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有一些关于大国和大国崛起的理论、以及大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理论。在西方，世界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中都有涉及大国崛起的理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学派中一些人提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影响甚至打破现有的国际力量均势，从而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冲突。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在2002年，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应该将和平崛起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建构主义学派认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和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西方历史研究中的关于大国崛起的研究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当代西方最享有盛名的研究大国崛起理论的历史著作是保罗·肯尼迪1987年发表的《大国的兴衰》。该书系统总结出一些关于大国崛起的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教训。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应该批判借鉴中国古代关于大国崛起的理论和西方现代关于大国崛起的理论，必须根据时代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产生新的理念。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和平崛起 国际战略理念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这对于思维的实际应用于经验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 有关大国崛起的理论，也是时代的产物，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形式。系统地研究这些理论，并加以批判地吸收，有助于构建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体系，并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一、中国古代关于大国和大国崛起的理论
在中国古代就有关于大国和大国崛起的理论。特别是出现在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而在汉、唐、宋、元、明、清等有统一中央政权的时期，则有关于大国处理对外关系的理论和实践。
首先，在春秋时期，“霸道”的理论占据主导地位。《淮南子》认为“五霸任力”。这里的“力”指的是国力，即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吕氏春秋》强调“先事而后兵”。这里的“事”指为着强兵之目的而采取的一系列富国的措施或事功。各国争霸，首先是国力的较量。“五霸”中的齐桓公和晋文公都十分重视生产和商业。越王勾践实行“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的方针，恢复和发展国力和军力，从而一举打败曾征服过越国的吴王夫差。为争夺霸权，一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进行过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改革，改革成功的往往成为强国。而且，争霸是在周天子一统天下（虽然周天子的名分已名存实亡）里进行的。齐桓公和晋文公为了争取各国对他们争霸行动最大程度的支持，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从表面上并不根本改变当时天下的格局。
第二，在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理论起主导作用。当时，七雄并起，争夺天下。赵、韩、燕、楚、齐、魏等国为对付秦国，实行联合阵线形式的“合纵”战略。而秦国则采用“连横”战略，分化瓦解“合纵”阵线，各个击破，实现了统一中国。
第三，在三国时期，一方在三角关系中如何寻求最大利益的理论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诸葛亮出山前向刘备分析天下形势的《隆中对》。诸葛亮认为，当时实力最强的曹操一方地广人多，兵强马壮，且挟天子以令诸侯，因此“应避其锋芒”；实力次之的孙权一方“占据江东，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因此只能结为友盟，同样不可与其正面争夺。 诸葛亮提出的战略是先夺取并“以荆、益为根据地”，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时机成熟时，可分两路北伐，夹击曹操，则统一大业可成。
第四，明朝和清朝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发展到鼎盛状态，体现了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有助于中国与邻国和睦相处。但这种体系自身也存在致命的弱点，它使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自以为是优于其他一切国家的“中央大国”，盲目乐观，甚至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了中国在近代史上的落后挨打，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凌。
二、关于西方现代大国崛起理论的评述
现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政治学和世界历史研究中都涉及大国崛起理论。随着这些领域研究的深入，关于大国崛起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一些进展。
1、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大国崛起理论
（1）现实主义学派与大国崛起理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奠基之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对权利的追求驱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政治的动因就是对权利的追求。 新现实主义进一步认为，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用手段，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利。肯尼思·华尔兹提出，对一国来说，权力有一个适当的量，太大或太小都危险。权力太小，就会遭受别国的攻击；权力太大，则会刺激一国冒险扩张，也会刺激别国增加军备并与其他国家结盟抵制强国，造成国际局势不稳定。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传统的均势判断标准是领土，一国只有通过征服别国才能获得支配地位，因此，只要领土扩张被制止，均势局面就可维系。如今情况不一样了。实力的增长、支配地位的获得完全可以通过一国内部发展来实现。一国通过掌握核武器拥有的军事实力比通过征服别国领土所获得的还要大。在这样一个多变的多极世界上，美国应该以实力和均势作为外交决策的依据，在均势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结构，以均势来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 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提出，国家不应谋求权力的最大化，而应寻求权力的平衡。均势理论的实质是主要大国间实力平衡的分配。
从这些基本观点出发，现实主义学派中一些人提出，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影响甚至打破现有的国际力量均势，从而可能导致国际局势不稳定甚至冲突。也有人根据现实主义理论提出“霸权稳定”论，认为可以在美国霸权下实现均势，从而保持国际局势稳定；而新兴大国的崛起会挑战美国的霸权，引起不稳定。
自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不只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尽管这是受欢迎的结果；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hegemony）,即体系中惟一的大国。……这种对权力的无情追逐意味着大国可能伺机改变权力分配。一旦具备必要的实力，它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简言之，大国存有进犯的预谋。” 从这一理论出发，米尔斯海默得出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注定要失败”的论点，提出“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谁也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它，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简单地说，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2）自由主义学派与大国崛起理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新自由主义学派与新现实主义学派进行了一场大辩论。