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实力对比为核心变量的结构主义理论在解释大国间体系性冲突的爆发时机时，片面强调崛起国或主导国随实力接近而线性升高的冲突意愿，却忽视因势均力敌而下降的冲突预期收益及其对冲突意愿的抑制。权力转移节点附近是两难的冲突决策，而这被过度简化。本文认为，危机的反复爆发促使国家建构起关于自身所处窗口期的信念，而特定重大事件的发生则可能在不改变行为体对窗口期基本属性既有判断的同时，在行为体的战略认知中构建一个内嵌于基调窗口期的异质性窗口期，进而形成关于复合窗口期的战略判断。复合窗口期的持续时长、脆弱期和机遇期的复合方式、内嵌窗口期的偶然性及其不等价值将对国家的冲突决策产生不同影响。脆弱期中嵌入高度偶然的珍贵机遇期以及机遇期中突现严重危害机遇期走势的脆弱期都将使得大国决策时的效用计算结果明朗化，并激发大国的机会主义倾向，促使其采取强硬措施加以应对。本文分别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当前中美贸易争端为例对复合窗口期理论进行了验证。
关 键 词：体系性冲突 复合窗口期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美贸易争端 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堪称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之后的二战和冷战在一定程度可被视为一战的延续。①百年以来，国际关系格局星移斗转，与20世纪之初类似的权力格局似乎再现。不少政要、知名学者将当前的国际格局与大战前夕进行类比，提醒世人警惕权力转移进程中体系主导国与主要崛起国之间爆发正面冲突的可能性。②
事实上，尽管人类社会似乎进入了所谓“大国无战争”年代，但能够被视为体系一“极”的大国之间却曾多次爆发过能够对体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冲突(下文简称“体系性冲突”)。体系性冲突的形式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从未彻底消失。国际关系理论始终致力于探索体系性冲突的成因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随着研究深入的需要，有必要将研究重点细化，探究体系性冲突爆发的具体时机③，这将有助于更完整地理解体系性冲突的一般性规律。
回顾既有对体系大国冲突时机进行解释的动态理论时，可将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侧重宏观体系结构的变动，关注体系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这类理论中以权力转移理论及预防性战争理论最具代表性。另一类理论相对微观，强调危机对于冲突尤其是战争的触发作用。这类理论在解释主要大国间何时易于爆发大规模冲突时，偏好从特定事件或国家间互动的角度切入，认为大国互动中由于过往经历的一连串危机事件建构出对抗关系，因而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④下文将首先结合一战爆发的史实对结构主义理论的解释力进行评述，再通过对危机导向理论的借鉴与修正来构建复合窗口期理论。之后，本文将利用复合窗口期理论对一战以及中美贸易争端的爆发时机进行解释，试论证脆弱期中突现价值极高的机遇期以及机遇期中出现可能严重破坏机遇期走势的脆弱期窗口时，都极有可能迫使大国选择强制性手段而挑起冲突或在面对冲突时采取强硬立场，以此优化其战略环境，同时规避未来可能会面对的不确定性。
一、结构主义理论与体系性冲突爆发的时机
以实力对比为核心变量的结构主义理论致力于总结出有关大国间体系性冲突爆发时机的一般性规律，其理论的解释范围希望尽可能多地涵盖所有国家间重大冲突，尤其是大国战争案例，在理论验证时也偏好利用相关数据库的大样本进行定量统计检验。然而，这也不可避免地牺牲了对于特定国际冲突进行精确解释的能力。与此同时，无论是权力转移理论还是预防性战争理论，都存在内在的逻辑缺陷。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随着实力增长，崛起国对既有国际秩序的不满也随之滋长。风险接受度高的崛起国将对风险规避型的主导国发动战争，试图以暴力推翻既有秩序。进一步发展的权力转移理论试图确定大战爆发的具体时间点。奥根斯基(A.F.K.Organski)起初认为崛起国会在权力转移完成之前便挑起针对主导国的战争。⑤然而，崛起国在权力转移完成之前，不顾及实力差距所导致的极高战败可能性而贸然挑起针对主导国的大规模冲突，有悖于该理论群对于国家高度理性的假定。理论上，除非主导国为崛起国的实力增长设下难以逾越的障碍，使得冲突甚至是战争成为仅剩的政策选项，否则崛起国耐心等待权力转移的完成才是赢得大国竞争的最佳战略。为了修补上述理论缺陷，奥根斯基及库格勒(Jacek Kugler)二人对早期研究结果进行修正，认为崛起国最有可能在实力超过主导国时发动战争。⑥较之原初版本，修正后的理论似乎在逻辑上更加圆融。饶是如此，权力转移理论仍然存在诸多重大缺陷。其中最为致命且令人意外的便是忽略主导国主动挑起与崛起国冲突的可能性。⑦为此，奥根斯基等人辩驳道，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主导国缺乏修正当前体系的动机。⑧换言之，只有修正主义的崛起国才具有冲突意愿。显然，持此论者低估了主导国维持现状的决心，保罗·施罗德(Paul W.Schroeder)定义下的预防性战争就是体系主导国为了维持现状而发动的大国间战争。⑨
此外，当对具体案例进行解释时，权力转移理论暴露出了更多的理论缺陷。该理论群暗含诸多前提假设，其中崛起国的高风险接受度、对现状存在不满以及与主导国的实力接近等假设⑩往往与大量重要案例的实际情况存在出入。
首先，崛起国在面对体系主导国时往往呈现风险规避倾向。以一战前的德国为例，德国外交核心决策者，无论是相对温和的宰相贝特曼(Bethmann Hollweg)或标洛(Bernard von Bülow)，还是作风强硬的霍尔斯泰因(Friedrich Holstein)或基德伦(Kiderlen-Wchter)，都极力避免危机升级为战争，尤其忌惮与英国发生正面冲突。(11)军方高层中，在战前拥有重要影响力的海军元帅提尔皮茨(Alfred Tirpitz)也反对德国采取冒进的军事路线。(12)而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Ⅱ)虽然经常做出不惜一战的表态，但几乎众所周知的是，德皇的所谓好战通常只是虚张声势，在面临真正的战争风险时，皇帝本人恰是最为谨慎而保守的决策者。(13)七月危机高潮时，在德国收到塞尔维亚对最后通牒的答复之后，德皇最先表示满意并开始着手为局势降温。(14)当由于德国驻英大使利希诺夫斯基(Karl Max Lichnowsky)曲解英国外长格雷(Edward Grey)的立场，向德国错误反馈英国可能中立的消息时，德皇甚至不惜推翻以施里芬计划为蓝本的既定作战方案，要求暂停西线行军(15)，表现出了极高的风险规避倾向。通盘考虑德皇及下属文武系统的行为，很难说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愿意承担挑战体系主导国而带来的高风险。列维(Jack S.Levy)指出，在德国战前的政策偏好中，包括与英国为敌在内的世界大战是决策者极力避免的最劣选项。(16)
其次，崛起国对于体系现状的满意度并不仅仅取决于崛起国的实力增长。大量研究指出，体系主导国的包容程度以及国际机制对于权力格局变动的适应力影响崛起国对国际体系的修正欲望。如果主导国能够主动调整其领导下的国际机制以满足崛起国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崛起国畏于高昂代价及不确定性，暴力改变现状的意愿并不充足。(17)
与权力转移理论截然相反，预防性战争理论指出，权力转移过程中，主导国更具冲突倾向。该理论群中最为精致的动态差异理论认为，主导国在权力转移完成之前，参考权力的构成要素及转移速率、转移的不可避免性、主要大国的数目等因素，可能在崛起国羽翼未丰之时发动对其的预防性战争。(18)同为以实力对比及其变动趋势为核心变量的预防性战争理论相较于权力转移理论，内在逻辑更为自洽，但同样存在一定的论证缺陷和适用性问题。同权力转移理论一样，在权力转移完成之前，预防性战争理论刻画的体系性冲突概率是线性增长的——主导国的风险接受度越来越高，冲突意愿持续变强，但此间存在一个悖论。
权力转移节点的临近意味着双方实力的接近，首先带来的结果是冲突结局的不确定性增强，主导国战胜崛起国的概率在下降。其次，由于潜在冲突双方的势均力敌，体系性冲突的代价升高。在只考虑上述两大因素的情况下，主导国发动战争的预期收益，即冲突胜率与冲突纯收益的乘积在下降，其结果应当是理性国家的冲突动机消退。(19)鉴于主导国逐步增强的冲突意愿和同时下降的冲突预期收益，一个非线性的模型可能更贴近实际状况：主导国发动体系性冲突的可能性实际上并不随着权力转移节点的临近而简单地线性升高。在权力转移节点附近，主导国的理性决策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一情形反映到现实中表现为决策层面临冲突决策时的犹疑不决，除非主导国突然产生压倒性的风险承担意愿，或者开战的预期收益骤然增加，稳定的心理预期被打破，否则犹豫不决的状态不会改变。
具体到一战，不论针对俄国的预防性战争动机是否是德国开战的首要原因(20)，现有的预防性战争理论难以解释德国为何选择在1914年8月开战。该理论群指出俄国实力的迅速增长使得德国感到恐惧。为了避免德国战略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德国决心在1917年俄国完成战略铁路的修建、获得更好的战略机动能力之前对俄实施预防性战争。(21)然而单纯从风险接受角度看，随着1917年的临近，德国冒险开战的冲动应该愈发强烈，1915年、1916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要高过1914年。而从胜率角度考虑，1917年是窗口期关闭的年份，德俄军事实力被认为将从此开始强弱易位，施里芬计划要求的两线作战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22)为防止上述情况，德国应及早开战，但为何1910年、1912年甚至更早的年份中，德国却屡次按捺住开战冲动？因此，在预防性战争理论框架下，1914年无论从风险偏好角度看，还是从预期收益角度看，都不是开战的最佳时机。
事实上，既有的预防性战争理论至多只能告诉我们，为了防止国际结构出现不利于自身的变动，在权力转移彻底完成之前的整个过程中，实力占据优势地位的大国都可能故意挑起具有预防性质的体系性冲突。但预防性战争理论却无法告知我们具体在哪个时间点冲突最有可能爆发。
通过上述评述不难发现，同为强调结构变迁的理论，两大理论不约而同地指出主导国与崛起国实力差距的缩小是导致体系性冲突爆发的重要因素。在这些研究者眼中，一旦出现权力转移现象，体系性冲突甚至是大战将是难以避免的高概率事件。相应地，这类理论往往忽视特定事件对于体系性冲突爆发的激发作用。对这类理论而言，体系性冲突的爆发就像是班车一样，可以被推迟却无法被阻止。体系性冲突即使没有在T时期的危机后爆发，也会由T+1时期的危机引发。危机和危机之间既没有本质区别，也不存在相互影响。这也是结构性理论无法解答体系性冲突具体爆发时机的根本原因。因此有必要构建一个更为精致的理论框架。本文提出基于危机链而建构起的复合窗口期理论，希望能以此弥补结构主义理论所暴露的上述缺陷。
二、理论提炼：复合窗口期理论
