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琳的新著《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约我写序。我读过书稿，觉得这是一本研究台美关系的好书。这个研究项目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在结项时又被评定为优秀，是值得称赞的。
冯琳的第一本专著《中国国民党在台改造研究（1950～1952）》是在2013年出版的，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丛刊”，由凤凰出版社推出。我和汪朝光、张同新写了出版推荐意见。这本书是在我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定稿的，题目也是我出的。这源于2006年3～5月，我应邀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去看蒋介石日记。在蒋介石日记正式开放前几天，我在那里看到了国民党的档案电子版，查到了国民党改造档案。我的老朋友、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马若孟（Ramon Myers）还给我提供了材料。不久，蒋介石日记开放，我集中全力抄录，顾不上再看国民党改造档案了。
2006年5月回来，正好冯琳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我是她的指导教师。我就把国民党改造这个题目交给她做。她勤奋好学，在台湾搜集了大量档案和文献资料，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写作。2010年她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获得答辩委员会好评，被研究生院评定为优秀论文。经过修改，这篇论文在2013年出版，成为中国大陆第一本研究1950～1952年国民党在台湾进行党的改造的学术著作。出版前，冯琳约我作序。我是应该要写的，但是当时出版在即，我手头事情忙，未能命笔。
2013～2014年，冯琳有机会到胡佛研究所访问，得以浏览美国的档案文献资料，确定了研究1949～1958年台美关系的课题，通过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探析中国台湾和美国接近过程中的分歧与冲突，完成了新的研究著作。
从国民党改造到台美关系研究，不仅时间是连接的，且内在逻辑联系也是密切的。
国民党由于逆历史潮流而动，措置乖方、腐败无能，大失民心，在内战中败北，被中共领导的革命人民推翻，只得躲到台湾那个岛上。1949年8月，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表现了对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权失败的无奈，试图推脱美国政府干涉中国革命和内政的责任。毛泽东当时评论说：“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毛泽东的这个评论，完全可以适用于冯琳研究的这个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就有苏联等10个人民民主国家承认新中国并同意建交。继1950年4月1日印度与中国建交后，印度尼西亚、瑞典、缅甸、丹麦、瑞士、芬兰、巴基斯坦等非社会主义国家亦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截至1958年，共有31个国家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个事实说明，新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国内大革命的结果，国民政府被彻底推翻，残余力量逃到（台湾习惯于用“播迁”来掩饰）台湾蜗居起来。从国际法来说，由于国内革命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被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历史遗产，包括属于它的土地和人民以及一切属公物件。尽管还有曾经代表过中国的一些人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盘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小块土地上，并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支持，而且在联合国占据着新中国应有的地位，但是从法理上说，在台湾的那股势力已完全丧失了代表中国的权力。中华民国的法统被国内人民大革命完全推翻了。
对这个客观事实，蒋介石心里清不清楚呢？他是清楚的，尽管他口上不这么说，日记里也不这么写。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对这一点清不清楚呢？也是清楚的，甚至比蒋介石更清楚。本书作者提供了这方面许多档案材料。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旧金山和约”谈判取得基本共识后，美国安排日蒋之间“议和”，日本政府服从美国对华政策并从自身需要出发，不承认台湾政权代表全中国，在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和平条约”中明确规定该条约只适用于台湾政权控制的地区。这是所谓“吉田书简”的基本精神，这个“精神”，又是美日两国一致认同的。但是蒋介石并不认同这一点，而是坚持台湾当局代表全中国。这实际上是一个虚幻的想法，在对日谈判中面对美、日的压力，不能不接受“日台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不能不在适用范围这个现实面前低头，不能不承认自己不能代表全中国，乃至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乞求。
我读过冯琳的书稿后，形成一个印象，由于失去代表一个中国的资格，台湾政权不得不依靠美国的支持，没有这个支持，蒋介石的台湾当局可能一天也坚持不下去。这个大前提决定了台美关系不可能是一个平等关系，说到底只是一个乞求关系。不管台湾当局有没有理都要乞求。即使有理，如果美国不同意，也要乞求。这是一个失国者的无奈。不管是面对“托管台湾”问题、朝鲜战争中出兵援韩问题、对日和约问题、奄美群岛予日问题、“共同防御条约”问题，还是似乎纯内政的毛邦初案的处理问题、军队中政工设置制度问题、李弥撤军问题、吴国桢与孙立人案问题等，只要美国人有意见，蒋介石的台湾当局不是在乞求中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是在屈辱中乞求美方同意。
1957年“五二四事件”——刘自然案的处理很值得玩味。明明是驻台美军枪杀了刘自然，却由于美国军人在台湾享有“治外法权”，杀人犯被无罪放回美国。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怒，砸了美国“使馆”。显然，刘自然事件是台湾民众自发的反美运动。台湾民众有1949年前近代中国治外法权的强烈印象，有1943年废除治外法权的记忆，还有1946年12月美国士兵在北京强奸北大女生的记忆，加上民众对美国玩弄“台湾地位未定”“两个中国”把戏的不满，等等，台湾民间借刘自然事件爆发反美运动是很自然的，是不难理解的。美方已经怀疑台湾存在反美情绪。蒋介石的台湾当局却不承认反美，千方百计加以解释，乞求美方理解，深怕引起美国远东政策及对台政策的任何改变。一切仰给于人的窘态暴露无疑。刘自然事件的处理结果是，台湾当局对参与反美活动的28人判处徒刑：2人判有期徒刑一年；6人判有期徒刑六至十个月、不得易科罚金；20人判有期徒刑三至六个月、得易科罚金。美军的杀人犯却在美国逍遥自在。这个案子的处理，使我联想到1870年曾国藩、李鸿章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前后两案处理方式何其相似！清代中国主权被大量剥夺，处理涉外事件就是这样悲惨。失去对中国统治权的台湾当局，虽挂着“中华民国”旗号，面对美国强势的“治外法权”，只能卑躬屈膝。
可以称道的是，蒋介石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划峡而治”的“两个中国”论表现出比较坚定的抵制。这涉及台湾当局的立足根基。1958年海峡危机，美国试图说服台湾当局放弃金门、马祖等岛屿，“划峡而治”，达到其炮制“两个中国”的目的。所谓“两个中国”，台湾是一个，大陆也是一个。甚至想把“两个中国”都请进联合国。对这个设想，蒋介石的台湾当局是抵制的，坚持不放弃金门、马祖等岛屿。毛泽东也是反对的，用炮击美国护航军舰的行动，支持了蒋介石的台湾当局。美国“划峡而治”以造成“两个中国”的幻想终于破灭。
过了60多年，我们再来审视美国“划峡而治”以造成“两个中国”幻想破灭这件事，对台湾当局的评价不能过高。60多年前所谓“两个中国”，不过是以海峡划线，海东一个中国，海西一个中国。当时海峡两岸都是反对的。海峡两岸都坚持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在联合国也只有一个中国。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意义的。但是，台湾当局坚持的是“中华民国”一个中国，大陆坚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国。前面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全面继承了中华民国的主权，中华民国继续存在是非法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长期并存，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两个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中国”的意味越来越重，以致在台湾的国民党主流意识坚持所谓“一中各表”，民进党等“台独”分子则在“中华民国”旗号下大搞“台独”。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反而会在相当程度上推动国家统一的步伐。只有国家完全统一了，“中华民国”的名号彻底成为历史名词，“两个中国”的幻想才能彻底破灭。
当然，还要指出，讨论1949～1958年的台美关系，背景必然是一个站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离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存在，有关1949～1958年台美关系的任何讨论都是无意义的。
张海鹏
2019年8月1日建军节
写于北京东厂胡同一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