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针对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学、迷信社会调查统计这两种社会学实践，吴文藻提倡通过社会学中国化予以补偏救弊。吴文藻将西方社会学划分为理论与事实两个部分，认为理论部分具有普遍适用性，事实部分具有文化特殊性。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部分作为一种认识工具，能够运用到分析中国社会、解释中国事实的实践之中。借助域外理论“发明”本土事实，经由本土事实“接洽”域外理论，用中国社会事实替代西方社会事实，本土事实与域外理论互构共契，是吴文藻之“化”的核心要义。吴文藻主张运用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开展中国本土社区的文化比较研究，不仅是贯彻实践社会学的中国化，也可建成科学的中国社会学。吴文藻的中国化思想对当代社会学学科建设仍有启发意义，即除了发掘本土事实凝练中国经验，也需要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学习借鉴欧美社会学，由此才能使中国社会学既以本土文化与事实为主体，又能与已有社会学知识传统成龙配套。

关 键 词：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社会学思想；内在理路；学科建设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乡土文化变迁中的民间社会思想研究”（20YJA840009）。

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是历久弥新的课题。无论是此前追求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设，还是新近要求的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都与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吴文藻先生作为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探索进程中的代表性学人，不仅大力倡导社会学中国化、建设中国的比较社会学，而且积极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路径，是梳理学科脉络、清整学科传统不能忽略的关键节点。

一、吴文藻倡导中国化的动因、主张及其影响

在吴文藻从美国学成归国之时，社会学落地中国已经将近三十年了。然而吴文藻却发现，中国高校的社会学专业教育仍旧存在较为严重的弊病，不仅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学，就连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也很少有人能够把它结合在教学和科研之中（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1987）。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吴文藻积极提倡社会学中国化，并倡导进行实地调查、开展社区研究，以此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在1940年的“社会学丛刊”系列图书的总序中，吴文藻集中阐发了这一思想主张。

吴文藻首先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学的弊端与缺陷。一方面，“食洋不化”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的突出弊端。吴文藻指出，中国的社会学教育一开始由外国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中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授课内容多用外国材料，偶尔使用本国材料；进而由中国人用中国文字讲述中国材料，但是有人还是将特殊研究混同于社会学。总而言之，“当此期间，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品”（吴文藻，2010：3）。也就是说，社会学虽然在形式上显示出某些中国色彩，但是本质上仍旧“食洋不化”，是与中国社会实际格格不入的外来货。另一方面，“偏执误信”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的严重缺陷。吴文藻认为，当时风行天下的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本来是中国科学进步的重要象征，然而中国学者在搜集事实、尊重事实的信条背后却是“偏执误信”，将测量当作科学的唯一属性，误以为测量是万能的，甚而否认理论假设在社会调查中的积极作用，要求必须抛弃理论前见，头脑一片空白实施实地调查以保持所谓的科学性。其实这是对科学精神的严重误解，“殊不知一切科学工作的进行，事前必须悬有一种可以运用的假设，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吴文藻，2010：3-4）。

正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的这一不良境遇与状况，促使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吴文藻，1982）。换言之，当时的社会学专业教育照搬照抄、简单移植国外社会学，造成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是吴文藻提倡社会学中国化的宏观缘由，而当时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误解科学精神、误会科学测量，则是吴文藻确定社会学中国化立场的直接诱因。那么，何以实施社会学的中国化探索？又何以判断国外社会学最终可以“化成”中国社会学？吴文藻提出：“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把理论和事实糅和在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吴文藻，2010：4）

这一社会学中国化思路的核心要旨是“假设/理论+实地证验/事实”。在吴文藻看来，西方社会学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理论与事实。理论与事实既可以独立分离，也可能互构共契。由此，吴文藻有破也有立，反对简单移植西方社会学，实为突出本土事实的重要性，批评迷信调查统计，则是强调理论假设的优先性，所以“假设/理论+实地证验/事实”模型，乃是域外理论与本土事实的互构共契，二者相结合形成的“新综合”是西方社会学“化成”中国社会学的枢纽和标志。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曾兴起一场持续时间久、影响深远的社会调查运动（阎明，2010：84）。社会调查的宗旨是描述事实、改良社会，而吴文藻供职的燕京大学是开展社会调查的重镇。吴文藻虽然对社会调查颇有微词，但是并不否认调查对于把握社会事实的积极作用（吴文藻，2010：435）。吴文藻认为，域外理论与本土事实互构共契形成的“新综合”，其事实需要通过调查才能予以揭示，而调查是离不开理论或假设的指引的。调查旨在呈现社会事实本毋庸赘言，因此，吴文藻在此特别强调理论或假设在实地调查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吴文藻并未阐述为何实地调查必须要有理论准备和命题假设，不过我们可以从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之实践与反思，来把握理论或假设在实地调查中的决定性意义。费孝通曾以切身体会揭示了“头脑空白进入调查田野”的弊病。费孝通一度认为，实地研究只求事实而不需理论，所以在编写《花蓝瑶社会组织》时尽量避免理论发挥。此后江村调查也是本着“调查者不要带理论下乡，最好让自己像一卷照相的底片，由外界事实自动地在上摄影”的理念。费孝通后来逐渐意识到这种方法论成见存在严重缺陷，“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做导线，所得到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拒斥理论使《花蓝瑶社会组织》一书“埋没了很多颇有意义的发现”，也让费孝通在写作《江村经济》一书时倍感苦恼，深切感到“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织在一个主题之下”（费孝通，1999a：224）。因此，实地调查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必须带着问题或假设进行有目的的信息搜集。不带任何理论前见，没有任何事理预设，就会使实地调查茫无头绪、漫无目的，尤其是在时间有限的实地调查中，各种信息蜂拥而来却无从做出甄选，难以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当然就无所调查、无从研究，费时耗力而事倍功半。

