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技术的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催生了局部的、不规范的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要实现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普遍、规范和有序，尚需进行数字转型，通过转变文化观念、变革体制机制、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使经济、社会和文化建立在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基础上，形成数字经济社会的崭新形态。数字经济社会呼唤数字要素和资源参与的社会治理，确立数字治理格局，运用数字治理方式，以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转型；数字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0）06-0055-10
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催生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治理，进而带来更高的发展效率、更新的社会现象、更大的文化繁荣，解决我们想解决而未能解决好的一些问题，预示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如何将数字科技进步带来的自发的、零碎的社会现象，引向自觉、有序、健康和普遍，需要从认识数字科技开始，把握数字科技价值的实现逻辑和扩张路径；需要创造必要的中间环节去引导数字化转型，将传统的观念、体制和陈旧设施，导向数字技术支持的新观念、新体制、新基建；需要在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形态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探索和实践新的治理方式，开发以数字技术、数字要素、数字资源为基础的新型治理工具，提升企业、事业、党政单位的数字化监管水平，推进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数字化治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群众。正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指出，发展数字经济，要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建设，致力于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1］
一、把握数字技术带动经济社会转型和治理的逻辑
数字科技的萌芽、形成和发展过程，产生了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数字经济，体现了数字技术价值的实现逻辑。数字经济超越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利用了更加丰富、更强功能的数字技术，特别是诸多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突破信息和知识标志的经济形态，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带来整个经济环境和经济活动的根本变化。如果说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期，数字技术对经济活动发挥着工具、技巧、方法的作用，那么数字经济条件下，数字技术就渐进转化并升级到资源、要素、内容的性质上，数字技术及其积累的数据本身成了价值的主体和核心。以往任何一个产品，用过一次价值就会大幅下降；现在，数据用过一次后再次分类并重组分析，数据无损失还增值，运用价值更高。数据越沉淀，数据越庞大，经过分析和加工，就更具反复利用的价值，数据成为最有价值的生产资料和要素，它能帮助化解不确定性，有效提升规划和行为的成功率。面对重要的数字资源，需要建立新的社会契约，防止数字资产独占，禁止个人数据滥用，确立数字资产所有权。总体上，数字经济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基础上出现的经济发展崭新形态。
遵循数字技术价值扩张和升值的逻辑，以数字科技为起点，人们正在梯次实现着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治理。
一是数字科技，包括云计算、大数据、5G、人工智能、区块链、万物互联等数字技术的逐渐发展和融合，成为数字世界的基础，有其自身的价值，越运用越普及，越能发挥其深厚的运用价值，挖掘其潜在的延伸价值。
二是数字技术产业化，就是数字技术率先在信息产业系统深度运用和广泛扩散，运用和扩散的范围包括：基础网络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信息通信设备终端（包括软件产业）等三个方面，近水楼台先得月，数字科技在信息通信系统的广泛运用推进了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是数字经济，通过数字科技产业化，特别是数字科技在信息通信行业的广泛运用，推动了产业数字化，就是数字技术在三个产业的广泛运用，推进了工业的互联网和数字化，农业的互联网和数字化，金融服务贸易的互联网和数字化，放大了数字技术的价值实现，形成数字经济形态。
四是数字社会，这是一个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基础之上，并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崭新社会形态，主要通过数字产品、数字化服务在社会、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广泛运用，或通过各种数字产业、数字服务、数字平台为社会生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使社会各方面到处和经常呈现数字化应用及其场景。这种现象与传统社会明显不同，反映着数字资源的鲜明特点。
