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
如何全面理解共同富裕？怎么答好促进共同富裕这道难题？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就此问题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历史告诉我们，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刘尚希表示，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
他强调，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起来，虽然中国的经济成就令世界瞩目，但是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才刚超过1万美元。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人均GDP都在中国的3倍以上，美国人均GDP更是达到了6万美元。
刘尚希提醒，如果共同富裕主要通过税收去实现，那就是将财富进行再分配；若过于倚重再分配，则很可能导致税负加重，发展的动力就会变弱。
共同富裕的充分条件是要保障所有的人获得基本能力
Q：应该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共同富裕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有何关系？
刘尚希：中央财经委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衡量，一个是收入，另一个是财富。从现实生活来看，还有一个能够体现共同富裕的维度是消费的差距，这一维度可反映出共同富裕的水平和贫富的差距。
有人跳过消费这个环节，直接从收入和财富来谈共同富裕的问题，这是从分配结果上来讨论共同富裕，但是实现共同富裕，从动态循环的角度来看，需要找到分配的起点在哪里。
消费是人的生产再生产过程，是人的发展过程，是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是人的能力提升的过程，是为经济提供目的和创造条件的过程。消费包括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二者应当合力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消费，以此保障每一个人获得基本能力，促进起点和机会的公平。
如果仅仅是从结果上把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甚至把财富的差距也缩小，但能力的差距没有缩小的话，进入下一个经济循环的时候，这种差距又会再现出来。因此能力的改变与提高是最重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要实现人的共同发展，人的能力的共同提高；若仅仅在物质层面做文章，得到的只会是短期效应，长期看，贫富差距反而会不断扩大。历史告诉我们，均贫富并不能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发展，甚至可能使发展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
共同富裕的充分必要条件是社会要保障所有的人获得基本能力。收入不能替代能力，收入差距缩小了也不等于能力差距就缩小了。能力来自于社会消费过程。消费的可获得性涉及到收入，但消费的可及性与收入无关，如教育、健康等消费，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群体性消费差距的缩小才应当是重中之重，如从户籍来看，占到人口55%的农民群体的消费水平明显偏低，在公共服务消费方面更是突出。
如何通过公共消费来弥补私人消费在可获得性、可及性方面的短板，促进私人消费，并与私人消费形成合力，以及如何既扩大短期的内需，又提升人的能力，改变社会预期，至关重要。鉴于消费事关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人的发展，这方面的支出越来越被当做“人力投资”看待，甚至比物质投资更重要，而不是按照传统理论，消费被当做物质财富的消耗而尽量节俭。
Q：此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过，印度没有实现像中国这么高速的发展，没有取得像中国一样的发展成果，就是因为在“人的发展”上中国做得要比印度好很多，诸如国民的教育（识字率）和健康等。您所指的“人的发展”是不是就指的是基本的营养、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
刘尚希：对，教育、医疗这些都是围绕“人”来做文章，为了人的发展，为了人的能力的提升，而不是说为了享受。当然追求“美好生活”是一方面，但是必须以所有人的能力的提升为目标，这就是一个发展的概念。
若是都从“物”的角度去思考就想歪了，有的人一提到共同富裕想到的就是平均主义。理解共同富裕的概念，当然离不开物质生活条件，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人的方面去考虑。
其实，“共同富裕”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公平与效率，“共同”是指公平，大家都有份；“富裕”就是指经济效率，没有效率，就无富裕可言。能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的，就是人的能力。只具备从事简单劳动的能力，那只能是低效率、低收入；若是具备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如创造发明的能力，那自然就会带来高效率、高收入。若社会成员能力普遍提升，消除了群体性的能力鸿沟，人人有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的公平与效率也就自然融合了，所谓公平与效率的钟摆现象或跷跷板效应也就不存在了，至少是大大弱化。能力代表着自由，能力的缺失是自由的缺失。
（编者注：阿玛蒂亚·森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建立在能力概念上：每个社会都应致力于衡量其公民的具体能力。社会发展应反映在它对推进人民享有自由所做的努力，而非仅反映在推进经济活动上。）
