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史是罗马史领域内的传统研究方向之一。在19世纪下半叶，罗马史学者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罗马法律和政治制度方面，其代表人物是德国史学家蒙森。到20世纪末，政治文化研究方兴未艾，而制度史研究范式已经式微。对蒙森时代以来至今在本研究领域内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学术作品加以系统述评，有助于呈现并解释过去一个多世纪中，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史研究路径中发生的三次重大转向及其原因。同时，这一考察也预示了本研究领域内当下的研究趋势。

关键词：罗马帝国早期 政治史 研究路径 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王忠孝，复旦大学历史系讲师。

在19世纪，政治制度史是罗马史家们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蒙森逝世后的100多年中，学者们的视线早已突破政治制度史的局限，延伸到社会史、性别史、文化史等其他分支领域。然而政治史一直是罗马史研究的基石之一。时至今日，西方古史学者在罗马政治史领域内取得的成果蔚为大观。检视和分析一百年来的罗马政治史研究对我国的罗马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旨在对自蒙森以来罗马政治史研究做一系统梳理和回顾。笔者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罗马帝国早期”，即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时代（公元前27年到公元68年）。然而，为了呈现历史研究的整体性，本文所涉及的一些重要议题涵盖范围并不严格局限在这一时期，而是贯穿整个元首制时代（公元前27年至大约3世纪中叶）。下文的考察将分三个时段进行，分别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30年代，从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及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由于晚近的学术史对国内相关研究而言更具启发意义，因此对于早期的研究，笔者仅述及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作品，而近三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则给予更细致而全面的考察。

一、从蒙森到塞姆：“制度史”向“人物志”研究范式的转变

如前言所述，政治史是19世纪大部分历史学家的关注点，罗马史自然也不例外。作为学科开拓者之一的蒙森在罗马政治制度和法律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系统的罗马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调。他对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其三卷本的《罗马公法》（R?misches Staatsrecht）中。蒙森将奥古斯都开创的元首政制视作罗马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他认为，一方面，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元首成为了罗马的新领袖；另一方面，与共和国时期相比，罗马帝国元老院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的职能并未衰减。从表面上看，内战结束后，罗马（res publica）处在由元首和元老院共治的模式之下。由于这一特殊政体并不符合古代政治理论家笔下的三种经典政制形态的任何一种，蒙森创造了一个新词对之加以概括，即 “双头政制”（dyarchia或dyarchie/dyarchy）。不过他认为，“双头制”的根基在于“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元首”只是一个头衔而非职位。元首拥有的权力是在旧式的共和政制框架下获得的，而元老院和罗马公民大会依然是最高的权力决策和立法机构。由于奥古斯都时代“双头制”在制度层面缺乏原创性，它所依托的几乎都是共和时代遗留下来的法律体系和先例，因此，从法制视角去观察元首政制，它自然带有较强的保守色彩。在蒙森看来，只有到了戴克里先时期，绝对的君主专制才建立起来。

蒙森对于法律制度之所以如此重视，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基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受的严格的法学训练，以及学术生涯早期对法律持有的热情及积极实践。此外，蒙森对当时的古典语文学、法学和历史学之间的隔膜感到不满。因此他倡导立足于罗马法，借鉴语文学的研究方法，穷究各类文献和史料深入考察罗马历史。必须承认，蒙森所确立的范式给罗马政治史研究带来了深远影响。如果说蒙森为后世罗马史研究立下了两座不朽丰碑中的一座属于拉丁碑铭学，另一座则是他在罗马法制史方面做出的贡献。在蒙森逝世后，经他努力推动的罗马法制史研究范式被后世学者继承下来。二战后，罗马法律和官制研究虽已不再是主流，但始终有学者（尤其是德语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坚持探研，时至今日它仍是罗马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果蔚然。