五是数字治理，这种运用数字要素和资源开展的治理方式，适应了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新特点。数字经济与数字社会带来一些新业态、新行业、新岗位，相应地带来大量新的决策、规划、管理、监督和安全等方面工作，这就需要相应的职业道德、规则和法律予以规范和治理，数字化治理应运而生。
从数字技术到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再到数字治理，数字技术及其价值的实现得到四个延伸：第一，数字技术本身的价值，通过数字技术产业化，向信息通信和互联网产业延伸；第二，信息通信互联网产业的价值，通过产业数字化，向各产业延伸；第三，由经济领域数字化向社会文化领域数字化延伸；第四，数字技术由生产力的功能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兼有的功能延伸，从创造物质财富向辅助监管和治理的层面扩展。
随着数字科技日益发展和数字技术价值不断延伸，人们能感受到万物皆数，而且数字间的关联正在上升为一种普遍规律。如同土地意味着农业时代、机器意味着工业时代一样，数字意味着数字时代。数字时代正在走来，数字世界正在崛起。
二、发挥数字科技优势积极引导经济社会转型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全面构建数字社会，需要对原来的经济和社会形态进行必要的转型，升级到以数字技术支撑的崭新形态，从而使经济社会的运转以及治理均建立在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基础之上。实现数字经济社会形态及其运用数字要素参与治理，就需要用数字技术去改造和取代传统的经济社会的理念体制、运行程序和基础设施。
（一）抓住数字技术及数字产业化有利条件适时转型
新世纪以来，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基础性技术和前沿热点技术加快迭代演进，深度融入社会各个领域，不断迸发创新活力，信息化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力量，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产业变革和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各主要国家都把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作为谋求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特别是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人们获取、存储、分析数据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数字技术价值扩张很快。近几年的时间，数字经济的发展已进入跨界融合、系统创新、智能引领的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和产业数字化的加速发展将带动巨大需求，无疑对全行业都将是重大机遇。数字经济社会变革的整体趋势冲击着传统经济、社会和文化，以数据为基本手段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载体的新社会形态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数字化转型正当其时。在信息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中，数字经济和社会的成长很不平衡，如何把握数字技术广泛运用的条件，促进更大范围的经济社会转型，成为各国竞争的一个主要内容，彼此都在抢夺先机。数字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衡有的是客观因素导致的，需要促成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有的是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的主动作为和积极推进还不够。因此，有序推进转型，在于把握和争取各种条件，及时制定政策，积极予以鼓励。如果条件不具备，过早转型就会效率低，浪费资源；条件充分而行动迟缓就会丧失最佳机会。美国是数字科技领先的国家，中国在5G、量子通信、语音识别、超级计算机等前沿科技领域也不断取得突破，正在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移动支付、共享经济、在线购物、机器人制造等数字技术的运用和产业化蓬勃发展，特别是消费互联网、数字技术运用在全球领先，实现了历史性的进步。科技革命和创新是转型的重要前提，但是科技产业化是数字转型的直接条件。中国是同时具备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和数字技术优势的国家，近10亿网民习惯于数字化环境的使用，中国各行业的产业数字化升级在未来10年面临加速发展的巨大机遇。因此，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历史机遇的重大举措，也是升级治理方式的重要机遇。历史表明，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刻改变着世界发展格局。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机，及时组织和引导转型，就能走在时代前列、引领新的发展。
（二）注重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基础设施上积极转型
