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大国关系和部分地区局势趋于恶化，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在揭示全球化内在矛盾的同时，也为未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变革指明了方向。本文从卡尔·波兰尼的深刻洞见出发，以全球化进程中的“脱嵌”与“反脱嵌”为线索，发掘其背后的辩证关系，得出一个结论：只有深入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才能正确把握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变革方向。
全球化深刻调整的“波兰尼时刻”
七十多年前，卡尔·波兰尼在其经典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指出：“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如今，波兰尼对市场的看法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如若把市场替换为“自由放任的全球化”，那么波兰尼的警告依然有效。波兰尼不把市场（或全球化）看作目的本身，而把它看作通向更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这一观点对于我们今天把握全球化的变革方向仍有很大启示。
从许多方面看，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成为压倒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放慢了经济全球化的节奏，迫使一些国家缩短供应链，但全球价值链并未受到致命伤害，全球化的根本动力没有改变。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L形的全球贸易走势不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全球货物贸易走势呈现V形。此外，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区域化。在当前不均衡的全球化格局下，区域化作为全球化的另一种发展趋势，更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国际分工，增强全球化的抗风险能力。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会逆转，并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不会遭受挑战和质疑。实际上，新冠肺炎疫情不仅进一步放大了全球化的固有矛盾，如南北失衡、贸易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等，也印证了卡尔·波兰尼关于市场自由主义必然激发“反脱嵌”的努力，从而在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制造不断加剧的紧张的观点。在波兰尼看来，这种紧张的真正危险在于释放极具颠覆力与破坏力的政治能量，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平的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如果历史真的像波兰尼所预言的那样，那么20世纪后半期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极右翼民粹主义，均是经济全球化的“脱嵌”趋势与试图把它重新“嵌入”的努力之间反复较量而释放出的极具破坏力的政治能量。不幸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中，已经出现一些危险的征兆。
首先，一些西方国家把市场逻辑主导下的全球化及其所伴随的风险强加给全世界。它们无意于深入反思经济全球化的弊端，而是以国家治理能力缺失或国际组织治理失利为遮掩，继续在经济全球化中攫取利益。
其次，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频繁地在国内外寻找替罪羊，以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他们不去反思资本逻辑主导下生命和种族的“工具化”和“物化”（即当黑人和少数族裔不能为其带来相称的资本利益时，黑人和少数族裔的生命和权利便会遭受系统性歧视），却企图将疫情政治化，以转移日益激化的内部矛盾。
再次，多国民粹主义政治领导人发表了各种不可思议的言论，刻意掩盖和淡化疫情对民众的威胁，但这些领导人在该国的民望并未因此走低。此种现象表明，极力反对全球化、保护“受伤群体”的右翼民粹主义已经壮大为反“脱嵌”的主流。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越来越成为蓄积“保护性反向运动”力量的中心，并有可能造成危险的政治经济后果。
最后，大国关系趋向紧张，美俄、美欧、俄英等大国关系均有所下滑，特别是中美关系一再走低。如果对其进行深入分析，仍能发现“脱嵌”与“反脱嵌”斗争的痕迹。特朗普政府实质上是代表从“脱嵌”全球化中攫取超额利润的富人的利益，拜登政府实质上也是维护对金融大资本有利的“脱嵌”政策。因此，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拜登政府，面对从根本上代表人民利益，推动均衡、包容的全球化且有诸多“反脱嵌”成功实践的中国，采取对抗和竞争的姿态并不意外。
全球治理的变革方向
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治理，迄今仍带有新自由主义的明显印记。在其初始设置中，全球治理被赋予的主要使命是，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全球性问题寻求一个新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根据新自由主义基本理念所设定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私有部门与各国政府的协作，共同应对一些特定全球性议题的挑战。这种架构和理念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与我们的期待相去甚远。30年来，尽管国际上不断有声音呼吁全球治理要以解决全球化的负面后果或效应为中心，而且现有的全球治理也的确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它却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即面对反全球化力量的日益壮大，如何克服人们对全球治理的不信任、拒斥和反对。换言之，一个比解决全球化负面效应更关键的问题是：全球治理不可能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实现。
