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是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组织解体与30年代人类文明转变这两者之间的无形联系。除非我们能认清这个因素的根本重要性，否则将无法正确理解这个将欧洲带上末路的制度，也无法理解可以说明一个文明之内涵与形成得以建立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这个惊人事实的一些客观形势。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国际体制的本质直到它失败时都没有被真正认识到。当时几乎没有人了解国际金融制度的政治功能，所以这突然的转变震惊了全世界。在当时金本位制已经是传统世界经济仅存的支柱；当它倾倒时，其影响自然非常突兀。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而言，金本位制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制度；他们甚至拒绝将它看作社会机制中的一部分。因此，民主国家是最后认识到这一灾变之真正本质并且最后应付其影响的国家。即使在灾变已经临头的时候，一些政治领袖仍未看出在国际制度行将崩溃的背后，即使是最发达的国家都有一连串的发展使得此制度变得落伍。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本身的失败仍然没有受到他们的注意。
这个转变的来临比一般所了解的更为突兀。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的革命仍然是19世纪的一部分。1914～1918年的冲突只不过是加速并无限地恶化一个外来的危机。但这个困境的根源在当时并没有被人认清：在生还者看来，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恐怖及破坏是阻碍国际组织运转的主要原因。世界的经济组织及政治组织突然之间都变得无法运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可怕损伤似乎可以对此提供一个解释。但事实上，阻碍战后和平与安定的因素其实与引发大战的因素是同一个。1900年以来世界经济的逐渐瓦解要对政治紧张及1914年的战争负责；因为消除了德国的竞争——这使局势紧张之原因更加恶化，并且因而大大地增加了达成和平之政治与经济的障碍——战争的结果以及和约的签署使得局势的紧张在表面上看来是减缓了。
就政治而言，战后的和约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矛盾。对战败国单方面解除武装阻止了均势制的重建，因为武力是这样一个制度之下不可或缺的要件。日内瓦会议曾徒劳无功地以一种称为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之扩大的、改善的欧洲协调的方式去重建这样一个制度；由于这时缺少独立霸权的基本前提条件，国际联盟规约所提供的磋商及联合行动也都徒劳无功。国际联盟从未真正奠定基础；其第十六款“执行条约”，以及第十九款“和平修正案”都从未被实行过。它在解决燃眉之急的和平问题所能采用的唯一可行方案——均势制的重建——方面毫无进展；所以，这些20年代最出色之政治家们的真正意图根本就没有被一般人所了解，他们继续活在一个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混乱状态中。面对解除一些国家的武装，而让另一些国家保有武力（这种情况排除了任何可行的步骤以迈向有组织的和平）的这个惊人事实，一般流行的态度是认为国际联盟具有一些神秘特性，可以使之成为和平时代的前驱，所需要的只是经常在口头上加以鼓励使之成为永久性。在美国就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如果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话，事情的发展就会很不一样。没有比这更能说明人们根本不了解所谓的战后制度在机能上的弱点——我们在此称之为“所谓的”是因为如果语词有一个意义的话，此时欧洲根本没有任何的政治制度。像这种无可掩饰的现状只有在各国筋疲力尽之前才可能持续下去；无怪乎只有回到19世纪的制度才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在那个时候，国际联盟似乎至少应该像欧洲协调在其全盛时期一样扮演欧洲督导团那类的功能，但由于在处理重大事件时必须得到全体一致通过这个要命的规定，一些难以驾驭的小国竟成为世界和平的仲裁者。对战败国永久解除武装的荒谬措施排除了任何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应付这种灾难状况的另一个可行途径是建立一种世界性的秩序，并赋予其超越国家主权之上的有组织力量。然而，这个措施是全然超出当时的视野的。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更不用说美国，会顺从这样的一个制度。
就经济而言，日内瓦的政策一致强调重建世界经济以作为保障和平的第二道防线。即使是成功地重建了的均势制也只有在国际金融制度复活之后才可能致力于和平。在缺少稳定的交易及贸易自由的环境下，各国政府就会像以往一样将和平视为次要的兴趣，只有在和平不会与它们其他的主要利益相冲突时，才会加以追求。当时主要的政治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就似乎了解到和平与贸易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不但是贸易的保障，也是和平的保障。无怪乎国际联盟一贯致力于重建国际货币及信用制度，并以其作为维护主权国之间和平的唯一可能保障，而世界也前所未有地依赖着国际金融。此时，J.P.摩根（J.P.Morgan）已经取代了罗斯柴尔德成为这个再生的19世纪的守护神。