数字科技带动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转型，正值全球抗疫特殊时期，无疑对数字化转型和推进带来冲击，但另一方面也带来新的机遇。我国抗疫的实践表明，疫情防控的过程恰恰用上了数字技术支持的各种产品和提供的各种便利服务，“无论是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大数据追踪溯源和健康码识别，还是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都是对科学精神的尊崇和弘扬，都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2］正是抗疫的实践缩短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加快了观念转变、监管转变、基础设施转型的步伐。
一是思想观念的转变。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转型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传统和习惯势力。我们虽已进行了几年转型探索，取得初步成效，但这次抗疫过程成为数字转型的一次激变。在危及生命的病毒面前，必要的居家隔离、社交距离，让人们静下来将各种日常必需的数字技术运用、理念认识和规范监管合为一体，减少了许多思想说服、技术科普、试点试验过程，在接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实惠中，也在文化观念、生活习惯、工作方式中接受了数字技术，大大缩短了转型过程，推进了数字化步伐，为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规模发展作了特别的铺垫和准备。数字世界需要新思维，而思维、观念和心态的转变都带有根本性，必须树立与数字社会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积极心态，以相应的观念、心态来协调参与度，激励员工、客户、利益相关者乃至整个社会来进行创新。比如严谨而科学的转型态度，需要协作和共享思维方式，这样才能较好地接受数字化经济和社会的动员。思想观念转变会促成对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理解和支持，在这样的积极态度下，转型才有积极性，推进才会有进展。这次疫情防控对数字化转型是个促进和检验，对数字化治理也是个初步的整体化尝试。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转型。农业社会的基础设施从“书同文、车同轨”开始，建立相应的驿站和官道，种植需求决定了水利工程是农业社会最受关注的基础设施；工业社会有铁路、公路、机场、电网等基础设施，规模制造和物流的需求决定了电力和交通是工业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在向数字化社会过渡中，新的基础设施建设离不开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支撑和技术保障，信息交流的需求决定了信息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社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内容。随着视频应用、工业互联网、数字工厂、数字文娱、在线直播、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应用、新模式加速涌现，现有IT计算力不足的现状呼唤新的基础设施；随着生活工作的在线化，工厂与城市的智能互联，智能产品的持续增长，自动驾驶与智能网联车等新技术的导入，大量网络与数据安全问题也亟待通过提升基础设施予以解决。因此，数字转型迫切需要以5G、AI等技术支持的网络优化、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可见，新基建是新旧动能转变和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性基座。当然，新型基础设施是总体和融合的，不是局部和单独的；是在原基础之上对技术的提升和拓展，不是扔掉过去的设施；是以事务为中心，不是技术能力为中心。［3］新基建规模性扩展，将会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不同产业、行业、企业的应用，会使新基建有效倒逼产业链上下游间的数字化转型，共建产业应用生态，通过各方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与应用，让用户在体验到数字化办公、学习、生活的简单、快捷、方便的同时，也大量利用数字化技术引流，拓展业务，实现数字经济利益最大化。全球化条件下，新基建还需融入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中去，成为开放和合作的基础和平台，为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跨国企业、国际市场、各种交流充分赋能。
三是体制机制的转型。数字转型是一场管理革命，因为从传统社会形态步入数字社会，会有许多不适和阻力。比如原来大一统的组织模式，层次过多，传递缓慢，相互扯皮，与数字技术的运用格格不入。按照数字化要求就需要改变组织的传统体制，实现扁平化、简单化、分布式的组织形式，才能传达迅捷，职责明确，提高效率，转变为适应数字化社会的组织方式。数字化转型实际在倒逼企业、社会乃至政府组织的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某种程度上，转型就是一种改革方式，是进入数字经济和社会的必要前提。比如除上述提及的传统组织机制纵向架构与数字经济社会的组织扁平化、网络化发展的适应性外，还要考虑怎样更好地实现公共部门数字化，如何设计公共部门的激励机制；如何纠正过去政府部门条块分割，应急决策迟缓，响应快慢不一，家底不清，协调不畅，以及政府协同治理中能力短板的问题；怎样从信息、组织、治理角度，简化和缩短纵向多层的行政体制，体现小政府的精干高效，使适应了数字化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呈现明确的职责界限、清晰的法制规定、主动的应急思维、干练的工作作风，保证数字技术和功能运作深入，整体协同性强，在信息发布、事权分工、部门协调、物资保障、应急预案等方面有序进行，通过这样的机制，推动数字政务和智慧城市建设，真正能够利用数字资源和平台以及各种技术手段，治理经济金融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文化信仰问题，以及紧急重大事件等问题。