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3 页）科学史表明一个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往往会给科学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开创新的学科，甚至导致整个科学体系的重新组合。

　　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有学者归纳为以下四类：首先，所研究的问题在现有的“知识库存”中还无法找到，是“史无前例”、“填补空白”或开创性的；其次，所谓“问题”，也可以是指采用不同理论对一个已经做过大量研究的问题给予新的诠释，或者采用新的方法对一个旧的问题进行再研究；第三，“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做过的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或者原来的理论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第四，在社会科学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仇立平：《社会研究和问题意识》，南京：《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所以，社会科学能否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新，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更取决于从何处发现问题、怎么找准问题和怎样应答问题。在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这样的例证层出不穷。

　　问题之一：中国搞了多年的社会主义，老百姓依然很穷。邓小平看到了问题，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取代了“阶级斗争理论”，用农村土地承包制取代了农村人民公社制，结果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问题之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少数西方人士开始鼓吹“中国发展掺水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也有人重新鼓噪“中国威胁论”。面对这种挑战，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发表《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演讲，提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关于这条道路，郑必坚着重强调三点：（1）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2）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3）这是一条奋力崛起，而又坚持和平、坚持不争霸的道路。（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北京：《学习时报》，2003年11月24日）这就打消了许多人的疑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问题之三：长期以来，中国教育界有一种观念，认为知识越多，学历越高，创新能力就越强。这种以知识传授型为主的教育方式造成了一个怪圈：学校设置的课程越来越多，越学越难，而学生的创新能力反而变弱。面对教育存在的误区，科学家钱学森在逝世前发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说到底还是体制问题。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陷入了“一切围绕经费转”、“一切围绕招生转”、“一切围绕排行榜转”等种种怪圈。大学本应该以“学术为本”，但在现实中却屡屡遭遇尴尬，常常不自觉地走向行政化、商业化。大学文化越来越充满娱乐化，而大学的灵魂——学术自由、学术独立和学术争鸣也渐渐失去了传统的尊严，在量化管理的挤压下越来越畸形。

　　问题之四：目前我国的学术评价制度尚不完善，在具体评价工作中存在重数量不重质量、重名望不重实绩、重论文不重工作水平、重短期成果不重长远积累、重设施改善不重人才队伍建设等问题。我们看到，现在学者与学者之间的比较、高校与高校之间的比赛，都只看其“学术成果”的行政级别和所拥有的数量。这种“论文工分制”的管理方法，甚至扩大到各种学术和教育的考核、评比、提级提职、业绩考核、课题和项目的审批中。过度量化的评价模式，违背了大学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律，抹杀了学科文化的差异，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但真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作品却凤毛麟角。思想是寂寞者的果实。在众人喧哗之际，静者独难。今天的学术界，甘坐冷板凳、守得住寂寞的精神已经所剩无几，愿意以最纯粹的为人和学术去面对这个并不纯粹世界的人更少之又少。资料显示，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期刊论文数量已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但平均引用率却排在100名开外。（雷宇：《中国论文数量世界第一，引用率排在100名开外》，北京：《中国青年报》，2011年2月10日）同时，科技论文“唯国外发表”的评价模式，导致学术造假、学术腐败之风盛行。科研评价体系“授柄于人”，危害有三：一是大量优质稿件外流，导致我国学术期刊在整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二是学费昂贵，我们在国外期刊发表文章要交钱，国人阅读这些文章还得再花钱；三是我国的科研跟着国外的指挥棒转，不仅任人宰割，而且缺乏安全。（姜咏江：《科研评价体系怎能“授柄于人”》，上海：《文汇报》，2010年4月23日）

　　当然，问题有真问题、假问题，学术性问题、非学术性问题，大问题、小问题，偶然性问题、必然性问题等区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关键点是首先要弄清所讨论问题的真假。只要是真实的问题 ，就有研究的必要。而任何一个真实问题的存在都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理论依据，二是要有事实根据。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有许多所谓热点问题实际上是伪问题。比如，有人研究李白，认为李白是一个吃软饭、打群架、混黑道的“古惑仔”；有人研究诸葛亮，认为刘备三顾茅庐是假，《出师表》暴露了诸葛亮的政治野心，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诸葛亮是“中国最虚伪的男人”；等等。近年来文学研究的猎奇之风甚嚣尘上，有一地鸡毛之势。但这不过是为了吸引眼球的无聊噱头，是典型的伪学术。

　　近年来学术界都在谈“中国问题”，这一意识固然不错，但在谈“中国问题”时所用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并不是“中国的”。很多人是从海外进口思想，而不是从观察中国的实践来发掘和发展思想。我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学科和体系、理论与方法、经典著作与理念，介绍了许多学派与大师，这无疑有助于开阔我们的视野，便于学习和借鉴各国有益的文化成果和研究方法。但一些人往往从概念出发，试图用西方苹果的理论来解释甚至改造中国的橘子。从本质上说，这些舶来思想有不少并无现实可行性，如果盲目应用，会引起社会政策基本理念的混乱。如在介绍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改革实践中，很多新概念被介绍进来，尽管这些概念所提出的社会经济背景和我国相差很远；甚至发达国家很多新的实践，在还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也被纳入我国一些社会政策的设计之中。一些我们本来没有的问题，也作为问题提出来了。于是，国际社会政策的问题，如福利国家的财政赤字问题，也成了我们要避免的问题，被当作中国的问题来研究。殊不知我们的政府对社会政策的投资远远不足。学术研究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概念作为工具值得提倡，但不能简单地移植，生搬硬套使理论与实际内容缺乏有机结合，因而也就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当下，学术研究迫切需要拯救原创力，需要依据中国实践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