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临9·11事件20周年之际，阿富汗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焦点——

美国走了，塔利班回来了。

在塔利班“闪电夺权”的过程中，道路旁有聚集的民众在喝彩，“民选”政府则奔逃惶惶如丧家之犬，这在民主政治意象中是非常特别的骇人场景与所谓的合法性转换仪式，即“人民的欢呼”；

也有妇女惊恐的神色，她们害怕回到严酷的伊斯兰教法之中，一夜被打回原形；

甚至还有美军最终撤离时那些阿富汗“翻译官们”的依依不舍与舍命追随，但最终只能攀附在孤零零的登机梯上，拥挤推搡，惊恐践踏，无法进舱，不如一只美军军犬，最终还是被悲剧性地抛弃了。

阿富汗变天了，塔利班再次执政，这是没有悬念、不可逆转的政治事实，但理解和适应这一事实，却并不容易。

郑永年教授将美国的阿富汗失败视为“西方民主乌托邦主义的大失败”，有一定的道理。从美国的“民主全球化”及其挫败经验来看，阿富汗的政治结局并不意外。甚至中国也在美国“民主全球化”的长期战略架构之中——

美国曾经对国民党政府的巨量战略投资和支持包含着“民主化”内容，但看看电视剧《大决战》，看看邹谠教授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看看《蒋介石日记》，看看《北平无战事》，读一读毛主席的雄文《别了，司徒雷登》以及《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能明白今日阿富汗的某些关键性场景和宿命，与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解放战争”颇为相似。

但仅仅指出美式民主输出的失败，尚不足以证明塔利班一定成功。特别是塔利班这是“二次执政”，是否相比20余年前更为政治成熟，以及能够真正代表阿富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并融入区域及全球化，这些构成新的且更为严格和艰巨的政治考验。

塔利班再进喀布尔，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进京赶考”，是否合格以及执政是否可持续，无人可担保。塔利班的政治成长之路仍然很长。

美式民主为何在阿富汗行不通

塔利班回归执政，“民选”的阿富汗政府迅速覆亡，甚至该政府的总统加尼还是美国培养的人类学博士及政治建设与国家建构的专家，在西方出版过《根治失败国家》的学术专著。拜登今年7月份还对阿富汗政府的政治坚韧性颇有信心，认为民选基础以及美军指导和武装起来的30万政府军足以坚持，足以维护民主秩序和法律。

前总统加尼的政治学知识是美国教的，民主观念和制度知识也来自于美国，甚至具体的执政方案也可能出自美国顾问之手，可谓标准的美国民主的“小学生”，一对一的政治辅导和安全支持，有点“温室民主”的意味，但唯独难以在阿富汗接地气，扎下根，并成就一种“民主哲学王”的政治佳话。

遗憾的是，他既无治国良方，也无战斗意志，更无牺牲决心，似乎只是美国民主实验的一个“车间主任”，车间关闭后下岗而已。加尼逃亡了，似乎没留下什么，也没带走什么。他以后怎么写阿富汗民主的回忆录，以及如何认同自身的阿富汗人身份和责任，我们不得而知。

美国的阿富汗战争20年空转，帝国尊严在撤退场景下折辱沉沦，帝国战略利益更是出现严重断链和空白。但撤退似乎又是理性的，因为占领阿富汗的治理成本实在过于高昂，而治理成效日见衰竭。

阿富汗战争起于2001年的9·11事件，美国以全球“反恐”为帝国理由，将个案的复仇正义与帝国的全球安全义务相结合，成功建构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反恐”统一战线，巩固了美国的帝国霸权，并在阿富汗以快速摧毁塔利班政权并最终狙杀本·拉登的显赫战果宣示了帝国的权威与荣耀。

阿富汗战争的合法性，在美国的帝国理由及其控制的知识与传媒权力下，不可能遭受决定性的质疑。但美国的最大失败在于，帝国荣耀无法掩饰对阿富汗人民的实际遗忘，而民选政府的脆弱代表性、占领秩序的弱合法性、时而爆发的政治丑闻和虐待平民的犯罪行为以及塔利班的反攻渗透，都在严格挑战这一整套“移植型民主秩序”的终极正当性。

从美国立场来看，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及其持续性的占领改造行为，不仅得到了西方盟友的全力参与，甚至关键的地缘国家中国、巴基斯坦、印度等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和支持。但阿富汗作为“帝国坟场”名不虚传，且美式民主在阿富汗华而不实，根本没有起到弥合分歧、建立可持续和平并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

塔利班败退了，但塔利班的群众基础、教义正当性及游击队式的战斗范式与政治意志并未消解。美国占领的20年，是美国民主实验体系与塔利班的“民族-宗教”正义体系持续对抗的20年，其结果是美国的决定性失败，以及美国“反恐”国际政治红利的最终消除。

