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正在书写着一个巨大的词：“身体”，这一书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回忆一下人类在几千年的过去所书写的那个词：“灵魂”（思想、良心、天理、上帝）以及相关的历史，就能咀嚼出某种意味。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流行的几句顺口溜，说的是“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对“身体不好”的焦虑自此而愈演愈烈，后来一位从海南来的朋友还教育我说：时代变了，你要有堕落的能力。我知道他的意思，转变思想，搞好身体，才能与时俱进。从那时起，我便对“身体”这个词有了异样的感觉，它似乎与一个新的时代、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起在召唤我、逼迫我。近些年来，“身体”这个词瘟疫般地传播，更是加剧了我的莫名恐惧。
“身体不好”成了一个问题，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身体不好”还不是一个问题，那时候的焦虑是“思想不好”。我记得那时正上初中，因为出身不好加上不知为什么得罪了学校教导主任，他在背后十分严肃地说我的坏话，说的就是我“思想不好”。“思想不好”（及其别的变种：“思想有问题”、“意识不好”、“觉悟不高”等等）曾经让几代人焦虑不安，而思想不好就是“灵魂”不好，所以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现在思想好不好，灵魂好不好已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身体不好。于是，我要问的是在我们和身体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成问题的关系？这一关系意味着什么？还有，与我们发生关系的这个身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
人的存在曾经被一分为二：身体/灵魂（良心）。身体是欲望和罪恶之源薮，灵魂（良心）与上帝（天理）相连，身体是要死的，灵魂是不死的。灵魂被赋予了防范、审判、管制甚至于消灭身体（存天理灭人欲）的责任和权力，灵魂（良心）的工具是上帝（天理）。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就是将身体的某种精神能力从身体分离出去，将这种能力所造就的上帝（天理）从身体分离出去的历史，这是一个对灵魂（良心）以及相关的上帝（天理）进行大写的历史，一个用大写的灵魂奴役小写的身体的历史。
第一个有力地反抗这种大写的人是尼采。在尼采看来，唯一的存在是生命，生命之外一无所有，存在是生命之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永恒回复，而生命是身体，因此，不是上帝创造了生命-身体，而是生命-身体创造了上帝，同样，灵魂（良心、理性、意识、精神等等）也不是什么上帝（天理）机能的延伸而是身体的分泌物。生命-身体是一种小写的、有生有死的存在，因此，被生命-身体创造的上帝是“有死的上帝”，与生命-身体一体的灵魂（良心、理性、意识、精神等等）也是“有死的灵魂”。尼采那句人尽皆知的大白话“上帝死了”的确意义重大。这句话的含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常常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上帝的“有死性”和“有生性”。这个有生有死的上帝是一个小写的上帝，一个有身体的上帝，而那个无生无死的上帝则是一个大写的上帝，一个无身体的上帝。前者是尼采眼中的上帝，一个生于病弱生命-身体（奴隶）之怨恨和狡智的上帝，一个已经死去的上帝；后者是虔诚的基督徒心中的上帝。
尼采用身体改写了上帝与灵魂，使之从大写变成了小写，从而揭露了身体被自己所造的上帝与灵魂所奴役的历史。尼采的动作是一种示范，他的后学仿照他的方式对形形色色由身体所造的大写之物进行改写。形形色色的上帝死了，身体自由了，这似乎是尼采以来的历史。
有意思的是，尼采借助身体的小写而对大写上帝（灵魂）的改写逐渐演变成了对身体本身的大写。这一演变是如何发生的？
所谓的后现代也可以说是一个对身体进行大写的时代，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是未来人类思想的艰巨任务，但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任务，否则人类无法察明自己的后现代处境与命运。
人类有一个古老的梦：自由。但人类很悲惨，他一直没有摆脱被奴役的命运，过去他被自己大写的灵魂（上帝）所奴役，现在他正在并将要被自己大写的身体所奴役，不过，人类也很悲壮，他一直在为自由而奋斗，将一切大写之物改为小写。
“大写”是人类的一种病，一种将一切变成非凡超越之物（形而上学之物）的妄想症，包括他自己，比如大写的人。福柯所谓“人之死”说的就是大写的人原本是小写的人，这个人诞生于19世纪，现在正在死去。将大写“小写化”是人类疗救自己的一种方式，是争取自由存在的一种方式。然而，人类的大写是那么轻易，而小写是那么艰难。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写身体的运动，这个“身体”完美无缺、欲望充盈、体能卓绝、风情万种、这是一个飘在影像中的斯瓦辛格-梦露，以及形形色色变体的斯瓦辛格-梦露。这个身体离我们那么近，它在我们床边的晚报杂志中与我们同居，在公共汽车的车身广告上与我们同行，在饮料的包装上与我们同饮，在服装的标签上与我们同穿，如果幸运的话，它还从舞台上走下来与你握手……，但它还是那么远，远得高不可攀。