新自由主义学派在承认国家角色的重要性的同时，更重视其他角色（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由于国际关系趋于缓和，军事威胁可能降至次要地位，军事实力的作用相对减弱，国际合作领域明显扩大。新自由主义支持国际合作，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合作是正常的，也是经常发生和存在的现象。同传统自由主义一样，新自由主义坚信制度能使人与人在一起工作，也能使国与国成功地合作。新自由主义批评现实主义低估了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以及国际制度的能力。“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全球化（全球主义）、国际治理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相互依赖、国际机制为其他概念的基础。” 新自由主义认为，因为国家是理性的，国际机制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在无政府的混乱秩序中，国际规则与制度等能实现国家间合作这一目标。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指出：“由于多渠道联系的存在，国际组织可能在世界政治中发挥迥然不同的重要作用。……如果各种问题之间的联系并不完善，跨国、跨政府之间形成了各种联盟，在这样的世界里，国际制度在政治谈判中的潜在作用将大为增强。特别是，它们协助制定国际议程，并是促成联盟建立的触媒和弱国提出政治倡议、推行联系战略的场所。”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提出了“复合相互依存”的分析模式。他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时代”，“相互依赖影响着世界政治和国家行为；而政府行为也影响着相互依赖的模式。政府通过创制或接受某些活动的程序、原则或制度（institutions）来调节和控制跨国关系、国家间关系。” 他们把相互依存定义为“彼此之间的依赖”，并认为相互依赖并不局限于互利（mutual benefit）的情境。他们认为，要理解权力在相互依存中的作用，必须区分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ty）之间的关系。敏感性相互依存是指一国的变化导致另一国的敏感程度。脆弱性相互依存是指相互依存双方为应对变化而采取的替代性选择所需付出的相对成本。
关于国家的崛起，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随着霸权国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权力的衰落，二流国家的政策将会发生改变。……二流国家重新强调其政治地位和自主权，进一步增加了复杂性。……二流国家地位的提高意味着主导国家地位的下降，弱国自主权的上升必然导致体系领导者积极影响力的相应下降。”
关于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他们指出：“1971年的中美关系非常符合现实主义理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两国关系之间极少经济相互依赖，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但在2002年，现实主义理论不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实。现实主义理论仍然重要，因为中美都是大国，它们继续为可能发生在彼此之间的战争未雨绸缪；它们之间存在利益的战略冲突……然而其他因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经济方面讲，中美之间存在相当程度的相互依赖性……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在中美关系上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非国家行为体在中美之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应该将和平崛起的中国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必然得出的结论。
（3）建构主义学派与大国崛起理论。
建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建构主义主张应用社会学视角看待国际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机构、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指出行为体与体系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依赖关系。
建构主义学派从几个方面看待大国崛起。首先，在国际结构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际体系是诸机构的集合体，而且诸机构是由诸规范所组成的实践活动，当其构成的规范的一部分（或全部）发生改变时，国际体系的基本变化随之出现。” 新崛起的大国对现有国际结构将产生重大影响，往往打破现存国际结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不愿接受先前传统的欧洲诸国家体系所确立的组织规则并打破了它们。当时的美国严重违反传统的民族主权观念，也打破和改变约定的规范，造成以后长期进行的冷战。
而最足以显示一个大国实力和能力的，是这个国家塑造和改造国际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能力。美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在冷战期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起建立了北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重要国际组织,构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并在冷战结束后将这种国际体系扩大到世界范围。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国家的需要是通过社会规范、法则、理解和与其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在决定行为体的行为方面，社会规范、法则、认同等与物质现实同样重要、同样有影响。”
其次，在国际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建构主义学派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共同分享的信仰，不仅影响和规定着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体的具体行为、利益、优先选择以及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而且可以帮助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因此，“社会规范的一个特征是它们创造出行为模式。” 大国在崛起中会产生新的行为规范，它的价值观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三，在认同方面。建构主义学派对认同和利益的建构感兴趣，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建构主义承认国家以自身需要去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但同时认为，国家的利益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利益是通过社会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 换言之，自身的利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确定的，在考虑自身利益时，必须也要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建构主义提出的两种认同类型与大国崛起有关：社会认同和集体认同。社会认同指行为体在看待其他行为体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社会本体具有个体的和社会的结构特征，行为体在一定的环境或是在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己的身份或者说自我定位。一定的外界环境不仅决定行为体采取一定的行动，而且决定行为体以一定的方式确定自己的利益。根据这一观点，一个崛起的大国在一定的环境或是在共享理解和期待的社会角色结构中，确定自我定位。
集体认同即自我和其他者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在认知上把其他者看作是自我的延伸。一个崛起的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建立积极的认同关系和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4）霸权周期理论与大国崛起。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者相继研究了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问题。其中一些学者，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乔治·莫徳尔斯基（George Modelski）提出了霸权周期理论。其主要观点之一是：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的交替出现和相互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政治体系变动的内在动力。国际政治周期性演变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一国霸权建立之后，其实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国际体系由此处于稳定时期。在经过相当长时间后，随着各国实力的消长，挑战国家开始出现，领导者的地位相对下降。在某一周期结束时，这些新兴国家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满和叫阵越来越强，双方争夺霸权的战争不可避免，国际政治体系重新回到无序和混乱的局面，经过长期和反复的拉锯战后，挑战国家代替旧的霸权国家开始主导国际政治体系，世界又一次回到稳定时期，国际政治进程完成一次大的循环。
