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代到千禧年，中国实现了惊人的两位数增长。因此，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在部分政策制定者和公众中，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中国的崛起将一直持续下去。
近年来，尽管对增长的预期有所缓和，但中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崛起给人的印象是，北京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这让一些人充满希望，也让一些人感到恐惧。
在《外交事务》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瑞恩·哈斯（Ryan Hass，中文名何瑞恩）甚至不得不提醒读者“中国可不是‘身高两米八’（ten feet tall）”，“在美中关系里，美国仍然是更强大的力量”。
2021年的头几个月也带来了大量激动人心的头条新闻，惊叹中国从新冠疫情中恢复得异常迅速，并预测中国经济将取得更多成功。
毫无疑问，中国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不仅在新冠疫情时期，而且在过去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都是如此。该国将自己重塑为重要的技术创新者；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其在国内市场对数字货币等理念的尝试，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独特的生态。
但中国的增长不会是无限延伸的线性故事。2020年代对中国来说将是关键的十年，因为它正在重新适应成为一个更富裕，但更老龄化、资源更紧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从2030年开始，中国将开始感受到中共在1970年代后期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尽管这一限制在2015年正式结束，让位于旨在提高出生率的“二孩政策”和最近推出的“三孩政策”，但根据发表在《柳叶刀》上的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会从2017年的14亿减少到2100年的7.32亿，降幅达48%。
这种下降，再加上中国广大农村的低教育水平——中国只有30%的劳动力完成了中等教育——可能意味着中国未来将缺乏人力资本来维持目前的增长。
与此同时，人们担忧中国北方会出现严重干旱，导致明显的饮用水短缺以及粮食安全问题。
一些更具“末日观”的批评者暗示，甚至希望中国经济崩溃，但这可能性很小。然而，也不能认为中国必然将无限期地沿着目前的轨迹继续下去。
五年计划
中国正展现自己是一个“自信的国家”，但新批准的五年计划详细说明了许多需要关注的领域——粮食安全、国防开支、可持续发展以及地方政府承担的巨额债务。
这样的做法，揭示了热情洋溢的言辞背后所潜藏的谨慎。该计划的意义超出了其政策规定。它还揭示了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转变，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框架变得更加明确。
当然，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但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改革时代，在此期间进行了经济改革，实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此过程中，淡化了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重要性，转而支持松散定义的实用主义。“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用来形容这种标志着将市场机制重新引入国家经济的实验。
相比之下，中国政治思想中从未缺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近年来变得更加引人注目。马克思主义元素支撑了国家的许多经济设想，列宁主义元素指导了其政治方法。
中国用来描述一些困境的框架，越来越多地借鉴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术语，如“斗争”“矛盾”；援引前者可能和中国目前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僵持局面有关，也可能与中共希望在国内通过反腐败改革来自我净化有关。
更明确的是，在中共政治理论杂志《求是》2020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习近平指出，“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
中共认为，“资本主义”这个已经与失败的西方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术语，不必与当今中国的经济有任何联系。
还经常被提到的重点是社会“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最初来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深受毛泽东喜爱。“矛盾”是指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在需求和愿望之间的关键差异，可以是“对抗”的，并通过“斗争”解决，也可以是“非对抗”的，并通过辩论解决。
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如何实现可持续的绿色增长，因为到目前为止，经济进步完全集中在GDP上，而对与增长相关的生活质量还没有多少评估。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共同面临的挑战——但除了中共以外，很少有执政党以明确的“辩证”（这是又一个马克思主义术语）方式来定义可持续的绿色增长。
这些并不是深奥的观察。它们与中共在现实中实施其五年计划的方式有关。五年计划中列出了许多事项——从金融业改革到实现绿色增长，中共将依靠行使党和国家的权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1990年代开始，人们希望中国将开放其市场（或实际上是其政治），现在这种希望必须让位，转而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一个实际的模型。