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在构建窗口期理论时，依据不同的分类标准，识别出三类相对的窗口期：机遇期和脆弱期、长窗口期和短窗口期、内部窗口期和外部窗口期。(23)然而在研究方法上，埃弗拉将所有类型的窗口期操作为同一种自变量，在指出窗口期增强国家战争动机的内在因果机制时将所有类型的窗口期一概而论，并未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窗口期对国家战争决策会产生何种不同的影响。与此同时，虽然埃弗拉暗示了特定国家存在同时经历机遇期和脆弱期的可能性(24)，却未能进一步探讨两类性质不同的窗口期互相套叠时可能产生的影响，更未论及套叠后的两类窗口期各自变动及相互影响时会产生何种后果。本文尝试对既有窗口期理论进行修补，探讨脆弱期和机遇期以不同的方式复合，且各自形态产生变化时，会对国家的冲突决策产生何种影响，以期能更好地解释大国间，尤其是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发生体系性冲突的时机问题。
(一)危机链与窗口期形态的认知
无论是机遇期还是脆弱期，窗口期是不同于惯常状态的特殊时期。在窗口期，行为体原先的战略偏好会发生程度不等的变化，其根源在于窗口期往往由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事件意外触发，能够对行为体习以为常的行为模式产生冲击。(25)一般而言，行为体自身遭遇的重大危机开启脆弱期窗口，而竞争对手遭遇的危机则为己方开启机遇期窗口。
窗口期是国家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国际形势的非瞬时判断和预期。鉴于任何形式的窗口期，即使是短窗口期，都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其对国家的形势判断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单次危机并不足以使行为体形成关于窗口期的稳定信念，无法让行为体确信相关窗口期的持续时间。同时，由于国际关系的高度复杂性，随着预期的窗口期持续时长的增加，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行为体有时甚至无法判断单次危机打开的窗口期到底是机遇期还是脆弱期。一些短期看来由危机触发的脆弱期也存在历经一段时间之后转化成机遇期的可能性。行为体因此需要根据自身所经历的一系列危机事件对业已形成的窗口期认知不断地进行修正。而所谓修正又至少包括两种可能性：既有认知的强化或削弱。(26)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行为体选择性地接收与既有认知相符的信息，并倾向于对与既有认知存在矛盾的信息进行带有偏见的加工，使其符合既有认知，因而既有认知的强化相较于削弱更易于发生。(27)
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促使窗口期认知形成的危机链中，初始危机相较于后续危机对于认知形成有更强的影响力。(28)因为基于前在危机生成的既有认知将成为行为体对后续危机进行认知加工的基点。此外，危机在危机链中所处位序的重要性还表现为前在危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后续危机发生的概率。如果前在危机未能产生明确的胜负结果，后续危机则有很高的爆发可能性。(29)原因之一在于危机较量过程中，国家间诸如实力对比或真实意图之类的私有信息没有得到充分披露。(30)结果不明确的危机未能帮助行为体确定既有认知的正确性，行为体将倾向于在后续事件中采取类似的甚至更激烈的冲突手段再次尝试解决彼此间的矛盾。(31)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正如危机因其在危机链中所处位置的不同对于窗口期认知修正会具有不同的影响，危机链中单个危机的特性对行为体的认知修正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单个危机的意外性越强，对认知产生的修正效用越明显。低主观概率的危机一旦出现并印证了既有认知，则既有认知将得到极大的加强。而低主观概率危机的出现如果与既有认知产生抵触，则既有认知的信度将遭到削弱。(32)举例来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时德皇突然造访丹吉尔并发表激进的谈话、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亲德的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发表反德演说都对相关国家的国际形势认知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在经历了危机的反复发生之后，关于窗口期的相关认知不断地被修正进而逐渐转化成稳定的信念。而关于窗口期的信念一旦形成，由于信念本身所蕴含的极高主观信度，对于行为体的相关行为将产生很强的驱动力。(33)同样由于信念的稳定性，当出现与既有窗口期调性判断相悖的重大事件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行为体并不认为既有窗口期的调性被彻底逆转，而是认为在作为基调的长期窗口期之内，嵌入了一个更为短暂的异质性窗口期。这种复合窗口期的可能性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由于信念作为一种具有自我强化倾向的稳定认知结构，会对新感知到的、与既有认知矛盾的信息进行“扭曲”，以利于形成与既有信念的一致性；另一方面，这也符合信念的系统性特点：当构成行为体信念系统的非核心要素之间存在冲突时，除了矛盾要素之间的互斥之外，还存在着调和矛盾要素的可能性，即在不削弱既有信念的情况下，可通过构造一个更为超然的概念来包容既有要素与新进要素之间的认知冲突。(34)
总之，行为体基于危机事件对窗口期的调性、长短、偶然性等特性进行判断和不断修正，而其中危机是否频繁爆发、特定危机在危机链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危机本身及其结果的差异性对于行为体形成关于窗口期的信念是十分重要的。事实上，窗口期认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窗口期信念可以看作行为体进行决策时塑造的关于战略环境属性的一种观念结构，是行为体进行理性战略计算、形成政策偏好时所依据的基本参考要素。(35)
(二)窗口期的复合方式及对国家行为的影响
1.整体窗口期的时长变化
国家实际经历以及主观认知的窗口期长短并非一成不变。在对窗口期持续的大致时间形成先验判断之后，国家所经历的一系列意外危机事件可能改变国家所认知的窗口期长短。(36)窗口期的延长将降低国家采取行动的急迫性。在延长的窗口期中，由于国际实践的复杂性，主导国被允许有更多的时间来尝试不同的政策选项以应对崛起国。时间上的从容允许主导国有更多的犯错空间。与此同时，崛起国的崛起进程也将面临来自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更多的不确定性。双方发生权力转移的必然性下降，进而主导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必要性减少。(37)反之，如果由于突发事件的产生而使得窗口期突然缩短(38)，无论是主导国还是崛起国都可能被迫挑起体系性冲突，甚至诉诸战争这一终极手段。
2.机遇期与脆弱期的互嵌
正如埃弗拉所言，机遇期和脆弱期可能同时出现于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然而他以美日太平洋战争为例所指出的复合窗口期现象更像是两类窗口期的同步共存，即同时起止。(39)事实上存在另一种更为常见的两类异质性窗口期的套叠方式，即互嵌：作为基调的长期窗口期中嵌入一个较短的异质性窗口期。而机遇期和脆弱期的不同互嵌方式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结果。
大体上，将自身战略前景判断为机遇期的国家在突遇脆弱期时，可能采取更为保守的应对策略。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崛起国往往在权力转移发生之前选择韬光养晦，避免与主导国发生正面冲突。而预期自身将长期处于脆弱期的国家，例如持续衰落的守成国，当机遇窗口骤然打开时则更倾向于采取冒进的策略。国家对自身长期处境的悲观预期和对短期形势的乐观判断往往是战争爆发的重要观念条件。(40)上述假设亦得到前景理论的支持：置于收益框架内的行为体在进行决策时更偏好规避潜在的损失，而将自身框定为损失的行为体则更愿意为自己的前途冒险一搏。(41)此外，处于损失框架内的行为体在面临突如其来的机遇期时，由于无法确定未来是否还会出现类似的或更好的机会，为了规避不确定性，对其来说立即行动变得十分有必要。
3.内嵌窗口期的偶然性
除了两类窗口期的互嵌方式外，内嵌的短暂窗口期的偶然性也会对国家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而短暂窗口期的偶然性至少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一般、无差别短暂窗口期反复出现的频率，即所有与基调窗口期异质的短暂窗口期的再现频率(W[，1]、W[，2]……W[，t]、W[，t+1])。在这个维度上，内嵌的特定短暂窗口期的偶然性受到整个窗口期的长短变化影响。整体窗口期的缩短将会降低内嵌的异质性窗口期再现的概率。其次，特定短暂窗口期的独特性也同时影响偶然性的强弱(W与W＇)。前者单纯考虑短暂窗口期在特定时间段内出现的数目，不重视诸短暂窗口期之间的差异。后者则强调短暂窗口期之间的价值不等。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内嵌的短暂窗口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外套的基调窗口期的走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进行决策时所感知的成本与收益比。
就脆弱期内嵌机遇期来说，假设T时刻出现机遇期O[，t]，国家根据先前的经验以及对现时环境的把握，对T时间点后再次出现机遇期O[，t+1]进行一阶概率判断。同时，依据机遇期O[，t]的独特性，对之后出现类似价值的机遇期O＇[，t]的可能性进行二阶概率判断。一旦判定在整个脆弱期内，机遇期再次出现的总体概率较低，认为机遇期O[，t]具有不可重复的高价值，则判定该机遇期出现的偶然性高，此时国家将有极高的意愿采取激进措施。而机遇期内嵌脆弱期时，未来再次出现脆弱期F[，t+1]的可能性越高，当前脆弱期Ft越可能破坏机遇期时，国家越倾向于采取激烈措施防止脆弱期的再次发生。
三、案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逐渐浮现的基调脆弱期
1914年之前频繁爆发的连续性危机促使德国决策层不断修正关于德国所处国际环境及其走势的判断，最终形成一种信念——国际形势对德国而言愈发不利，协约国针对德国设置的战略包围圈正在逐渐合拢。而德国为了打破战略包围所做的若干次外交尝试要么无疾而终，要么适得其反。德国内部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大国间战争不可避免，战争是维护德国利益的唯一有效途径。而这一信念的确立使得德国对外交往时愈发偏好使用强制外交和战争边缘政策。(42)正如德国首相贝特曼所坦言的，随着一次又一次危机的反复爆发，德国所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大，进而被迫采取高风险的对外政策。(43)
