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环球同此凉热，不分性别、国籍、民族和信仰。疫情不但重新书写了人类的危机与灾难，也改变了我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论认知和历史经验。截至2020年12月19日，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7600万例，累计死亡人数超过168万人。
对于中国外交来说，2020年则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一年。来自官方统计显示，中国领导人密集开展元首外交，以“云外交”的创新方式同外国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会晤、通话84次，出席重要外交活动22场，为全球抗疫凝聚共识，为中国外交指引方向。
这些行为向世界展示出，遭受疫情困扰的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实施多边主义合作和互利外交上的决心和意志。与此同时，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的背景下，世界多国的对华政策也悄然发生变化。
1、弥合“两个美国”并非易事
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前所未有地吸引了全球目光。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和拜登分别代表了即将到来的“两个美国”：一个是奉行民粹主义和反全球主义，蛮横推行霸凌主义、单边保护主义的美国；另一个是想要重拾美国的国际领导者角色，虽然霸道却表现斯文，且注重国际协调的美国。
早在4月，特朗普便宣布美国停止向世界卫生组织（WHO）支付经费，也拒绝加入由其主导的“全球疫苗行动计划（GVAP）”。5月，美国黑人男子弗洛伊德因警察暴力执法死亡，人们持续抗议示威。特朗普针对这一事件发表言论时，站在自己的政治利益角度，对问题根源只字未提，所引发抗议浪潮至今未消退。
如今美国疫情正面临第三波高峰，累计确诊人数超过1700万例，特朗普却在选举中不断强调美国疫情已到尾声。
即便拜登上台，想要弥合“两个美国”并非易事。其一，今天的美国社会阶层固化已成事实。超过40%的美国人处于中下收入群体，10%的金融和技术富豪占据美国70%的财富。其二，美国人无法对未来国家的方向达成一致，是选给富人加税的西欧式福利资本主义，还是选继续减税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其三，美国人已经形成“认同政治”，他们对政治人物的判别并不是依据其人品和政绩，而更多依据其主张是否和自己是“同类”。这种因阶层差异而固化的“认同政治”，并非拜登所能改变。其四，疫情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和压力。
虽然特朗普输了大选，但拜登所要面对的是对美国有深远影响的“特朗普主义”。特朗普主义最具标签性的政策是反全球化：即把世界作为“替罪羊”，认为是世界钻了美国的空子，偷了美国的技术，利用了美国的市场开放。特朗普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怪罪于美国的国际角色，向美国优先的政策回归。这将进一步加大国际社会的分裂和冲突，未来可能出现的灾难性蜕变令人担忧。
2、中美距新冷战仅一步之遥
美国内部越分裂，其国内问题就越严重，打压中国的既定战略也就越不会停。自2020年5月以来，中美关系一路下滑，降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离新冷战仅一步之遥。
近一年来，美国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的军事活动。3月至5月，美国海军战舰在南海进行了四次挑战中国主权的“航海自由行动”，7月14日和8月27日又进行了两次行动；美国军机在南海上空的飞行频率也大为增加，2020年上半年达到2000架次；仅在7月，美国的两支航母打击群两次在南海进行演习。美国还和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建立了类似北约的“四国联盟”，并加强与中国台湾当局的战略合作乃至对台军售。
与此同时，特朗普正全面挑起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对抗。今年自2月有5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被美国列为“外国使团”后，6月和10月又分别有4家和6家中国媒体驻美机构被列为“外国使团”；8月13日，孔子学院被美国国务院定为“外国使团”，原因是其“用中国政府资金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
中美关系在短短几个月内出现全面的、对抗性的质变，最大原因之一是特朗普的性格使然——他不仅把中国视作美国抗疫失败的“甩锅”对象，更因为他睚眦必报的个性，要把中国视为“疫情报复”的对象。美国政界的鹰派和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立场相对一致，基于稳定美国霸权地位，想趁着疫情期间打压中国，防止疫情让中美力量对比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
需要注意的是，当下的中美关系不管有多么激烈的战略竞争，双方在商业、社会、经济、安全、政治和战略领域都有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期待出现一个了解中美关系并有战略透视力的美国领导人。
这并不是说我们奢望拜登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巨大改善，但至少可以使双边关系回到对话接触和谈判轨道上来。拜登上台以后，虽然中美关系短期内难以出现实质性改善，但至少可以探索和寻找合作的领域，这要比特朗普政府可行和可信得多。
3、应警觉“亚洲版北约”构想
当美国对华展开种种挑衅行为之际，澳大利亚也积极配合美国的反华方针，充当马前卒。
2020年4月，澳大利亚呼吁对新冠疫情的起源和传播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7月单方面宣布暂停与香港特区签订的《移交逃犯协定》，同时宣布今后10年将额外投入2700亿澳元（约合1900亿美元）的防务经费，发展远程武器装备、增强在亚太地区的“御敌”能力。