依照上一世纪的标准来看，战后的第一个十年被认为是一个革命的时代；但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却正好相反。那十年的内涵是极端的保守并且表现出一个普遍的信念，认为只有重建1914年以前的制度，“这一次是奠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才可能重建和平与繁荣。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个恢复旧制度的努力失败了才产生30年代的转变。战后十年虽然有极为壮观的革命及反革命，但它们或只是代表对战争失败的机械性反应，或至多只是在中欧及东欧重演西方文明中熟悉之自由与立宪的戏剧；一直要到30年代才有全新的要素进入西方历史的模式里。
不论其情节如何，1917～1920年在中欧及东欧的动乱及反动乱都只是以迂回的方式重新建立那些战败了的政权。当反革命的烟雾消逝后，在布达佩斯、维也纳及柏林重建的政治制度与战前并没有多大差别，直到20年代中期，这对芬兰、波罗的海诸邦、波兰、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甚至意大利及德意志等国而言也都是如此。有些国家在国家自由及土地改革方面取得极大的进展——这些成就自1789年以来在西欧是很普遍的。就此而言，俄罗斯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趋势是不假思索地去建立（或重建）一个与英国、美国及法国革命之理想近似的制度。就这个广泛的意义而言，不但兴登堡（Hindenburg）和威尔逊是在西方传统的主流之内，连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也是。
到30年代早期，改变突然发生了。其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是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苏联的五年计划，罗斯福实施新政，德意志的国社党（即纳粹党）革命，以及国际联盟的崩溃而有利于专制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19世纪的理想仍然至高无上，它们的影响也笼罩了其后的十年，但到了1940年，所有这些传统国际制度的痕迹都已经消失了，而且除了少数地区之外，各国都生存在新的国际环境中。
我们认为这个危机的根源是国际经济制度的崩溃。它从20世纪以来就已经只能忽停忽进地运作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和约终于将它彻底破坏。到了20年代就变得更为明显，当时欧洲各国内部的危机，都是在最后变为国外经济问题而达到高潮。这时的政治学者并不按照大陆的分布来区分各国，而是依其对稳定币制的附着性来区分各国。卢布在苏俄的崩溃惊动了全球——此时卢布已因通货膨胀而变得一文不值。德国重复了这个绝望的手法以便把问题推给协约国；接着没收放贷者阶级的财产，为后来纳粹党的革命奠定基础。日内瓦的声望建立在它成功地帮助奥地利及匈牙利重建其货币上，而且因为对奥地利克朗（Krone，奥地利的银币——译者注）施以极为成功的手术（但不幸的是患者却并未生存下来），维也纳成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保加利亚、希腊、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波兰及罗马尼亚等国，货币的重建给反革命者提供了分享权力的机会。在比利时、法国及英国，左派也在健全的货币制度之名下被逐出政坛。一连串层出不穷的货币危机经由一个有弹性的国际信用系统将贫穷的巴尔干与富庶的美国联结起来，它先将一些未经完整重建的货币的紧张从东欧转移到西欧，然后再从西欧转到美国。最后，美国本身终于被这些未完全稳定的欧洲货币所淹没。最终的崩溃开始了。
最早的震撼发生在国内的层面。有些货币，诸如苏俄的、德国的、奥地利的、匈牙利的，在一年之内就被扫除一空。这些货币的价值改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在完全货币化了的经济中。一种细胞组成的过程被引进了人类社会，而其影响却是在人类经验的范围之外。国内外都相同的是：缩减中的货币带来了分裂。各国都发现像有一道裂缝将它们与邻国分离开来，而各国国内不同阶层的人此时也感受到完全不同的而且经常相反的影响。知识中产阶级实际上已经贫困化了，高利贷者则满载着可憎的财富。一个难以捉摸的融合与分解的力量已经进入舞台。