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爆发，英国认为德国挑起此次冲突的用意在于离间刚形成不久的英法协约关系，在危机中表达了对法国的坚定支持。(44)而次年为解决摩洛哥危机而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德国外交陷入了自俾斯麦时代以来未曾有过的空前孤立，英法协约关系却借机得以巩固。(45)事实上，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恰恰是出于德国的精心盘算。德国原本完全有机会可以将摩洛哥问题的解决局限在法德两个当事国之间，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在与法国的双边外交博弈中达成目的。但过分乐观的德国错判了国际形势，认为美、意、奥三国都会支持德国依据1880年《马德里条约》提出的反对法国独占摩洛哥的主张(46)，进而刻意诉诸多边外交及大国协调机制来冲淡自身行为的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但会议的筹备及磋商过程却大大出乎德国的意料。非但美国没有如期站在德国一边，作为德国盟友的意大利甚至也完全站到了协约国一边，而奥匈帝国仅仅对德表现出了有限的支持。(47)会议的最终结果与事先预期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德国认识到统一以来骤增的实力尚未能转化成切实的国际影响力，德国所推行的世界政策面临着其他大国或明或暗的抵制。此次危机成为德国后续一系列外交挫折的肇始。而英法以此次危机为契机，逐步深化两国在军事战术层面上的配合。(48)原本旨在消弭两国之间殖民地矛盾、相互约束的协约关系(49)向军事同盟方向演进，及至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英法关系几乎牢不可破。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爆发后，一向被视为亲德派代表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发表了态度强硬的演说，表明英国为保护法国不惜与德国开战的决心。(50)而事后英国政府放任本国媒体对该演说进行不利于德方的解读，并未尝试引导舆论为局势降温。(51)来自亲德派的这次强硬表态以及事后英方的行为让德国朝野为之震动。(52)原本在德国强压之下准备让步的法国在英国介入之后立场翻转，趋于强硬，使得德国很自然地将最终的外交失败归因为英方的介入，英德矛盾反而凸显为这次危机的主要矛盾。(53)德国对于时局的判断进一步悲观。出于对未来的担忧，此前由于顾虑因扩军而引入平民兵源可能损害陆军质量，迟迟未下定决心的总参谋部决意开始扩充陆军。(54)德国各大媒体，甚至是一贯反战的不少左派媒体都支持开战。(55)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几乎成真的英德大战使德国对于欧洲大战爆发的可能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除了上述来自西线的诸多战略困境，奥匈和沙俄两大帝国在巴尔干的激烈争夺及其后果使德国更加确信自己对未来做出的悲观判断。历次巴尔干危机及战争的结果表明德国唯一可靠的盟友——奥匈帝国的实力正在进一步衰弱。一旦奥匈帝国从大国行列中降格，德国将独自面对来自协约国的战略压力。除了上述外交考量之外，军事方面，由于施里芬计划的内在缺陷，德国在未来可能爆发的大战初期将极度依赖奥匈帝国在东线战场的配合。该计划通过奥匈帝国主动进攻沙俄而非被动防守或者将主攻方向对准塞尔维亚来达到牵制俄军的目的，为德军攻下法国争取时间。(56)这一战略设计在对两国协同能力方面提出极高要求的同时，需要奥匈帝国做出螳臂当车式的自我牺牲，这无疑对其实力和意志力是一场考验。一个衰弱而又和德国离心离德的奥匈帝国绝无法满足这一战略要求。鉴于施里芬计划是德国战前唯一的作战方案，德国必须在极力拉拢奥匈帝国的同时保障后者的实力不至于过度损失以至于无力配合执行施里芬计划。
上述情形最终导致奥匈帝国所遭遇的任何危机都自动地转换成德国自身的危机，德国被迫为奥匈帝国采取的各种单边主义自利行为背书，越来越多地被卷入与德国核心利益关系不大的危机之中。这客观上进一步恶化了德国的战略处境。波斯尼亚兼并危机时，为了帮助奥匈帝国达成战略目的，德国通过近乎最后通牒式的施压迫使沙俄让步，但德国高层事实上已然意识到这场外交胜利可能得不偿失。标洛事后对德皇表示，这样的成功不会再现，不可故技重施。(57)德军参谋总长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则认为，在这场危机中，德奥虽然取得暂时的成功，但是战争的机会已经错过了；协约国日益强大，1909年的有利形势可能不会再出现了。(58)与此同时，由于兼并危机期间奥、俄外长的相互攻讦与外交讹诈，两国之间仅存的一点互信也丧失殆尽，奥俄矛盾愈发尖锐。
除此之外，同为德国盟友的意大利却将兼并危机视作动手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有利时机。意大利不仅积极与沙俄协调立场并签署《拉康尼基条约》以对抗奥匈帝国，更是在次年置德国在奥斯曼的诸多利益和相关战略部署于不顾，成为第一个动手肢解该国的大国。此举扩大了同盟三国之间本已存在的嫌隙，更为严重的是引发了巴尔干诸小国的效仿。由德国训练、武装的奥斯曼陆军的战败及领土割让导致塞尔维亚等一众斯拉夫小国的实力骤增及野心膨胀，很快就将矛头转向同样民族问题丛生的奥匈帝国。以塞尔维亚为代表的巴尔干诸国，不停地向奥匈境内输送极端民族主义及分离主义势力，以此蚕食奥匈帝国的机体。
与奥匈帝国的日益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俄国逐渐从因日俄战争而遭受的重创中恢复过来。几次危机中的被迫退让并未一劳永逸地削弱俄国，只是徒增俄国的不满及报复的决心。因波斯尼亚兼并危机而遭受挫败的俄国前外长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Petrovich Isvolski)转任驻法大使，于任内积极推动对法协调以抗衡德奥联盟。德国对于俄国实力增长同时伺机报复是有一定认识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后者带来的威胁。(59)
总之，历次危机之后，德国逐步做好了战争的物质及心理准备。事实上，欧洲各国广泛弥漫着一种战争不可避免的宿命感(60)，德国也概莫能外。各国军备竞赛的持续加剧都是为这一预想的宿命而进行的准备。德国通过陆军扩军法案，法国改行三年兵役制，俄国制定“大计划”——要求1917年前完成扩军整备以及战略铁路的修建。而法俄两国的举动却又都在削弱德国施里芬计划的可行性。(61)同时，军备竞赛的展开给各国带来极重的财政负担。德国内部不少人指出这种负担难以为继(62)，战争成为从眼下的慢性折磨中解脱出来的理想方案。在此背景下，著名的战争委员会于1912年12月8日召开，德皇会同军界首脑认真商讨了战争的可能性及其具体方案。此次会议的召开再次印证了德国对于局势的悲观判断。(63)
(二)内嵌机遇期的打开
如果说频繁爆发的历次危机使得德国认识到自身正处于一个长期的脆弱期中，军备竞赛清晰地勾勒出了这个脆弱期的时间节点，那么以1913-1914年英德缓和为首的一系列事件的集中爆发则预示着国际形势为德奥打开了一个内嵌于脆弱期中的宝贵机遇期(难以重复又极大地改善同盟国的短期处境)。
战前德国在进行开战决策时受到两大因素最为直接的影响：国际层面上是英国中立的可能性，为此德方进行了各种尝试以期获得英国的中立保证或者提高其中立的可能性；国内则是德国公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度，其中尤以掌握国会多数的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最为关键。(64)在1914年七月危机的紧要关头，德军在紧盯法军动向的同时，仍然采取了周密的防范措施，以免社民党通过号召大罢工来妨碍总动员。(65)
就英德关系而言，七月危机爆发之前，两国关系几乎处于20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佳状态。1913年，德国因国内财政紧张，无法同时与协约三国展开海陆并举的军备竞赛。当年2月，提尔皮茨宣布原则上接受英国提出的16∶10的造舰标准。(66)德国放缓了无畏舰的建造速度，事实上暂停了两国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此举移除了多年以来横亘在英德关系之间的首要障碍，为两国缓和创造了条件。(67)相近时期，奥、俄围绕巴尔干问题几近爆发战争，英、德险些被卷入。英国意识到欧洲大战的风险，为了防止因为与英国核心利益关系不大的巴尔干问题而被卷入战争，开始寻求与德国合作，约束各自阵营的盟友。在英德两国的密切配合之下，伦敦会议成功拆解了两次巴尔干战争埋下的全欧大战引信，成为大战爆发前欧洲协调机制的最后一次成功运作。英国外长格雷对此颇为得意，以至于七月危机期间不断援引此例，呼吁英德再次合作。(68)
海军竞赛的停止和巴尔干危机的化解为两国关系回暖创造条件的同时，以贝特曼为首的德国外交系统利用官方和民间管道双管齐下，对英国展开了一场精心设计的演出，试图以此进一步巩固来之不易的英德缓和。贝特曼等人希望给英国领导人营造出这样一种印象：德国内部存在主战和主和两个派系的斗争。而协约国，尤其是英国温和的对德政策将帮助德国政府内的鸽派取得政策制定的主导权，并引导德国走和平发展的路线。而相关研究显示，德方的计划成功影响了格雷的政策选择。(69)英国外长这一时期对德政策更加缓和，希望以此为德国鸽派的政策路线提供合法性，助其赢得内部权力斗争的胜利。1914年2月，贝特曼乐观地表示德英关系取得长足进步。(70)此外，英国和德国刚刚在葡属非洲殖民地、巴格达铁路问题上先后取得谅解，而英俄矛盾则因波斯问题再次发作。德国决策层正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之上做出英国战时可能中立的乐观判断。宰相确信，许多方面的迹象显示，如果俄法以挑衅者姿态出现，英国是否会积极参战是值得怀疑的。他甚至认为如果德国方面避免挑衅，英国会在法国被打败之后再进行干预。(71)
与此同时，英国此时恰巧也遭遇了极为严重的内政问题，这使得德国预判英国会无暇顾及巴尔干局势。(72)事实上，在1914年7月23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之前，爱尔兰独立暴动的确吸引了首相乃至内阁大多数成员的注意力。(73)也因为如此，英国外长格雷的个人行事风格和政策倾向极大地决定了七月危机时英国的危机管理政策。危机期间，为了避免法俄两国在获得英国的军事支持后有恃无恐地刺激德奥，同时限于英国内阁自身的立场分裂，格雷既无法也无意愿明确承诺英国在战时会与法俄组成军事同盟。同时，由于错误的历史类比，格雷试图复制在伦敦协调会议上英德紧密合作化解危机的成功经验(74)，以至于在危机尚有转圜余地的阶段，格雷所表述的英方立场始终暧昧不明，未能对德形成有效威慑。加之德国本身存在的愿望思维(75)，以及德国驻英大使利希诺夫斯基的个人疏忽(76)，德方一度错误判断英国极有可能会施压俄国，迫使其退让(77)，英国甚至存在战时保持中立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不在开战伊始便派兵投入大陆战场。(78)在德国主观认知中，英国这一关键的战争“制动阀”在1913年2月到1914年7月间的经常性缺位无疑增加了德国的战争冲动。
另一方面，由于七月危机本身的特性使然，对德国而言，于1913年打开的机遇期的价值进一步提升。虽然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德国舆论场已经充斥了大量的好战言论，但和平主义运动同样方兴未艾。(79)德国政要清楚意识到无法在缺乏民意支持的情况下发动战争。(80)而弑君行为引发的七月危机在德国民众中激起了普遍的悲愤及对奥匈帝国的同情，为德国军事支持奥匈帝国的强硬行动提供了良好的民意基础。同时，德国国内的最大反战力量社民党及其支持者，因为沙俄的劳工政策及其政体，一向对后者厌恶有加。七月危机触发的德俄战争显然比德英战争更易获得社民党的支持。因此，七月危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德国战争决策中的第二个制约因素——民意支持。战争被包装成是强加给德国的。(81)借此贝特曼成功说服社民党接受潜在的战争可能。社民党承诺不发动总罢工、局部罢工或使用其他手段阻碍动员或对外战争，并在帝国议会中给予了必要的支持。(82)
