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扬子江小说报》作为晚清武汉地区第一份新小说杂志，从创刊之始便立足于本地。呈现出一条从“地方”到“中心”的新小说发展路径。一方面，以《蒲阳公梦》为代表的小说作品带有明显的反清非儒思想，与改良派政治小说拉开了距离;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宣告了艺术上的国粹取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说文体自觉。

关键词：《扬子江小说报》;武汉;晚清“新小说”;地方路径

1909年5月19日，小说专刊《扬子江小说报》诞生于湖北武汉。晚清“新小说”的出现，是传统文学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小说杂志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而在今天的晚清小说杂志研究中，随处可见《扬子江小说报》的身影，不过让人稍感遗憾的是，绝大多数时候，它只是研究中的一个统计数据①，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是上海的小说期刊。不可否认，晚清小说期刊的重镇是上海，但如此一来，就使得被放置在中心背后的《扬子江小说报》面目模糊，形象不清。

颇耐人寻味的是，《扬子江小说报》办刊人在创刊之时，对当时小说专刊发展的“中心”与“边缘”格局有着清醒的认知。在第一期就刊登了《中国小说报调查表》②，对晚清小说杂志进行盘点，在此表中，除了《新小说》和《扬子江小说报》，其余杂志均创刊于上海③，上海的中心地位一目了然;同时也对自己的杂志怀抱着极强的自信，杂志首期刊登了七篇发刊词，这在晚清小说专刊中是前所未有的，在它第一篇发刊词中，有这样一段话：“长江日夜东流将以学海也，将以学海而第见往不见复，是无益于江也。无益于江，奚取于学海也？曰示江流之急进也。学海者以水学海，非以江学海也。以水学海，则江之水得为海之水，于水已进化。固不必其水之江也。且江之水进为海，而后湖河池沿之水愿为江。此无所输出，即彼无所输入也，不以江之水益海，或且以海之水益江。海水益江，是水退化也，退化之水，羞于江也。”④以海河关系来喻文学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关系，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太过常见的手法，但这段话依然应该引起今人的重视，因为在当下的研究中，海河关系（或者主流支流关系、大河小河关系）背后的权力结构都是支配与被支配、影响与被影响、输出与输入的关系，这段话清楚地提醒我们，这样一种观点可能只是今人一厢情愿的“后见之明”，作为当时在“非中心”地区的《扬子江小说报》群体，他们并不认为在晚清新小说潮流中，自己只是一個被动的接受者;相反，他们认为在思想文化的传播中，主流本身就是由支流汇集而成，思想文化的传播本身就是一个从边地走向中心的过程。正如学者李怡指出的那样：“将接近外来文化的区域所产生的文化风潮视作不变的主流，集中考察这些主流如何在各地分化为‘支流乃至涓涓细流，这就是我们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与文学的重要思路。这种‘大河涨水小河满的认知模式原本就是不牢靠的，生存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小河涨水同样是大河满的原因。”⑤那么这样一种从边缘到中心的地方路径，到底是《扬子江小说报》办刊者的理论构想，还是在小说创作中已然付诸实践？如若付诸实践，这条地方路径以什么样的方式显现？本文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一  政治小说《蒲阳公梦》中的“非儒”革命思想