实践中的意识形态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做法有多成功？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信念，将如何影响其前进的轨迹？
中国从新冠疫情中取得了显著的复苏，2021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为18.3%。在包括娱乐、酒店和国内旅游行业的许多领域内，消费者行为正在稳步恢复正常。
尽管如此，中共领导层担心来自外部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压力对中国不利。作为回应，他们将“双循环”战略置于五年计划的核心位置，旨在减少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这将有利于国内生产，刺激国内消费，同时使自己仍是世界上重要的出口国。
这一战略的矛盾之处在于，既要维持较大的出口，又要增加国内消费。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工人相比，中国工人的支出仍然相对较少，因此如果国家希望刺激国内消费，在某个时候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给他们更多的现金。
但到那时，中国可能进入一个出口下降的阶段，直到生产水平能够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需求。目标并非不可能实现，但将意味着做出一些艰难的经济和政治选择。
与此同时，中国全球倡议的复杂性也将在2020年代凸显。国家于2013年通过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一带一路”倡议（BRI），会增加中国承包商和制造商的比重。西方许多人便将“一带一路”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该倡议也令人担心，投资项目是否财务风险过高，而这样的项目是否又过多。
因此，在2020年代，“一带一路”正在重新定位，专注于技术和健康，将中国相比竞争者拥有、或预计拥有优势的领域汇集在一起。这一转变包括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大规模投放中国新冠疫苗，以及提供廉价的4G和5G网络。
在转向技术这一方面，还涉及尝试在技术和网络领域制定国际规范，预计将在2020年代加倍投入，以完成这项任务。
西方在这一路径上，再次看到了危险。但对于全球的“南方经济体”而言，它们等不起十年去慢慢得到支持，而是需要立即从当前的新冠疫情中恢复。可是，在西方的政治优先事项里，那些国家往往不太重要。
而且，中国的技术发展路径结合了民用和军用两个市场的创新能力，很可能在2020年代找到一个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市场——各新兴经济体将需要适合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廉价产品，以及可以用于内外防务的技术。
在科技领域，最近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日益显著的存在感。起初，监管机构的策略让人想起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0年代初期打破强大垄断企业的运动，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国钢铁公司。分拆将提供更多竞争，但竞争创造市场的自由主义观念与中国的战略并不相符。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替代选择似乎奏效了。
香港是另一个受中国新模式影响的地区。在2020年7月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香港的法律和金融体系可能会在未来十年与华南地区更加紧密地合作。
深圳是与香港接壤的中国大城市，现在拥有中国最活跃的科技生态之一。与此同时，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价值下降了，更多地作为风险资本家的跳板，他们希望在大陆蓬勃发展的科技行业中获利。中国将以深圳和东南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来证明其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成功。
新十年中的斗争
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十年中，中国的道路上有几个已知的未知因素。第一个也是最不可预测的问题是该国与世界其他地区所共有的。去年希望通过封锁和快速开发疫苗来迅速击败新冠病毒，这显然过于乐观了。鉴于病例数很少和经济正在复苏，中国的国内形势至少目前比许多其他国家好，但仍面临系统性问题，会使情况变得混乱。
近日，中国疾控负责人高福表示，要到2022年才能让全民接种疫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最近仍计划将边境限制至少再保持一年。
在疫情前，中国经济与外部世界充分连接，数以百万计的游客进出做生意和旅游。很难想象这种世界主义的景象最早要到2023年才会回归。
2020年代对中国来说可能会更加平淡：其经济可能会增长，甚至可能成为全球GDP最大的国家，但仅靠增长无法解决各种截然不同的挑战，比如环境危机，以及农民工教育不足等问题。
随着这十年徐徐展开，在政策圈内争论不休的更可怕的情景可能会出现——从气候灾难使城市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到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爆发战争。
但自一个世纪前成立以来，中共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灵活的组织——尽管其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有反感，依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机制下的庞然大物。它还能听取截然不同的人物的建议，如李光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亨利·保尔森等。它在2020年代可能再次让我们感到惊奇。
拉纳·米特，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原发：《世界政治评论》）；摘译：傅洛拉；转自：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