七月危机在国内层面的利弊权衡中显示出了极高的战略价值。除此之外，在国际战略互动层面，七月危机对德国来说也是难得的开战良机。由于涉及皇室的威信和正统性，德国认为沙俄可能会因厌弃弑君行为而放弃对塞尔维亚的庇护，而这增加了战争局部化的可能性。(83)从同盟管理角度看，德国更偏好投入一场因奥匈帝国自身问题而引发的战争，这样一来才能保证奥匈帝国坚定而高效的支持。反之，奥匈帝国极有可能像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那样，采取阳奉阴违的推诿战略，拒绝承担同盟义务。(84)贝特曼甚至认为，利用刺杀事件德奥将有机会对巴尔干诸国的联盟进行重组，拉拢奥斯曼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希腊，进而孤立塞尔维亚和沙俄。(85)
(三)内嵌机遇期的不可重复性
上文论述到七月危机本身的特性使得1913年末开启的机遇期的战略价值骤然提升，几乎达到历史峰值。而由于引爆此次危机的费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遇刺事件充满了大量的偶然性，德国很容易意识到，未来此类事件绝无重演的可能性。因而在可预见的未来，无论由于英德缓和而打开的机遇期是否能够继续维持，因七月危机的不可重复和奥匈帝国的持续衰败，整个机遇期的价值将不可逆地迅速降低，直至消失。1914年夏注定是最佳的开战时机。
6月28日爆发的萨拉热窝事件事实上由两次刺杀构成，这期间至少历经了三个关键节点才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首先，第一次刺杀尝试意外失败之后，大公拒绝了下属中断视察的请求，坚持前往医院看望在第一次刺杀中受伤的人员。其次，前往下一处视察地点的途中，大公座驾的司机由于未能获悉行程改变，驶入能够遇到凶手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的错误路线。最后，当司机为了更正路线而短暂停车时，大公的座驾恰好停在了凶手面前。(86)上述三个关键事件每一件单独发生的概率都相对较低，而三件事同时发生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只要在一个节点上采取不同的选择，历史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走向，而这意味着类似偶然性事件再次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同时，费迪南大公而非其他政要成为受害者对于危机的后续发展也至关重要。一方面，彼时能够像大公那样对德奥两国政策走向施加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屈指可数。费迪南丧生之前，奥匈帝国内部实际上逐渐形成了两个互有交集却又相对独立的决策圈。一个决策圈以老皇帝为核心，主要由内阁的正式成员构成，是帝国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另一个决策圈则围绕在大公身边，其对内主张激烈的政治改革，例如将奥匈二元帝国改制为多民族高度自治的多元联邦制，以削弱匈牙利的地位；对外主张和平，反对使用武力打击巴尔干诸国，更不同意兼并新的斯拉夫人口及其土地。这群人被视为影子政府，在皇帝的默许之下已经能够对帝国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力。(87)这套机制多年以来平稳运行，已形成某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果一切顺利，无论大公的主张未来是否能够顺利挽救帝国于将倾，内部权力交接都将颇为平顺而为帝国改革的展开创造一个良好的开局条件。但是，大公遇刺身亡打乱了这套行之有年的机制，使得帝国中兴战略的既定步骤被彻底打乱。这一切无疑沉重打击了奥匈帝国。
另一方面，由于主张以非暴力手段处理对外关系，大公是战前奥匈帝国国内最重要的反战力量之一。多次叫嚣对巴尔干小国进行预防性打击的奥匈帝国参谋总长康拉德(Conrad von Htzendorf)一定程度上因为费迪南的关系而一度被解除职务。(88)奥匈帝国内部的好战声音因此暂时得到抑制。通过政治改革而非借助替罪羊战争来重整国政的政策路线在奥匈帝国一度占据上风。(89)费迪南的遇刺身亡导致奥匈帝国内部的温和派趋于瓦解，主战派势力在整个战前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90)个内阁中唯一坚定反战的匈牙利首相蒂萨(Tisza de Boros-Jen)也最终被说服，同意在不兼并塞尔维亚的前提下发出令塞方难以接受的最后通牒。(91)
此后，除非德奥两国的皇帝本人遇刺，否则很难想象什么样的事件能够产生类似于大公遇刺的效果来彻底逆转大国的政策走向。可是两国皇帝成功被刺杀的概率小之又小。奥皇年老，深居简出，更不可能像大公一样选择一个敏感的时机亲身涉险。此外，大公遇刺之后，各国皇室的安保更加严密，其中又以德国为最。某种程度上，出于安全考虑，德皇甚至取消了出席大公葬礼的计划。(92)对德奥两国内部的主战派来说，类似能够为开战提供充足合法性、极大改善开战条件的事件必须加以利用，不容错失。
综上所述，进入20世纪之后，外交中遭遇的一系列严重挫折使得德国形成了关于自身陷入长期脆弱期的相关判断，而1913年起的英德缓和则为德国在战前打开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期。及至1914年，这个特殊年份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尤其是七月危机极大地改变了德国认知中复合窗口期的形态，其在放大机遇期价值的同时，使得整个窗口期的关闭期提前到来。换言之，由于机遇期的突然出现和极速放大，原本置于长期脆弱期认知框架下而形成的悲观预期和稳定的战争风险偏好被突然修正。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德皇和贝特曼等人尽管长久以来都认识到使用战争手段为德国谋取出路的必要性，但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却选择最终在七月危机时投入战争。七月危机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契机，帮助德国决策者们走出折磨他们许久的心理困境。(93)最终的结果便是酝酿已久的体系压力在1914年8月宣泄而出，引爆了20世纪影响最为深远的浩劫。
四、案例二：中美贸易争端
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虽然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冲突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且很可能只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一次阶段性集中爆发，但仍然能够利用复合窗口期理论对其爆发时机进行一定的解释与分析。与传统大国间战争只需单方开战行为就能触发战争不同，贸易摩擦螺旋升级为能够冲击体系稳定的大规模贸易争端必定经历一个针锋相对、互不妥协的对抗过程。因此，充分解释贸易争端的爆发时机问题至少需要回答两个问题：首先是美国为何选择在这一时机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其次是中国为何选择此时应对，而不在美方实施第一轮制裁之时退让。下文将利用复合窗口期理论分别回答这两个问题。
(一)美方的窗口期信念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虽然进入新常态，但经济体量壮大、质量提升的势头仍然迅猛。中国综合国力也借此跃上了一个新台阶。相近历史阶段，美国霸权遭到严重侵蚀。其实力的绝对优势地位虽然仍难以为其他国家所及，但在面对众多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时，相对优势却在逐步丧失。与此同时，美中两国与其他国家的实力差距逐渐拉开。对于物质结构的变动，作为体系主导国的美国表现得格外敏感而警惕，越来越将中国崛起视作一个打开美国战略脆弱期的整体性事件。
历史上，美国政界及学界习惯于对美国霸权进行周期性的检视和反思。每逢重大危机发生及被化解的时候，美国国内便会掀起一轮关于霸权是否衰退的论辩高潮，对可能挑战其霸权的竞争对手进行战略评估，并制定相应的对应策略。无论是解体的苏联还是陷入长期增长停滞的日本，都先后沦为美国霸权护持战略的“受害者”。近期研究显示，虽然美国政界及学界普遍对美国的绝对优势地位及其维持抱有信心，但大体都承认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优势正在消失。(94)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战略评估中，因中国崛起而打开的脆弱期存在恶化的可能性。近年来华府决策圈及智库逐渐形成共识，认为中国对美国霸权构成的威胁日益严峻，并判定往届政府奉行的对华接触加遏制战略已然失败，未能将中国塑造成美国想要的理想状态。他们认为对华战略必须调整，以便及早遏制中国(95)，否则美国相对优势的进一步丧失可能导致自身脆弱期窗口加速关闭，错失采取行动逆转权力转移进程的时机。通俗来说，中美战略竞争的临界点已经到来。(96)对华战略设计已经成了与霸权衰退及霸权护持高度相关的联动议题。在中国崛起态势尚不明朗的时期，美国认为自身领导地位所面临的挑战来源是多样的，范围涵盖从高政治到低政治的几乎所有议题领域。但是随着中国崛起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美国霸权的战略收缩不仅仅表现为军事力量在地理空间维度上的收缩，还表现为美国所关注的议题越来越狭窄，逐渐聚焦于和中国有关的传统安全领域。大国竞争再次占据主要议程。
如果说上述大趋势变动勾勒出了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图景的大致轮廓，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执政后期至今中美战略互动时双方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则不断地具体化、修正中美各自持有的窗口期信念。螺旋上升的互不信任乃至敌意导致美方的脆弱期信念不断被强化，并使美国将脆弱期的存在更为明确地归因为中国崛起。
军事方面，中国军事能力的投射范围持续扩大。以海洋战略经营为例，通过岛礁建设、政权建设以及军事建设，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地位得到空前改善。(97)原本囿于软硬件限制只具备被动防御、早期预警功能的相关岛屿已经建设成海空军实施远海防御作战的重要战略支点。这在为各国自由航行安全提供保障的同时，有利于中国扼守住重要的海上通道。(98)就海军战舰保有数量而言，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统计，近年来中国海军在战舰数量上超越了美国海军。(99)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预测，中国将大大提前于原定日期(2035年)完成国防现代化目标。(100)届时美国海军在西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将被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中国凭借多边合作机制以及各种双边措施改善同南海周边国家关系，有效地使得南海争议降温，美国“离岸平衡”的战略支点出现一定程度的动摇。上述事态的发展无疑令美国这样一个以海权为根基的霸权国倍感压力，行动上则表现为更频繁地直接介入南海事务，公开否认中国对于南海的主权主张，派舰驶入争议海域以彰显美军的军事存在及地区影响力。(101)