1909年5月16日，《汉口中西报》刊登《<扬子江小说报>出现》的广告，“小说计十余种”，其中提到一部由作者凤俦所著之“寓言小说《蒲阳公梦》”⑥，但在正式出版时，《蒲阳公梦》却由“寓言小说”变为“政治小说”。表面上看这一分类变化无足轻重，但若把它放在晚清小说发展脉络中来考察，就可知这一变动绝非是无心，而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勇气之举。“政治小说”的名称，最早见于梁启超1898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在小说被塑造为图强救国利器的晚清时期，可以说“政治小说”是知识分子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最为重要的文学工具，因而“政治小说”这一分类比任何小说分类都更有政治敏感性。已有研究指出，国内的晚清小说专刊，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风险，除了少数最开始创设这个栏目外，绝大多数从创刊时就无此栏目⑦。正如前文所言，《扬子江小说报》对同时期晚清小说专刊有过研究关注，对于这一栏目的风险有着清楚的认知，另外当时武汉的舆论管控并没有放松，“本社创立既久，而迟迟不克出版者，其间又不知几经惊涛骇浪，险阻艰难”⑧，但仍然设置了这一栏目，其勇气可想而知。而且《蒲阳公梦》依然是重点推出的小说，当时主编胡石庵写下批语提醒读者“凤俦此书，寄托深微。设局宏大。前后都数十万言”“书中诸人诸事皆确有所指，巧有所寓。非等于他卷小说仅以事迹文字雄也”⑨，可见对这部小说的重视。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使得主创人员冒着风险也要刊登，而且还坚持使用“政治小说”这一分类标签？在相同的文学分类标签背后，这部小说的政治主张与早期维新派小说家的政治主张又有何不同？

这部前后数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今天我们只得见三回：《陈士元占梦浩然亭，徐养量得识人参果》《盗金牛盲左护群妖，埋碑剑蒲城遭暗杀》《中阴谋铁牛塞龙港，使奸计韦驮坐山门》，不过依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文本，已经可以确定小说的主题是反儒学。儒学，作为封建王朝几千年的正统之学，在晚清虽然地位遭受重创，但在应对历史巨变之时，重组儒学以应对新变，还是当时的主流选择。而这篇小说即以夸张变形的人物形象、离奇荒诞的故事情节，将晚清以儒学为主导的各种思潮统统调侃讽刺了一番，背后是对企图依靠儒学改良来扭转国运颓势行为的破产宣判。

小说开篇便借“孟子赠书”这一情节提到“调和论”，小说中写到明朝一位叫陈士元的人出生时，孟子托梦给他的亲人，担心“西学侵入中国。儒者无复得有立椎之地”，因此他要“把那新旧学术调和调和，采其所长，弃其所短，彰明较著。抱着自己的思想，另造一个璨新的中国”⑩ ，陈士元是儒家“亚圣”孟子的转世，是一位一心参道、专心占梦的晚明大儒，生平最得意之作是《梦占逸旨》。孟子转世传道、谶纬之书《梦占逸旨》，这些关键信息都指向了晚清儒学中的今文经派。而“调和论”的观念，也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儒臣，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调和”观，实施改革，延续清廷统治。虽因小说不全，不知故事结局，但凭这一人物将所有的热情与智力都放在占梦之上，讽剌之意不言而喻。

小说第二回和第三回紧密相连，讲述的是县令侯子真为了抢占一个能世世代代发家的灵穴，而作妖设法，伤天害理。其背后的支持者是大儒左丘明及其收留的一帮妖魔鬼怪，而左氏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独占一头不断吐银钱的金牛。此处将左丘明如此丑化，讽刺的正是古文经派。

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越来越多的革命者不满意这条改良路线，大力批判儒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治古文经反今文经的革命党人，以刘师培、章太炎为代表。而在这两派之外，还有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持“中西调和”观，同时也极力保存国粹的儒臣。对这三派的讽刺，就是宣判用儒学救国行为的破产。《扬子江小说报》第四期，发表了一篇匿名的社论，文中直陈大部分儒士“皆不过出于利禄之途耳”，儒学“立言只为一时，非为万世”“乌能取二千年后之事，预计而筹及之也哉”11，这些观点无一不是对本小说观点的呼应和支持。

《蒲阳公梦》的剑锋所向，明显与早期维新派小说中的政治观念拉开了距离。早期康梁等维新派的政治小说多持改良思想，《蒲阳公梦》直指维持封建统治的儒学，反君主统治的革命思想呼之欲出。在相同的“政治小说”标签背后，其内容和主旨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都是关注儒学问题，这篇小说也不同于早期以《儒林外史》为代表的作品，早期作品只是进行局部黑幕的揭露，而《蒲阳公梦》却是整体上对儒学进行清算。

