出社会对军事的强烈需求或军权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在黄河、长江流域代表军权、王权的钺在红山文化中的出土数量不仅有限，且地位明显低于显示神权的器类。红山文化玉（石）钺总计出土5件，即便钺在当时可能表述墓主人有军事指挥能力和权力，但在社会中的地位也并不突出。
第三，同一支考古学文化的居民通过宗教知识等体系，已基本形成了族群相近的信仰和价值观。不同族群不断碰撞并引发的持续上千年的文化认同，已使基本处于同一生态位的人们从对单纯生活领域中器具、图案的认同，上升到精神上信仰上的渐趋一致。龙崇拜及其形象趋于定型化取代了多种原型动物崇拜，女性崇拜从丰产巫术道具到成为共同的祖神，积石冢的墓葬形式以及筒形器的祭祀形式，都渐次成为整个红山文化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共识。
第四，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为宗教权力所控制。玉器制作是玉石制造业中工序最为复杂、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在牛河梁和半拉山等遗址中均见有随葬玉料、半成品或加工下脚料的墓葬，而在普通聚落内不见，说明玉料和玉器生产技术可能都被具有一定宗教权力的人所控制。
第五，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以玉表述的等级模式，有随葬镯环类佩饰、随葬镯环与动物形玉或复杂造型玉佩两类玉器、随葬镯环与动物形玉及复杂造型玉佩三类玉器的不同玉器组合方式，并与墓葬形制、规模及位置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说明礼器制度开始形成了。
第六，从对红山文化的区域性调查可知，该文化遗址存在两个特点，一个是聚落或聚落群与祭坛或积石冢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另一个是宗教性建筑址存在等级区分，在兴隆沟遗址、草帽山遗址、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我们可以看到分属于聚落、聚落群、超级聚落群和核心区不同层级的宗教祭祀遗址。
凡上说明，红山社会中世俗的等级权力是由与宗教相关的体系来表述的，尽管不够成熟，但在红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其玉器形制上保持了高度的规范化，应当是有规则制约的，应当是红山人通过宗教权力实现世俗统治的反映。这种在红山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超越了单一族群血缘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正是早期国家已经出现的表现。《国语·楚语下》记载，楚昭王问观射父“重黎实使天地不通”是怎么回事。通过观射父的回答，我们知道，宗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自“民神杂糅”“家为巫史”向“绝地天通”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以“九黎乱德”作为背景的。史书记载，九黎是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一个族群，出自东夷集团，辽西红山文明及其社会背景与这一记载是一致的。
从后冈系移民以带有排他性的形式进入辽西地区，到半坡系和西阴系对红山文化的不断冲击，族群碰撞和文化融合始终是红山文化发展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红山人从物质层面的融合发展到精神层面的认同，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和平、求同、共生的民族精神追求，而且开创了有别于黄河、长江流域“在祀与戎”文明化模式的红山文化文明化模式——“绝地天通”，体现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多样性。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