“资本外逃”是一个新现象。在1848年、1866年及1871年都不曾有这种事件。然而，资本外逃却在1925年及1938年法国自由派政府的倾覆事件中，以及1930年德意志之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货币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的中枢。在现代货币经济之下，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里都会体验到币值的收缩或膨胀；人们变得很关注货币；大众也将通货膨胀对实质收入的影响预先加以扣除；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稳定的货币是人类社会的主要需求。但是，这种认识却不能与另外一种认识，亦即货币的稳定有赖于国内外的政治因素分开。因而上述社会动乱不但动摇了对某一货币内在稳定性的信心，也粉碎了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体制内金融自主这种天真的观念。此后，与货币相关的国内政治危机会引起严重的国际事件。
对金本位制的信赖是当时的信仰。对有些人而言这是天真的，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是吹毛求疵的，对其他的一些人而言则是一个魔鬼的信条，意味着只接受肉躯而排斥灵魂。但这个信念的本身却是不变的，也即银行的币券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代表着黄金。不管黄金本身的价值来源是如社会主义者所称的体现了劳动，或者如同正统学说所称的因它实用而稀少，在这里都没有差别。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战争忽略了货币这个问题，而将资本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奇迹般地联合在一起。李嘉图与马克思在什么地方合而为一，19世纪时已知之甚详。俾斯麦与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年，德国社会主义者，他强调国家的地位，并偏好成立工人合作社的国家制度，他于1863年帮助成立第一个德国工人政党——译者注），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之子，功利主义者——译者注）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1839～1897年，美国经济学家——译者注），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1864～1937年，英国社会党政治家，鼓吹自由贸易——译者注）与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872～1933年，美国第30任总统——译者注），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译者注）与托洛茨基等都接受同一个信念。马克思不厌其烦地指出蒲鲁东乌托邦式的工人券（用以取代货币）是基于自我欺瞒；而《资本论》则在李嘉图理论之形式上蕴涵着货币的商品理论。苏俄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索科利尼科夫（Sokolnikoff）是战后依黄金而重建该国货币价值的第一位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年）则因坚定地主张稳定的货币原则而危及他的政党；[1]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尔（Otto Bauer，1881～1938年）支持他的政敌塞佩尔（Seipel）以重建克朗为目的之货币政策；英国的社会党人斯诺登在他认为英镑制在工党手中不会安全时转而反对工党；墨索里尼则将90里拉（意大利货币）对黄金兑换的价值刻在石上，并宣称会为保卫其标准而不惜牺牲自己。就这一点而言，在胡佛与列宁，以及丘吉尔与墨索里尼的言辞中很难发现他们之间有何分歧。事实上，金本位制在国际经济制度运作上的重要性，是当时所有国家与所有阶级，以及奉有不同宗教信仰及社会哲学的人之间唯一共通的信念。就是由于这个无形的事实，人们在振作起来以重建他们破碎的生存时，有求生的意志。
重建币制的企图——后来失败了——是全世界所曾见到之最全面的努力。要稳住在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或希腊那些已经彻底崩溃的货币，不只是这些弱小国家的一项信用措施（它们几乎都勒紧腰带以达到黄金的海岸），也是对那些强大而富有之保证人——西欧的战胜国——的一项严酷考验。只要战胜国的币值仍在波动，压力就不会显而易见；它们可以继续像战前那样贷款到国外并协助维持战败国的经济。但当英国与法国重拾金本位制的时候，其稳定之兑换行市的负担就开始出现了。到最后，位居领导地位的金本位制国家——美国，也不得不对英镑的安全表示关切。这个跨越大西洋两岸的首要事物意外地将美国带入危险境地。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是很专业的，但我们必须加以清楚了解。美国在1927年对英镑的支持便包括降低纽约的利息以防止大量资金从伦敦移向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英格兰银行保证会维持其利率；但在这时，美国本身却需要高利率，因为它自己的价格制度已经开始危险地膨胀了。（这个事实被当时稳定的物价水平所遮隐着。虽然要维持物价的稳定必须大量削减支出，但原有的高支出预算却仍被维持着。）过了繁盛的七年之后，钟摆开始回摆，将美国带入1929年那个逾时甚久的不景气时，事情因当时隐藏性通货膨胀的状况而急剧恶化。负债者被通货紧缩解放，眼看着他们膨胀的债主倒下。这是一个征兆。美国此时急于脱身，便在1933年放弃了金本位制。这个传统世界经济的最后痕迹至此消失。虽然在当时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个事件的深层意义，但历史的齿轮立即扭转了它的方向。