美国的失败，精神理由是美式民主缺乏与阿富汗“民族-宗教”体系的沟通结合及其政治代表性，所谓政治“三观”不合，而物质理由是，美国在阿富汗的治理成本超出帝国全球预算的分配极限，得不偿失。一种既不正当又不经济的帝国霸权统治，尽管有美军保护下的“民选”政府作为政治掩护，仍然是不得民心，无法持续的。

美国的撤军理由，当然可以借助“中国威胁论”来就坡下驴，言其集中战略力量遏制中国，转向东亚区域搞核心对抗。甚至从伊拉克撤军也有类似理由。然而帝国筹谋如此慌乱，必然捉襟见拙，甚至自相矛盾。

因为中美战略竞争或新冷战，绝非一个区域或一个点的对抗，而是全体系对抗，阿富汗作为遏制中国的战略支点，其战略价值是非常凸显的，若非如此当初又何必占领呢？又何必维持了20年呢？反恐理由只是表面，帝国荣耀、地缘政治利益及扩展遏制中国包围圈才是真正目标。

美军撤退的根本原因只是帝国实力的绝对下降造成的“理性收缩”而已，特朗普政府已有决策，拜登继续执行。将帝国的被动撤退说成伟大的战略转移和战略重新布局，或有部分证据支撑，但总体不实，不过是一种独特的帝国修辞艺术罢了。

当然，料敌从严从高，做好战略谱系的统筹应对，是不会错的，只是不要草木皆兵，见风是影，失去客观性、定力和战略机遇。

塔利班以“解放者”姿态重新执政，从人民的欢呼声中可见其合法性的回归，也反证美式民主实验的决定性失败。粉饰美国的战略转移智慧，或将民主失败归于前苏联影响、宗教极端因素或阿富汗自身因素等，只是美国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窠臼，无关要害，只有简单辩护和推卸责任的效果，并无深刻的洞见及建设性的分析。

政治实践不能生搬硬套

阿富汗个案具有非常丰富的地缘政治、民主化与民主巩固以及国家建构的理论反思价值和实践评估意义。甚至也有人（比如赵少康）从中解读和想象出美国抛弃台湾的类似场景。尽管未必即刻发生或完全雷同，但从美国帝国霸权的长期衰落及其理性收缩的大逻辑来看，台湾迷信美国保护的基本立场和制度安排是存在极大风险性的。

此外，民主化的“颜色革命”套路需要严格检讨和反思，每个非西方的国家及其文明都不是美国民主“手术台”上等待下刀的病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民及其生活体系。不尊重多元文明、具体人民及其本地生活方式的自主性与正当性，迷信外力和外来的抽象民主原则进行激进的民主化实验，其结果大体上具有悲剧性，易于导致“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因此，无论是美式民主，还是马克思主义，作为自我主张具有普遍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其付诸实践过程中，都必须以所在国人民及其正当的政治代表为主体展开，绝不能越俎代庖，始乱终弃。

而且，民主作为一种现代化的政治实验，必须与传统及文明进行合理沟通，采取改良路径，注重制度改革的实效性和问题针对性，并引入试点、检讨和纠错机制，将民主作为科学方法而不是价值迷信。

在这方面，中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人大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民主集中制，甚至也有“一国两制”的民主，治理经验非常丰富、扎实且成功。

民主建构不是社会契约论的政治拆装游戏，这一点柏克在批判法国大革命时讲的很深刻。这种保守改良主义的政治节制意识，在美国的民主输出与阿富汗本国的世俗化精英那里根本没有存留和守住。

民主建构也不是外部强权的政治“外科手术"，这种美式颜色革命与强制性外部秩序变迁模式是政治灾难，是“失败国家”的制造生产线，是民主全球化的祸源，但却在美国建构的帝国知识霸权和传媒体系下被成功掩盖，几乎无人反思及此，即便有所反思批判，也会被打成极左、极端或落后野蛮或专制辩护士之类而难登学术理论和公共领域的大雅之堂。于是“加尼们”大行其道，而塔利班只能是“恐怖组织”，其伊斯兰法的治理只能是野蛮落后的“东方专制主义”。

当然，塔利班支持过恐怖主义，也实施过恐怖主义，需要批评和追责，塔利班的伊斯兰法治理模式也存在需要检讨和改革的余地，但这不等于塔利班执政及阿富汗人民的政治支持不具有合法性，更不等于美国可以任意否定阿富汗自身的政治选择与政治发展的正当权利。

中国与阿富汗将“文明互动”

阿富汗败局，国内学者与民众一般会欢呼美帝国民主霸权的衰落，心理暗示是中国时刻的到来，中国可以帮助阿富汗如何如何，以及阿富汗可以从此自主自足；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中国如何介入，其分寸并不容易拿捏，也同样不能陷入“帝国坟场”。

