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的人类共同体思想，揭示了人类从过去到未来的发展逻辑。马克思近200年前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预见，在当时不可能充分阐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这一重要思想内在逻辑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人类共同体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人的能力一方面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在不断对象化，二者构成双向循环。正是人的能力的对象化及其产物，不断推进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在原始的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人的一般能力的对象化，其重要产物是手工工具；在从原始的共同体向虚幻的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从人的一般能力到创造力的对象化，其重要产物主要是机器；在从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人的创造力的整体对象化，其重要产物主要是人工智能。从专用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是人的创造力对象化的整体化发展过程。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是人类创造力对象化的产物，并渐趋人类创造力的整体对象化。正是从人工智能发展的充分展开中，可以看到人类共同体发展两个重要环节的具体化：只有将自己的创造力对象化为人工智能，人类才可能摆脱物的依赖，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有将自己的创造力整体对象化为人工智能，人类才可能获得整体解放，实现自由人的联合，走进真正的共同体。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共同体/人工智能/对象化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工智能前沿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项目编号：19ZDA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人工智能的哲学思考研究”(项目编号：18JZD013)。
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展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马克思的人类共同体思想对于深化理解目前的发展形势，具有特殊意义；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理解的深化而言，其最合理、最深刻的进路，则是在当代发展中进一步展开其内在逻辑。人工智能的当代发展，为进一步展开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内在逻辑提供了时代条件。在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中进一步展开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内在逻辑，不仅有利于人类共同体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理解，而且可以构成二者理解的双向循环。
一、人工智能和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内在逻辑
伟大思想家的天才预见，其内在逻辑会在时代发展中逐步展开。思想越是向更深远的未来展开，表明越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整体层次；而更高层次的整体观照，则能把局部和过去看得更为清楚，理解得更加到位。
越是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越是向未来深远敞开。马克思不仅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而且他对这种向未来敞开机制有深刻而形象的理解。整体观照局部的生动理解是“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整体观照的历史维度则是“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①。在人工智能当代和未来发展的更高层次展开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内在逻辑，对于我们今天的发展将具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的人类共同体思想，将人类发展做了深刻的概括。其内在逻辑的深刻和清晰，至今无人能出其右。他关于“原始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的人类共同体发展三阶段划分，揭示了人类共同体的三个发展层次，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而且深远地预见了人类发展的未来。人类共同体发展三个层次的思想，包含对当代才能充分展开的共同体发展的天才预见。预见既意味着深远洞察，也意味着具体条件的超越。马克思所超越的很多具体条件，甚至包括我们当下的现实。
马克思考察原始共同体的目的，在于研究所有制形式的起源及其发展历史，探索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及其规律，因此对“原始的共同体”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马克思的理解中，原始共同体是“人的依赖”的发展时期，这是极具穿透力的深刻洞见。人类原始共同体的典型形式是氏族和部落，它是渊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②人类原始共同体是家里人、自己人、没有外人的共同体，不仅是最典型的熟人社会，而且是作为最原始社会形式的血脉群体。系统理解以“人的依赖”为基本特征的原始共同体，对于把握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内在逻辑至为重要。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原始共同体形式，广泛涉及东西方，但涉及的东方材料特别丰富。在谈到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时，马克思指出，“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③在原始共同体中，个体是作为群体的“肢体”存在的，其所体现的是一种生理的依赖。生理的依赖是人类原始共同体的最基本特征，也是原始共同体存在的基础。
原始共同体基于“自然的差别”，建立在纯生理的分工基础之上。“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④在原始共同体中，个人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他的财产，即他把他的生产的自然前提看做属于他的，看做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是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中介的。”⑤作为原始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人的独立性还没有真正开始发育。人更多以物能的方式存在，人的生活以物能内容为主。原始共同体以土地财产为基础，财产——最典型的是土地——是原始共同体的“无机体”，人是其有机体。“财产意味着：个人属于某一部落(共同体)，并以这个共同体把土地看做是它的无机体这种关系为中介，个人把土地，把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看做是属于他的个体的前提，看做是他的个体的存在方式。”⑥在原始共同体中，个人只是共同体的有机体，类似人的器官是人的有机体。在“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⑦中，作为有机体的个人和作为无机物的土地都是原始共同体的构成部分。