中澳冲突升级的重要背景是，澳大利亚想巩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把自己变成“西方中心主义”（注：认为以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优秀的文明，并决定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成员。因此，它在外交上对美国亦步亦趋，也给中澳关系带来沉重打击。
然而，澳大利亚面对的是一个繁荣、多样化、社会联系紧密的亚太地区。想要改善对华关系，澳大利亚政府需要接受这一事实，表现出诚意与战略眼光，愿意为亚太地区做出贡献。
这一年来的中印关系也令人遗憾。2020年6月中旬，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双方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并引发人员伤亡。9月上旬，中印军队在班公湖附近发生冲突，其间出现45年来首次鸣枪事件。
就边界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已经进行过22次会晤，双方本应在政治互信和可操作的范围内为解决边界冲突寻找共同方案，但这次新德里的表现令人失望。它推翻了过去近20年来两国在边界谈判中达成的共识，将中印边界问题狭隘理解为中国想要扩大实战区，罔顾中印过去谈判取得的进展。
印度在边界问题上采取激烈对抗措施，与如今国内疫情难以管控有着直接关系。莫迪政府是一个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政府，想借助中印边界冲突“甩锅”给中国。让人痛心的是，中印边界发生冲突后，莫迪政府不但没能寻求通过谈判让情况得到缓解，反而在国内采取强硬报复措施。
截至2020年底，印度连续四次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封杀了200多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APP），给不少出海的中国互联网企业造成打击。如今，印度对中国商人充满了偏见和仇视。他们抬高了外国投资者在印投资的门槛，还推出相关政策，不再允许中企参与印度的道路建设。印度采取的这些政策，不仅影响了印度本身的稳定和发展，也给未来亚洲的合作留下沉重阴影。
与此同时，美国副国务卿斯蒂芬·比根在美印战略伙伴论坛上渲染大国威胁，还称美方有意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基础上组建“亚洲版北约”。
近20年来，美国心中的“亚洲版北约”一直无法获得实质性进展。疫情暴发后，美国政府疯狂打压中国，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态势，这可能会使“亚洲版北约”复活，我们对此需保持高度警觉。
美国的战略精英清楚，想要建立“亚洲版北约”，需要地区内相关国家认同美国从霸权护持角度对中国的排斥和抹黑。一定时期以来，无论国务卿蓬佩奥、防长埃斯珀还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特朗普政府主要官员为了“妖魔化”中国无所不用其极。而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家，因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或与中国领土争端等问题，对于军事安全合作的升级也表现出了热情。
一年来，美国公然施压亚洲盟友和安全伙伴，要求将中国的投资企业列入黑名单，并让它们大规模撤回在华投资。这些动作旨在启动区域经济“去中国化”进程，为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多边同盟体系而服务。
但美国打错了算盘。它的这些盟友其实反对中美新冷战，不愿在中美之间被迫选边站。各国更不想为了安全利益，主动割让与中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建立“亚洲版北约”的图谋严重破坏亚洲的经济合作，并将带来地缘政治与经济版图之间的分裂。
4、全球经济中心正向亚洲转移
疫情之下，中欧关系同样备受考验。2020年6月初，西方多国议会代表成立“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打压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商业联系与本应正常互利的市场合作。
在中、美、欧三边关系中，美国能把欧洲拉到自己一边，建立所谓的反华同盟么？这根本做不到。今天的中欧关系是广泛而又紧密的，存在各个层级和各个领域的合作。中国议题尽管具有争议，但是中欧之间的合作对于绝大部分欧洲国家来说是难以割舍的。这种情况下，中方需要进一步明确有关中美战略竞争的立场和态度。
不久前《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反映出亚洲国家渴望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的愿望，也说明一个和平、包容、繁荣的亚洲是所有亚洲国家的共同心声。RCEP是签署国之间的协议与承诺，虽然其实施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但这是全球经济中心向亚洲转移的一个明确信号。
亚洲地区已是全球经济的三大板块之一，亚洲各国应该有坚定的信念来进一步推进该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不久前的11月20日，中国领导人以视频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说：“中方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签署，也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这一积极表态引来世界高度关注。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多边机制之一，CPTPP的门槛更高、减税幅度更大、市场开放力度更强。在我看来，中方的表态有三方面意涵：首先，我们并不是签署完RCEP后就固守在这一个框架内，而愿意进一步扩大区域合作；第二，CPTPP的门槛比RCEP还高，这说明中国愿意进一步加强国内市场的机制改革，扩大对国外商品的开放度；第三，对于西方那些仍然拒绝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体的国家，加入CPTPP的表态是一个明确的回答。
5、中日韩联合抗疫效果显著
过去一年值得关注的还有中日韩在疫情期间的合作。新冠疫情对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构成重大威胁，但也给各国建立公共健康与安全的区域合作机制、共同应对新冠病毒带来新的动力。