转型的前面步骤都是后面举措的条件，或者说数字化的步步推进都在倒逼相关环节的改革。转型不规范，改革不到位，就会出现数字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就会抑制数字社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的释放。只要改革到位，坚持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数字化转型就会前移或深入，调整后的体制机制就能适应网络交易的“虚拟性”、跨地域交易的“全球性”、跨境电子商务全天候交易的“高效性”。灾难最能检验数字转型和治理的能力和成效，这次疫情防控是数字转型和治理的试金石，也是数字转型的促进站和检查站。“这次疫情实际上是一个外生冲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难得的观察数字经济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次外生冲击，数字经济的很多形态我们很难看的太清楚，其价值评价也不够客观。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数字经济的真实面貌很好地呈现在我们面前。”［4］
（三）协调并引导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实施全面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5］数字化转型就是致力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推广和运用，调动经济、社会、文化运用数字化技术的热情，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促进数字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培育普遍的相互带动的数字经济社会形态。
一是发挥企业等经济组织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骨干和前沿作用。经济对数字最敏感，数字对经济最有吸引力。经济的趋利性很容易与数字资源结合一体，使经济领域成为数字转型最早最快的形态。数字转型在于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真正把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做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企业等经济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是通过实现所有业务的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最终推动企业产品研发、生产制造、精准营销等具体业务的优化。通过搭建企业的数字化中台，连接前台客户需求与后台企业资源，打造以客户为中心、以科技为引领，具备持续规模化创新能力的数字化企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就是把设计、创新、优化的东西，变成模型和算法，并且和实际过程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系统、新的工艺、新的装备，形成一条条生产线、一个个工艺过程、一个个管理和决策过程、一个个服务和协同过程，而且要以数字化为基础持续地优化，不断体现智能化。［3］具体来说：通过数字技术武装制造类企业，使过去纯粹的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以及虚拟与物理融合的空间转变，在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等环节，部分或全过程地实施数字控制，从自动化向智能化升级；通过数字化智能化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对传统产业的替代步伐；通过数字虚拟与实体制造的融合运用，包括人机协作，创造新的生产方式，比如共享经济中，订单、支付等环节可在数字空间完成，而具体的生产、物流、供货在线上统筹支配，与线下物理空间相应对接，实现人机协作、机器与机器衔接，把数字技术应用到能够挖掘和应用到的最大的范围和程度；通过跟进数字制造的规范、管理和提高，革新企业经营监管方式，推动企业内部管理决策链、生产制造链、客户服务链反应更加敏捷高效精准，降低监管成本，缓解委托代理的信息不对称矛盾，提高管理效率，最终以降本增效的程度、以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满意程度来检验数字经济的发展效果。