不过，学者们同时指出，蒙森过于看重罗马法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影响。他将罗马视作在完整缜密的法律体系约束之下的一个自治机构，这种看法是比较理想化的。在大部分时期内，罗马法律作为一个整体既不清晰也不规范，同时它对政治运作起到的实际作用也有限。当代学者往往强调法律背后的习俗和惯例对政治决策施加的影响。针对罗马帝国初期的政治模式，20世纪初就有不少学者强调奥古斯都“元首制”背后的“君主制”本质，这让“双头制”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这一理论在蒙森死后不久就被彻底弃用。进入20世纪后，由蒙森提倡的法律制度史范式逐渐被新的研究路径所替代。

对蒙森理论的指责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20世纪初罗马政治史研究视角和路径正在发生转移，即从对法律和制度的关注向其背后的社会因素倾斜。新一代的学者们试图剥开法制外衣，进入人际交往、家庭纽带和婚姻关系层面，通过剖析罗马社会的肌理结构来考察罗马政治运作模式。引领这一转变的代表人物是蒙森逝世后的一代德国学者，首先是马提雅斯·格尔泽尔（Matthias Gelzer），接着是弗雷德里希·闵泽尔（Friedrich Münzer）和安东·冯·普莱默施坦因（Anton von Premerstein）。和蒙森一样，以上学者的兴趣多集中在罗马共和国时代，尤其是共和国中晚期。他们将罗马政治史研究的大方向从政治制度引向了贵族家庭、党派和社会关系这一层面。在英语世界乃至整个欧美罗马史学界，推动这一转向的是新西兰裔罗马史学家罗纳德·塞姆（Ronald Syme）。

塞姆的《罗马革命》一书出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塞姆在书中采取谱牒学和人物志的研究方法，细致勾连和考证了罗马显赫人物和政治家族之间的裙带关系，展示了从公元前1世纪中叶到公元1世纪初半个多世纪之间，罗马政治史发生的巨大变革。这本书让塞姆在二战后的罗马史坛声名鹊起。如果说蒙森的研究强调了法律和制度的约束性作用，那么塞姆的研究则指向了“元首制”的另一面相：他将制度放在一旁，直接以具象的人和人物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来揭露法律外衣下奥古斯都政制的专制特征。在1958年出版的另一部名著《塔西佗》上卷中，塞姆本人对他一向秉持的政治史观有一段清晰的论述：

何谓政府（res publica）？精确地说，就是罗马的政治制度，元老官员们制定的法律。然而，政府制度，以及指引（或可能指引）政府运作的准则，在政治进程中仅扮演了小部分的角色。隐藏于下面或者后面的东西才是最关键的，那就是权力和影响力的来源，以及操纵它们的个人。

尽管如此，和蒙森一样，塞姆同样拒绝将奥古斯都“元首制”和“君主制”直接等同起来，而是把它视作衔接共和与帝制之间的纽带。在塞姆看来，从法律和制度层面解读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是浮光掠影式的，无法帮助研究者看清现实政治的本色。上段引文清晰地揭示出，不管元首制属于哪种政制形式，制度和名称背后的“人”才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蒙森从制度层面强调元首制和共和宪政之间的连续性，那么塞姆则采取相反的路径，看重的是元首制和共和制之间的断裂。塞姆用“革命”一词来形容从共和晚期到帝国早期政治生态发生的巨变，即伴随着专制的建立，罗马贵族寡头家族统治模式逐渐瓦解，来自意大利甚至海外行省的精英人士成为新的统治阶层。奥古斯都正是引领这一“革命”走向“成功”的那个一锤定音的人物。塞姆之后，鲜有罗马史学者将“元首制”看作共和政治体制的赓续，而是强调奥古斯都时代的转折性。更多的学者认识到，元首制只不过是依附于君主统治表层上的一件外衣。从制度和法律的视角所进行的罗马政治史研究在二战后的欧美古典学界已不再是主流。