人是大自然进化而来的生物智能体(intelligent agent)，“生物进化”的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人是地球生物进化的最高层次成果。因此，生物特性被看作是人的基本特性就是自然而然的。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则创造出不是以物能进化而来的智能存在，从而大大弱化了智能载体的地位，凸显了智能体信息方式存在的本性。在主要以信息方式存在的人工智能观照下，关于“原始的共同体”，我们可以在更以生物体形式存在的社会动物那里得到更到位的理解。在蚂蚁和蜜蜂等群体动物的生存中，蚂蚁和蜜蜂个体在生理上都不能脱离群体，脱离了群体就不能生存，这是“人的依赖”的更基础也是更根本的表现。正是在这个层次上，人类原始共同体无论对于人类未来还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
由于智能载体和发生学上的区别，人类的原始共同体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相互参照的重要意义。一方面，相对于人工智能，生理分工是作为生物智能体的人类所特有的，这种依赖的根源是生物载体。与人工智能的机器载体相对照，可以对人类原始共同体的人的依赖有更深层次理解。另一方面，至少就目前的发展看，人工智能没有生物载体所特有的个体对群体性的依赖性，对于类人人工智能或通用人工智能来说，基于载体的人类原始共同体具有什么样的启示？没有基于载体的原始共同体发展阶段，这对人工智能发展意味着什么？类人人工智能的发展可以超越人类发展的原始共同体阶段吗？由于人类发展的生物载体遮蔽，生物进化似乎就是生物体的进化；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信息体(information agent)和智能体的发展，因而前所未有地凸显了信息及其进化。两相观照，物能和信息关系凸显无疑具有深层次的特殊意义。随着人类的发展，在生理依赖基础上发展出心理依赖和精神依赖。而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心理依赖和精神依赖则可以从信息依赖层次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的基本区别在于载体，而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则是信息，抽离具体的载体，二者从根本上说都是信息体。人类的生物载体使原始共同体具有基于生物载体的依赖性，与人工智能相对照，可以看到这种依赖性有两种基本的形式：物能的和信息的。作为生存之所，土地和城市等决定了原始共同体相对单纯的实体性质，个人成了偶然的存在，成了离开原始共同体就不能生存的存在。而从人工智能则可以看到，原始共同体的“人的依赖”事实上是人类智能体生物载体间的依赖。随着人类的发展，原始共同体的载体间依赖将向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物的依赖”发展；虚幻的共同体正是从生物载体间的依赖到更广泛的“物的依赖”发展的结果。
由于要从当时社会发展最高层次整体观照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马克思对“虚幻的共同体”作了重点研究。
从生物载体间的依赖到更广泛意义上的物的依赖，实质上是人对物的依赖的发展。从其性质看，虚幻的共同体是以物的依赖为特征的共同体，而从其发展过程看，虚假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为了摆脱物的依赖形成的共同体。从原始的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建立在共同体物能生产和交流活动的基础之上。在原始共同体发展阶段，这种物能活动主要在共同体内个体之间，而在虚幻的共同体发展阶段，则主要在共同体之间进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共同体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从而使它们转化为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共同体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的联系是以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为中介的。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⑧人类共同体之间的接触和交往，使原始共同体逐渐失去存在的必要性；而随之发生的，则是人类个体独立性的发展。
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使建立在人的依赖基础上的共同体失去存在意义。“人只是在历史过程中才孤立化的。人最初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体，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⑨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一个从低层次形态到高层次形态的提升过程，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动力。“共同体形式……按照生产力来改变。”⑩原始共同体的解体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正是生产力的发展使原始共同体失去存在的价值，从而在原始共同体内部滋生出新的共同体，实现人类共同体发展的第一次飞跃。
以“物的依赖”为基本特征的共同体之所以是“虚幻”的，就在于共同体存在的前提和活动目的，实质上都出于人类个体对于物的依赖，因此共同体实际上是以各种名义协调不同物质利益的存在。在虚幻的共同体中，“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11)。实质上是物的依赖的行为，共同体的活动采取了各种名义进行，这些名义都是虚假的。
人类的原始共同体存在于商品交换之前，瓦解于商品交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类共同体由原始共同体向虚假共同体的发展，人的依赖向物的依赖的转换，有赖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受资本逻辑驱动，但其最终根源则是人通过在一个类中的发展，获得不断增强的能力。
人类作为生物载体智能形态，共同体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因此，在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中，共同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具有重要地位。商品交换使人类进入“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虚幻共同体。“使用物品可能成为交换价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为非使用价值而存在，作为超过它的占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量而存在。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这种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做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做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做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12)。这是通过自身能力的对象化，人类个体作为类的存在，独立性不断发展的过程。商品交换既是物质生产发展，也是人类个体独立性发育成长的基础条件，因而也是从原始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再到真正的共同体发展的重要条件。“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13)物的依赖既是人的依赖得以摆脱，又是摆脱物的依赖进入人的自由发展的阶段。由于对物的依赖的摆脱，雇佣劳动消失，劳动的异化和人的异化消除。