乔治·莫徳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认为，战争是世界霸权兴衰不断循环所依赖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这种周期性转变的结果。霸权国（又称世界领导国）位置更替的周期基本呈规律性发展，这个“长周期”大约为一个世纪。 要成为世界领导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岛国或半岛的地理位置；开放、有凝聚力、有联盟能力的社会；领先的经济；具有全球投放能力的政治——战略组织。 莫徳尔斯基长周期包含四个阶段：（1）争霸性的全球战争；（2）世界领导国的出现和被承认；（3）霸主原有权力的合法性被拒绝；（4）权利逐渐分散化。他将500年（1495-2030年）来的国际政治划分为5个世纪性周期，每个周期中都有一个霸权国家，它们依次是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和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
霸权周期理论认为，在每一轮周期中都会出现许多新兴国家，一般情况下，新兴国家可以和挑战国划等号，它们都希望改变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使之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挑战国家通常不只一个，有时有许多个。争夺霸权的斗争并不仅仅是在正在衰弱的霸权国家和挑战国家之间进行，更多的是在挑战国家之间进行，霸权国家的某些合作者其实也是争夺霸权的国家之一。未来的国际冲突更可能在挑战国家之间发生。因此，更应该关注新兴国家或称挑战国家之间的冲突，它们之间关系的好坏才真正决定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未来。一国兴起使其不能不成为挑战国家，但挑战国家可以不做“霸权国家”。前者决定于客观事实，后者决定于主观意图。
（5）地缘经济学与大国崛起。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它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认为，世界上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经济区；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它强调：“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象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
地缘经济学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谁掌握国际经济和生态的优势，谁就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日益加深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国家的经济政策更具竞争性，特别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这种竞争特别表现在高科技领域。如果一个国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领域中领先，它就会首先控制其产品的专利权。这种专利权将使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其他国家的经济，而又不会受限于对付传统工业品的关税壁垒。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争夺高技术产业领先地位的地缘经济斗争正在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重要贸易国家之间的关系。
根据以上理论，在新时期，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首先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特别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依托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竞争来取得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6）文明冲突论与大国崛起。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3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首次阐发了他的文明冲突理论。3年后，他在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著中，对文明冲突理论作了更详尽和更系统的论证和阐述。
亨廷顿提出，世界上有6种现代文明（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日本文明、东正教文明、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和两种可能的候选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他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由这8种主要文明构成的，未来的世界新秩序将是这8种主要文明相互作用、合力影响的结果。亨廷顿说：“在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 很明显，亨廷顿将文化和文明看作冷战后时代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变量，将文明的冲突看作冷战后时代国际上冲突的主要原因。
在谈到大国关系时，亨廷顿认为：“在当代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两个冷战超级大国，成为吸引或排斥其他国家的首要支柱……文明核心国既是文明内部又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是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要素。” 亨廷顿提出，在8种主要文明中，有5个具有文明性质的重要的核心国家，分别是：印度教文明的印度、日本文明的日本、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儒家文明的中国和西方文明的美国。而另外3种现代文明，即伊斯兰教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却没有这样的核心国家。亨廷顿认为：“由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卷入的全球战争虽然爆发的可能性极小，但并不是不可能的……这种危险的根源在于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权力均势的变换。”可以看出，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中的大国观仍没有完全摆脱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
亨廷顿说：“在冷战后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政治成了多极和多文明的政治。” 他认为，未来的世界秩序将由几种强大的趋势形成：第一，西方主导的世界正在终结，几个非西方国家正在作为大国凭借自己的权利崛起；第二，这些新兴大国愈来愈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偏爱它们自己的文化规范，西方物质优越性的持续衰弱将极大瓦解其文化吸引力；第三，每种文明内部蕴含的主要文化价值观念作为个人和政治认同的源泉将变得愈来愈重要。
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 他主张，在未来时代，为了防止主要文明之间的战争，各国应该遵守3项规则：第一，弃权规则，即核心国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保持多极和多文明世界的和平的首要前提条件；第二，合作调节规则，即核心国应相互协商和停止发生在彼此之间的断裂带的战争；第三，求同规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总之，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复杂、多极和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
2、西方历史研究中的大国崛起理论
西方历史研究中的关于大国崛起的研究可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该书记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和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与海上强国雅典之间的战争。斯巴达在崛起过程中，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分城邦结成伯罗奔尼撒同盟。这个以斯巴达为首的军事和政治同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争夺希腊霸权，终于导致战争。
在当代，西方最享有盛名的研究大国崛起理论的历史著作是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1987年发表的《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该书系统论述了1500年至2000年这5个世纪中各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在这期间，一个接一个大国，如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等相继崛起，而一些以前的一流强国又相继沦为二流国家。保罗·肯尼迪在这本书中总结出的大国崛起的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教训包括：