二、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理论视角下的政治史研究

从二战结束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段时期，罗马政治史研究进展平缓。这一阶段没有出现令人耳目一新，在方法论或者研究路径上具有重大突破的政治史专著。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战后一代不少罗马历史学家在塞姆引领的政治史范式下开展研究。摆脱制度和法律的束缚，将视线投射到权力之源所在的社会里层，运用人物志研究方法对罗马贵族和上层家族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梳理以解释历史事实，成为二战结束到60年代罗马政治史研究的主流。然而，到了60年代末，随着反精英和反殖民主义史学书写、罗马经济社会史和边疆考古等领域的研究日益兴盛，以罗马帝王和意大利的元老贵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政治史呈现颓势。政治史学者们亟须引入新的视角和理论方法，开辟出新的研究路径。

塞姆在牛津大学的年轻同事，古代史教授弗格斯·米拉（Fergus Millar）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为现有研究注入了活力。他将研究焦点放在统治者与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动态沟通（communications）中观察元首政治的特色。米拉对罗马史的兴趣范围要比塞姆广泛得多。这不仅体现在其作品的时间跨度上，还在于其研究对象涵盖更复杂而多样化的群体。被塞姆忽视的罗马社会中、下层人群，如平民和被释奴、军团士兵和帝国行省居民都进入了他的视野之内。1977年出版的《罗马世界的皇帝》是米拉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这本书中，他借助皇帝和被统治群体之间的互动视角来考察罗马皇权的性质。正基于此，他提出了“皇帝即皇帝所做之事”的著名论断。且不论该结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现实，这种从沟通视角出发，试图打通上下层级之间的隔阂，从社会多个面相综合考察罗马政治的研究，无疑能够帮助研究者全方位洞察元首制面具背后的君主本质。

在这一学术转向中，和米拉同辈及下一辈的学者也拓宽视野，将对罗马皇权的探察和思想观念史紧密结合起来。1976年，即米拉的《罗马世界的皇帝》出版前一年，法国历史学家保罗·韦恩（Paul Veyne）的《面包与竞技场——历史社会学与政治多元主义》一书在巴黎出版。他同样将视线放在皇帝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互动下观察罗马帝国的政治文化。然而，不同于米拉常规的政治史研究路数，韦恩的突破在于他从社会行为学和心理学角度所做的精彩分析。例如，韦恩发问：罗马皇帝的行为是否要遵循一定模式，其统治要达到何种心理预期？从被统治者立场出发，元老、军队、平民等不同层次上的被统治群体对皇帝统治需做出怎样的回应？和米拉不同，韦恩的研究从解读罗马皇帝与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出发，以试图弄清罗马帝国运作的权力机制。同时，他对于冯·普莱默施坦因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提出的“庇护制”分析模式感到不满，后者强调皇帝和被统治群体之间的关系是从共和国时代的“保护人—被保护人”（patron-client）模式发展而来。韦恩认为，皇帝对首都城市平民（plebs urbana）的慷慨赠赐，如发放钱币、食物以及举办赛事等，主要目的并非为了获得来自平民政治上的支持或经济方面的回报，而是出于皇帝展示性的心理需求，而这种给予恰好契合或满足了民众对帝国政权或皇帝家族的某种“顺服心态”（modalité d’obéissance）。韦恩的著作及其一系列研究文章，为推进罗马帝国政治史的发展提供了颇为新颖的观察窗口。他选取的视角和方法均和传统研究有较大不同，是二战以后的欧洲尤其是法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蓬勃发展而受益的结果。