然而理论前见和问题假设可能会先入为主，影响调查的客观性，所以吴文藻强调“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意在将理论的影响作用限定在一个恰切的范围之内，即理论假设只是调查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它是否能够准确认识实际事实，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其解释效力，最终还需要经过实践来检验。一方面，理论假设作为前认知结构，引导着研究者对经验事实的分析判断，即是“理论符合事实”；另一方面，当经验事实溢出既有理论的解释范围，则需要根据经验事实修订完善既有理论，即是“事实启发理论”。通过理论假设与经验事实相互校验、交互建构之后形成的“新综合”，超越了作为认知前提的既有社会学理论，实际上就达成一种双赢效果：在国外社会学理论指导下有效认识中国事实，在中国事实的检验下升华既有社会学理论，如此也就初步实现了“社会学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除了“假设/理论+实地证验/事实”这一核心要件，社会学专业人才则是彻底实现社会学中国化不可或缺的保障条件。在吴文藻看来，能够胜任这一要求的本土专业人才，必须具备理论与经验并重的方法论立场和眼界，具有独立进行社会学科研的专业能力。吴文藻凭借良好的海外关系，积极推行“请进来，派出去”的人才培养方略，邀请国外社会学、人类学名家来华讲学，并连续推荐多名优秀学生到国外留学进修。此举培养了一批专业骨干人才，并最终造就了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学之燕京学派。

当代学人充分肯定了吴文藻造就社会学中国学派/燕京学派的积极贡献（杨雅彬，2001：682；李培林，2008），并将其中国化探索视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丰厚资产（金天明、龙平平，1986；刘文英，2000；徐义强，2011；周晓虹，2012；赵定东、郑蓉，2013：22；徐平，2017）。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吴文藻及燕京学派的工作并未真正触及社会学中国化（张静，2017；周飞舟，2018），根本原因是其理论建设不足（李章鹏，2008：87）。不过研究者对吴文藻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的总结评判，大多是当作一种既存的事实结果予以陈述，而缺乏对其中国化思想与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作出阐释，未能清晰呈现出中国化之“化”的逻辑理路，没有清楚回答吴文藻的中国化究竟“化”了什么、又是如何“化”的等问题。本文希望在考察吴文藻是如何设想、如何表述、如何实践社会学中国化的基础上，深入揭示其“化”的内在理路，以及对当前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启迪意义。

二、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拣选

根据吴氏弟子的概括总结，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探索包括三项工作：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用这种理论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培养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专业人才（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1987）。与此相应，吴氏弟子将吴文藻的旧作编辑整理，以“论社会学中国化”为题集结再版时，这些著述被划分为三个板块：社会学中国化主张的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与评判、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吴氏弟子将吴文藻的全部思考和实践放置在社会学中国化的框架之下来审视，既是对老师一生业绩的赞誉，也是对老师一生行止的定位。特别是将吴文藻介绍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的著述文章，目之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可谓深得老师之良苦用心也。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学的主流是引介吸收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费孝通，1999c：7），所以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架构也是吴文藻探索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正如上文所述，吴文藻提倡社会学中国化的动因之一，是针对其时社会调查派人士轻视理论的缺陷，所以救弊补偏的着眼点就是突出强调理论的重要功用价值，强调理论假设与经验事实相互校验的极端重要性。理论假设与经验事实交互验证不仅是科学研究的正确路径，也是社会学中国化的正确选择。吴文藻所言的理论是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而事实是中国本土的具体问题或现象。因此，若要真正达成理论与事实互构共契形成“新综合”，首先需要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状况，准确把握各种理论、方法的优长和缺点，然后才可能甄别筛选，从中锚定适用于中国社会事实的理论架构。

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吴文藻发表了一系列学术文章，对欧美各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发展状况、学术思想及理论脉络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介绍、分析和评判。这些关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之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数量不多却后量厚重，集中体现了吴文藻在社会学、人类学方面广博的学术积累和广阔的学术视野。相对而言，吴文藻的学术产出量并不算多，时代境遇和个人遭际等原因，使吴文藻真正的学术人生只有1929年至1938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十年时间。在当时资讯传播并不便利的条件下，吴文藻能够对欧美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各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脉络，各派学术思想的传承联系，各家理论与方法的优劣得失，作出翔实细致的梳理总结和分析评价，实在是难能可贵，其学术功力和贡献价值丝毫不亚于那些讲述旧闻、发掘新事的实地调查工作。