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起来
Q：税收政策调整会不会成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
刘尚希：从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整体来看，税收不是主要的。如果说共同富裕是主要通过税收去实现，过于倚重税收来进行收入、财富的再分配，这样的话很可能导致税负加重，发展的动力就会变弱。数据上看，短期差距缩小了，但治标不治本。国外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这样做，可能社会上都会期待着通过税收的办法把高的拉下来，把低的补上去，那么，对政府的依赖性可能就会大大的增强，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局面将难以形成。如果一个社会对政府的这种依赖过多，甚至在共同富裕的实现过程中，主要靠政府的短期调节，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会面临更大风险，发展的内生动力就会不足。
社会的再分配预期需要淡化，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初次分配预期需要强化，政府要在这方面去创造条件。税收的作用并不在于限高，而是在于通过税收来筹集收入，扩大提供公共服务消费的能力，解决低保救济、教育和医疗等涉及到民生和人的能力提升的问题。当前面临的问题是，要扩大税基，公平征税，严格征管。按照量能负担原则，高收入多缴税、低收入少缴税，只能满足基本生活的不缴税。
要促进人的能力的共同提升，也就是人力资本的积累，那么，就需要提供优质的均等的公共服务。财政的着力点，应该要放在促进人的发展上，而不仅仅是放在收入侧，通过税收去调节收入和财产的差距。当然，税收的作用不能否定，当前仍有发挥调节作用的空间，但不能当做重点，不能把税收作用估计过高。
我们的人均GDP毕竟才1万美元，与发达国家差距还较大。应该始终不要忘记，我们还是一个人口多的发展中国家，而且现在发展的速度已经有所下降。我们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也不等于说不要速度，没有一定的速度我们就停在这儿了。从国际竞争来看，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相对发展速度仍是十分重要的。
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起来，不然的话就是共同受穷了。虽然现在的日子比过去要好得多，但我国的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不进则退，日子往回退在国际上有先例。因此，还是要从怎么做大蛋糕这方面去做文章，怎么能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结合起来，不能对立起来看问题。我觉得结合点就在能力上，在人的发展上。从人本逻辑来看，效率与公平本来就不是对立的。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我们观察问题的参照系选错了。
应该对城乡二元分治等基础性制度进行改革
Q：有的学者提出，建设福利国家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
刘尚希：“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是有历史背景和特定内涵的，作为我国的愿景不一定合适。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强调能力的普遍提升。现代化最终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核心体现在人的各项能力上，最终体现在人的解放和自由上。
如果说我们强调福利，不强调人的能力的提升，不强调人的发展，可能就会先落入到一个福利陷阱中去。这是很危险的。因为福利不一定能转化成能力，不等于说，福利国家就等同于是一个每个人都能有机会发展的国家，那是两码事。
人的能力的发展需要有向上流动的机会，换言之，向上流动的机会与人的能力是相关联的。否则，能力的贫穷若在家庭里代际传递下去，这个家庭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即便有福利，对这样的家庭来说又有何意义？一代又一代吃低保，哪怕是吃得很好，也未必是一个家庭的愿景。
Q：您如何考量共同富裕与中国城乡差距的关系？
刘尚希：这里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城乡二元分治结构导致的，城乡之间的社会基本权利不平等，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应当让人口、家庭能自由流动，要让农民市民化，让农民进城落户，享受同城待遇。目前农民作为劳动力进城打工不难，但变为市民有很多障碍，全家落户很难，社会身份不是市民，在住房医疗社保等方面，他还是农民，不能享受同城待遇，这就意味着他跟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市民存在机会上的不平等。
基本的公共服务对人的能力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农民工子弟在城市里很难接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后能力跟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差距很难缩小。这样的问题是体制和机制造成的。这种群体性的能力鸿沟也正是需要我们去改革的。在这次中央财经委会议上就讲到了，要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要为所有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我们的政策目标应该着力于缩小能力的差距，国民基本能力普遍提升，起点公平、机会公平也就有了基础。因此，完善公共政策体系的同时，需要在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上全面推进改革，比如城乡二元分治这样妨碍国民能力共同提升的制度。
作者刘尚希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