从“沟通”的视角出发考察皇帝权力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传播及接受这一路径很快扩展到对罗马宗教仪式的考察中。比较能够体现这一变化的代表作是1984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仪式与权力——小亚细亚地区的罗马皇帝崇拜》一书，作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青年学者西蒙·普莱斯（S. R. F. Price）。该著作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采取文化人类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社会学和比较历史学等理论工具，将目光聚焦在罗马帝国治下的小亚细亚这一具有宗教多元化的希腊地区，通过分析皇帝崇拜仪式、皇帝神性和地方宗教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考察帝国的政治权力是通过何种方式为小亚城市的被统治群体所接受的。虽然普莱斯将地域范围限定在罗马帝国东部的亚细亚行省，但他的研究主题及其方法即便放在罗马帝国其他区域也颇具启发意义。普莱斯扭转了罗马“帝王崇拜”研究的固有范式。透过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渠道，作者一方面看到了地方精英对帝王崇拜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他又关注到城市之间因地方传统不同而具有的差异性和排斥性。同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普莱斯通过对行省层面的罗马皇帝崇拜和地方传统的细致考察，为我们理解古代世界的权力、信仰和仪式三者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提供了极佳的案例。《权力与仪式》发表后不久即在罗马史学界产生了积极且持久的影响，并激发了其他学者采用类似的方法，将目光投向罗马帝国其他地区进行考察。

三、 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图像、铭文等多媒介参与下的政治文化研究

1987年，德国艺术史学家保罗·赞克（Paul Zanker）的《奥古斯都时代图像背后的权力》运用一系列丰富的视觉形象，诸如雕刻、广场、神庙、祭坛等各式建筑以及钱币图案和壁画，全面考察了从共和国末期到帝国早期艺术风格的转变。艺术史家通过图像和物质材料深度介入政治史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领域，剖析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图像中的塑造和呈现。同一时期，这种“艺术史转向”也发生在其他的研究时段和地区，譬如欧洲近代史以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研究为代表，而巫鸿、包华石（Martin Powers）则是古代中国艺术史领域的代表性学者。在本书中，赞克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奥古斯都时代这一从共和到帝国的过渡时期，透过视觉艺术品，元首的权力、意志和中央意识形态是怎样自上而下的传递和从下至上得到接受的。赞克的总体观点是：奥古斯都艺术带有强烈、野心勃勃的自我意识。无论是在私人场所还是公共空间，图像绝不应被看作脱离意识形态而独立存在的审美艺术品，而应视为皇帝权力在罗马乃至全帝国范围内的呈现和渗透。由于该研究另辟蹊径，以罗马政治史家并不常用的方法阐释政治史中的重要问题，因此，赞克的著作为塞姆半个世纪前的《罗马革命》做了最出色的艺术史注解。此外，对艺术品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图像宣传的考察也和当时已经备受关注的观念史和社会史关联起来。并不夸张地说，这本书对此后三十年直至今日的罗马政治史研究走向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份重要史料的出土进一步促进了罗马艺术史和政治史这两个研究领域的结合。这主要指的是1989—1990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土的两块铜板铭文，记录了公元20年罗马元老院审判元老皮索的法令（全名：《审判老皮索的元老院法令》(Senatus Consultum de Cn. Pisone Patre)，简称SCPP或SC de Pisone）。由于受害者是皇帝家族重要成员，提比略的继子日耳曼尼库斯·凯撒，作案嫌疑人则是资深元老，皇帝的私交故友，前叙利亚总督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因此这在当时是一起非常重要的政治案件。历史学家塔西佗在《编年史》中花费大量篇幅，极其生动详细地记载了案发及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审判老皮索的元老院法令》铜板铭文的发现，为学者提供了可资与传世文献相互校验的重要史料。这份重要铭文，加上1982年同样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土的另一纪念性铭文，即《授予已故日耳曼尼库斯哀荣的元老院法令》（学界称之为《希阿鲁姆铜板》Tabula Siarensis）和1942年在意大利格罗索托发现的《赫巴铜板》铭文残篇（Tabula Hebana），对于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材料的发现，方便了学者将视角切入私人领域探讨家庭和政治间的密切关系。在艺术史领域，受到赞克的启发，学者们也更多地借助文本外的各类视觉材料，将目光投向“奥古斯都家族”这一易被传统研究所忽视的“私人空间”，更加深入地研究罗马帝国早期的政治特征。德国学者迪特里希·伯颂（Dietrich Boschung）在1993年发表的两个研究成果值得注意，其中一部是专著，另一篇为论文。他的专著是围绕奥古斯都的肖像所做的系统研究，而发表在《罗马考古学杂志》上的论文讨论的是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帝王头像的类型。2002年他又把前期研究成果扩充为一部关于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皇室头像的类型学专著。美国艺术史家和考古学家查尔斯·罗斯（C. Brian Rose）的专业领域并不限于罗马时代，但出版于1997年，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专著《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时代的王朝纪念和帝王肖像》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罗斯同样将目光聚焦在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时期皇帝的雕像，尤其是分散于帝国各地的皇室成员群像这一特定题材上面。他首先论述了王朝肖像（dynastic imagery）在希腊化地区所具有的悠久传统，并指出自屋大维/奥古斯都之后，散布在帝国各地的凯撒家族成员群像已具备明显的王朝色彩。按时间顺序，罗斯缕析了从奥古斯都到尼禄的每一位皇帝在位时期，罗马皇室家族肖像的相似性和单体肖像之间的关联和差异性。这些图像为考察王朝赓续和皇位继承机制提供了文字外的有力证据。作者在第三部分的附录中对散布在帝国各地的130组群像做了细致的编目和信息汇总，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许多其他艺术史专著相比，罗斯的目光并不仅局限在雕塑上，他结合了铭文、钱币和文献，进行了清晰而有力的历史学分析。该书集艺术史、考古学和历史文献研究于一体，也是所有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及学生必须参考的一本优秀著作。