从物的依赖阶段发展到真正的共同体，“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4)这个第三阶段，马克思也直接称之为“共产主义共同体”(15)。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对“真正的共同体”只是作了初步探索。它不仅与原始共同体中人的依赖，而且与虚幻共同体中的物的依赖不同，真正的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论述也十分理性和谨慎，这正是科学的态度。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关于未来“真正的共同体”不可能充分展开，只能主要基于思想家的天才预见。尽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键的地方缺大段手稿，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眺望所呈现出的人类共同体发展，其内在逻辑仍然很清晰。
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的逻辑，严密地呈现在马克思关于人类共同体发展三个阶段论述中。人类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从生物载体间的依赖发展到更广泛意义上的物的依赖，再通过自身能力的不断对象化，由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发展，通过人的自由发展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根据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发展，其内在逻辑可以在当代发展中进一步展开。正是在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可以看到在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形成中，人工智能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当代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时代条件，使我们可以根据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内在逻辑，进一步具体展开其中的重要环节和阶段。
二、人工智能和物的依赖的人类整体摆脱
马克思的人类共同体思想产生于一百多年前，但在那个历史时代马克思就已经具有在当代发展才能充分展开的预见。通过马克思人类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展开，不仅可以更到位地理解“原始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而且可以在人工智能之“镜”的观照下，对“真正的共同体”作更具体的展开。
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与人的能力的对象化密切相关。人类共同体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人的能力一方面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在不断对象化，二者构成双向循环。正是人的能力的对象化及其产物，不断推进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在原始的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人的一般能力的对象化，其重要产物是手工工具；在从原始的共同体向虚幻的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主要是从人的一般能力到创造力的对象化，其重要产物主要是机器；而在从虚幻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发展过程中，则是人的创造力的整体对象化，其重要产物主要是人工智能。事实上，也只有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关于真正的共同体的预见才能充分展开。随之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人类共同体发展中一个重要环节的具体化：只有通过人工智能的发展，整个人类才能摆脱物的依赖。
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和人的创造力的发展构成双向循环。当人类发展摆脱人的依赖后，在摆脱物的依赖的过程中，人的创造性就已经开始释放，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就越来越与人类创造力的对象化密切相关。“因为工具本身已经是劳动的产物，也就是说，构成财产的要素已经是由劳动创造的要素，所以在这里，共同体(指这个第二类财产借以建立的共同体)，就不能再像第一种情况下那样以一种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了，共同体本身已经是被生产出来的、产生出来的、派生出来的、由劳动者本身生产出来的共同体。”(16)正是人的创造力的发展和对象化，使人类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开始分离。人类的原始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而虚假的共同体则是人类生产出来的。这不仅表明人类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人类能力的对象化，而且意味着在物的依赖的基础上，人在共同体中的发展越来越表现为一个智能体进化的问题。由此可见，在这个层面，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与当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所面对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
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说到底就是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的摆脱。通过物质生产的发展，人类得以摆脱人的依赖，那么，整个人类依靠什么最终摆脱物的依赖？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依靠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决定于人的创造力的发展。因此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人的能力的对象化。这一能力的对象化，经历了一个从体力到创造力对象化的发展过程。在发展之初，越是单纯的物能活动，体力的对象化越主要以个人的方式开始，因此人类发展主要表现为共同体内部的发展。“由于这种发展是自发地进行的，就是说它不是按照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制定的共同计划进行的，所以它是以各个不同的地域、部落、民族和劳动部门等等为出发点的，其中的每一个起初都与别的不发生联系而独立地发展，后来才逐渐与它们发生联系。其次，这种发展非常缓慢；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延续下去。由此可见，甚至在一个民族内，各个人，即使撇开他们的财产关系不谈，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较早时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经为属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17)随着科学和社会的发展，随着活动中创造性的增强，随着创造性所意味着的信息要素增加，信息的相互性使发展越来越以群体的方式，使人类创造力的发挥和对象化越来越以类的方式进行，并规模越来越大。信息的相互性决定了创造活动的联合优势，事实上只有作为一个类的活动才成为可能，只是类的规模和机制是一个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而扩大和深化的过程。在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从物的依赖到人的自由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及其全球化起着关键的作用，并构成了重要机制。