相比美国的“民主干涉主义”及其国际法上的非法性和危害性，中国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尤其是不干涉内政原则，是处理与塔利班政权关系的基本准则。中国总体上秉持一种尊重主权和所在国人民意愿、倡导和平与发展并寻求区域可持续合作制度架构的立场，这在“一带一路”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论述中清晰可见，塔利班也一定有所阅读、理解甚至认同。

国家要和平，民族要和解，人民要吃饭，经济要发展，区域要合作，文明与宗教也需要维护，这些都是阿富汗重建的共同价值，也是中国必然认同和支持的互动价值。

因此，某些阴谋论者或过于热情的民族主义者鼓动中国出兵阿富汗填充美国留下的空白，实在是要么心眼很坏，要么是心智很迟钝，不足与谋大局。

中国的文化、政治及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简单模仿或谋求美式的帝国霸权，因中国文化不可能推导出西方式的帝国模式。“帝国坟场”的邀请，中国不会接受。

但中国有天下主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阿富汗的主权、人民与重建过程，中国一定是建设性的主要地缘政治力量，中国的“一带一路”及其安全与发展的合作架构，一定是会对阿富汗开放的。美国失败的地方，中国可能成功，但一定是以自身文明尺度及可持续的合作方式实现的成功，也是阿富汗人民可理解和可接受的成功。

或许，阿富汗“帝国坟场”的历史命运只是西方殖民/民主范式与伊斯兰体系长期冲突的内卷式宿命，而来自中国的东方文明、和平文化及“一带一路”的发展理性，或许可以实现历史性“转运”，促成阿富汗现代化的真正转机。

中国的战略性机会是东方文明展现比较优势的机会，而不是霸权重复的机会。中国与阿富汗及其伊斯兰背景之间不是美国理解的“文明冲突”，而是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真诚合作，这是西方文化无法体验和展现的新的文明互动关系。

当然，塔利班夺权不等于万事大吉，真正的全新考验接踵而至。就阿富汗局面而言，美国失败，不等于塔利班一定成功，其第一次执政的“过度伊斯兰化”或原教旨取向的深刻教训应予记取。

从塔利班近期的政治言行来看，颇有建立包容性政府及缓和伊斯兰法严酷性的倾向，显示出一定的改革意愿，但知行是否合一，宣传与实践是否一致，以及内部是否形成了稳定的政治共识与改革路线，还有待较长时段的观察评估。

再次执政的塔利班面临新的挑战和压力

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失败了，帝国坟场摆上了美国牌位，而美国通过喀布尔机场枪声及螺旋桨抛人的震撼行为也宣布了对阿富汗“翻译官们”的政治抛弃。

那些在机场表面热烈但也万分惊恐追随美国军队的阿富汗人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民，只是美国政治失败的本地随从而已。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与革命经验中，机场那些阿富汗人的政治身份及其命运到底怎么样，根本就是铁板钉钉，无足称道的。

但美国占领阿富汗是有遗产的，就是世俗化的生活观念，尤其是妇女权利和更为开放的生活方式。这里就凸显出了伊斯兰法与世俗权利的规范性冲突。这是阿富汗现代化的内在议题和进程，即便美国不占领也会逐步释放出来，只是美国的占领加速了这一观念因素的改革压力。

塔利班再次执政，其反对美国占领及过度世俗化议程，维护伊斯兰教法基本原则及其规范性，是有正当性和民意根据的，但适度的世俗化改革也是必需的，要真正克服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偏执审美及执法冲动，才能与阿富汗已然有所世俗化的法律、生活方式及群体权利相协调，并凝聚起更为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塔利班执政的新考验有许多，最为凸显的是宗教改革和经济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重建与系统治理。

塔利班再次执政的关键在于如何推行适度的宗教改革，缓和伊斯兰法对人民权利与世俗生活的过度干预，重建一种兼容宗教原则和世俗权利的政教关系，并以此作为新宪法及外部交往的政治基础，真诚团结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和群体，保护其平等权利，促进共同发展。

除了政治上的世俗化平衡之外，塔利班还面临着经济建设的巨大压力。在西方制裁、周边恐怖主义滋扰及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如何制定适合本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如何借助中国“一带一路”遇并适当学习借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致力于经济现代化，推动国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幸福感获得，是夺权之后的重大考验。

历史经验表明，权力往往易得，和平却难巩固，发展更是难题。阿富汗如何从“帝国坟场”走向现代化体制，并融入区域合作和全球化框架，考验塔利班的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阿富汗人民既然给了塔利班机会，也就可以在其不合格的条件下重做选择，这是民主政治的不变铁律。

阿富汗的国家建构已经更换跑道，塔利班的伊斯兰主义如何兼容世俗权利、经济发展并提出一种真正适合阿富汗国情、人民意愿、地缘安全秩序与最佳发展利益的“建国大纲”，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