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其价值在于反映时代问题，回应现实关切。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创新和伟大成就，要求我们在哲学思考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挺立中国立场，体现中国风格。2021年7月10日，“哲学研究的中国立场与中国风格”高峰论坛在贵州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14位知名学者作为特邀嘉宾在论坛上作了主题发言。学者们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构建”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讨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紧跟时代步伐，用理论洞见穿透现实迷雾，将实践的经验总结为思想的上层建筑，是哲学的本职工作，也是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述，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为世界文明进程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是本次高峰论坛的一个重要话题。

郝立新教授认为，我们应该从本民族自身的特点和世界现代化的历程两方面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方面，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特点，使得我们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上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开辟的，使得这一进程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总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还是和平崛起的现代化。

汪信砚教授着重讨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功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同两个方面的中国实际实现了结合。一个是中国的历史实际，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得以现代化，同时马克思主义通过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得以本土化。另一个则是中国的现实实际，不同时期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态势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

贺来教授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出发，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现代化经验，认为一方面我们形成了反抗西方先验主义、同质化和一元化的现代化模式，另一方面在40多年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些重要共识，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

漆思教授则进一步阐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个性化发展道路。要回答道路选择的问题，必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人类发展的普遍性因素，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特殊性因素。前者是指人类社会普遍遵循的共同价值，后者是指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精神和文化。

李建军教授详细阐述了个性化、特色化对中国风格和中国立场的重要意义，认为要走出经济洼地，首先要占领精神的高地。我国拥有丰富的特色语言文化、生活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等宝贵资源，亟待进一步发掘和利用。

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现代学术体系最早是由西方人建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哲学研究的主要工作是向西方学习，用他们的理论来观照中国的现实。这一学习过程无疑为推进我国哲学学术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然而，亦步亦趋的学习不但造成诸多西方理论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更使得我国哲学研究长期在国际学界缺乏原创性贡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成为本次高峰论坛探讨的另一话题。

吴晓明教授指出，中国学术从学徒状态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够提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从总体上看，中国学术的发展已经到了提出自我主张的时代。要全面迎接这一时代，完成从学徒到自我主张的转变，必须让学术研究深入到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当中，提出我们自己的学术主张。

孙周兴教授提出，中国传统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先验哲学的另一种哲学样式，哲学研究的中国主张应该积极发掘和利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先验哲学以形式观念为理想和标准，以这种哲学范式建立的西方现代社会危机重重。不同于这种强逻辑论证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强调人的生命经验，使它不但能够化解西方哲学造成的社会危机，同时能够极大助益我国哲学研究提出自我主张。

刘成纪教授则认为，哲学的共通性远大于差异性，中国传统哲学也是一种追求普遍性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自始就有一种天下观，从来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因此，所谓哲学研究的中国立场和中国风格，一定是从中国出发，进而对共同世界、共同人性的思考。

张连顺教授指出，当今世界，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已经不再是单一势力全方位主导的局面，多极化在各个领域都已经是主流常态。

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话语体系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表达自身思想的概念载体，是表达与接受、解释与理解、评价与认同等人类交往行为必须依靠的手段和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对自身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整体思想风貌的自觉，是思想、学术、理论的主体性得以确立的直观体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不仅是建立学术自信的需要，更是概括新理论、提炼新概念的要求。

盖建民教授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必须既要有中国立场，同时也要善于吸收外来的思想文化，用中国立场审视外来文化，用中国话语消化外来思想。

张柯教授谈到，哲学研究的中国话语不是既有的、现成的，而是不断地历史地生成的，我们对外来思想的学习、思考和翻译正是在助力这种自我生成。学习和翻译外来的经典理论，将它们转化为汉语表达的一部分，是形成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一条重要途径。学习外来思想的过程，既是丰富我们自身哲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也是在与外来文化交流中建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

张学立教授认为，在通过中外交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客观地描述差异，在不同的思想文化内部找到关联性，形成不同文化之间的汇通。

陈凡教授提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建构首先要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其次要推进基础理论的应用研究和社会普及。在夯实学术基础的前提下，还要将基础理论推广到实践应用之中，推广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之中，如此，才算完成了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仰海峰教授进一步认为，只有加强原创性基础研究，才能切实推进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原创性研究的突破则要经过三个层次的努力，首先是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其次是运用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交叉定位的方式评估前人取得的研究成果，最后是充分发挥研究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创造属于自身的思想理论。

（作者系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