二是保护和发展民众对社会服务数字化转型关注和支持的热情和期望。社会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是关系民生最重要的内容，与企业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紧密相连，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转型动力。需要在数字经济、数字企业、数字城市的带动下，促进社会服务的加速转型。在劳动就业方面，可以积极探索并建立人力资源的智能网络共享平台，激发各种用工和人力资源的活力，既能减轻政府部门宏观引导的负担，又会促进求职者个人的积极性能动性，满足求职者回避原单位的尴尬和隐私。在医疗方面，加速线上线下合作，把能在网上智能诊疗等可解决的项目扩展到最大，把线下到医院的项目缩减到最小，把高质量医疗资源的效用在网上扩展到最大，减少百姓到城市看病的交通、食宿等费用，通过网络数字等技术手段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教育方面，促进渐趋成熟的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向规范发展，有效做好网上教学的组织和管理，做好同中小学课堂教学的衔接，真正取缔被逼补习、变相补习，解决补习泛滥导致的学习负担过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问题。在健康养老方面，可以开辟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领域，通过数字功能的发挥，缓解老人孤寂，组织老年娱乐，引导适当健身，便利亲属慰问监护。在巩固脱贫方面，数字化可向巩固脱贫的地区倾斜，包括网上促销刚脱贫地区的产品，快递农村地区的土特产品，扩大线上对农村地区的招工，网上对现代农民的培训，网上提供各种农民所需的服务，用网络方式普及有关知识。
三是发挥科研院校和文化事业单位在数字化转型中的信息智能优势。这些行业和单位具有网络、信息、智能的倾向和特点，特殊的业务性质使它们的数字化建设早已起步，部分学校、文化、科研等事业单位，虽然先期进行了会议、活动和文件处理的数字化转型，推广线上办公、云会议、OA文件流程，但是与数字产业化带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雄厚实力和利益驱动相比，尚需更好的配合和跟进。特别是产业数字化后，可以生产和提供大量适宜文化教育科研事业所需要的数字产品和服务。防控疫情期间，教育文化单位为了提供更丰富的线上文化教育产品，吸引禁足在家和有限社交距离的人们，使他们安居在小范围而不烦燥，寻求数字技术及其产品和服务的广泛运用，启发和孕育着文化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了文化产业在线上跨行业、跨要素的融合发展，使线上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广受欢迎，彰显了教育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数字化转型中积极寻求变革的行业优势和作用。
数字化转型既有政策引导，也有产业间的内在市场协调，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在积极探索，有序转型，彼此协调配合，相互促进，使各业的数字化转型得到整体发展。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对经济上的供应链不同环节、生产体系与组织方式、产业链条、企业与产业间合作等全方位赋能，促进企业内的人、物、服务以及企业间、企业与用户间互联互通、线上线下融合、资源与要素协同。在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数字企业建设基础上，整合各方数据，发挥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进而推进城市公共卫生、教育、交通、生活服务等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补齐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等方面存在的突出短板，创新民生服务供给方式，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转型过来的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普遍体现出状态的虚拟性、推广的迅捷性、运用的差别性，以价值实现为保障推进着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三、适应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构建数字治理机制
为适应数字技术运用，配合数字化转型，更好地促进社会高质高效发展，应在已转型的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前提下，加快探索数字治理的方式。数字治理实质上是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和融合为基础，以这些技术运用中最大的公因子-----数字为标志，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政府、企业、个人等不同主体最大程度地开放数据资产，促进数据关联应用，形成“用数据对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服务、用数据创新”的现代治理模式。
（一）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呼唤相应的数字治理方式
不同的社会形态都有相对应的治理方式。数字转型推动了信息智能技术的逐渐渗透、广泛运用和充分融合，改变了经济、社会和文化赖以存在的传统基础，在打乱它们各自原来结构的基础上重组着新的结构，深刻改变着经济形态、社会形态、文化形态，出现了数字经济、数字文化、数字社会的雏形。同时，在全社会加速数字化重构过程中，过去传统工业文明的治理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数字时代的需要，传统的治理能力受到挑战，从而也对数字政府的建设，尤其是数字治理提出需求，政府机构、企业和事业单位都在考虑如何借助数字化技术，让各自的组织体系更加灵活，让组织或社会的协同更加高效，借助数据化、平台化推动数据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6］这样的数字经济社会基础和环境，势必要求在原来决策、规划、调控、监管、法治的各种治理方式基础上，吸纳赋有时代气息的智慧社区、智慧企业、智慧城市、数字中台、数字政府的管控形式，并加以梳理综合，进而形成数字治理系统。