在社会学、人类学诸多理论流派之中，吴文藻最终选择了功能学派。功能学派的核心思想是，不论是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抽象的社会存在，还是工具、器物等具体的物质存在，都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具有特定的功能。任何一种文化要素与其他文化要素都是彼此关联、互相作用的，不同文化要素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共同维持整体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转。探求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分工合作机制，即是功能学派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吴文藻认为，功能学派是理论与方法兼擅、富有独到见解的学术流派（吴文藻，2010：202），其思想主张对于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和调查，具有非常积极的引领和借鉴价值。因此，自1935年起，吴文藻开始重点引介宣传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盛赞功能学派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亦是其时学术界中最有力的一个学派，声称功能主义是一种普适的理论方法和时代精神（吴文藻，2010：209）。

正是由于这种深度认同和由衷欣赏，功能学派对吴文藻影响深刻，特别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方法，是其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其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立场与实践取向深受拉·布朗和马氏的影响。在吴文藻看来，功能学派最大的贡献是实地研究方法论，以及综合描写民族志材料的技术（吴文藻，2010：225），其中方法论是他最为倾心的内容，所以借用为实施调查研究的方法准则和立场。吴文藻引述马氏的话说，“功能的方法，自实地工作始，以实地工作终”（吴文藻，2010：211），又认定拉·布朗的方法论也是“以实地研究始，以实地研究终”（吴文藻，2010：239）。实地研究就是深入研究对象的生活现场，通过参与观察、互动交流，来体验、理解和记录研究对象的生活状况。人类学曾经是“摇椅里的学问”，人类学家坐在书斋里，借助历史文献或二手资料，拼接原始部族的生活画卷。而马氏、拉·布朗借鉴前辈学者的实践经验，走出书斋转向生活，与原始部族长期共同居住生活，亲自观察、体验、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和文化，自始至终全部研究工作都在田野现场完成。相对于历史文献和二手资料，实地工作所获信息更为真实准确。因此，吴文藻不仅接纳了马氏、拉·布朗的实地研究方法论，而且沿用表述马氏、拉·布朗之方法论的修辞和句式，来表述自己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其“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与马氏、拉·布朗的“实地始，实地终”理念一脉相承。

当然，吴文藻的“假设始，实地终”立场是对马氏、拉·布朗之“实地始，实地终”原则的中国化改造，即增加了理论假设维度，而且在逻辑序列上是理论假设先行，实地证验随后，凸显出理论假设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的引领地位。不过，这一中国化改造亦与马氏、拉·布朗的思想主张不无联系。马氏强烈反对“崇拜事实，躲避理论，搜求古董”的取向，提倡兼用事实与解释的叙述法，将理论性质的抽象描写与真实事实的客观陈述融合在一起（吴文藻，2010：220）。与马氏兼顾理论抽象与事实呈现的立场一致，拉·布朗同样主张理论与实地研究必须相辅而行，理论研究必须兼顾应用价值（吴文藻，2010：248）。吴文藻称赞马氏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拉·布朗的《安达曼岛人》是两部划时代的经典著作，两书的突出优点是“使完善的理论观点与精细的实地观察打成一片”（吴文藻，2010：215），有效克服了此前人类学家割裂观察与假设而偏执一端的流弊。

总之，吴文藻明言其方法论立场来自功能学派，并一再强调功能学派的方法论“起始是实地工作，至终还是实地工作”，“理论必须依据事实，事实必须符合理论”（吴文藻，2010：203）。其“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理论与事实糅和在一起而获得一种新综合”的说法，与功能学派的理论假设与实地观察交互建构、往复前进的方法论立场，不仅遣词造句极为相似，而且在精神实质上并无不同。

三、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促使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命题的两个因素，无论是对欧美社会学的“食洋不化”，还是对数据统计的“偏执误信”，其实都与中国社会学所涉的“材料”密切相关。“材料”事关重大，它决定着社会学的学习、研究与应用究竟是“关心谁、为了谁”的大问题。因此，关注材料问题、解决材料问题是其时许多中国社会学家特别倾心的工作，也是吴文藻力图从根本上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关键。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的部分社会学家“有鉴中国社会材料之缺乏”，于是组织成立了北京社会调查社，“专实地调查北京社会情形”（记者，1925）。孙本文在其《社会学原理》一书的例言中向学界朋友致谢，特别感谢他们帮助自己“对于社会学材料之讨论”（孙本文，2012a：2），并对自己在《社会学原理》《社会心理学》以及《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等著作中能够尽量使用中国本土材料颇为自豪（孙本文，2012b：474），甚至认为由于大量使用历史资料与古典文献，《社会心理学》已经相当中国化了（孙本文，2011：138）。而杨开道为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所写的简短序言中，有近半文字谈论材料问题，尤为批评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几乎成为一个只用美国材料，而不用中国材料、不用欧洲材料的趋势”（杨开道，2005：1）。