小说作者范韵鸾，以革命的眼光聚焦儒学，这和他身处的城市武汉不无关系。晚清时期的武汉，是文教转型的重镇，晚清学制的变革，是由湖北经验上升为全国模式的。张之洞在汉最先改变学制，变书院为学堂，而后为保存国粹，又在武昌首创存古学堂，文教转型的背后关涉的是清廷的政教存续，研究者已指出：“湖北着重经世致用，在注重发展实业教育的同时，十分强调经学对统治基础的维护作用。”12另一方面，用经学来维护清廷的统治基础，势必对新思想的传播采取高压管控。1905年以后，武汉民报勃兴，“革命报刊大多出版一年半载即遭摧折”13。这使得在外接受了新思想的读书人，对于清廷更加不满，武汉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在文学中也开始有所反映，已有学者考证，汉口的《江汉日报》在1908年就率先提出了反清反君主的“革命文学”14口号。范韵鸾，原为晚清秀才，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攻经济，回国后任武昌私立江汉法政学校讲座，是学制改革的亲历者。同时，他兼任《汉口中西报》的记者，见证了晚清武汉的思想控制。15有这样的氛围与经历，他写出“非儒”小说《蒲阳公梦》，也在情理之中。

提到“非儒”，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新文化运动，是北京，是《新青年》，是易白沙、陈独秀等人的說理论文。实则早在晚清，地方文人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一主题的探索，并且就已经用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历史难道真的是中心“振臂一呼”，地方就开始“群山响应”？地方文学的发展到底是被本土的具体问题、生存感受激发，还是被外来的时新概念、形势风潮驱动呢？还是后来者受困于“影响—被影响”的思维模式，没看清历史原本的发展路径？

二  国粹取向与小说文体自觉

《扬子江小说报》除一部分作品注重趣味性外，在思想内容上整体趋向激进。但在艺术观念上，却不以趋新为好，而是偏向内寻，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养分。在晚清小说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传统文化之于新小说已经不再被粗暴地等同于负面影响，已有研究者指出“晚清后期欧化与国粹主义此消彼长的新的思潮演变，构成了此期小说发展的新动力”16。重回历史现场便可发现，即便是在国粹主义思潮盛行之时，《扬子江小说报》也呈现出一些独属此地的面向和特色。

在《扬子江小说报》创刊的1909年，报刊的印刷技术有了相当大的突破。当时许多小说杂志都对封面极尽装饰之能事，《扬子江小说报》的封面相当简陋，只请人作了封面题词。以至于陶报癖后来回忆起时还在大叹“惟无良好印刷，形式上未能美观”17。但就是这张简陋的封面，它背后的书写者却大有来头，刊名书写者为黄福。黄福先后任两湖书院和两湖师范学堂经学教习，后又被聘为存古学堂协教。排斥儒学、提倡革命的《扬子江小说报》请存古学堂的经学教员题写封面，存古学堂的教员为提倡白话的新小说杂志题写封面，双方的立场动机都值得我们深究。存古学堂是张之洞晚年最为重视的文教事业，他亲自设计了湖北存古学堂的教学体系，课程设置分为经学、史学和词章三门，在这三科的权重上，张之洞历来秉承的观念为词章学之价值依附于“经史”之价值18，也因而，此时此地的词章之学不用背负经史之学攸关经典存续、道术升降的重压，学子们读词章之书可以更多凭借个人的性情和兴趣，时人朱峙三1910年的一则日记颇能说明这点：“诗虽为无用之物，然可以写性情。且本省存古堂尚在开办，能研究诗学也”19。当年湖北存古学堂的学生罗灿也提到，词章学堂老师讲授诗篇“颇能绘影绘声，精义入神，不过有些学生是听之无味的”20。“无用”“无味”看上去像是贬低之词，实际上都指向文学性和艺术性，词章之学获得了相对独立和单纯的生长空间。黄福，本身就是存古学堂词章协教，兼任经学协教。21有了词章学的桥梁，革命立场的《扬子江小说报》不会将以“宗经”为立场的存古学堂一杆子打死，反而借助其在学术上的声望，抬高新小说的文学地位，而湖北存古学堂的教习，即便政治立场不同，也抱以开放的文化立场，不以新小说乃至白话小说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物。因而黄福题名，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黄福本人并不事小说写作，作为存古学堂的词章教习，他能为杂志题写刊名，从某种程度上就表明新小说在武汉获得了正统文学的认可。胡石庵请其书写刊名，背后折射的是胡及其同人的办刊态度：对于小说宗中还是宗西的一种选择。虽然当时国粹主义思潮对许多小说杂志都有影响，但相比于其它杂志，《扬子江小说报》请黄福题刊名，本身就是旗帜鲜明地亮口号，行为更为激进，态度更为彻底。