由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还是零碎的并不系统，数字治理的整体框架尚未形成，需要在促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上，着力探索并搭建数字治理体系，需要把转型过程的每个环节有机地链接起来，使零散的功能系统化，尽快形成以数字和信息为要素和重要资源的治理机制，建立与数字技术相兼容、与数字经济社会相匹配的治理模式，探索和展开相应的崭新治理实践。虽然新的数字治理正在继承和接替原来社会治理的任务，但是从治理手段、治理效率、治理范围上，都已经超越原来的治理模式，数字治理的范围更广泛，担负的任务更具时代性。
（二）数字治理的发展目标决定数字治理任务
数字治理主要是通过运用信息智能的治理能力，利用各种数字监管工具和手段，释放数据作用和价值，激发数据生产要素对经济社会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同时更多地将风险化解于萌芽，使经济、社会、文化、政府等各个方面处于平稳运行、安全健康和发展向上的趋势，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综合发展的创新活力、竞争实力、治理能力。特别要针对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要敏捷反应、测算研判、及时应对、技术干预、科学施策，达到化解风险、解决问题的目的。未来数字治理将主要担负两个大类的治理任务：一是治理数字生态下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和风险，特别要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分析的支持，精准研判、及早预警、紧急处置，治理安全和发展方面的突发性重大公共事件；二是治理数字技术及其运用产生的问题和风险，比如数据的泄露篡改、数字壁垒、数字鸿沟问题，信息垄断、信息污染和信息孤岛问题，网络病毒、网络黑客、网络安全问题，智能化带来的情感、暴力、甚至仇恨，以及对智能过高的期待和不负责任的智能炒作问题，平台自身的生态系统问题。
具体来说，企业要“把数据治理和数字管理结合起来，从组织架构、管理制度、操作规范、信息技术应用、绩效考核支持等多维度对组织的数据模型、数据架构、数据质量、数据安全、数据生命周期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梳理、建设以及持续改进。”［4］通过数据治理，达到精准营销、改善用户体验、提升服务质量，将无序的数据转化为利润。
政府要在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基础上，提升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将数据转化为科学决策，使舆情监控、网络反腐、政府绩效考核等公共领域对数据的应用程度不断加深，实现政府决策、政府管理由事后决策转变为事前预警，从而为各行各业提供有效的业务信息支持。社会各种组织可以利用数据开发与实用性强的大众应用，提升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参与度，实现全社会向创新方向发展。”［7］
总之，数字治理是对数字社会行使权力和控制的活动，包括组织、制度、流程、工具等要素。通过数字治理，增强企业竞争实力、政府治理能力、社会创新活力，实现对数字的治理和用数字来治理。
数字世界色彩斑斓，新事物新现象迭出，不可预知性、不确定性正在冲击我们的生产生活。安全和发展成为数字世界的两大痛点，对此不能回避，必须面对，需要做好平衡，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需要我们树立数字意识和思维，培养数字能力和方法，构建治理体系和机制，完成数字治理的任务，实现数字治理目标。
（三）完善数字治理的多元主体和合作共享机制
现代治理强调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多方面的治理主体，数字治理平台适应这样的多元化治理主体，强化数字治理的协调、联动和共享，营造公平、包容和竞争的治理环境，充分激发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有效开发跨主体的兼容和共享数字信息系统，尽可能使信息系统跨部门共享，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降低信息成本和治理成本，扩大数字经济公共产品和数字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促进跨部门、跨区域、跨系统对接，形成有效联动、共同推进的治理工作格局和工作机制。
共享机制要避免有共享无协同的问题，避免与相关单位数据资源彼此分散、割裂和碎片化状态，挖掘各治理主体不同地区、层级和部门以及自身的应用潜能，促进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间的数据交换，真正实现数字信息共享。比如，电信运营商各自掌握的手机大数据都不完善，在上级监管部门协调下就可实现数据融合资源共享，从而提升数字运用能力，在疫情防控、社会管理、公共安全、商业服务等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解决“数据割据”“数据孤岛”和“数据碎片化”等问题。要推动大数据的跨界融合，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需要政府和企业开放大数据，推动商业创新和社会众包。比如在防疫后期的复工复产中很多企业出现供应链衔接问题，而企业纳税和交易数据就提供了解决线索。营改增以后增值税的缴纳数据刻画了企业的供应链，据此可以摸清企业之间的网状联系，并为复工复产规划提供决策依据。数字治理的协同互助，还需要加强各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工作沟通机制，研究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明确治理职责分工，统筹推进治理，确保治理任务落实到位。
（四）强化数字治理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运行机制