经济方面，中国经济总体规模不断壮大、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以往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产业互补关系逐渐转变为竞争关系。尤其对于美国而言，一旦中国产业升级完成，中国经济将在“质”和“量”两方面同时对美国首要经济体地位构成严重挑战。2015年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则被认为是中国尝试通过国家重点扶植的宏观手段帮助中国经济在质量上追赶美国的重要举措。(102)
值得注意的是，该计划提出“用三个十年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的战略规划实际上为中美制造业乃至整体经济实力的“权力转移”设置了明确的时间节点。对于认真对待这份文件的美国而言，相关节点等同于为其设定了窗口期关闭的最后期限。明确而紧迫的竞争时程刺激美国选择高风险、高代价的强硬政策回应相关挑战。回顾本次贸易争端过程中美国升级关税壁垒时白宫和贸易代表办公室所发布的公告，不难发现美国对于《中国制造2025》的忌惮程度远超其对于所谓贸易平衡的重视。历次公告反复强调《中国制造2025》对中美两国产业竞争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103)此外，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中国在进行战略规划时习惯于设置非常清晰的目标完成时间节点。无论是邓小平时期提出的“三步走”战略，还是中国共产党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设定的更为细致的战略目标，都如期甚至提前完成。这一系列成就无疑将强化美国的相关信念：中国政府大概率能够在未来完成规划的战略目标。具体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完成之时中国国力将以其制造业的成功升级为基础迈上更高的台阶。如果放任这一趋势而不加管控，届时美国霸权将遭遇更为严峻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时间节点与中美经济规模易位的时间节点形成呼应，共同设置了一个美国窗口期关闭的最后限期区间。(104)前白宫首席战略专家史蒂夫·班农(Stephen Kevin Bannon)曾表示：“美国如果持续失败，未来5年，至多10年，就会到达一个无法扭转的节点。”(105)2020年2月，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在美国顶尖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公开演讲中也明确表示：“5G技术是下一代工业系统的中枢神经。而全球5G技术的版图将在未来五年内奠定。能否在这一窗口期内战胜华为将决定美国及其盟友是否能够维持长期的竞争优势，以免将主导权拱手让与中国。时机转瞬即逝，必须尽快行动。”(106)
当上述物质性结构和观念性结构同时完备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则成了理所当然的结果。根据复合窗口期理论，随着窗口期关闭的节点日益临近(2030年左右)，处于脆弱期中的国家行为体越加倾向于采取高风险的投机主义行为。美国为维持霸权采取激进政策，故意挑起与崛起国的冲突完全符合理论预期。
与此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美谨慎地将双方冲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下，并未在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阶段爆发过严重的武装冲突。几次两国海空军的“近距离接触”都得到了及时管控。在尚无严重前在危机巨幅提升国家风险承担意愿的情况下，体系战争的高成本有效抑制了美国采取军事手段逆转脆弱期的意愿。(107)其次，根据美国战略判断，2030年左右关闭的脆弱期给美国留下了一定的操作空间，尚未急迫到动用战争这一终极手段来逆转权力转移进程。总之，鉴于中美战略竞争总体呈现斗而不破的局面，美国要实行遏制战略以规锁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在贸易领域制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冲突可以说是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的战略选择。选用贸易争端作为因应之策，既是本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偏好，更是基于当前美国复合窗口期认知得出的最优解。
此外，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之后，美国的战略收缩客观上降低了中美战略相互依赖，进而提升了美国的战略自主性。(108)美国在全球治理、伊核、朝核等需要中国密切配合的问题上的立场后退或冷处理，客观上降低了对中国合作的需求，进而对其而言，当中美关系受损之后，中方不合作行为导致的损失也相应减少。这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打压中国开启了一个短暂的机会窗口。
(二)中方的窗口期信念与针锋相对的反制策略
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争端的过程呈现出懦夫博弈的基本特征。而双方的实力接近以及冲突决心的具备则是懦夫博弈式互动方式出现的必要条件。其中，冲突决心尤其受到窗口期信念的影响。具体到本案例，经贸领域可以说是中美两国实力最为接近、相互依赖程度最深的领域之一，因而也是中方与美国对抗的最佳场域之一。更重要的是，中方关于自身处于战略机遇期以及美方可能利用经贸制裁手段反复制造脆弱期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中方强势回击美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决心，弥补了因实力相对较弱而可能导致的决心不足问题。
中国对于自身处于机遇期的最初判断形成于21世纪初的头两年，且此后得到反复确认。以2001年12月正式入世为契机，中国进入了一个GDP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为期至少1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期，国家实力在此期间极速膨胀。另一方面，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政府上台伊始原拟的对华强硬战略因“9·11”事件的爆发而被搁置。2001年9月30日发布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只强调“亚洲地区可能出现一个拥有可怕资源的军事竞争者”(109)，只字未提所谓的“中国威胁”。而2002年9月，小布什政府任内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提及中国时，措辞颇为“平衡”。在批评中国内政和军事发展模式的同时(110)，强调“欢迎一个强大、和平、繁荣的中国的出现”(111)。作为影响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最关键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稳定无疑为中国迎来一个战略机遇期奠定了重要的外部基础。在上述背景之下，2002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做出中国处于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112)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13)即使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之后，2010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仍然维持了关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114)
面对中国外交日益积极进取的表现(115)，美国采取的因应策略一度使得中国的外部环境复杂化。无论是奥巴马政府任内提出的“重返亚太政策”还是“亚太再平衡战略”，都试图通过对于有限战略资源的重新部署，应对中国在区域乃至整个国际体系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军事上，这一时期的美国一方面致力于巩固在西太地区的既有军事同盟关系，另一方面计划同步调整美军在海外的军力部署。2012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宣布美国将在2020年前把60%的美国舰机部署到太平洋一侧。(116)经济上，美国企图通过打造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区域自贸安排，降低域内国家对于中国的经济依赖，阻止“二元两极”格局的进一步确立。(117)受此影响，不少与中国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纷纷在这一时期将原本搁置的同中国的分歧重新提上议事日程。(118)然而，尽管出现了上述情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确认战略机遇期尚未结束(119)，这显示出决策层对于中国所处战略窗口期的性质判断仍然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2018年3月，中美贸易争端爆发并不断升级。2018年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坚持中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120)