在民国社会学家们的学术话语中，“材料”一语是指社会事实、社会实际。当时社会学学人发掘的本土材料主要为两种：一是源自历史文献，一是来自问卷调查。将中国社会事实填充融汇到西方社会学理论中，乃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人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方式，然而吴文藻对这两种方式都不满意，认为应用中国史料来印证西方理论、借用西方问卷来填入访问资料，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实际（费孝通，1999c：377）。吴文藻希望另辟蹊径，寻找到更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事实和材料，以了解中国国情，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真相和全相，为解决问题、改造社会奠定基础。

吴文藻开辟的新路径是，秉承功能学派的方法论立场，坚持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正如拉·布朗所言，“实地工作有了理论的根据才有科学的意义，理论有了事实的基础才不至于空泛”（赵承信，1936）。因此，吴文藻指出，一方面，若要使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社会发挥效用，必须首先使社会科学的理论得到充分的发展，而若要生成健全的社会科学理论，则必须进行大量系统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另一方面，若要深刻认识与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功能和变迁，只有进行全面系统的实地调查与研究，舍此之外别无他途（吴文藻，2010：464）。在吴文藻看来，实地调查研究既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路径。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事实材料，既有实用价值，可以给社会计划提供切实的数据；也有理论价值，可以给历史学提供可靠的现代史料。此外，通过实地调查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具体的调查对象，也可以触类旁通，深刻把握对与调查对象相类似的同类型对象，为社会改革家和社会服务者提供坚实依据。

借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研究和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分析方法，吴文藻将实地调查研究聚焦于中国境内的各种社区。《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一文被吴氏弟子视为吴文藻提倡社会学中国化的代表作品。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吴文藻将社会学中国化思想由一种理念设计落实为行动指南。“社区”是吴文藻及其弟子们对Community一词的创造性翻译，是在理解、转译英文原词基础上创制的一个新概念。在他们的用法中，社区以社会为参照系，社会是一个抽象的大概念，而社区是一个具体的小概念，社区是从属于社会的次级存在，指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民构成及其生活形态与文化特质（吴文藻，2010：432）。因此，社区并非仅是一个地理区域指涉，更为核心的所指是其文化特质。文化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的总成绩，包括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社区的文化特质主要是指社区之内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社会活动方式及其结果。吴文藻强调，社区之前冠以“现代”一词，重在明确社区的“时间性”，因而社区本质上是文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综合体。一方面，文化是历史的产物，社区生活离开时代背景就无从了解，所以对社区时间性的认识比地域性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脱离不了社会，所以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文化就发展到何种程度。

由是，吴文藻尤为注重对社区之文化特质的考察研究，他的观点是，“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了社会”（吴文藻，2010：339）。那么何以才能“明白文化”？根据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的启示，功能分析是理解文化的根本途径。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活动，不论是风俗、信仰还是制度，都有其独特的功能，而且只有发现它的功能，才能了解它的意义。功能分析的逻辑过程是：首先，要以整体视角来审视社区，将社区视为一个由不同文化元素构成的统一体系，即在社区是一个整体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其次，要以联系的视角来审视社区，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密切联系的，是这个统一体系的不同构成要素，若要正确了解社会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必须要从这一方面与其他所有方面的关系来探索穷究（吴文藻，2010：6）；最后，要以综合的视角来审视社区，即风俗或信仰等任何一种社会活动的功能，就是它在社区这个统一体系的全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也就是其能够满足社区这个统一体系适应外部环境、维持内部整合的需要（吴文藻，2010：466-467）。

根据吴文藻的观察体验，中西文化接触带来的西洋文化急速侵入，使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变动猛烈、新旧交替的时节，各种社会问题急需解决，其中核心问题是社会组织解体，因此社区研究既可以作静态的分析，以了解社会结构，亦可以作动态的考察，以了解社会历程，甚或兼顾社区的静态与动态两种状况，同时并进以全面了解社会的组织与变迁。吴文藻接受派克与拉·布朗的建议，主张中国社区研究主要应以村落为对象（吴文藻，2002：13；布朗，2002：304）。一方面，我国的乡村人口多、村落同质性高、便于考察：绝大多数中国人是终身在村落中生活的；在村落生活中潜伏着一种高度“有机的统一性”；村落是面积较小的社区，便于调查员在一两年内完成一种精密考察的工作（吴文藻，2010：469）。另一方面，根据科学方法论通则，研究任何同类现象都应先从简单处入手，而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适用于研究工业前期的各种社会（吴文藻，2010：463）。中国农村的组织结构简单，工业化程度较低，以村落社区为研究对象，既符合科学方法论通则，也与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恰成匹配。因此，村落是最适当的实地调查研究单位。

按照吴文藻的设计，在中国不同地区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类型的村落，通过运用“拣样精察法”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再根据考察结果来分析判断不同地区之间社会文化的关系，然后再以国内各种社会文化类型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文化进行比较，经过反复比较检核，最终就可以得到中国社会的真相和全相（吴文藻，2010：464），也就意味着“现实的社会学根植于中国土壤之上”了。