除以上作品之外，同一时期还出现一部同样将政治史和艺术史相结合，考察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和王朝建立的著作，即《奥古斯都时代的王朝与帝国——博斯科雷亚莱杯个案研究》。库特纳的研究对象是一对制作于奥古斯都/提比略时代，刻有精美图案的银杯。银杯以其发现地——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博斯科雷亚莱而命名。这对器皿在出土后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又遭受了流离失所的命运，直到1990年之后才重新现身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中。库特纳的研究正是建立在这一“新材料”的发现之上。根据她的解读，在“奥古斯都杯”浮雕上和元首并排而立的人物是提比略之兄大德鲁苏斯（Drusus the Elder）。而就另外一个杯子上有关提比略凯旋仪式的浮雕所呈现的画面发生年份，库特纳辨定为公元前7年，而非其他学者所认为的公元12年。这样，库特纳的结论挑战了学者们长期以来持有的观点，即在奥古斯都的继承计划中，克劳狄乌斯家族的提比略兄弟向来是不太受重视的。和罗斯的专著一样，库特纳的艺术史分析不仅使其在同行内颇受好评，她管中窥豹般的历史研究也让该书成为罗马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一本出色著作，吸引了罗马史学家在业内诸多著名期刊上为其撰写书评。

从艺术史出发，关注视觉材料和历史文献等不同媒介对于历史场景的还原和呈现，这一路径在最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史研究中备受重视。牛津大学艺术史教授雅斯·埃尔斯纳（Jas′ Elsner）是英语世界罗马艺术史领域内的领军人物。在他看来，作为叙事介质的文本和图像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互有交合。而对图像的解读既要考虑到创作本体又要从受众和观者的视角综合考量。只有把文本和图像两部分关联起来，放在特定的时空框架下，才能解读出材料所具备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和内涵。在1996年编辑出版的《罗马文化中的艺术与文本》论文集中包含数篇代表性论文，尤其是埃尔斯纳的那篇从文本和图像双重视角解读《神圣的奥古斯都之功业》的文章提供了出色的个案分析范例。美国艺术史家约翰·波利尼（John Pollini）在2012年出版的《从共和国到帝国——古罗马视觉文化中的修辞、宗教与权力》一书汇集作者多年来发表的论文，他同样强调以观者视角来解读罗马艺术背后的政治寓意。收录其中的最后的几篇文章涉及对罗马帝国初期的重要艺术图像的研究，如有关“奥古斯都和平祭坛”、卡里古拉的肖像以及卡斯托和波吕克斯孪生神图像等艺术品背后所传达的政治意涵的解读颇具新意。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兴趣各不相同，但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史领域内产生了以下新变化：得益于新史料的获取，学者们将眼光从传统的“公共空间”更多地转向“私人领域”；以皇帝本人为研究焦点来考察统治者与处在不同层面的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转向对作为集体的罗马皇室的关注；艺术史、家庭史、性别史和政治史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繁荣的研究面貌；空间研究、皇帝形象及帝王美德的展示和宣传、帝国意识形态的传播与接受、荣誉和惩罚背后的象征寓意等均是最近20年学界关注的重点课题。