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物的依赖和人的独立性发展形成一个双向循环过程。“个人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作为各自用自己的产品即商品为对方提供某种物的存在的所有者互相对立。……通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表现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同时既表现为物的必然性，同时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这一点正好表现出他们的独立性，对于这种独立性来说，社会存在固然是必然性，但只是手段……同时这仅仅表现为使他们的个性对象化的手段。因为他们既不从属于某一自然发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又不是作为自觉的共同体成员使共同体从属于自己，所以这种共同体必然作为同样是独立的、外在的、偶然的、物的东西同他们这些独立的主体相对立而存在。”(18)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越来越复杂化，同时层次也越来越高。
随着物的依赖和人的独立性发展的双向循环过程发展，人类个体作为关系体的发展和人类整体的发展也构成双向循环，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表现，全球化正是这一双向循环的整体化方面。经济全球化是物的依赖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和产物，也是以物质利益为主的全球化方式，其重要机制是物质生产中工具的发展。由于工具的发展越来越基于技术进步，生产工具及其发展成了人类创造力对象化的直接产物。正是工具的发展和使用，使人的能力不断增强，而人的能力的增强，与人的发展和人类共同体发展构成的双向循环机制密切相关。一方面，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使人的类特性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正是人的类特性的发展，不断推进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必须通过人的自由发展推进；人的自由发展必须在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中实现。其中所贯穿的主线，就是人的类特性的发展。
在马克思那里，人类共同体是人的类特性发展的产物。人是一个类的存在，人具有类特性，这不仅对于理解人，而且对于理解人工智能的类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研究人类解放的理论，所以主要在人类意义上讨论类特性，在信息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当代发展中，人工智能之“镜”可以照见更多更丰富的内容。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机器和动物、机器和人之间的人工智能存在，从而更清楚地看到，人的类特性是从动物的类特性发展而来的。人工智能作为信息体发展而来的智能体，以机器相对于生物体的简单性，凸显了类特性的信息性质。不仅人的类特性从物能关系基础上的信息关系层面看得更清楚，而且可以在更深层次窥见社会关系的信息关系基础。在信息层面，可以对类特性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由作为信息基本特性的相互性(reciprocity)(19)可以看到，类特性中的核心内容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和相互成就的关系。
基于信息的类特性研究，不仅对于人类共同体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对于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而更为重要的则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人类共同体发展构成双向循环理解机制。由于类有不同层次，类的层次越高，类对于类中个体的发展就越重要。事实上，在智能进化中，类具有决定性意义。
关于进化，凯文?凯利(Kevin Kelly)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在生物学意义上)非群体系统不能进化。”(20)由这一生物进化的基本事实，可以合乎逻辑地导出一些重要结论：智能的进化必须在智能类群中进行，至少通用智能的进化是如此。由于智能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进化，只有在相似智能群体中才能进化出通用智能，通用智能才能进化发展。因此对于智能进化，智能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智能进化水平。而智能进化的具体机制，则是个体智能在有利于智商提升的智能环境中脱颖而出，从而构成水平更好的智能环境，更有利于智能进化，由此构成双向循环。如果没有让一些个体脱颖而出提高智商的环境，即使群体平均智商高，群体智商的提高也会很慢甚至停止。一个有利于智商提升的群体，应当有利于独特个体智商的发挥，以使这些个体的智商表现成为营造更好智能进化环境的条件，促进群体智能向更高层次进化。也就是说，人越是作为智能体存在和发展，人这个类对于其进化就越重要。这充分表明，人的发展层次越高，人类共同体的智能环境越重要。关于类中的进化，马克思有非常深入的论述。“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21)马克思关于人的类特性的研究，对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启示是极为重要的。正是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给当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即其通用化提供了重要启示：通用人工智能应当是在一个类中进化的产物；人工智能必须作为一个类才能开始自主进化。而人工智能的自主进化，不仅涉及人类发展悖论性处境的彰显，而且关乎这一人类发展处境的超越。
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无疑是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关键环节，但人类共同体发展的更重要环节，还在于从物的依赖到人的自由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就涉及整个人类的共同解放。无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没有特定规律，还是相信人类社会与自然一样遵循一定的规律发展，人们都很难看到人类未来社会发展会进入一个悖论性处境。而借助人工智能的折射，则可以对此有一个初步的窥见。人工智能的发展在现实中引发了人类工作被取代的深层忧虑，而在理论上则折射出人类发展的悖论性处境。只有在人工智能的劳动解放预示中，这些问题才能获得更深层次理解。
人类通过不断细化的分工谋求类的整体发展，包含观念上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就类的整体而言，社会分工是人类解放必不可少的基本机制；另一方面，从个人来说，社会分工又导致一些人的片面发展。总是必须有一些社会成员承担必不可少的低层次劳动，另一些社会成员才能自由发展的事实，表明人类不可能仅仅通过自身和辅助性工具获得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22)直到今天，我们才能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看到解决类似问题的希望。只有人工智能的发展，才能最后解决整个人类同时得到解放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人的自由发展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正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才能不仅解决人类整体自由发展中必要的低层次劳动承担问题，而且通过形成足够的无人工厂解决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问题。在不需要人直接参与的条件下，人工智能可以为人类生产价值，当然不是说明劳动价值论失效，而是更充分展示人类创造力推进人类发展的事实。正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使越来越多的人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才能的发挥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推动力，社会的发展水平越高，社会驱动就越必须依靠来自个人的创造力驱动。尽管创造力的发挥越来越是一个类的活动，但类的活动全由个体的创造力支撑。而创造活动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正是人的自由发展的要义，也是人类真正的共同体形成的前提。