在那十年之内，重建金本位制已经变成世界团结的象征。从布鲁塞尔到斯帕（Spa，比利时东南部的小镇——译者注）和日内瓦，从伦敦到洛迦诺（Locarno，瑞士南部的观光小镇——译者注）及洛桑等各地召开了无数国际会议，以便找到稳定货币的政治前提。国际联盟本身也得到国际劳工组织的襄助，以便使各国的竞争条件相等，进而使贸易能自由开放而不致危及生活水平。华尔街所推动之运动的中心题目就是货币，希望能借此解决汇兑的问题。对战败国所须付出的赔款，首先是将之商业化，其次是将之活动化。日内瓦成为这个重建工作过程的襄助者——在此伦敦及维也纳的新古典货币主义者双方的压力都被用来服务于金本位制；各种世界性的努力最后都是导向这个目标，而各国通常都以政策来配合保障货币稳定的需要，尤其是那些牵涉国际贸易、贷款、银行及汇兑等方面的政策。虽然每个人都同意稳定的货币终究有赖于贸易的自由，但除了教条式之自由贸易的信徒外，所有的人都知道此时也必须采取一些实时措施以节制国际贸易及国外付款。像进口限额、延期偿债及止付的协议、票据交换制度及双边贸易条约、物品交换协议、限制资本外流、国外贸易控制及汇兑平准金等都逐渐在各国发展出来以应付这些情况。但各国自给自足的梦却与保护货币所采取的措施纠缠在一起。虽然各国的意图是贸易的自由化，但其结果却是贸易的窒息。各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非但不能达成世界市场的目标，反而限制了本国与国际机构的联结，而且各国为了保持微不足道的国外贸易也需要越来越多的牺牲。为了保护货币的国外价值以作为国际贸易的媒介品而所做的各种狂热努力驱使人们违背了他们的意志，而掉进专制的经济体制内。这种限制性措施的全套做法——这急剧地背离了正统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是保守的自由贸易目标的后果。
这个趋向随着金本位制的最后崩溃而突然扭转。以往为了重建它所做的各种牺牲现在必须再重复一次，以便我们能不依靠它而生存。以往为了维持币制的稳定而设计出来压缩生活及贸易的那些制度，现在已经转而用来调节永远没有稳定货币制度时的工业生活。这可能就是现代工业结构能承受金本位制崩溃的冲击而继续生存的原因。在挣扎着以维护金本位制时，这个世界已经在无意间准备好一些必要的措施和组织形态以调整自己去应付金本位制的失败。但是，这时发展的方向已经不一样了；在为这无法达成之目标所做的长久奋斗中，那些承受最多痛苦的国家在复苏时却释放出无比巨大的力量。国际联盟和国际金融都未能比金本位制活得更久；在它们消逝的时候，国际联盟之有组织的和平利益，以及其主要的执行工具——罗斯柴尔德家族及摩根家族——都一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黄金线索的断裂是世界革命的导火线。
然而，金本位制的失败至多不过是为另一个即将来临的事件定下时间表而已，而这个事件因过于巨大以致不可能是因金本位制的失败而起的。在世界许多地方，伴随这个危机而来的是对19世纪之国家体制的全面破坏，这些体制在各地都被改变、重组得面目全非。许多国家的自由政府被专制集权所取代，而且19世纪的主要制度——基于自由市场的生产方式——也被新形式的经济所接管。当一些大国重新塑造它们的思维模式，并借一些前所未闻的宇宙观将自己投入战争，以收复全世界时，另一些更大的国家则冲向前去捍卫自由——这一概念在它们手上也同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国际金融制度的失败虽然触发了这个转变，但不能说明其深度与内涵。我们虽然知道为什么该发生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指国际金融制度的失败这个表面的原因——译者注），但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它竟然会发生（指更深一层的原因——译者注）。
伴随这个转变而来的是规模空前的战争，这并不意外。历史是适应社会的变迁，国家的命运也与它们在制度转变中所扮演的角色联结起来。像这样的一种共生互存的关系在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先例的；虽然国家群体与社会制度各有其起源，但在它们为生存而挣扎时却常常会互相牵扯。这种共生互存关系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与资本主义和大西洋的沿海国家相联结的。商业革命是如此紧密地与资本主义之兴起相联结在一起，成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美国等取得霸权的工具。一方面这些国家都从这广阔而深入的过程所提供的机会中得到利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本身也经由这些新兴霸权的媒介而传播到世界各地。
这个法则反过来也同样适用。某一个国家在其为生存的奋斗中，由于其制度（或某些制度）正好属于趋向没落者，可能使其奋斗处于不利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金本位制度就是这种陈腐制度的一个例子。相反，一些由于本身的特殊理由而违反这个常规的国家则可以很快看出现存制度中的缺点而预先制定更能适应它们利益的制度。像这样的国家就加速推开那些将要失败者，而抓紧那些由于本身之动力而向前迈进者。于是，表面上看起来这些国家似乎开动了社会变迁的过程，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这个过程的受益者，而且可能诱导这个趋向去为它们自身的目的服务。