这种选择势必影响到对翻译小说的态度。《扬子江小说报》刊登翻译小说，有李涵秋译《梨云劫》，包柚斧译《金钏案》，胡石庵译《蜂蝶党》，陶报癖译《红发会奇案》，这几部小说，除了陶报癖所译注明原作者是英国考南道外，其它几部小说都没有标注原作者，这样的做法在当时的小说杂志中是不常见的，无论是早期的《新小说》《绣像小说》，还是后期的《新世界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杂志，译文小说极少不注明原作者的。这种态度的背后，关涉到了编者的小说观。小说家何海鸣评价《扬子江小说报》主编胡石庵的一段话或可为此作一注解：“创办了一家扬子江小说日报，专门提倡小说，即找不着西译名著，也能自出心裁，创造出西洋的小说故事来，人名和地名，全步上西洋译音，充作译本，如侦探冒险等作，应有尽有，居然能以伪乱真。”22如此“翻译”小说，想从西方小说中获取小说创作的资源和养分，显然不大可能。这与以突出“西”为思想资源创作小说的做法有了差异。可见当时武汉在小说资源的选取上，只以中西为区隔，不以新旧为分野。

胡石庵及其同人创作小说主要是从中国传统小说中汲取资源和养分。他们对于传统小说的价值定位极高：“嗟乎，国之不强所长亦善变为短，是非不足自存，无如今日之甚矣。不然，即如小说一书，集东西著述，其求有如红楼西厢诸作，曲尽言文之妙者乎。”23在他们看来，大众之所以认为西洋小说胜于传统小说，不是小说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国力的差别，这样的结论自然过于夸大了本土小说的位置，但将精力聚焦于传统小说，对于小说开始走上审美性的自觉，不断推进小说地位的独立，都不无裨益。《扬子江小说报》曾连载胡石庵撰写的《小说说》十五则，《小说说》是典型的小说文论，里面讨论的对象全部是中国传统小说，十五则文论中除了一两则涉及到政治教化外，其它都是从艺术的角度切入。《小说说》开篇便讨论了《西游记》的主旨，清朝年间，在三教汇通的背景下，《西游记》往往被定义为一本道书，或者一本佛书，或宣传三教同源之书，胡石庵认为这种观点不可靠：“意此书亦不过一小说家言耳”24，以小说家眼光，胡石庵剥除了附着在《西游记》上的学说观点，将它归置于纯文学的小说领域。为什么没有西学背景的胡石庵，也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认识《西游记》呢？已有研究指出，中国古代“小说”概念本身就包含多层意义，其中一种就是文体学意义，清末民初“传统小说概念逐渐与西方近现代以来小说概念走向一致”25，此处《扬子江小说報》上的例子也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佐证。除此之外，《小说说》还记载了小说报同仁在一起品评传统小说优次的趣事，与友人借《红楼梦》来讨论小说虚构与真实等问题。这说明，《小说说》虽由胡石庵执笔，但背后的诸多理念都是小说报同仁的共识，他们以传统作品为桥梁，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体会进行的小说理论讨论。这不仅有效地传播了小说的文体学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脱离附着在小说上的政治功利主义，回归到小说文本内部。