第一、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
第二、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期看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财富通常是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不是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那么，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将导致该国国力的衰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抵销了。”
第三、16世纪初期，“东方帝国中的一些国家与欧洲相比，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但它们都深受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后果之害。” 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征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改革。军事改革又有力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欧洲社会碰到的变革的障碍很少，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军事效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使欧洲社会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头。
第四、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如此，仍有可能在各个敌对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脱颖而出，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在1500年以后大约150年中，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王朝��宗教联盟就企图这么做，而欧洲其他强国则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争当霸主”的活动。
第五、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两个最好的例证是：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欧，1890年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又由西欧慢慢移向其他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形势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
第六、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日本）总希望自己越来越富，而不希望将巨资用于军备。半个世纪之后，国家的重点可能发生变化。世界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悲观主义的政治家谈论衰退，爱国的政治家号召“复兴”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以比两代人之前多得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这仅仅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正变得更加强大。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从长远看，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
第七，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员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
三、构建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体系
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必须构建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应该建立在对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的深刻认识和对国际战略形势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它也应该批判借鉴中国古代关于大国崛起的理论和西方现代关于大国崛起的理论。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必须根据时代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产生新的理念。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应该包括：
1、“和而不同”世界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核心。
“和而不同”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智慧的珍贵结晶之一，将它运用于国际关系领域是一个创造。早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中国人就开始逐渐形成“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近年来，江泽民主席多次对这一思想进行了进一步阐述，认为 “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和而不同”思想对形成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有重大指导意义。
将“和而不同”世界观运用于国际战略领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它应该成为指导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准则。第二，它应该成为处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关系的主要准则。第三，它应该成为处理实现人类发展与维护地球环境之间关系的主要准则。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国际局势作出了科学判断，在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系统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战略。这些阐述和论断表明，中国国际战略的新理念正在形成。这一新理念是以中国“和而不同”的世界观为核心的。“和而不同”世界观的精髓是，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互相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和差别是正常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
应该努力使中国“和而不同”世界观得到全国人民的认同和共识，并进而使其在实践中获得世界各国的集体认同，形成与此相适应的国际机制和制度。同时，中国应该努力运用中国“和而不同”世界观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并改造现有国际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
2、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前提。
十六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一方面，“中国被遏制，必有一战”的观点夸大了中国面临的威胁，是错误的。另一方面，那种认为“和平与发展就可以万事大吉”的观点，看不到存在的新挑战，因而也是错误的。还有人认为“现在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这是混淆了社会发展阶段与国际关系的时代概念。坚持和平与发展时代观是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前提。同时，应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丰富与调整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内涵。
3、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公正的文化价值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精髓。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在此基础上，中国坚持多元共存与竞争的文化价值观。以这样的价值观看待国际上不同文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存在，学习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根据中国国情为我所用；同时又提升中国的优秀文化，提供给世界。