三、人工智能和真正的共同体的形成
人的类特性，决定了人类发展越是整体规模的，越具有类的整体性。作为一个类的存在，人的发展必须以共同体的方式进行。从虚幻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人类不断摆脱物的依赖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发展阶段。“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3)虚幻的共同体之所以是虚幻的，归根结底是因为它是由物的依赖结成的共同体。通过摆脱物的依赖，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和人之间不是“异己的联系”，而是通过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24)关于从虚幻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的发展，其基本原理马克思已有天才预见。正是人们通过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集中表现了信息的相互性。因为通过联合获得个体自由，所表现的不是物能机制而是信息机制。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个人而不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构成的共同体，才是真正的共同体。至于这种联系形成的具体机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可能看到，需要在其内在逻辑的当代展开中才能看得更清楚。
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不仅越来越源自人的创造力的对象化，而且越来越呈现为人的创造力对象化的整体性。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是人类创造力整体对象化的体现。正是凸显为智能体的人工智能，为人的自由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成，特别是二者间的双向循环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特别是为人类真正的共同体，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及其形成，提供了更深层次理解的条件。
人工智能的发展甚至关系到“真正的人类历史”的更具体理解。在人类解放进程中，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工智能在开启真正的人类历史。至少就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人类实现整体自由发展的唯一现实途径。整个人类的解放，必须借助人工智能的发展才可能具体实现。相应于人工智能发展在人的自由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人工智能发展对于人类真正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同样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正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才可能使人类整体摆脱物的依赖，进入真正的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到自由人的联合体。正是从人工智能发展的更充分展开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人类共同体发展另一个重要环节的具体化：通过人工智能的发展，获得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使整个人类构成自由人的联合体。
在一个多世纪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预见到一个只有在信息文明时代才能真正展开的重要原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5)而这一经典命题的最好注脚，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他们自己”。因此，在目前条件下，结论只能是：人类要整体摆脱物的依赖，就必须借助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我们看到，只有在人工智能通用化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更到位地理解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马克思的主要目标，就是人类社会怎样发展到“自由人的联合体”，也就是整个人类的解放。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体力和低层次脑力劳动解放的前景。只有从专用人工智能到通用人工智能的系列发展，才能构成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完全分离，才能构成人作为一个类的自由发展。“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交换价值的交换为基础的共同体……以及作为财富的一般条件的劳动，都是以劳动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为前提的，并且产生出这种分离。”(26)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分离，正是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发展的结果。没有人工智能，不可能形成自由人的联合体，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共同体”。只有从人工智能的发展，才能看到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具体路径。从人类共同体层次看，没有个人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整个共同体的发展；而从个人层面看，只有基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人类普遍解放，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真正具备了物质和社会条件，才能基于人的类特性，对人的依赖关系做进一步的展开。人的生存和生活意义才有了上一个新的层次的基础。
正是基于人的类特性的研究，马克思有了人类依赖关系的思想，这正是人类共同体发展的三个层次。在人工智能之“镜”的观照中，可以深化对马克思人类共同体发展三层次的理解，进一步展开真正的共同体中人的依赖问题。