四、中国化社会学的学科愿景

吴文藻积极宣传介绍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大力培养本土社会学人才，并深入开展农村社区研究，最终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进程，根本目标是建成能够有效认识中国社会的社会学学科，正如他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的声明，出版发行该系列图书的宗旨之一，是促进社会学的中国化，以发挥中国社会学的专业特长，由此在中国建立比较社会学的基础。

比较社会学本是拉·布朗对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的重新定位。拉·布朗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开展社会学的实地研究，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现象（吴文藻，2010：210）。在拉·布朗看来，比较社会学之所以能够被视作一种自然科学，是因为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一样受到科学法则的支配，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和社会研究的挑战性，并不足以证明精神现象和物质现象有根本不同。二者的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人类社会中不能应用直接的实验法，只可应用间接的实验法，即比较法，来探求支配人类社会的一般法则。比较社会学以社区为研究单位进行文化比较，主要包括历史上不同类型文化的比较，或现代各种社区的比较，以及在若干年限之内持续比较一个同质文化中各个地方的差异。比较社会学的实地研究步骤，是从考察最简单的低等社会入手，然后渐次进入复杂程度较高的社会类型，而每一个被考察的社区即是一个试验区。拉·布朗强调，唯有应用比较法来考察一切文化，真正科学的社会学才有发展的希望和可能（吴文藻，2010：245）。

紧承拉·布朗的功能主义立场，吴文藻一再强调，比较社会学与自然科学是等价的，社会学的比较法就等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法，功能方法本质上是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考察社会现象。比较社会学应用功能主义研究法，通过系统而精审的观察比较，以寻求社会文化领域内的一般法则（吴文藻，2010：253）。按照吴文藻的愿景，中国的比较社会学应用比较法对中国各地的社区进行细致而精审的考察，而由于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因此社会学就是社区的比较研究、文化的比较研究或制度的比较研究。吴文藻提出，中国的比较社会学必须建基于两项扎实的工作之上：一是介绍健全的理论和方法；一是提供正确的实地调查报告。理论与事实（即实地调查报告）互构共契，既可以使理论具有坚实的基础，也可以使事实具有科学的结构，所以社会学不仅仅是单纯的事实的科学，而且是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的理论的科学（吴文藻，2010：4-6）。换言之，社会学不论是事实的科学还是理论的科学，都表明了社会学的一个本质属性，即社会学是科学。

细审拉·布朗和吴文藻的表述修辞，他们所言的比较社会学并不是指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领域，而是强调社会学应当使用比较法实施研究，以获得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性。因此，尽管吴文藻未能从学理上阐明社会学的比较法与自然科学的实验法二者之间何以能够等量齐观，但是其说法的意图却在于竭力彰显比较社会学的科学性，尤其是在中国推广社区研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等创建者就开始着力打造社会学的科学性，而直到美国社会学家将统计手段运用于社会学研究之中，才真正赋予了社会学以自然科学性格。然而吴文藻似乎并不看好致力于数字统计的社会学研究，而是竭力宣扬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才是科学的社会学研究。那么社区研究的科学性从何而来？吴文藻提出，社区研究在实地观察基础上进行的对照比较，就非常接近或类似物理学的实验法。简言之，比较法的科学性赋予社区研究以科学性。

吴文藻刻意伸张社区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是为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品格正名。在中国社会学的早期阶段，对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学，或者说什么样的社会学才是有益于中国社会的，其实并不是一个十分明朗的问题。社会学中国化固然是一个大方向，然而在这个大方向之下，化什么、怎么化却是见仁见智。余天休注意到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却没有拿出具体可行的实践方案（余天休，1922）。许仕廉的规划是借鉴国外的经典研究，重视中国社会的实地调查，加强中国史籍资料的系统整理，最终建成适应中国社会的社会学课程体系（许仕廉，1925）。孙本文的思路是充分搜集并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材料，再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的经典理论，创建一种完全中国化的社会学体系（孙本文，2011：298）。与注重历史资料和问卷收集的思路不同，吴文藻的路径是进行社区研究，通过深入考察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基层社区，以小见大、由点及面，最终认识中国社会的真相和全相，并由此推动社会学的中国化进程，建成中国化的社会学。在吴文藻看来，社区研究与革命家、改良家以及行政家急于求成的调查研究不同，这是一种“走远路”的办法（吴文藻，2010：462）。既然是“走远路”，则不能指望立竿见影发挥实效，与中国引进社会学的实用、急用要求有差距。反观当时风行天下的社会调查，社区研究多少有一些英雄气短，所以社会调查派自然而然地就被当作学术对手，成为社区研究彰显学术特质和优越性的标靶（吕文浩，2008：93）。