要以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设计数字治理。日趋成熟的数字社会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上下左右形成系统有序的数字治理过程。
在数字政府、数字社区、数字企业等社会组织的系统化建设中，既要体现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特点，又要统筹规划、投资、建设、运营、运维，理顺治理机制，形成治理合力，确保数字治理总体目标实现。
在网络、系统、平台、数据、业务等运转系统上，要全方位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确保网络实现一体化运行，真正有助于整体上提升数据质量，提高数据可获取性，提升数据价值转化率，实现数据从无形资产到有形价值的转变，实现数字治理的一盘棋大局。
在治理标准规范、管理制度、法律法规等配套措施上，规范基本操作，明确主要职能，力促数字治理实践的标准化、制度化、法治化，防止和规避各自为阵、重重障碍、重复浪费的现象，防止表面上很繁荣、实际上无规范的治理乱象。
在建立数字治理的秩序上，需要增强共识，统一协调，不同层级政府、不同市场主体、不同规模企业、不同的社会组织，都应纳入数字治理大局，在统筹规范的同时突出各自特点，运用好数字治理的自主权。在治理主体方面，应明确政府的业务数据、企业的交易数据和个人的行为数据；在治理要素方面，应当包括技术发展、战略策略、组织结构和标准规范四个内容；在治理流程方面，健全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数据展现五个环节。
总之，“国家层面的竞争力将部分体现为一国拥有大数据的规模、活性以及对数据的解释、运用能力”。［8］而数据规模和数据活性有赖于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应用和管理等具体环节上，当把这些环节串联成一个有序的、完整的流程时，才能形成数据治理过程。这样的数字治理就会既有宏观上的规范，又有细节和流程上的有序，方能保障良好的治理效果。
（五）建立制度和法律法规体系，维护数字治理秩序
数字治理过程要贯彻法治理念。随着数字社会的运行和数字治理的实践，需要将数字治理探索中的成功做法和有效经验制度化、法制化。根据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治理的发展程度，不断出台、修改、完善数据治理安全的法律法规，平衡好技术创新与风险、网络开放与安全、数据挖掘与隐私保护、数据垄断与竞争之间的关系，营造有利于数字治理的法律环境，查处数据滥用、数据泄露等违法行为，引导各方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守法律和伦理底线。
就政府治理主体而言，要依据法律法规全面梳理行政审批事项，优化网上审批服务流程，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推进数字监察，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实现全程留痕和有据可查，规范和约束权力运行，强化执法问责；加强数字政府运维过程中的执法监督，形成合法的政府建设机制和有效的市场参与机制。
四、以数字治理的鲜明特点和优势提升治理效果
数字治理有一些不同于传统治理的特点和优势，正是这些特点和优势，使这种新型的治理具有数据的流动性、资源的复用性、平台的赋能性，进而在治理过程中呈现出数字资源流动的开放活力，激发出治理的创新热潮；数字要素复用的无限分享，实现着治理的低成本高效能；数据积累赋能的广泛合作，输送着挖掘不尽的治理动力。
（一）平台性、社群性和交互性的交流方式，实现着民主平等的治理效果
数字治理打破过去点状和线状的信息传输方式，站到了平面和立体的信息互动平台之上，而平台可以弥补单个企业资源有限、市场协调有时滞的缺陷，在短时间里动员和协调生态中的人员、技术、设备，提供规模庞大的响应服务。比如“在疫情防控中数字平台高效配置资源。一方面，平台企业积极组织人力物力，保障战时民生所需商品的市场供应，全球采买各类急需医疗防护用品，通过企业快捷物流体系向疫区输送防疫物资，展现出数字经济的精准高效。另一方面，平台企业发挥特殊的社会组织功能，比如有的电商依托自身公益平台及时发起募捐，为疫区购买输送急需物资，体现出平台企业直接联系各类人群的广泛性和持续性。”［9］
来自各个方面的数字，呈多方位、全息性、动态式的图景，反映不同角度、时间、方位的现实。在平台上大家都可以参与治理，又是被治理者，组织、单位和个人通过自己的终端或平台与不同的治理系统互动，或单向输出信息，或相互沟通，各群体互动参与，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身份界限由清晰到淡化。这与以往统治式、领导式、监管式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治理系统根本不同，体现了多元主体和共同参与的特点。随着智能技术增加，原来较多的以人为主的监管角色过渡到由智能机器人参与的多元治理者，这会减少许多人为的犹豫和感情影响，能够毫无保留地坚持既定原则，一视同仁地实现监管到位。
（二）数据对不同事物和行为价值及其关系的反映，使原本复杂的治理关系变得简单
当每个人都是数字信息提供者，物联网让万物都以活的数字存在时，数字信息海量存在。数字不仅是信息智能技术形式，也是信息的表达方式，是重要的商品资源，还是生产和工作的各种要素，数字具有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2009年英国明确提出数据成为信息时代的新货币。治理中的数字不仅反映自身的价值，也能够同货币一样，反映各种数字背后体现的各种事物、行为的价值以及各种事物之间、行为之间、事物与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反映的价值程度。这就使原来复杂的治理和监管变得简单，进而提高治理效率，取得更好的治理效果。这种特点还有赖于数字技术的充分发展和运用才能更加突显。
（三）数字治理过程中决策和执行的统一，撤除了许多不必要的藩篱和梗阻