因此，德国在战败之后就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来认清19世纪之制度的潜在缺点，并利用这种知识去加速这种制度的灭亡。在1930年代时，它的一些政治家就产生了一种邪恶之知识优越性，并将他们的脑筋转向这种破坏的工作，在他们企图强使事情的发展配合其政策趋向时，就发展出金融、贸易、战争及社会组织之新秩序。然而，这些问题本身显然不是由那些为了使之对自己有利的国家创造出来的；这些问题都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着——而且不管个别国家的命运如何都会继续与我们共存。再重复一遍，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前者仍是19世纪的类型——均势制失败所呈现出来之简单的霸权冲突；后者却已经是世界性大变动的一部分。
这种认识可以让我们将该时期内惨痛的国家之历史从已经在进行的社会变迁中分离开来。这也使我们易于看出在什么情况下作为霸权国的德国、苏联、英国及美国，由于它们与这一社会过程的关系，是得到帮助或者受到扰乱。但对这个社会过程本身而言，同样真实的是：法西斯主义及社会主义也以个别霸权的兴起为工具，来扩散它们的信仰。德国及苏联就各自成为世界上法西斯主义及社会主义的代表。这些社会运动的真正意图，只有在认清了其超越的特性（不论好坏）并且从其所标示的国家利益中分离出来加以观察才有可能加以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或苏俄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意大利、日本、英国或美国所扮演的角色，虽然是世界史的一部分，却不是本书所要关心的；然而，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本书主题之制度转变中的活生生的力量。这个导致德国及苏俄人民产生不可思议之欲望去要求取得前所未有之生活材料的冲创意志（elan vital），必须视为我们的故事展开时的实际素材，而法西斯主义及社会主义或新政（new deal）的目的是故事本身的一部分。
这就将我们带到本书有待言明的论点：这个剧变的起源就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企图去建立一个自律性之市场制度的空幻努力之上。这样一个论点似乎将神秘的力量赋予自律性市场制度；它意味着均势制、金本位制及自由主义国家制这些19世纪文明的基本要素最后都由一个共同的母体——自律性市场经济——塑造。
这个看法，如果不是因其粗陋的唯物主义而令人震惊的话，看起来是很极端的。但我们所目睹的这个崩溃中的文明之特殊性正好是：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其他社会及文明也都受它们生存环境中物质条件的限制——这是所有人类生活甚至所有生命的共有特性，不论是有宗教信仰的或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唯物主义者或精神主义者。所有形态的社会都受其经济因素的限制。19世纪文明却是一个不同的、有独特意义的经济，这是因为它选择了一种特殊的动机作为本身的基础，而这种动机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未被认为是正当的，而且从未被提高到成为日常行为准则的程度，这就是图利。自律性市场制度就是从这个原则中导出来的。
这个图利动机所推动的机制，在效能上来说，只有历史上宗教狂热所激发出来的最剧烈暴乱可以与之比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全人类都深受它的影响。就如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它成长于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创始阶段的英国。它在五十年后传到欧洲大陆及美国。最后，在英国、欧洲大陆，甚至在美国，同样的措施也将日常事务塑造成一定的形态，其特性在所有西方国家都完全一致。要探讨这个剧变的起源，我们必须转向市场经济的兴起与没落。
市场制度产生于英国，但是在欧洲它的弱点才导致最悲惨的并发症。要了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必须回到李嘉图的英国。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这一点是不必夸张的。工业革命是一个英国的事件。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以及金本位制等都是英国发明的。这些制度到了20年代在各地都崩溃了——在德国、意大利或奥地利，此事件只不过更具政治性、更为剧烈而已。但不论这最终插曲的景观及热度如何，破坏这个文明的远因必须从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加以探讨。
[1]希法亭在其名著《金融资本论》（Das Finanz Kapital，1910）一书中主张当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银行将借助金融资本控制大部分的工业，将其组成垄断的公司，而给予资本主义不断增加的稳定性。这是对马克思主张资本主义终将崩溃之理论的坦白否定。——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