为了使社区研究在社会学学科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吴文藻除了借助拉·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为其社区研究造势，还将拉·布朗对社会调查的含蓄批评进一步发扬光大，以此表明社区研究是独具科学性的。他一再声称社会调查家、社会服务家如何如何，又宣称社会学家怎样怎样，两厢对照，话里话外将社会调查排除在社会学之外。社会调查在认识中国、改造社会的实践中确实存在一些力不从心的缺陷，而在吴文藻及其同道看来，这些缺陷正是社区研究能够有效避免或克服的。拉·布朗声称社会调查只是某一人群社会生活的文件的汇集，而比较社会学却能够对所研究的社会提供一种寻常社会调查无法企及的“内察”（拉·布朗，2002：302）。吴文藻也刻意将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区别开来，再三强调社区研究的优越性：社会调查只是社会生活见闻的收集，而社区研究是通过对社会事实的考察来验证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假设；社会调查是社会服务家为改良社会而做的浮泛调查，而社区研究的目的却是要发现社会、认识社会和解释社会；社会调查侧重于定量分析，而社区研究则强调深入社区，所求材料不求大而求全，注重资料的定性分析；社会调查所了解的社会是横断面，是局部的静态结构，而社区研究把社会生活理解成纵贯的、连续的、全型的和动态的过程（吴文藻，2010：206、435、448、451、464）。

吴文藻郑重划定社区研究与社会调查的差别，意在维护社会学学科的科学性和纯粹性，即调查研究并不是想当然地、随时可以轻易上手的信息搜集活动，社会学也不是常识的集中营而是一门科学。那些社会调查只是以数字游戏呈现生活见闻，于深入了解国情、认识社会无益，于建设社会学的科学性则有害，所以不能归诸社会学学科。因此，吴文藻一方面将社会调查与社会学研究并列对举，视之为直接观察现代社会的两种不同方法，另一方面将其倡导的社区研究划入比较社会学范畴，宣称社区研究属于社会学研究，有些以社会学之正宗或正统自况的意味。当然这种刻意贬抑社会调查的立场并非客观。

另外，吴文藻还反复强调社区研究者的专业素养与能力要求，也间接表达出他对社区研究之科学性的期许。在阐述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与主张时，吴文藻强调，“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材，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吴文藻，2010：4），将专业人才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必备条件。在解析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时，吴文藻认为，社会科学的实验比较并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严格控制实验条件，至多只可以将被调查对象施加一定控制之后，“由受过充分训练的研究员，来作精密的实地观察”（吴文藻，2010：254），特别强调只有受过充分训练的研究员才能驾驭实地试验法。在规划中国社区的研究框架时，吴文藻主张，应当效法人类学家的驻地研究，运用社会学的“局内观察法”进行实地的精密考察，特别说明局内观察法必须“由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来应用”（吴文藻，2010：464），否则不能获得有价值的资料。

吴文藻一再强调的“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受过充分训练的”“受过严格训练的”人才，并非一般意义上能够实施调查研究的人才，而是具备科学素养、能够进行比较实验的社会学专业人才。由此，研究人员的高标准，彰显出社区研究的严要求，从而也间接表明了社区研究的科学性。如若科学的社区研究能够深入开展实施，并发挥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真相与全相的实效，在吴文藻看来，也就意味着社会学彻底中国化了，或者说中国化的社会学真正建成了。

五、吴文藻之“化”的本真内涵

最近几年，关于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到底是伪问题还是真问题、究竟应当窄化还是应该宽化，多位社会学人各抒己见，展开了新一轮商榷论辩（谢宇，2018；翟学伟，2018、2020；王小章，2020；周晓虹，2020）。大体而言，学者们论辩的焦点问题归根结底仍是“化”的问题——何为化、何故化、何由化等等。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化”的理解和界定颇不一致，导致本土化、中国化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极为丰富多样的范畴（周晓虹，1994；叶启政，2006：98；汪琪，2016：7），就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思想与实践而言，目前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五种不同的理想类型（李宗克，2015：96；谢立中，2017）。由此可以预见，这一轮商榷论辩最终仍将难以根除分歧。纵观多年来关于社会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商榷论辩，在广度与深度不断得以拓展的同时，论辩引出的诸多连带议题也使得“化”本身变得更为繁复。在山重水复之际回望历史，再认识孙本文、吴文藻那一代学人的中国化思想与实践，或可化繁为简，为我们重新理解和认识“化”开拓新的思路。

正如前文所示，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立场——“试用假设始，实地证验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与功能主义社会人类学的方法论理念别无二致，而且吴文藻并不讳言化用、沿用功能学派的立场和宗旨。既然来自西方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方法和理论并未改变，而是继续作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与假设，说明从西方社会学到中国社会学并不是在理论与假设层面发生转化和转换。既然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和假设被吴文藻继续用作社会学中国化的立场和宗旨，那么西方社会学被“化”了什么？细究吴文藻关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表述，“理论和事实糅和在一起获得新综合”，其中的“新综合”应当就是“化”的最终成果。在“理论+事实=新综合”这个格局中，理论是一个未发生变化的恒定项，则造就新综合的关键因素是事实，即真正发生转化的因素是经过理论渲染的事实。换言之，吴文藻将西方社会学划分为理论与事实两个部分，运用功能主义社会学原理开展本土社区研究，保持外来的功能主义理论不变，而理论施用的对象则由域外事实改换为本土事实。因此，社会学中国化之“化”的核心与关键是中国社会事实。由是，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思路是，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西学理论作为认知工具，帮助研究者分析与解释中国社会事实，而本土事实只有借助域外理论才得以最终呈现与澄明。因此，吴文藻所谓的“化”，就是借助域外理论“发明”本土事实，经由本土事实“接洽”域外理论，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创造，改变西方社会学的某些旧元素，增加中国社会事实的某些新内容，两者“糅和在一起”，最终从量变到质变，“获得一种新综合”，按照吴文藻的愿景，这就是“化成”，就是社会学中国化，既是西方社会学转化的过程，也是化成中国社会学的过程。