《帝国意识形态与罗马帝国行省的忠诚》是发表于新旧世纪之交，呈现上述学术变化的一部较为成功的代表作。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克利福德·安藤（Clifford Ando）。在这部厚达近500页的专著中，安藤试图解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罗马认同（Roman identity）和帝国共识（imperial consensus）是如何在整个地中海范围内成功缔造的。他充分借鉴了20世纪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成果，将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社会学家、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思想吸收到罗马史研究中去，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根据他的看法，罗马帝国最具特色的方式是罗马皇帝通过被神化的卡里斯马式的父家长形象来维持帝国的统治。这种来自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层，由上至下的帝国意识形态输出，以及由地方精英发起的从下至上的投诚形成一股合力，确保了思想层面对皇帝家族统治忠诚的维系。正如有批评者指出的那样，作者的结论有简化和美化罗马帝国统治模式之嫌。鉴于罗马帝国的分散性和多元化，安藤低估了统治者意识形态在向下传播时受到的阻力，同时高估了地方政治精英对于罗马皇帝统治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安藤同样在研究中运用了大量的视觉材料（如第七章分析了皇帝的艺术形象）以试图证明上层统治精英具有强烈的“政治宣传”意识。然而无论是皇帝肖像还是行省发行的钱币，并不能够证明这种上下齐心的意识形态确凿存在。尽管如此，该专著仍具有十分积极的学术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安藤探讨的问题可视作对20世纪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概览性总结。一方面它呼应了70年代以来，以韦恩、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和普莱斯为代表的学者将目光聚焦在意识形态领域来考察皇权形成和强化的研究路径；而另一方面，安藤又受赞克的启发，细致分析了图像和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这本书涉及的诸如“沟通”和“共识”理论、“皇帝形象”呈现和传达等学术问题进一步启迪了学者在“帝国意识形态建构”、“王朝统治的正当性”等话题上的思考。笔者认为，这部在千禧年出版的著作在罗马政治史研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虽然重要材料的发现使政治史研究在20世纪最后十年出现了一股学术回潮，但罗马法制史研究早已式微，单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政治史路径也颇有局限。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结合新发现的元老院法令铭文和日渐繁荣的艺术史、思想史研究，政治文化成为这一时期罗马史学者关注的焦点。严格意义上说，“政治文化研究”并不等同于纯粹的“政治史”研究。前者重在对研究对象的文化特征及符号进行剖析，以观察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影响。但文化内核通常不会由于政治形态的改变而做出迅猛、剧烈的回应。反之，它通常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不变。正因如此，笔者认为，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我们不能简单将“罗马帝国初期”（也就是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这个人为划分的时段抽离出来，而应该将之放在一个更广阔、更具整体性的罗马史学术视野下去考察。在学术史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罗马共和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繁荣局面不可避免地对帝国史的学术路径产生影响，尤其是公元前1世纪30年代到尼禄统治晚期这一百年，正处在罗马政治文化形态转型的关键时期。近30年来，罗马史学者从帝国多元性的文化环境出发，对共和国时代贵族传统、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和社会机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在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史研究领域，除了上面评述的著作外，或许我们还需要将哈比内克（Thomas Habinek）和斯奇萨罗（Alessandro Schiesaro）编辑的论文集《罗马文化革命》、卡尔·加林斯基（Karl Galinsky）的《奥古斯都时代的文化》、阿洛伊·温特灵（Aloy Winterling）的《卡里古拉传》以及罗勒的《建构独裁：罗马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时代的贵族和皇帝》等优秀作品列入其中。与此同时，到20世纪末，家庭史、社会史、宗教史和艺术史的研究成果也丰厚起来，女性研究（及性别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广泛进入罗马史学者的视野之内，这为世纪之交的研究带来新气象。这样，不同研究分支之间互有交叉，有助于拓宽政治史研究的维度，进而形成新的研究面貌。一方面，新材料的发现激发了政治史研究者们新的问题意识，并将关注点重新放回帝国权力的金字塔顶层，从史料本身出发，寻求政治史研究的新路径。另一方面，学者们注重将多媒介作为史料，广泛利用铭文、钱币、雕像和建筑，关注空间、仪式等政治场景对政治观念的传达，这也促进了新世纪以来政治史研究的繁荣。