数字治理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决策功能方面。收集积累规模数据是基础，科学的数据分析是关键，将分析成果用在决策过程是重要目的。因此，加强企业特色数据与政府大数据资源整合，加快建设数字政府和智慧城市，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大范围的一体化数据平台，各子平台发挥独特的数字积累和分析能力，统一平台统筹更多数据，加强宏观的数字分析，有助于提升企业、社会组织特别是各级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数据对决策的作用是重要依据，但它毕竟还是第二位的，关键在于决策组织和决策者素养，在于决策组织能够很好参考和利用数字分析的成果。
过去我们欣赏决策上的果断和一锤定音，甚至把决策组织的作用都依靠在主要负责者身上。好处是决策责任明确，谁决策权力大，谁担的责任重。决策者因担心承担决策风险，出于个人名誉或是晋升的考量，或者将不好的决策推给数据分析结果，或者可能过度保守或者决策滞后，错失机会。为将数据分析的决策辅助作用与决策组织更好地结合起来，可将决策的后果和个人声誉脱钩，在数字信息的基础上建立集体决策机制，共担风险，共负责任。
由于决策数据来自各个方面，既能更充分地挖掘过去的信息，也能以不同的科技推理和预测未来形势，更会在庞杂的信息数据中涌现大量的意见建议，每个人都是信息的终端，都可以发声，扩散信息，比如疫情中民众在网络上表达求助救助的意见和建议，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网络数字信息，就会收集到最实际最有价值的建议。比如有的利用网络发起为困难者捐助，从筹集物资到安排运输，更加精准、路径更短，本身就是一种微型治理。人工智能和算法不带任何偏见地综合出有科学依据和民众基础的最优方案，一旦被决策机构选择拍板，在认识和执行中会减少阻力，因为汇聚信息的阶段已经是集思广益的过程，经过数字信息形成和过程中的讨论争锋，特别是多元数据的来源和间接参与决策，甚至决策主题都可根据信息反映较集中的社会矛盾来确定，这既符合认识论逻辑，也使决策具有了相当的透明度和科学性，省去往常那种动员和宣传解说工作，有利缩短执行前的准备过程，执行起来会更加自觉，行动中会减少阻力。
（四）数字治理拥有的海量数据和智能运用，有利于形成综合治理
数字治理具有战略治理和算法预测的优势，超越传统治理的狭隘性，体现出数字治理立足长远算大帐的“胸怀”。这种宏观性的数字治理，克服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教条式缺陷。比如在疫情期间能够把防控、治理、恢复生产、缩小负面影响等各环节都包容一体，宏观统筹，分步实施。数字治理方式产生了”共享员工”、”共享人力”，降低了创业就业的门槛，缩短了择业就业的时间，减轻了等待就业中的痛苦和煎熬。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正好适应了这个特点，展现出在数字治理中的制度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将举国体制与民间活力结合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民营企业和社团的市场经济灵活性，尽最大可能采取不聚集、不接触的数字技术手段，提供快递物品、资金捐助和志愿者服务。运用数字系统快速动员，发挥国有医疗卫生机构、军队、国有企业的优势，组织有方，灵活调度，为防疫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可以说，在数字技术支持下，我国的现有制度比市场机制反应更快，了解供需更准，比宏观调控和指挥更赋予民主和平等精神，体现了组织活力和个体积极性的统一。
着眼宏观和长远推进数字治理，就要在治理系统中扩大生存空间和红利，需要治理系统本身不断改进和完善，否则数字治理对整个系统的贡献就会有天花板。全球化形势下，宏观的治理也是长远的治理，要涵盖更大范围的不同特点的治理主体和对象，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只有不断优化完善整个治理系统，重新组合各种要素、降低治理成本和提高治理效率，才能使得数字治理更好地成长起来发挥作用，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衔接和统一起来。这就要适应数字社会的开放性、共享性和长远性特征，尊重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地区的实际，不能简单断言线上治理会取代线下治理、或者网络治理会取代传统治理。要从世界的多样性和不平衡发展中认识数字治理系统的复杂性和技术支持程度。数字社会是以数字要素和资源的充分运用为治理的主要方式，并不排斥其他治理予以配合和补充。也就是说，数字治理实际上并非独立于所有治理系统，而是整个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数字治理要与传统、域外的治理方式包容、共融，要留有接口。在数字技术支持程度不同的网络信息和数字智能的合作中，协同打造全新动能，逐渐开辟网络空间秩序的有效途径，真正推动数字治理能力现代化，降低数字社会的安全风险，维护网络空间的正常秩序，增强全球数字治理环境的正面效应，降低国际间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安全风险，维护全球的网络空间秩序，进而改善全球数字社会和福利状况，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如在数字生态共同体中，人类需要更加开放、包容、协作，把更多的精力和智慧放在如何创造增量把蛋糕做大，而不是零和博弈、存量厮杀。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这些举措必将有助于促进全球协同联动发展，共同携手走向更加开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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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13卷第6期，2020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