其时创建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诉求还未提上日程，吴文藻也没有表现出建构中国本土理论的明确意图，他的首要目标是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使域外理论与本土事实互构共契，并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社会学，实现他所设想的社会学中国化愿景。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诉求和相应的认知状态，超越具体时空情境去评判前人的思想与实践，难免会产生不合实际的拔高或不切实际的苛责。我们不应以当下的理想诉求来衡量前人的成果，要求前贤做出超越时代的成就；也不应当将当下的宏伟目标投射到前人身上，假借前贤的成就为当下的目的背书。实际上，吴文藻的中国化理念与他的落实行动，很难说是完全自洽圆满。他要求理论与事实相互校验，但他对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似乎并未有过明确质疑。他希望在社区研究中贯彻他的中国化思想，但他似乎并未亲力亲为开展社区研究。不过，即便如此，这些微瑕也丝毫无损他在社会学中国化探索方面的积极影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将吴文藻的“试用假设”理解为吴文藻对西方理论不信任、怀疑或警惕等立场，其实是一种误解或误读。按照吴文藻的提示，“试用”是功能学派的研究原则，也是他本人欣赏认同的方法准则。因此，吴文藻的审慎态度并非出于西方与中国的差异问题，而是顾虑理论与特定社会事实的契合问题。或者说，吴文藻警惕的不是西方社会学，而是具体理论工具与特殊社会事实的契合程度。从吴文藻的思想主张和学术实践来看，他并不排斥西方社会学，而是将其作为认识中国社会的工具箱，尽力从中挑选出符合自己需求和口味的理论工具。作为深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影响的一代学人，吴文藻早在清华学堂学习时期，即已确立了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理念（吴文藻，1982），不仅要“报效祖国”，为中华民族服务，更要“沟通中西”，为全人类作贡献（吴文藻，1923：177-178），此后又在美国获得社会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所以从学术训练、情怀和理念而言，吴文藻将西方社会学视为沟通中西的前提，将源自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运用到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上，其立场和取向都是无可厚非的，其实也与当时中国学者的社会学本土化目标和实践是一致的。

社会学的本土化、中国化探索进程，其实是中国作为主体不断生成的过程（贺雪峰，2020）。域外理论和方法作为认识工具被用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事实，也即是使舶来的西方理论和方法适应、契合中国社会文化。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学中国化探索，实际上就是这样一条实践路径，孙本文如此，吴文藻亦是如此。诚如费孝通所言，这条路径的本质是运用西洋传来的科学方法和社会学理论，去观察与分析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以对中国社会何以如此给出合理解释（费孝通，1999b：415）。在中国社会学的早期阶段，从实践上探索一条西方理论与中国事实互构共契的可行路径，进而不断增强中国的主体地位，吴文藻及其弟子们已经走在了同代人的前列。即使是当下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学前沿理论与方法，也未必真正超脱“域外理论+本土事实”这一模式，如方兴未艾的大数据、计算社会科学，其实大体上还是这种路数。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中国化在当代中国已经从学术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王宁，2017），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中担负着锻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重任。实际上，社会学中国化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学科，这是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吴文藻著意所为的目标。换言之，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不只是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本土问题，更有建设中国的社会学学科的远大目标在焉。因此，吴文藻的社会学中国化思想与实践，尤其是其看待西学社会学的方式，对于当下的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及学科建设亦不无参考意义。

西方社会学是我们学习借鉴和反思批判的对象，一百余年来这种地位格局并没有完全反转颠覆。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推进中国社会学融入世界社会学体系，西方社会学仍然是我们的参照对象（费孝通，2001：237；郑杭生，2009；丁元竹，2020）。反思和借鉴他者是创新、创造的前提与基础。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既要不忘本来，也要吸收外来，既能古为今用，也能洋为中用。作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抽象概括，西方社会学理论具有普适性的一面，社会学家可以据其在世界各地开展研究，解释不同文化情景中的社会事实，例如拉·布朗运用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对象跨越不同文化类型，试验区遍及世界各地（吴文藻，2010：263-264）。当然普适性只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成立，当时过境迁，理论与事实之间不能圆满匹配时，即吴文藻所言的“理论不符合事实”，就需修订旧理论，或推翻旧理论、建构新理论。事实上西方社会学理论并没有一劳永逸全覆盖的能力，不同流派之间、同一流派内部的质疑和论辩，正表明具体理论存在涵盖限度与解释限制，是需要不断修订完善、推陈出新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与冲突论、交换论、符号互动论、常人方法学、新功能主义等诸多流派的互动关系，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因而，理论与事实之间的不匹配、不兼容并不鲜见，中国社会学研究实践真正应该反思的现象是，将西方社会学奉为圭臬，唯其是瞻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真正应该反对的做派是，将西方社会学拿来就用，既不问效度信度，也不求创新创造。