三  从武汉走向中心的作家

从上文可知，《扬子江小说报》立足地方，有着清晰的办刊理念，这与杂志创办人胡石庵密不可分。胡石庵和许多晚清小说家一样，出身世家，身兼革命者和小说家、办报人等多重身份，是晚清武汉小说界“执牛耳”的人物，他对武汉充满了感情，“其作品只供给武汉一隅之需要”26，即便后来因为在辛亥起义的炮火中创办了第一张革命报纸《大汉报》，声动海内外，他也没有离开武汉，只是将主要精力都放置在办报上。虽然《扬子江小说报》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但它所秉承的很多理念并没有因为刊物的停办而消散，许多当年和杂志、和胡石庵有交集的作家，后来在他们的身上依然能够发现这些理念的闪现。

《扬子江小说报》作者中成就最大的当数李涵秋，他因为作品《广陵潮》而在通俗文坛大放光彩，魏绍昌先生将之列为鸳鸯蝴蝶派“五虎将”之一。李涵秋是扬州人，《广陵潮》中有大量扬州风俗的描写，也引用了不少当地方言，因而许多研究者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李涵秋与扬州文化的互动研究之上，所用的关键词正是“地方性”。但若把“地方性”的关键内涵进行一个转换，不再将注意力仅仅放在风光风俗、方言土语之上的传统地域文化角度，而是从李涵秋文学的发生、生成及受影响的文学路径来进行讨论的话，我们会发现，“武汉”也是其绕不开的重要文化社会空间。李涵秋好友兼研究者贡少芹曾言：“涵秋治小说家言也，即在为汉皋寓公之时”“涵秋就馆武昌，得读石庵说部。虽爱其辞藻典丽，觉描写体会处似以为未足，因感而有所触发，不觉怦然动于中”27。正是受了胡石庵的影响，李涵秋才开始创作小说，他的第一篇小说和代表作《广陵潮》都是发表在武汉的报纸上，1909年，李涵秋离汉赴扬，依然与武汉小说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常年向武汉报刊提供小说稿件。1921年，李涵秋出任《时报》副刊《小时报》主笔，发表了98则题名为《我之小说观》的创作谈，讲述自己的创作与传统文学的渊源。28今天我们考察新文学作家的思想来源，很少关注通俗作家接受传统文学的路径，好像他们受传统文学影响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但通俗作家也不是天生就自带传统文学修养，也需要有机缘，有催化，因而考察其来路也是文学研究者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毋庸置疑，考察李涵秋接受传统文学的影响路径，“胡石庵”和“武汉”是绕不开的两个关键词。

何海鸣也是一位深受《扬子江小说报》和胡石庵影响的作家。这位辛亥革命的功臣，后来以“倡门”题材出名，范伯群称他为“倡门画师”，并指出他写作的思想资源来源于传统小说。29从传统小说中汲取养分，与胡石庵和《扬子江小说报》不能说没有。胡石庵曾回忆何海鸣在武汉当新兵时“常以文送余改削，以师相视”。30何海鸣自己也说他早期开始写小说时，常拿作品与胡石庵、李涵秋阅览，请他二人批评指教31。在他的评价体系中，创作优于翻译，李涵秋一直是他心中地位极高的一位作家，当年林纾因翻译西洋小说而大受欢迎，但他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林只是翻译，不是创作，只能算文学家，或者“古文学大家”，真正能称得上小说家的首选应为“无闻达之李涵秋”32，重创作轻翻译，这样的评价体系实则来源于他在武汉受到的文学启蒙。