中国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应是和平、合作、发展、进步、公正。这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先进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体现。中国以此作为衡量国内外一切事物的标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这一文化价值观的延伸和体现。中国是维护亚太地区与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是一个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支持公正与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
中国应进一步提炼和提升中华文化和平、和谐与合作的优秀价值观，用现代手段和方式包装与传播，树立中国的国际新形象。这样才能使中国的崛起易于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所接受。
4、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利益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基础。
任何国家都是将国家利益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中国也是如此。但中国国际战略新理念的不同之处，是同时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坚持维护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结合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基础。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别国的国家利益更多地相互依存，因此只有寻求中国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的结合，才能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利益。
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社会面临着许多跨国或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国际犯罪、毒品走私、SARS、爱滋病等，需要各国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才能解决。这也是全人类共同利益上升的一个重要表现。
而且，中国强调多种力量和谐共存，实现与世界各国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这是既维护了国家利益，又超出了狭隘的民族利益，代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5、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保证。
近年来，针对冷战思维的存在，中国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主张维护安全需要有新观念，一直在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新安全观。这个新安全观应该成为构建新世纪国际安全结构的理论基础。首先，互信是指各国间应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摈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通过建立各种信任和安全措施，积极构建区域安全合作与对话机制，增加相互信任，做到互不敌视、互不猜疑。第二，互利是指各国应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第三，平等是指国家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第四，协作是指各国应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总起来说，应该坚持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指导中国安全战略，努力实现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应该努力探索坚持新安全观的途径，用新安全观取代冷战思维。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存在的情况下，中国应在进一步对“新安全观”进行充实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倡将其作为国际关系的新的基本准则之一，并探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冷战思维进行斗争的新途径。当前世界上传统安全观、冷战思维还很强烈，只有用新安全观去战胜它们，才能保证中国的和平崛起。
6、共同繁荣的发展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动力。
中国发展观的核心是共同发展。共同发展指中国不光努力实现本国的发展，而且寻求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正是根据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党的十六大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根据十六大精神，我国将利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同时，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7、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观是中国和平崛起国际战略新理念的远期目标。
20世纪80年代后期，邓小平就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党的十六大报告不仅再次强调这一点，而且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做了进一步阐述。国际新秩序观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和法律等几个方面的内涵。在政治上，各国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在经济上，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在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在法律上，应坚持和加强联合国这一最广泛国际组织的作用，保护主权国家的合法权益，防止国际社会的强势成员搞强权政治。现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既有合理成分，也有不合理成分，应该加以区分。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不能采取先摧毁旧的再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方法，而只能在加入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后，再根据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逐步改变其中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
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是要挑战或用革命性的手段推翻现行国际秩序，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在参加现有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作用的基础上，以中国国家利益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结合为标准，特别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合理成分加以改造，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改进和制定，并加以发展，使其趋于完善、公平、公正。在此基础上逐步使现有国际秩序过渡到目标中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适应日益发展的国际形势的需要。
用和平方式改革现有国际秩序、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目标。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脱离现有秩序建立新秩序，也不可能另搞一套秩序。只有首先融入世界体系，积极参与世界上的主要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机制，在它们的改善与创新中发挥作用，才能用和平改革的方式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中国不应挑战现存国际秩序，而应积极参加和影响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机制，并根据中国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需要努力对其加以改革，同时参与建立一些新的机制。只有加入国际体系，才能在其中发挥我国的作用，并在对现有国际体系逐渐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在国际关系体系进入向新体系转变的过渡阶段，中国应该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我国应更多的加入现有国际机制，如八国集团等。
夏立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秋季号（总第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