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扶贫成就是举世瞩目的，用了30年不仅解决了数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而且探索出了扶贫开发的中国道路，不断创新扶贫机制，目前中国的反贫困经验已经被介绍到世界各地，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贡献。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尽管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贫困人口仍然有7000多万人（文章发表时），而且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扶贫难度不断增加。原因在于这部分人口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全面的经济增长摆脱贫困状态。因此，扶贫策略要从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这也是最近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原因之一。应该看到，扶贫工作还存在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扶贫方式粗放的问题，导致一些地方怎么扶也扶不起来，甚至越扶越穷。但是，是不是瞄准贫困个体的扶贫就能解决问题呢？恐怕没那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一些项目点几十年不间断地扶贫，一些贫困乡村依然没有走向富裕的道路？为什么政府想尽了办法，实施诸如村村通、产业扶贫、整村推进等措施，依然还有整村、整乡的贫困人口。有的村庄政府投入的扶贫资金人均达到几十万元，却依然难以摆脱贫困。贫困像是一个魔鬼紧紧地附着在了贫困地区人口的身上，像是控制了他们的精神和行为，如何摆脱贫困这一魔鬼的束缚和控制，必须找到制服贫困魔鬼的措施，探索扶贫的有效方法。

要解释越扶越贫的问题，需要我们对已有的扶贫理念和扶贫路径进行梳理并做出评价，以反思相关理论和实践的有效性。

贫困的概念是在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说的贫困已经不是最初的收入低和物质的匮乏，而是包含了资源占有多少、机会多少、发展能力高低，以及权利平等十分丰富的内涵，甚至把能否过上体面生活和社会参与程度也列为反贫困内容之一。人们对贫困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从早期的缺吃少穿等基于物质层面的认识，逐步扩展到教育、健康等，再到机会、能力、权利、人的尊严等非物质层面的认识。贫困内涵的扩展还具有层次性，从最初关注物质或者生理层面的需求，到能力发展的需求、权利需求以及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求。

对致贫原因的认识更是表现出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早期人们认为贫困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如没有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后来发现，这只是贫困的一个表现，其产生的原因可能还包括了能力缺失、社会排斥等复杂因素。

所有这些关于贫困的定义和原因，不论是简单和还是复杂的解释，其实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缺乏。或缺乏物质资源，或缺乏知识与技术、或缺乏能力，无论这种缺乏是个人导致的，还是环境导致的，或者制度使然，都是围绕缺乏某种东西而建立的。我们把这类观点统称为资源匮乏论。

针对匮乏论的解释，扶贫的基本策略就是给予，通过外界的投入，增加补给，以使系统增加活力。有个“木桶理论”似乎可以解释扶贫的原理。一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不是由木桶的长板决定，而是由木桶的短板决定。如果我们采取措施，把这块短板补齐，木桶自然就可以多装水了。因此，为了补齐这块短板人们支付了财力、物力和人力，也付出了巨大的热情和耐心。给钱给物被称为输血式扶贫，后来人们发现输血式扶贫不可持续，被帮助者容易养成依赖与懒惰。于是有了造血式扶贫。区别于输血式扶贫，造血式扶贫是通过提高农民能力实现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一般认为“造血式”扶贫比输血式扶贫更能治本。最为普遍的造血式扶贫就是产业扶贫，其特征是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帮助贫困村民发展产业，实现“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滚动发展，最后成为”养鸡专业户”。结果发现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人的能力不行，再好的项目也是发展不起来的。于是又转变为以人的发展能力为中心的扶贫策略。这期间最普遍的措施就是教育农民、培训农民，其中“参与式”是最为流行的扶贫理念和行动方式。最近这些年，扶贫遇到了瓶颈，总有一些人、一些村庄扶不起来，又认为这是粗犷扶贫导致的，因为各类扶贫措施，受益最多的总是相对富裕的人，如修一条路，利用路最多的是有车的人，穷人是买不起车的，为了让扶贫政策惠及穷人，于是提出了“精准扶贫”，要变“漫灌”、“喷灌”为“滴灌”，感觉又回到了扶贫的原点，谁穷扶谁是对的，问题是扶贫的手段依然是给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