尽管精心培育多年的中美关系在贸易争端中遭到了重创，且贸易领域的争端正在向科技、金融、文化交流等领域延烧，基于多种原因，管控得当的贸易争端短期内却大概率不会改变中国对于自身当前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首先，以综合国力论，当前中国和最初做出战略机遇期判断时的中国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国力尚弱时，中国自身发展严重依赖于外部环境。尤其是在中美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既无法承受与美冲突而产生的代价，亦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取代对美依赖。而当前中美相互依赖中的不对称性有所降低，同时中方表现出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也得到了一定缓解。其次，美国霸权的相对衰退导致中国同其他力量中心构建的双边关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中美关系恶化给自身带来的负面影响。21世纪以来，体系结构压力的日益放松导致欧盟、日本等美国的传统盟友在执行对外政策时的自主性显著提升。新兴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也逐渐加强。而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原则的指导下，大大降低了对国际公共产品以及盟友间俱乐部产品的霸权供给，加剧了上述态势。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意味着存在中国可以加以利用的分散来自美方压力的战略腾挪空间。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内部发展的行稳致远而非外部环境的稳定成了中国判断自身所处战略窗口期属性的主要依据和考量因素。鉴于国内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决策层在可见的未来有极大的概率将继续维持本国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而这一判断是中国进行外交决策时的重要认知框架。根据复合窗口期理论的预期，处于机遇期的崛起国面对主导国的挑衅会选择隐忍的保守策略。而当主导国和崛起国之间爆发重大冲突开启崛起国的脆弱期时，崛起国对于未来类似冲突再次爆发的概率预期越高，越倾向于采取激进措施以防机遇期遭到反复性危机的侵蚀。
此次中方之所以选择强力回应美国的制裁措施(121)，其中一大原因无疑在于中国的国家实力有了显著提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美方重要的贸易伙伴，中方既能够抵御住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而带来的损失，又具备一定的实力让美国为其单边行为付出代价。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中方的坚决反击有利于通过增加美方的机会成本以达到抑制其反复使用类似手段的目的。鉴于当前中美战略竞争日益白热化，如果在面对美国威胁伊始便选择简单退让，很可能会鼓励现任乃至之后的美国政府反复使用相关政策，“温水煮青蛙式”地不断耗损中方的战略资源，因此中方有反击的必要。此外，强硬反击美国单边政策所释放出的诚意信号，彰显中方在处理类似斗争时的决心，加强了中国在与其他大国进行博弈时的威慑可信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其他大国轻易效法美国行为而带来的连锁反应。
在发动对华贸易争端的同时，美国向其盟国乃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颇有试图打造对华包围“竹幕”的意味。(122)此外，不少国家或超国家组织也内生性地出现调整对华战略的需求。举例来说，由于内部成员国的对华防范意识抬头，欧盟也在相近时期主动调整了对华战略。2016年6月欧盟委员会通过的《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在强调中欧合作重要性的同时对中方的内政外交亦多有指摘，这表明由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的中欧双方互不信任和互不理解的情况有所加剧。这份带有指标性意义的重要文件事实上在将中国定性为重要合作伙伴的同时，突出双方之间的竞争关系。(123)文件还强调欧盟要与其他伙伴国家尤其是美国协调立场，一同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124)如果按照传统现实主义观点来看，上述战略思路实际上已经带有一定的外制衡色彩。中方无疑明白个中挑战。欧盟上述对华政策的调整具体在经贸领域突出表现为欧盟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多、涉案金额高，贸易摩擦形式多样化，涉及产业广泛化。(125)不仅如此，欧盟明确地将贸易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挂钩，提出贸易政策要服务于欧盟的价值观。(126)在《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中，欧盟强调中国存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制性技术转移、国有企业补贴等一系列与欧盟价值观相违背的问题，其口吻与美国如出一辙。
结合上述因素来看，如果不加干预，欧盟很有可能在中美贸易出现严重冲突时效仿美国的做法。鉴于中方在与美国互动时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势必为欧盟所注意，中国在贸易争端中的强硬表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间接威慑意味，有助于避免对华强硬政策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在诸如欧盟这样重要的行为体间扩散。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美国尽管坚持认定自身仍然并将持续处于霸权地位，但愈发将中国崛起视为一个开启了美国脆弱期的整体性事件，而解决霸权危机的机遇期窗口很快就可能因为中国实力的稳步上升而关闭。与此同时，近年来中方一系列的国内发展及国际实践使美国进一步明确了上述认知，加之窗口期关闭节点的迫近，最终导致本届美国政府决心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对中国崛起的势头加以遏制。由美方挑起的对华贸易摩擦乃至蔓延至双边关系其他领域的龃龉都是上述窗口期信念的具体行为表现。中国不惧贸易摩擦升级，坚决回击美方挑衅则是基于自身尚处于机遇期中的基本判断。面对特朗普政府的霸道行为，中方为了防范美国过于频繁地利用类似措施而导致中方的内嵌短期脆弱期频现，采取针锋相对策略，利用“未来阴影”的设置，通过改变美方采取类似单边政策的支付矩阵以使未来的美国政府在决定采取对华强硬政策前有所顾忌；同时，中美双方冲突性互动产生的巨大损失可以被视为一种诚意信号，既揭示对华强硬战略的代价沉重，亦彰显中方的决心，进而提升中方威慑的可信度以惩前毖后，降低其他大国效仿或追随美国的意愿，有助于更有效地维护好至关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结构主义理论视角下的危机如同鱼贯而行的班车排布在时间轴上，而权力转移的时间点则如同被设定好的末班车时刻表。但在实力对比发生逆转之前，体系性冲突将于哪次危机之后爆发一如在末班车之前选择搭乘哪一列班车一样，是理论盲点，无从获悉；同时不同班次之间的差异对于何时登车的影响并未被纳入考量。既有的连续性危机理论或对抗关系理论则揭示了体系性冲突爆发的滥觞。体系性冲突根源的培植过程如同被逐渐注满火药的木桶，然而引爆火药桶的火星的下落时机却无法被理论化。(127)持续升高的对抗关系可谓有始无终。(128)换言之，两类理论刻画的体系性冲突爆发高危期的时间区间都是单侧闭合的，体系性冲突爆发的概率只是随着实力的接近或历经危机次数的增加而单调增长。
本文建构的复合窗口期理论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理论中存在的“放射性”、单调性缺陷，进一步缩小了体系性冲突的爆发时机可能落在的时间预期范围，为解释乃至预测体系性冲突的爆发时机提供了一个可能更为精致的理论框架。此外相较于既有的冲突时机理论，复合窗口期理论的另一个优点在于：该理论以危机为枢纽，利用连续性危机理论解释导致体系大国间尤其是主导国与崛起国间结构性矛盾的生成路径，同时并未牺牲对危机个体特性的强调，因而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因结构化而产生的必然性和由互动带来的偶然性两者之间的对立。(129)
感谢吴征宇、漆海霞两位老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①George F.Kennan,The Decline of Bismarck's European Order:Franco-Russian Relations,1875-1890(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3.
②政要的相关发言中，最直白的当数安倍晋三在2014年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隐喻。相关严肃讨论参见：Richard N.Rosecrance and Steven E.Miller,ed.,The Next Great War? The Roots of World War I and the Risk of U.S.-China Conflict(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4).
③Richard Ned Lebow,"Windows of Opportunity:Do States Jump Through Th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No.1,1984,p.151.
④Michael Brecher,"Crisis Escalation:Model and Finding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7,No.2,1996，pp.219-220; Gary Goertz and Paul F.Diehl,"The Empirical Importance of Enduring Rivalrie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18,No.2,1992,p.161.
⑤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p.333.
⑥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p.59-61.
⑦Jonathan M.DiCicco and Jack S.Levy,"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3,No.6,1999,p.694.
⑧Jacek Kugler and A.F.K.Organski,"The Power Transition: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in Manus I.Midlarsky ed.,Handbook of War Studies(London:Unwin Hyman,1989),pp.187-188.
⑨Paul W.Schroeder,"Preventive Wars to Restore and Stabiliz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37,No.1,2011,p.96.