2010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论文集《皇帝与罗马城——空间、再现与仪式》尤其能够反映这一前沿性的学术动态。因收录在这本书中的部分文章来自古代史领域内拥有卓越声望的历史学家（如韦恩、赞克和艾克等）的原创作品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论文集中涉及的一系列论题，诸如罗马城内元老宅邸的空间布局、公私场所的纪念碑和皇帝塑像、皇家葬礼等仪式化场景等，它们既是皇权呈现的舞台，也是被统治者表达自身诉求甚至展开竞争的工具。虽然编者出于实际考虑，将所有文章讨论的地域范围限定在罗马城内，但结合本文所述，我们看到，即便将副标题所含的三个主题放在罗马帝国这个大背景下也大有讨论空间。本书编者之一、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卡洛斯·诺瑞尼亚（Carlos F. Nore?a）在一年后发表的新著《罗马帝国西部的皇权观念——再现、传播与权力》就是这一实践的代表作。诺瑞尼亚以帝国西部拉丁语区内流通的罗马钱币为研究对象，对罗马皇帝权力在帝国西部地区的传播和接受机制做了出色的诠释。和约翰·劳博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类似，诺瑞尼亚著作所关心的主题可以视作对霍普金斯和安藤研究的延展和回应。核心问题依然是：维系罗马帝国统治的机制是什么？在以下两点上，诺瑞尼亚同意安藤的观察：首先，帝国“共识”有赖于皇帝这一“轴心”角色。内战结束后，自奥古斯都以来的元首统治给帝国上下带来了秩序和规则，将罗马、意大利和行省精英之间无序的竞争引导至合理的位置。其次，皇帝的权力展示具有主观性，带有鲜明的政治宣传意图（此处再次和韦恩的观点形成对照）。然而，和安藤的分析视角不同的是，诺瑞尼亚认为地方精英对皇帝及其家族统治所表达的尊崇，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吸引皇帝本人的注意力。行省精英眼里的目标群体不在罗马中央，而是本土民众。通过对皇帝家族的美化，本土贵族个人的统治性权威也得到了增强。因此，诺瑞尼亚认为，地方贵族对罗马帝国的凝聚力所做的贡献并不是主观上的输诚所致，而是为了维护自身权力而在不经意间加强了罗马共同体的利益。