大写的身体是一种要求，一种生活模式，一种理想的许诺，它虽然来自人的身体内部，但通过后现代社会运作的方式（以资本运作的方式、以市场化的方式，以生产与消费的方式，以现代媒体的方式，以学术理论的方式，也以文学艺术的方式），正日益成为我们自己身体之外的大写的“身体”，一种后现代机器制造的欲望指令，一种超个人的普遍规范和对一切小写身体的普遍强制。“身体不好”的焦虑就由此而来，因为，相对于那个大写的身体，小写身体之“不好”就是注定的。只要你膜拜它，这个大写的“身体”就会诱惑你，威胁你，即使你在某个时期身体“很好”，“不好”的威胁也总在前头，因为“身体好”是一种超时间的要求，它永远出现在银幕上、小说中、广告上、包装上……，它以大写的方式包围着你，既对你做出示范，同时也蔑视你的身体、嘲笑你的身体、威胁你的身体，它让你生活在永恒的遗憾和怨恨之中，除非你像尼采摆脱对上帝的膜拜那样摆脱对身体的膜拜。然而，上帝似乎是死了，正在诞生的身体离死还很远很远。
难道人们摆脱了大写上帝的奴役又落入了大写身体的奴役？
所谓“身体写作”就是当代人被身体所奴役的见证，同时它也是大众文学参与身体之大写运动的见证。这里，我仅以木子美日记的写作与传播为例。
我们先看看木子美日记的写作动机、写作目的与写作方式。关于木子美日记的写作动机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追名逐利或反叛传统等等，但我认为她写作的主要动机是身体性的爱好，对此她自己说得很清楚。她说她有两大爱好，即做爱和将做爱的过程公之于众。而将做爱的过程公之于众可以给她带来直接的身体性快感，这就是她写作的目的。木子美说她的写作是“液体写作”，即纯粹生理性的内分泌，任快感的液体在纸上流淌，她日记中的词就像一些分泌物，没有任何精神性的色彩，比如“做爱”这个词，虽然是分泌得最多的一个词，但又是完全不经意、不上心的一个词，就像“的、地、得”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是什么大词，这就是木子美的写作方式。从木子美写作的动机、目的、方式来看，她的写作完全被身体所控制（或者说被身体所奴役），这是极端的身体写作。
再看看木子美日记的内容：日记记载她自己的做爱过程，那是一种彻底拒绝灵魂和情感介入的肉体行为，一种她自称为没心没肺，或完全不动心不用情的纯粹欲望化行为。她说做爱就是做爱就像抽烟就是抽烟，没有什么精神意义，她有篇日记的名字就叫《把情绪抽成食物》。此外，她日记里还写了一些与她做爱的男人，这些人表面上道貌岸然，有家有室或正在与别的女人恋爱，但他们都那么容易和她上床，她想告诉人们这些人事实上都是些被欲望支配的人。
从木子美的写作动机、目的、方式以及她所写的她自己与别人，都以极端的方式展示了人被欲望化的身体所支配、所奴役的存在状态，这其实是正在急剧扩展的当代人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以木子美的方式成了所谓的身体文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身体文学被资本迅速纳入大批量生产、复制与消费的过程。很早就有敏感的书商说木子美比卫慧更有投资潜力，果不出他所料，《遗情书》第一版就推出10万，并很快出现了几个盗版，而网上的点击率更是惊人，据说仅新浪网在连载木子美日记的那一段时间，日点击率竟由平常的2000余万飙升到3000多万。在身体文学被资本所纳入的大批量生产、复制与消费的过程中，文学作品中的身体被进一步加工，成为一个既深入每个人身体内部的身体又成了一个公共的巨大的“身体”，一个大写的“身体”。这个既在我们之内又在我们之外的“身体”纠缠着我们就像我们过去被“灵魂”所纠缠，但身体对我们的纠缠远比灵魂对我们的纠缠高明得多和可怕得多，因为它常常以反判灵魂奴役和反叛政治奴役的面貌出现，并让我们获得快感。但就像“启蒙的辩证法”一样残酷，“身体的辨证法”在今天让我们得到了快感，又让我们失去了自由。
人类又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为了身体的快感放弃自由是否值得？就像过去那个问题：为了灵魂的得救放弃自由是否值得？
自由的生存对人类还是那么陌生，但它绝非不可能。这里我想顺便谈谈福柯。福柯常常被人们误解为身体写作的先驱，但事实上，福柯绝不是一个受身体奴役和认可身体奴役的人。福柯提倡艺术的生存方式并努力而为之，但这种艺术的生存方式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过把瘾就死和放纵欲望，而是一种自由的探险。这种自由的探险在两个方面作战：既反抗来自身体之外的普遍规范的奴役，拒绝做千篇一律的好人，这看上去像放纵；也反抗来自身体内部的本能欲望的奴役，拒绝做千篇一律的坏人，这看上去像苦行。无论是这种看上去的放纵还是看上去的苦行，目的都是为了自由地将自己塑造成具有特殊风格的艺术品。因此，福柯最后选择的是自由。在这种意义上，福柯是西方历史上为自由的生存进行艰难探险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的写作决不是什么身体性写作，而是一种自由的写作。
自启蒙以来，自由的写作和为人类的自由而写作开始成为一些人自觉的追求，这其中有文学家的身影，比如雨果、左拉、托尔斯泰、卡夫卡、D•H•劳伦斯、萨特、君特•格拉斯、鲁迅等人，因为他们的自由探险，“文学”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价值，那就是反抗形形色色的奴役，并对形形色色的奴役做出自己的反思和批判，为人类的自由开辟道路。
如果说，大写的“身体”是今天奴役我们的枷锁之一，文学就要反抗身体，就像它当年反抗王权、反抗上帝和反抗灵魂那样，只有在这种反抗中文学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与尊严。但令人悲哀的是，今天的文学太容易成为身体的猎物，有那么多的诱惑和快感，那么多的理论和说辞让文学投降，我不知道这种悲哀还要延续多久？人类与这个大写的“身体”的关系就像他曾经与大写的“灵魂”的关系一样，不到书写的尽头不会罢休，如何中断这种书写是文学以及一切有洞见的人类行为的任务。
唉，人类通过“大写”来制造奴役自己的枷锁和通过“小写”来争取自己的自由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卢梭的一句名言曰：“人生而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否可改为：“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但他应该是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