⑩Jonathan M.DiCicco and Jack S.Levy,"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3,No.6,1999,p.682,p.696.
(11)Konrad Hugo Jarausch,The Enigmatic Chancellor:Bethmann Hollweg and the Hubris of Imperial Germany(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58; Margaret MacMillan,The War that Ended Peace:How Europe Abandoned Peace for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Profile Books,2013),p.95; Jack Snyder,"Civil 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1914 and 1984,"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No.1,1984,p.126; Mark Hewitson,"Germany and France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A Reassessment of Wilhelmine Foreign Policy,"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115,No.462,2000,p.594.
(12)Jack S.Levy,"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Vol.40,No.1,1987,p.105.
(13)Annika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112; "Sir A.Nicolson to Sir Edward Grey,No.424," in G.P.Gooch,et al.,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Vol.5:The Near East:The Macedonian Problem and the Annexation of Bosnia,1903-9)(London:Johnson Reprint Company Ltd.,1928),p.479.
(14)"Der Kaiser an den Staatssekretr des Auswrtigen,Nr.293," in Karl Kautsky,et al.,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Zweiter Band)(Berlin: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1921),p.18.
(15)Marc Trachtenberg,"The Meaning of Mobilization in 1914,"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3,1990/91,p.141.
(16)Jack S.Levy,"Preferences,Constraints,and Choices in July 1914,"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3,1990-1991,p.159.
(17)G.John Ikenberry,"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3.0:America and the Dilemmas of Liberal World Ord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7,No.1,2009,pp.80-83; Richard Haass,"How a World Order Ends:And What Comes in Its Wake," Foreign Affairs,Vol.98,No.1,2019.
(18)韦宗友：《对大战起源的另一种现实主义解读：评〈大战的起源〉》，《美国研究》2002年第4期，第136—137页。
(19)Michael P.Colaresi and William R.Thompson,"Hot Spots or Hot Hands? Serial Crisis Behavior,Escalating Risks and Rival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4,No.4,2002,p.1192.
(20)德国在七月危机期间多次判断俄国不会介入奥塞冲突，且采取措施降低俄国介入的可能性。试问如何发动一场目标国不参与的预防性战争？相关措施包括但不仅限于敦促奥匈帝国尽快行动；继续德皇的巡游；要求德国媒体保持沉默；显示支持奥匈帝国的决心以威慑俄国；佯装对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内容不知情；劝说奥匈帝国不要对塞尔维亚提出领土要求，不进行针对俄国的局部动员。分别参见：Imanuel Geiss ed.,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London:B.T.Batsford Ltd.,1967),p.77；"Der Staatssekretr des Auswrtigen an den Gesandten im kaiserlichen Gefolge,Nr.67," in Karl Kautsky,et al.,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Erster Band)(Berlin: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1921),p.95; "Der Reichskanzler an den Staatssekretr für Elsa-Lothringen,Nr.58," 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Erster Band),p.85; "Der Staatssekretr des Auswrtigen an den Botschafter in London(Privatbrief),Nr.72," 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Erster Band),p.100; Imanuel Geiss ed.,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p.129.此外，需要澄清的是，在既有史学及理论研究中，相对于英国而言，德国被视为崛起国；而在德俄战略互动中，德国则更多地被界定为主导国或优势国。一战前列强实力的接近及持续变动是造成这一双重定位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就此问题提出的质疑。
(21)Fritz Fischer,War of Illusions: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trans.by Marian Jackson(New York:W.W.Norton,1975),p.173,p.427.
(22)Jack Snyder,"Civil-Military Relations and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1914 and 1984,"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9,No.1,1984,p.115.
(23)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24)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第101—102页。
(25)Paul F.Diehl and Gary Goertz,War and Peace in International Rivalry(Ann Arbor,MI: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1),p.140;朱立群、聂文娟：《社会结构的实践演变模式：理解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另一种思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第15—16页。
(26)Jonathan Renshon,"Stability and Change in Belief Systems:The Operational Code of George W.Bush,"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52,No.6,2008,p.826.
(27)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Beliefs," Political Psychology,Vol.27,No.5,2006,p.651.
(28)Gary Goertz,Bradford Jones and Paul F.Diehl,"Maintenance Processes in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9,No.5,2005,p.747,p.765.
(29)Douglas M.Stinnett and Paul F.Diehl,"The Path(s)to Rivalry:Behavioral and Structural Explanations of Rivalry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3,No.3,2001,p.720.
(30)Jack Snyder,"Better Now Than Later:The Paradox of 1914 as Everyone's Favored Year for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9,No.1,2014,p.73.
(31)Gary Goertz,Bradford Jones and Paul F.Diehl,"Maintenance Processes in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9,No.5,2005,p.750.
(32)B.Gregory Marfleet and Hannah Simpson,"Cognitive Responses by U.S.Presidents to Foreign Policy Crises:Belief Changes in Response to Positive or Negative Experiences," in Stephen G.Walker et al.,Rethink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States,Leaders,and the Microfoundations of Behavior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Routledge,2011),p.215.
(33)Robert Jervis,"Understanding Beliefs," Political Psychology,Vol.27,No.5,2006,pp.656-657.
(34)Robert P.Abelson,"Modes of Resolution of Belief Dilemma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No.4,1959,p.346.
(35)对于战略环境属性的判断可被归类为哲学信念或诊断式信念。相关定义分别参见：Alexander L.George,"The 'Operational Code':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3,No.2,1969,pp.201-205; Jack S.Levy,"Learning and Foreign Policy:Sweeping Conceptual Minefie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1994,p.285.
(36)Richard Ned Lebow,"Contingency,Catalysts and Nonlinear Change: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in Gary Goertz et al.,Explaining War and Peace:Case Studies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Counterfactuals(New York:Routledge,2007),p.95.
(37)Dale C.Copeland,The Origins of Major War(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0),p.20.
(38)就脆弱性窗口期(简称脆弱期)而言，本文所定义的窗口期的提前结束指的是权力转移节点的提前到来，此后失去开战条件。脆弱期结束旋即进入平常期或机遇期不在文本的讨论范围之内。
(39)斯蒂芬·范·埃弗拉：《战争的原因》，何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1—104页。
(40)杰克·斯奈德：《与其等待，不如现在：悖论1914——所有人都认为最适合开战的一年》，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等主编：《下一次大战？“一战”的根源及对中美关系的启示》，陈鑫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年，第59页。
(41)王国欣、刘建华：《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关系模式——前景理论对权力转移理论的修正》，《国际论坛》2017年第5期，第59页。
(42)David Stevenson,"Militarization and Diplomacy in Europe before 1914,"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2,No.1,1997,p.129.
(43)Mark Hewitson,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Oxford:Berg Publishers,2004),p.187.
(44)"Sir Edward Grey to Sir A.Nicolson,No.200," in G.P.Gooch,et al.,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Vol.3:The Testing of the Entente,1904-6)(London:H.M.Stationery Office,1928),p.162; "Sir Edward Grey to Sir F.Lascelles,No.296,"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Vol.3:The Testing of the Entente,1904-6),p.263.
(45)Fritz Fischer,War of Illusions: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trans.by Marian Jackson(New York:W.W.Norton,1975),p.57.
(46)"Holstein to Bernhard von Bulow,Berlin,5 April 1905,No.882," in Norman Rich and M.H.Fisher,ed.,The Holstein Papers:The Memoirs,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 of Friedrich von Holstein,1837-1909(Vol.IV:Correspondence 1897-190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pp.328-329.
(47)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李世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9页。
(48)Eugene N.Anderson,The First Moroccan Crisis:1904-1906(Hamden,CT:Archon Books,1966),pp.337-340.
(49)Paul W.Schroeder,"World War I as Galloping Gertie:A Reply to Joachim Remak,"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44,No.3,1972,p.325; Keith M.Wilson,"Imperial Interests in the British Decision for War,1914:The Defence of India in Central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0,No.3,1984,pp.189-190.
(50)"Extract from Speech of Mr.Lloyd George on July 21,1911,at the Mansion House,No.412," in G.P.Gooch,et al.,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Vol.7:The Agadir Crisis)(London:Johnson Reprint Company Ltd.,1932),pp.391-392.
(51)Geoffrey Barraclough,From Agadir to Armageddon:Anatomy of a Crisis(New York: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1982),p.131.
(52)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41页。
(53)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李世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2页。
(54)Terence Zuber,Inventing the Schlieffen Plan:German War Planning 1871-191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14.
(55)Mark Hewitson,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Oxford:Berg Publishers,2004),p.70.
(56)Norman Stone,"Moltke-Conrad:Relations between the 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General Staffs,1909-14,"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9,No.2,1966,pp.208-209.
(57)Luigi Albertini,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Vol.1),trans.by Isabeila M.Masse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p.287.
(58)Jonathan Mercer,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p.148.
(59)William C.Wohlforth,"The Perception of Power: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Vol.39,No.3,1987,pp.361-362.
(60)David E.Kaiser,"German and the Origin of First World War,"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5,No.3,1983,p.463.
(61)Jack S.Levy,"The Sources of Preventive Logic in German Decision-making in 1914," in Jack S.Levy et al.,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tructure,Politics,and Decision-Mak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152.
(62)Niall Ferguson,"Public Fina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The Domestic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Revisited," Past & Present,No.142,1994,p.164.
(63)Fritz Fischer,War of Illusions:German Policies from 1911 to 1914,trans.by Marian Jackson(New York:W.W.Norton,1975),p.164.