正因为西方社会学普适性与局限性并存，所以才有突破局限、发展创新的可能，所以才有“化”这一说。如果不将西方社会学作为借鉴和反思对象，也就不存在“化”的问题了。实际上，发掘本土事实、凝练中国经验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与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学可以并行不悖，甚至可以相互帮衬、相互支持。例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礼俗社会等本土概念，就是受西方社会学的启发而提出的（谢立中，2017）。而英美两国社会学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本土社会学的发展成长，是离不开学习借鉴域外社会学的思想成果的。早期美国社会学发展迅速，就得益于从欧洲引进前沿理论和方法，从中选择适合美国国情的内容并加以修改运用（贾春增，2000：195；叶启政，2018：24），最终实现了社会学的美国化。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英国社会学，也是在吸收欧陆的思想、融合美国的典范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英国特色（Britishness）的社会学（吉登斯，2003：114）。

因此，不论是建设中国化社会学，还是创建本土性社会学，只要不脱离社会学这条轨道，过去曾是我们的借鉴和反思对象的西方社会学，今后仍将是中国社会学之如影随形的镜像。无视或规避西方社会学，强行另开炉灶，硬搞一套“纯粹中国”的社会学，这样干，即使搞出了一套东西，但是何以能够名实相符，与既有社会学传统成龙配套？更何况一味执着于张扬所谓的自主性，很容易因噎废食而陷入故步自封。

感谢刘少杰、冯仕政、王建民、宣朝庆等师友及匿名审稿人的支持，文责自负。

参考文献：

[1]布朗，拉，2002，《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丁元竹，2020，《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行政管理改革》第10期。

[3]费孝通，1999a，《费孝通文集》(第二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9b，《费孝通文集》(第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1999c，《费孝通文集》(第十三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1，《费孝通文集》(第十五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4]贺雪峰，2020，《本土化与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兼与谢宇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第1期。

[5]吉登斯，2003，《为社会学辩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记者，1925，《社会学界消息》，《社会学杂志》第4号。

[7]贾春增，2000，《外国社会学史》(修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金天明、龙平平，1986，《论吴文藻的“民族学中国化”学术思想》，《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

[9]李培林，2008，《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社会科学战线》第12期。

[10]李章鹏，2008，《社会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以1922～193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的研究》，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初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1]李宗克，2015，《社会学本土化：历史与逻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2]林耀华、陈永龄、王庆仁，1987，《吴文藻传略》，《民族研究》第4期。

[13]刘洪英，2000，《吴文藻与西方社会学的中国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14]吕文浩，2008，《重审民国社会学史上的社会调查派》，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初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5]孙本文，2011，《当代中国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a，《孙本文文集》卷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b，《孙本文文集》卷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6]王宁，2017，《社会学本土化议题：争辩、症结与出路》，《社会学研究》第5期。

[17]汪琪，2016，《本土研究的危机与生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8]王小章，2020，《社会学中国化：学术？政治？抑或学术政治？》，《探索与争鸣》第1期。

[19]吴文藻，1923，《评清华学生生活》，闻一多等，《清华生活——清华十二周年纪念号》。

——，1982，《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第6期。

——，2002，《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导言》，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论社会学中国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20]谢立中，2017，《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类型——以费孝通先生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21]谢宇，2018，《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第2期。

[22]徐平，2017，《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吴文藻》，《群言》第6期。

[23]许仕廉，1925，《对于社会学教程的研究》，《社会学杂志》第4号。

[24]徐义强，2011，《人类学本土化探索历程评述——以吴文藻、费孝通和李亦园为主的讨论》，《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

[25]阎明，2010，《中国社会学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6]杨开道，2005，《杨序》，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7]杨雅彬，2001，《近代中国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8]叶启政，2006，《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实证的迷思：重估社会科学经验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9]余天休，1922，《中国社会学家之目的与责任》，《社会学杂志》第1号。

[30]翟学伟，2018，《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吗》，《探索与争鸣》第9期。

——，2020，《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回应》，《开放时代》第5期。

[31]张静，2017，《燕京社会学派因何独特？——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例》，《社会学研究》第1期。

[32]赵承信，1936，《社会调查与社区研究》，《社会学界》第9期。

[33]赵定东、郑蓉，2013，《民国时期江浙籍主要社会学家记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4]郑杭生，2009，《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35]周飞舟，2018，《行动伦理与“关系社会”——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社会学研究》第1期。

[36]周晓虹，1994，《本土化和全球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社会学研究》第6期。

——，2012，《孙本文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第3期。

胡翼鹏，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学史、社会学理论。

来源：《社会学评论》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