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最大的外部因素，中美战略博弈既是一场伴随伟大复兴全过程的长期博弈，也是一场涉及国家发展各个领域的全面博弈，时空范围远超以往，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中美战略博弈，具有重大意义。在此过程中，要密切关注美国的走向与变化，尤其是美对华政策调整，及时作出因应，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2021年1月 20日，经过一场跌宕起伏、争议不断的选举，美国政府终于完成了一次政党轮替，而政党轮替是美国政策调整的关键节点，内政外交往往都会发生较大变化，是观察美国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目前，拜登新政府上台已有5个多月，对华政策如何变化、怎样变化，其基本轮廓已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第一，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延续大于调整。拜登胜选后，学界对其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延续性将大于调整性。目前看这一判断方向基本正确，但具体仍需作一些修正，即拜登对华政策的延续性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多。一是对华认知更趋负面。此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最极端的判断是“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拜登政府用词则改成“最严峻战略竞争对手”。“严峻”比“首要”带有更强烈的感情色彩，将美政府对华战略评估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二是对外政策布局更加聚焦中国。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原则是利益导向，不对其伙伴和中国作明显区分，对包括中国、欧盟在内的许多国家展开贸易战。拜登则强调恢复盟友关系，重点针对中国。三是不急于退出旧政策。一般来说，美新政府的政策调整过程也即旧政策的退出过程。但拜登政府没有取消特朗普时期对华贸易战政策，而是在之前政策水平上原地构筑工事，加税政策至今还未退出。
从原因上看，推动拜登对华政策延续性主要因素是中美实力对比的加速变化。拜登上台之际，疫情导致双方实力差距加速拉近。疫情背景下，各国都不得不更多地聚焦于存量，大国竞争从此前的“增量竞争”倒退为“存量博弈”，后者更加具有零和色彩。疫情期间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2020年实现 2.3% 的经济正增长，美国经济萎缩3.5%，加之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8%，这加速了两国力量对比的变化。2017 年中国 GDP是美国的63%，2019年是65%，相当于年均缩小1个百分点。但 2020 年中国 GDP 达到美国的70%，相当于一年缩小了5个百分点。这种力量对比的加速变化，导致美国变得更加焦虑。而从拜登政府上台之际中美关系的基本现实来看，过去四年特朗普给中美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毁伤性打击已经达到了某种难以修复的程度，中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从前。同时，美国内对华认知并没有随着美国发生政党轮替而有所改善，而是仍在恶化。据皮尤调查数据，2020年8月美国民众对华好感度下降到了23%，今年 3月又进一步降至 10%，半年时间下降了13个百分点，对华强硬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中新的“政治正确”。
第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突出特点 。一是更加重视科技竞争。中美人口规模差异决定了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在经济总量上的赶超，为此，拜登政府更多地将对华战略竞争聚焦于科技领域，试图以技术迭代抵消中国的数量优势，延缓中国的赶超节奏，减弱中国经济总量赶超后的实际影响。二是更加强调意识形态手段。美共和党重视实力竞争，倾向通过外部施压来改变对手的行为方式，但民主党历来重视对对手的“内部塑造”，强调所谓的价值观，以期团结内部和盟友，分化对手，最终改变对手的行为。三是更注重地缘政治竞争。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地缘政治运作的色彩更强，如提升“四国机制”、推动北约东向、拉拢俄罗斯、鼓动一些周边国家与中国对抗，目的是形成更为严密的对华地缘政治围堵。四是总体战略布局更为长远。拜登政府在对华战略竞争中更强调战略运筹，更注重立法、盟友体系、规则等手段。如果特朗普对华政策是疾风骤雨式的，这可能仅是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风暴序曲”。从拜登政府的这些做法看，感觉是“序曲”后的“正剧”上演，高潮还在后面，为此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
拜登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新动向再次表明，中美战略博弈是长期的，并在更广泛领域体系化展开，对美战略博弈必须以习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首先是要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视角下运筹中美关系。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百年目标胜利实现，伟大复兴进程更加不可阻挡。与此同时，疫情背景下大变局中东升西降的趋势更加凸显。我们要增强战略自信，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第二是要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要有底线思维，深刻认识中美战略博弈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同时，时刻不忘发展，伟大复兴最终取决于发展，我国的发展任务仍任重道远。对比历史上战略大博弈，双方之间在经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上已基本很接近，而目前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为美国的 1/6。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安全压力的同时，还面临繁重的发展任务，这对我国总体战略设计和运筹都提出了极高要求，只有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才能在这场战略博弈中获得长久优势。
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华美国学会会长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