(64)Konrad H.Jarausch,"The Illusion of Limited War:Chancellor Bethmann Hollweg's Calculated Risk,July 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Vol.2,No.1,1969,pp.66-67.
(65)Geoffrey Barraclough,From Agadir to Armageddon:Anatomy of a Crisis (New York:Holmes and Meier Publishers,1982),p.22.
(66)Patrick J.Kelly,Tirpitz and the Imperial German Navy(Bloomington,I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1),p.345.
(67)T.G.Otte,"Entente Diplomacy v.detente,1911-1914," in Dominik Geppert et al.,The Wars before the Great War: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269.
(68)"Sir Edward Grey to Sir H.Rumbold(Berlin),No.41," in G.P.Gooch,et al.,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1898-1914(Vol.11:The Outbreak of War:Foreign Office Documents,June 28[th]-August 4[th],1914)(London:Johnson Reprint Company Ltd.,1926),pp.33-34.
(69)Michael Ekstein,"Sir Edward Grey and Imperial Germany in 19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6,No.3,1971,pp.128-129.
(70)Mark Hewitson,Germany and the Cau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Oxford:Berg Publishers,2004),p.178.
(71)弗里茨·费舍尔：《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何江、李世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6页。
(72)John C.G.Rhl,"Goodbye to all that(again)？The Fischer Thesis,the New Revisionism and the Mean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1,No.1,2015,p.165; Jérme aan de Wiel,"1914:What Will the British Do? The Irish Home Rule Crisis in the July Crisi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37,No.4,2015,p.666.
(73)Zara S.Steiner,Brita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91),p.216.
(74)Jared Morgan McKinney,"Nothing Fails Like Success:The London Ambassadors' Conference and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41,No.7,2018,p.948.
(75)Richard Ned Lebow,Between Peace and War:The Nature of International Crisis(Baltimore,M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4),p.135.
(76)Christopher Clark,"Sir Edward Grey and the July Crisi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Vol.38,No.2,2016,p.335; Michael Ekstein,"Some Notes on Sir Edward Grey's Policy in July 1914,"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15,No.2,1972,p.322.
(77)P.H.S.Hatton,"Britain and Germany in 1914.The July Crisis and War Aims,"Past & Present,No.36,1967,p.142.
(78)Michael R.Gordon,"Domestic Conflic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The British and the German Case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46,No.2,1974,p.194-195.
(79)徐蓝：《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世界历史》2014年第1期，第5—7页。
(80)David E.Kaiser,"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55,No.3,1983 p.472.
(81)詹姆斯·雷塔拉克：《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王莹、方长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
(82)"Protokoll der Sitzung des k.preuischen Staatsministeriums am 30.Juli 1914,Nr.456," in Karl Kautsky,et al.,Die Deutschen Dokumente zum Kriegsausbruch(Zweiter Band)(Berlin: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1921),p.178.
(83)Imanuel Geiss ed.,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London:B.T.Batsford Ltd.,1967),p.71.
(84)James Joll,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New York:Longman Inc.,1990),p.49.
(85)Konrad H.Jarausch,"The Illusion of Limited War:Chancellor Bethmann Hollweg's Calculated Risk,July 1914,"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Vol.2,No.1,1969,p.57.
(86)Gordon Martel,The Month That Changed the World:July 191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79-81.
(87)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London:Penguin Group,2012),pp.107-108.
(88)Christopher Clark,The Sleepwalkers: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London:Penguin Group,2012),p.110.
(89)Graydon A.Tunstall,Jr.,"Austria-Hungary",in Richard F.Hamilton et al.,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25.
(90)Richard Ned Lebow,Forbidden Fruit:Counterfactual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85.
(91)Imanuel Geiss ed.,July 1914: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Selected Documents(London:B.T.Batsford Ltd.,1967),pp.141-142.
(92)梅然：《德意志帝国的大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14页。
(93)Richard Ned Lebow,"Contingency,Catalysts and Nonlinear Change: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 in Gary Goertz et al.,Explaining War and Peace:Case Studies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Counterfactuals(New York:Routledge,2007),p.98.
(94)赵华、夏鸣：《美国视角下的霸权衰退——基于对1999-2015年〈外交〉刊文的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4期，第153页。
(95)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第48—49页。
(96)王帆：《美国对华战略：战略临界点与限制性竞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年第1期，第137—140页。
(97)祁怀高：《近年来中国在南海的存在格局、面临挑战及因应之策》，《国际论坛》2018年第1期，第8—10页。
(98)周桂银：《中国南沙岛礁建设的战略战术博弈》，《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4期，第56—61页。
(99)必须指出的是，美国海军战舰总数虽然相对较少，但大吨位舰艇的占比更高。参见：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Implications for U.S.Navy Capabilities—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March 18,2020,p.23,https://fas.org/sgp/crs/row/RL33153.pdf，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
(100)Harry B.Harris Jr.,"Statement of Admiral Harry B.Harris Jr.:U.S.Navy Commander,U.S.Pacific Command before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U.S.Pacific Command Posture," February 14,2018,pp.7-8,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AS/AS00/20180214/106847/HHRG-115-AS00-Wstate-HarrisJrH-20180214.pdf，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
(101)陈慈航：《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华政策转向——基于强制外交与威慑理论的考察》，《当代亚太》2019年第3期，第119页。
(102)U.S.Chamber of Commerce,"Made in China 2025:Global Ambitions Built on Local Protections," March 5,2017,p.6,https://www.uschamber.com/sites/default/files/final_made_in_china_2025_report_full.pdf，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
(103)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Under Section 301 Action,USTR Releases Proposed Tariff List on Chinese Products," April 2,2018,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18/april/under-section-301-actionustr，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The White House,"Statement on Steps to Protect Domestic Technolog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from China's Discriminatory and Burdensome Trade Practices," May 29,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steps-protect-domestic-technology-intellectual-property-chinas-discriminatory-burdensome-trade-practices/,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The White House,"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 June 15,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president-regarding-trade-china/，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
(104)相关研究显示，如果两国维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经济规模大约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参见：Anthony H.Cordesman,"China and the U.S.：Cooperation,Competition and/or Conflict:An Experimental Assessment(Full Report)," Center for Strategy & International Studies,October 1,2019,p.74,https://www.csis.org/analysis/china-and-united-states-cooperation-competition-andor-conflict，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
(105)王文峰：《美国对华战略共识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2期，第14页。
(106)William Barr,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s Keynote Address:China Initiative Conference,February 6,2020,https://www.csis.org/analysis/attorneygeneral-william-barrs-keynote-address-china-initiative-conference，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
(107)关于大国无战争时代的内在机制分析，参见：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第13—16页。
(108)关于对外依存度与战略自主性的内在联系，参见：王帆：《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外交评论》2020年第2期，第5-7页。
(109)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September 30,2001,p.4,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quadrennial/QDR2001.pdf?ver-2014-06-25-110946-823，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
(110)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27,https://2009-2017.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63562.pdf，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
(111)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p.27-28.
(112)朱锋：《中国未来十年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做出新的选择吗？》，《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页。
(113)《江泽民文选(第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2页。
(114)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0年10月27日，http://www.most.gov.cn/yw/201010/t20101028_82966.htm，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
(115)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2013.
(116)李燕燕：《战略互疑、安全困境与中美关系解析》，《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3期，第26页。
(117)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30页。
(118)金灿荣、刘宣佑、黄达：《“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13年第5期，第8-9页。
(119)中国人大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2012年11月8日，http://www.npc.gov.cn/zgrdw/npc/xinwen/syxw/2012-ll/09/content_1742506.htm，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
(120)新华社：《解读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8年12月21日，http://www.gov.cn/xinwen/2018-12/23/content_5351237.htm，访问时间：2020年5月28日。
(121)2018年3月至8月，美国对自中国进口的共计500亿美元商品分两批加征25%的关税。在这轮对美关税反制中，中方采取完全的对等反制措施。而2018年9月开始的第二、三轮对美关税反制中，虽然中方自美进口商品数额有限，难以在数额上继续采取对等反制，但中国仍然果断地采取了反制措施。
(122)张一飞：《特朗普政府“联欧制华”战略的形成与评估》，《国际展望》2020年第2期，第114页。
(123)冯存万：《多重危机视角下的欧盟政策调整及中欧关系》，《国际展望》2018年第6期，第87-88页。
(124)European Commission，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 Council:Elements for a new EU strategy on China,JOIN(2016)30 final,June 22,2016,p.5.
(125)张天颖：《中欧贸易摩擦的主要表现、成因及应对策略》，《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4期，第14页。
(126)季哲忱：《中美贸易冲突中欧盟的政策选择——基于贸易自由主义与重商主义的分析》，《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l期，第87页。
(127)William R.Thompson,"Powderkegs,Sparks and World War I," in Gary Goertz et al.,Explaining War and Peace:Case Studies and Necessary Condition Counterfactuals(New York:Routledge,2007),p.116.
(128)Gary Goertz and Paul F.Diehl,"Enduring Rivalries:Theoretical Constructs and Empirical Pattern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7,No.2,1993,p.163.
(129)施罗德的共振模型和勒博的催化剂模型都强调特定危机的相关特性必须和既有的结构性因素存在某种契合，方能产生最终结果。分别参见：Paul W.Schroeder，"World War I as Galloping Gertie:A Reply to Joachim Remak,"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44,No.3,1972; Richard Ned Lebow,"Contingency,Catalyst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Chang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5,No.4,2000-2001.本文的复合窗口期假说可被视为同一类路径下的另一种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