于是，问题的关键再次回归到波兰尼所提出的理论命题——全球化进程中“脱嵌”与“反脱嵌”的永恒较量。客观而言，无论是“脱嵌”还是“反脱嵌”，对于全球化的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缺乏一定程度的“脱嵌”，全球化将失去活力；但过于“脱嵌”，势必会引起努力“嵌入”一方的巨大反弹，导致国际体系失衡。在全球化进程中维持较高水平的“嵌入”，是促进全球化均衡和包容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全球化的长期发展；但过于“嵌入”，则可能窒息全球化的发展，导致逆全球化。因此，如何实现二者的均衡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的首要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围绕全球化的“脱嵌”与“反脱嵌”斗争脉络变得更加清晰。那些把生命价值置于首位、善于驾驭全球化的力量造福人民、实现经济社会均衡和包容发展的国家，往往能够及时制定防控战略，统一协调部署，做到科学防治、精准施策，从而迅速恢复国内生产。另外一些长期执行激进的全球化路线、国内经济发展失衡、社会矛盾突出的国家，往往采取轻防疫、保经济的态度，决策滞后、失误，防控措施违背科学常识，致使本国民众遭受难以估量的生命财产损失。两类国家的举措、成效形成了鲜明对比，让我们得以更好地辨识全球化进程中凝聚“脱嵌”和“反脱嵌”力量的两个关键领域——人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全球化。
所谓人的全球化，是指伴随全球化进程而出现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和流动现象，是全球化进程中最具“脱嵌”象征意义的现象。近年来，由于人口的大规模迁移，特别是移民问题、难民问题激化了社会矛盾，一些国家出现了认同危机。移民问题很快成为右翼民粹主义操弄的身份政治的主要议题，并在欧洲和美国引发了一系列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所谓信息技术全球化，是指数字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基于大数据及算法技术的信息智能推送在全球层面的推广和应用。这些新信息技术的运用撬动了形态各异的民粹主义思潮，成为当今全球“反脱嵌”努力凝聚力量的主要渠道。这些新信息技术应用及其带来的“信息茧房”效应，极大助长了美国的政治极化，在传播反科学、反常识的谣言、阴谋论和其他极端政治言论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释放出可怕的颠覆性政治能量。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作为当今全球化时代显著的“脱嵌”与“反脱嵌”力量，人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全球化已经形成一个闭环。两者相互加强，正在蓄积越来越大的破坏性能量，已经对当今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全球治理不仅要把实现“脱嵌”与“反脱嵌”之间的平衡作为变革方向之一，而且要重点治理人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全球化，努力消除它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的未来
自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被载入联合国决议，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日益深入人心，成为促进大国关系良性发展、推动全球化发展和全球治理变革不可或缺的价值理念。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只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能找到破解波兰尼悖论的全球化难题和全球治理困境的正确思路，才能从容有效地应对当今时代所面临的诸多复杂挑战。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它从全人类共同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出发，提出了人类如何从历史的奴隶变成历史的主人这一哲学命题，进而赋予人类以主体能动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静态的被动客体，而是可以沿着拥有充分主体间性的能动沟通路径，实现自我命运转变的实践主体。由此，波兰尼所描述的“脱嵌”与“反脱嵌”努力的历史盲动，就完全可以通过历史场域的主动转变，即通过赋予全球治理以调节二者平衡的新使命而得到解决。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能够为当前复杂难解的中美关系指明更富建设性的发展方向。历史上的“脱嵌”与“反脱嵌”斗争正在当今时代重演。如果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就会发现表面上你死我活的斗争背后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这就是斗争双方一方面希望保持一定程度的“脱嵌”，以维持全球化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不希望看到“反脱嵌”力量不断蓄积，以酿成毁灭现有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滔天大祸。中美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担负着维护全球化健康发展和防止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被无法控制的力量摧毁的共同责任。
最后，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在应对气候变化、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社会风险等诸多挑战中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必然选择。随着气候变化后果的加速呈现，人类面临的突发性灾难和危机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频繁。在无法预测的气候突变和直接作用于社会的高科技风险等共同灾难和危机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必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总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自我命运转变的实践过程，只有落实到实践中才能为实现真正的全球治理创造条件和机遇。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