李涵秋和何海鸣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代表作。但是武汉这个助他们文学起步的城市，却只留存在他们的生平简介上，并不被文学研究者关注。其原因就是我们要么束缚于“影响—被影响”的思路，只关注他们在中心城市上海的发展，要么受制于传统地域文化研究的影响，只关注作家的出身地。如果我们重梳历史细节，就会看到一条一条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径。当下，我们要反思，受“全球化—发达城市现代化—后发达地区逐渐开化”33的下渗式思维影响，我们是否忽略了在地知识的向上扩散？是否忽略了地方本身的力量？现在回过头看范韵鸾在《扬子江小说报》发刊词中关于“沟—河—海”的运动趋势描述，对应着这些作家的发展路径，其实已经证实的确有一种发展路径是向上扩散的，或者说是从边地到中心的。

当然，作家与地方的互动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地方经验如何经过作家最终转化成为独特的文学作品，需要更多细致入微的考察。不过我们既不能把地方经验当成千篇一律、稳定不变的实体，不能忽视历史情境中地方确实存在思想潮流，这种潮流的存在的确是以地方的开放性为前提的，但同时这种潮流的存在也是以自我为主体的，因而需要我们转变观察视角，要以地方为主体，而不能将地方仅仅看成是中心地区的副本或者变样。

注释：

①专门研究论文只有一篇，参见刘鹏：《晚清沪外小说专刊<扬子江小说报>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18年第3期。

②陶祐曾：《中国小说报调查表》，《扬子江小说报》1909年第1期。

③学者刘鹏已指出这个统计不全，笔者推测统计不全的原因是受限于交通，统计者没有见到宁波和粤港地区的小说杂志。参见刘鹏：《晚清沪外小说专刊<扬子江小说报>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18年第3期。

④范韵鸾：《扬子江小说报发刊词之一》，《扬子江小说报》1909年第1期。

⑤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

⑥《<扬子江小说报>出现》，《汉口中西报》1909年5月16日。

⑦参见姜榮刚：《“小说改良会”缘起及相关活动考论——兼论中外互动与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发生与演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5期。

⑧顿根：《扬子江小说报发刊词之五》，《扬子江小说报》1909年第1期。

⑨范韵鸾：《蒲阳公梦》，《扬子江小说报》1909年第2期。

⑩范韵鸾：《蒲阳公梦》，《扬子江小说报》1909年第1期。

11蛤：《述学卮言上（论今日宜讲诸子之学以辅翌孔学）》，《扬子江小说报》1909年第4期。

12关晓虹：《晚清学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13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14付登舟：《<江汉日报>与晚清革命文学的发生》，《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

15参见朱峙三：《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鄂州文史资料》第十四辑，鄂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2001年版，第91页。

16姜荣刚：《国粹主义思潮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之转向》，《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1726陶报癖：《小说家天门胡石庵小史》，《心声》1923年第3卷第1期。

18参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365页。

19朱峙三：《朱峙三日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

20罗灿：《关于湖北存古学堂的回忆》，《武汉文史资料第八辑》（内部发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版，第55页。

21郭书愚：《开放而不失其故：张之洞兴办湖北存古学堂的努力》，《社会科学研究 》2014年第6期。

2231求幸福斋主：《民元报坛识小录》，《越风》1936年第7期。

23凤俦：《小说报缘起》，《扬子江小说报》1909年第1期。

24石庵：《小说说十则》，《扬子江小说报》1909年第5期。

25段江丽：《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四重内涵》，《文学遗产》2018年第6期。

27贡少芹：《李涵秋》，震亚图书馆1928年版，第14页。

28参见黄诚：《论新发现的李涵秋<我之小说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

29范伯群：《在倡门小说中泛出人道之光的求幸福斋主——何海鸣》，《倡门画师何海鸣代表作》，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30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页。

32何海鸣：《求幸福斋随笔》，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33李怡：《地方性文学报刊之于现代文学的史料价值》，《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年第1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