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正是人类从基于载体的依赖到基于一般物的依赖的发展过程。正是从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为人获得作为个体的独立性提供了条件。“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27)从原始的共同体到虚幻的共同体，人类从人的依赖发展到物的依赖，那么人类共同体发展到真正的共同体，从物的依赖发展到什么样的依赖呢？如果还要说什么依赖，那就是信息的依赖。随着人类的发展，信息依赖越来越具有根本性。正是信息依赖，使虚幻的共同体发展到真正的共同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重要观念，就是从“人为物役”时代发展到“物为人役”的时代。(28)人工智能的发展表明，只有通过信息，人类才可能役物。作为人类创造力整体对象化的标志，人工智能正表明：不仅人类依赖自己的创造力获得自身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必须依靠人的创造力，人的创造力解放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而且，创造活动正是最符合人的本性的活动，创造力的发挥过程正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由发展。也正是从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可以对人类共同体研究构成更高层次的整体观照：作为人类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人类共同体正是在人的类能力对象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人类共同体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能力——最典型地是创造力对象化发展的过程，而人工智能则是人类创造力对象化发展的最高层次。
作为人类对象性活动的产物，人类共同体的发展经历了并正在经历着一个不断复杂化的过程。在原始的共同体中，主要涉及人的体力的对象化；在虚假的共同体中，人类能力的对象化经历了一个逐渐从以体力为主到以脑力为主的过程；在真正的共同体中，则是人日益作为一个类的创造力的对象化，而且越来越是整体性的对象化。从专用人工智能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是人的创造力对象化的整体化发展过程。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是人类创造力对象化的产物，并渐趋人类创造力的整体对象化。
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是一个人类通过将自己的创造力发挥到极致，几乎是将自身整体外化为人工智能，从而通过人工智能的发展通向更高的智能进化层次的过程，这就涉及人类个体的生物载体依赖问题：人类发展从生物载体的群体依赖到生物载体的智能体个体依赖。在这一过程的未来进行时，人工智能在向人类最高层次的能力—创造力的完整对象化——发展。正因为如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越是专用人工智能越是工具性人工智能，越是通用人工智能则越是目的性人工智能。专用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人类怎样摆脱物的依赖，而人工智能的通用化发展，则正是人类真正共同体形成的标志性进程。人工智能主要是一种信息方式的存在，而人类归根结底也主要是信息方式的存在，因而都主要受信息需要的支配。
由于基于大数据的创构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点，以人的需要的满足为最终目的(29)，基于大数据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意味着主要受信息需要驱动。而信息需要的研究表明，与物能需要不同，越是高层次的信息需要，越具有满足和产生的共同性(30)。由于只有信息需要才具有共同满足甚至共同产生的本性，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以信息需要为主的智能体发展。由于人工智能是不同于人类生物载体的信息体—智能体，人工智能的发展意味着人类存在方式的信息化。由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这是人的类解放的信息机制，只有以信息方式存在，人类才可能实现类的解放，人类共同体才能发展到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
总之，由人类解放的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可以预见，正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具体展开人类新的历史。人工智能的发展晓示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并将具体开启真正的人类历史——真正的共同体或自由人的联合体发展的历史。按照马克思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内在逻辑，在人工智能发展条件下，我们可以对从虚幻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特别是对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发展做进一步展开。从物的依赖到人的自由发展，必须有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是人的创造力整体对象化的标志性阶段。必须在这种人类创造力整体对象化的条件下，自由人的联合体才可能生成，“真正的共同体”才可能实现，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图景才可能更具体地呈现。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a Logical Developing of Marx's Thought on Human Community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5-726页。
④同上书，第214页。
⑤同上书，第742页。
⑥同上书，第744-745页。
⑦同上书，第75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4-215页。
⑨同上书，第749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页。
(11)同上书，第16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8页。
(14)同上书，第107-10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6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3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5页。
(18)《马克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355页。
(19)王天恩：《人类信息文明时代的相互性叠加》，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10日。
(20)Kevin Kelly,Out of Control:The New Biology of Machines,Social Systems,and the Economic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95,p.22.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页。
(22)王天恩：《人类解放的人工智能发展前景》，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9页。
(24)同上书，第20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
(26)《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4-765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
(28)王天恩：《信息文明论》，载《南国学术》2015年第3期。
(29)王天恩：《大数据中的因果关系及其哲学内涵》，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30)王天恩：《信息需要：人工智能基础研究的重要领域》，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王天恩，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教授。
原发信息：《哲学分析》第202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