从今年2月以来，中日韩三国不仅通过视频会议或电话会谈交流疫情防控和治疗新冠病毒的诊疗经验，也通过无偿援助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与帮助，其中包括提供医疗口罩、防护服以及核酸检测试剂盒等紧缺的医疗物资。中日韩还在东盟“10+3框架”内开展了一系列抗疫合作，例如建立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机制，分享相关医疗卫生的数据等。中日韩三国认识到团结抗疫的重要性，迅速启动区域合作，成为拉动东亚区域性公共健康合作机制的重要驱动力。
在东亚地区，朝鲜也因为疫情受到沉重打击。朝鲜在今年10月举行的军民联合集会上，呼吁全身心投入疫情防控和灾后重建的“80天战斗”。
如今清楚地看到，在特朗普即将下台之际，朝鲜核问题彻底走向失败。特朗普以为美朝首脑会晤，能说服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按照美国的想法放弃核武器，这成为特朗普外交的一大败笔。
未来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必须一步步推进，首先需要重启多边会谈机制，这是一个已经被证明为有效的措施。朝鲜要作出对国际无核化的承诺，其他国家也需要给予朝鲜应有的经济援助以及政府层面的鼓励。这有助于朝韩关系的进一步和解。中国可以为朝韩双方重启积极接触、对话和合作提供条件。
过去一年，日本政局也出现戏剧性变化：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倍政权走向尾声。随着后安倍时代开启，菅义伟政府走进公众视野。
中日关系同样是戏剧化的一年。一方面，中国民众非常感激当武汉出现疫情后，日本民众给予中国医疗物资的支援。援助过程中，我们熟悉的那句“山川异域，日月同天”让人回想起2000多年的中日交往史，也拉近了两国国民的情感。但随着钓鱼岛海域有关海警船的争议问题，日本国内出现新一波“中国威胁论”热潮，这一领土争议正撕开中日关系的旧伤口。
11月下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对日本、韩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其访问日本期间，中日达成五项共识和六个成果，包括启动两国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启动202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等。
王毅在韩国的访问也受到高度重视，达成十项共识，其中包括启动中韩外交安全“2+2”对话及海洋事务对话；启动2021年和2022年“中韩文化交流年”活动安排，筹备纪念中韩建交30周年；尽早达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协议等。
出访期间，日韩政府分别就推动RCEP早日生效、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作出积极表态。RCEP的框架将促进中日韩FTA谈判提速，未来三国合作层次将再上台阶，通过共同繁荣助力东北亚地区的长期稳定与和平发展。
6、疫情之下全球协作提速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取得巨大的阶段性成果，是表现最为出色的国家之一。这不仅得益于中国特色的治理机制，还有其杰出的行动能力、执行能力以及来自社会广泛的组织动员力。
但与此同时，疫情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仍处于演化过程中，对此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未来它可能形成四个阶段的“冲击效应”：分别是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和民生危机、社会危机和有可能在部分国家出现的政治危机。目前冲击是处在第一、二阶段，正向第三阶段过渡，第四阶段还未出现。
疫情也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两方面的改变。其一，世界范围内的绝对贫困人口呈反弹式增加。盖茨基金会最近发布的第四份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显示，全球有3700万人正在重返极端贫困，这部分人口数量在经历连续20年下降之后上升了7%。其二，疫情之下的大国博弈给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都带来影响，一旦继续失控，新的对抗会使世界经济出现更为激烈的起伏与动荡。
为了应对上述危机，全球协作必不可少。2020年9月21日，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的纪念峰会上呼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峻考验。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
而在11月17日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二次会晤上，中国领导人在讲话中亦强调：“利用疫情搞‘去全球化’，只会损害本国和各国共同利益”，需要“以团结取代分歧，以理性消除偏见，凝聚起各国携手抗疫的最大合力”。
自复工复产启动以来，中国创造性地设立中外人员往来“快捷通道”、物资运输“绿色通道”，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助力国内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
中国加入了“全球疫苗行动计划”，积极推进药物、疫苗研发合作和国际联防联控，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未来中国应呈现出更加低调与务实的态度，让深受疫情冲击的动荡世界加深对我们的理解和期待。这样也可以让美国的盟友意识到，对于中国在全球稳定、和平与繁荣进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会有更深的需求和依赖；对于中国崛起作为制约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不可或缺的作用，会更加感同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