几年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皇帝与祖先——罗马统治者与传统之约束》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对韦恩、安藤、诺瑞尼亚的著作中所探讨的核心问题的反思和再回应。和诺瑞尼亚一样，来自荷兰内梅亨大学的罗马史教授奥利维耶·赫克斯特（Olivier Hekster）的主要研究工具也是钱币。同时，传统文献、铭文、雕像和其他不同类别的视觉材料都被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作者把焦点放在了罗马皇帝的“家族世系”上，在行省民众和皇室之间互动的维度下考察制约“王朝统治”的关键性要素。在他看来，王朝正当性的维系很大程度上受到祖先世系的制约。在本文所重点关注的罗马帝国早期，即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内，统治者尤其强调同“奥古斯都家族”中重要成员之间的血缘或者亲缘关系（譬如，父子关系在早期帝王铸造的钱币上得到强调）。但作者同样指出，围绕某个皇室成员的形象，王朝统治者的宣传及其在地方行省的接受和呈现之间会存在偏差（如尼禄晚期，失宠的小阿格里皮娜在某些行省依然得到纪念）。帝国东、西部地区之间，因为历史传统和习俗制度的不同，对于皇室成员形象的认知和接受度也有差异。赫克斯特的专著反驳了德国学者伊贡·弗莱格（Egon Flaig）在20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观点，后者认为罗马帝国在王朝继承问题上无“原则性”可言。在赫克斯特看来，皇帝对祖先世系的追溯和强调强化了王朝的延续性，进而王朝统治的正当性也得以增强。另一方面，赫克斯特也注意到行省对于皇室成员形象的打造和“宣传”存在一定自由度，兼具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样，赫克斯特的论证对15年前安藤的“忠诚”和“共识”理论构成了挑战。这本在3年前刚刚出版的专著，全面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罗马政治史研究的路径。政治史学者利用多样化的史料，选取不同视角，围绕王朝递嬗、皇权的巩固和意识形态传播，以及帝王形象的顶层设计和地方接受差异等问题而展开探讨，仍是当下乃至未来数年本领域内的主流研究趋势。

结语

罗马史学科内对政治史的系统研究发端于以蒙森为代表的罗马史家。蒙森在罗马法律和制度史方面做出了居功至伟的开拓性贡献。然而，大约从20世纪初以来至今，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史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大致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学术转向。第一次转向发生在20世纪10—30年代，以闵泽尔、格尔泽尔和冯·普莱默施坦因为代表的新一辈学者，开始将研究从制度层面转向社会层面，将视线聚焦在罗马贵族家族、党派、婚姻和社交纽带之上。塞姆取英国和欧陆学者研究之所长，他的历史著作既有德国学者严谨的学术考证功力，又兼备英国史学的实用主义精神和出众的叙事风格。出版于1939年的《罗马革命》一书在二战后风靡欧美罗马史学界，也让塞姆成为50年代罗马政治史领域的执牛耳者，影响了战后的一代学人。第二次转向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史和区域研究的盛行，以罗马和意大利的贵族及皇帝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政治史研究逐渐没落，学者们将视线更多地下移到地方精英身上。这一时期的研究格外强调在不同阶层之间的互动中，动态地考察政治权力的运作机制。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也给一向保守的政治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在帝国早期政治史领域，米拉、韦恩、普莱斯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他们分别借助不同视角提出新问题，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罗马帝国早期政治史研究出现了第三次转向。这一时期，不同类型的视觉材料开始深度介入到政治史研究之中，改变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图景。重大史料的发现也激发了一批学者将兴趣重新聚焦到帝国权力金字塔的顶层，鼓励政治史家们从史料内部寻找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突破口。艺术史、家庭史、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等分支研究领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成了罗马政治史研究的繁荣局面。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学术研究的价值重在创新，但创新的基础是传承。无论研究路径如何转变，当下的研究无法完全推翻前人的成果。反之，一代又一代学人对罗马元首制时期政治史研究所取得的突破，得益于蒙森、塞姆等前辈的开创之功。可以预见，在今后的研究中，传世文献、钱币、铭文、艺术形象等不同类型的史料会更普遍地得到综合利用，而来自历史学和人文社科其他专业领域的新理论，以及数字化研究工具都将会给政治史这一传统研究领域注入活力。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为拓宽研究者的视野，开创新路径提供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新方法、新史料和新视角未必就不能回应和解决旧问题。这反过来提醒研究者不能急功近利，刻意求新，应注重学术的传承性，对前人的研究多加理解和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