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世纪的乡土叙事作品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作为乡土小说核心意象之一的土地意象在这一时期被乡土小说作家重视并广泛书写。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土地意象大体上可分为商品化的土地、失根的土地以及文化记忆中的土地三种主要的形态，作家通过这三种形态表达出新世纪乡村社会的现实矛盾、文化特征、精神空间等方面的内容，展示了新世纪的乡村文化图景。与此同时，土地意象的审美特征与文化内涵在新的形态下得到提升与发展，由此完成了当代乡土小说一次重要的转型。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土地意象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10-0040-05

乡土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取得了豐硕的成果，在这些乡土小说作品中，土地始终作为重要母题及核心的意象之一被阐释，历代作家以土地为载体书写出乡村丰富的文化内涵，使读者通过土地这一意象窥见特定时期的时代精神。费孝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乡土中国”的概念，他认为中国文化是“土地长出来的文化”[1]，孕育生长在土地上的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社会环境构成了中国乡村独有的生活环境，并以此为基础延伸出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特征，这些事物在耦合中形成了中国乡村独具特色的生活场域以及依托于其中的文化内涵。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乡村受到了来自城市化、商业化、全球化浪潮进一步的猛烈冲击，多元化的文化语境愈加强烈地在乡村蔓延。对于一个相对封闭且流动性较差的传统乡村场域而言，这样的冲击无疑为乡村传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带来了剧烈的震动，并因此产生了多种新的矛盾。新世纪的乡土小说作家直面这种矛盾冲突，继续将土地作为核心意象，进一步探讨土地与人文的关系。概括而言，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土地意象大体上可分为商品化的土地、失根的土地以及文化记忆中的土地三种形态，这些形态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共同存在，并完成了土地意象在审美内涵和文化表达两方面的转型。

一、商品化的土地

随着现代化进程在乡村的不断加快，土地的商品化成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最普遍也是最显著的表现形态，土地的价值功能发生变化，从农民之生存的根本变为现代农民可以置换的商品，由此带来了现代乡村文化状态的改变，人们对于乡村的文化体验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首先，文学作品中商品化的土地意象形态呈现出两方面的文化内涵。作家通过这类意象形态一方面展现出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向往，另一方面也表达出现代化进程对乡村传统伦理秩序的摧残和破坏。

在传统的乡村观念中，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往往难以在社会中立足。王梓夫的小说《向土地下跪》中的康老犁作为一个典型的传统农民形象，眼中的土地“散发着令人心醉的庄稼的清香”，他拥有的第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葫芦垡“绵软得像面缸里的面”，他将自己与土地融为一体，也努力把自己的家人与土地融为一体，对于传统的乡村而言，正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孕育了独特的乡土文化。随着商业化浪潮对乡村的不断冲击，土地之于农民的意义逐渐削弱，农民不再认为土地是自身的生存之本，而是将其看作可以作为交换的商品。在周大新的小说《湖光山色》中，楚王庄利用自身的旅游资源将土地推向了商品化的浪潮，当选为村支书后的旷开田“按一亩一万元的标准，使用期五十年”与商人薛传薪展开合作，随着生意逐渐做大，村子里原本的耕地不断被征用，一座座湖边别墅在原来种植谷物的土地上拔地而起，由此不难发现，在商品化浪潮的冲击下，农民对于土地的心理态度从康老犁到旷开田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转变。

商品化的土地形态是作家对21世纪以来乡村土地利用的现实主义表达，现代化的物质文明给乡村带来经济的发展，推动乡村生活的改善。一部分作家在小说中表现出了对物质文明的向往，通过商品化的土地形态传达出对于乡村生活改善的喜悦和更进一步的期待;与之相对应的另一部分作家则对土地的商品化进程表现出担忧;在此基础上，一些作家将土地的商品化进程看作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潮流，认为对于身处其中的农民以及依托于土地的乡土文化而言更是一把双刃剑，从而表达出对于传统乡土意识的扬弃。

其次，现代化浪潮席卷乡村所带来的一对十分显著的矛盾就是自然化的土地形态与商品化的土地形态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本质上是社会经济的产物，也是时代潮流中新旧两代人之间激烈的思想碰撞，因此对建立在土地之上的乡村秩序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乡村自然场域的变迁。在自然形态与商品化形态矛盾的基础上，同时基于对现代城市文明适应性较差、城乡发展长期以来的二元对立等原因，中国的乡村在工业化的冲击下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及土地危机等问题。

王梓夫的《向土地下跪》传达了商品化对土地带来的破坏。进入新世纪之后的柳林庄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种地的收益大打折扣，村民对于土地不再是以往的赖以生存的状态，大量的土地随着商品化进程的推进变得面目全非，在康老犁眼中的景象是“葫芦垡却像是一头死去的巨兽，皮肉已经腐烂得面目全非，骨肉架子歪歪扭扭地显露出来，丑陋得让人恶心、想吐。”[2]作者将康老犁眼中所见用夸张的手法呈现给读者，这种被商品化进程破坏的土地与之前“绵软的”“香喷喷的”土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种现实状况下土地意象的审美内涵实现了由田园牧歌到丑陋不堪的变形，作者通过这样的变形奏响了建立在土地之上的传统乡村秩序的挽歌，尖锐地揭露了商品化背景下的土地危机。

第二，自然化与商品化的矛盾间接导致了农民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21世纪以来，随着土地商品化进程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不断剥离，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以乡贤为核心和以土地为中心的伦理秩序加速瓦解，文化认同的焦虑开始在乡村中蔓延，进而直接导致了农民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作品通过对土地意象的书写展现出农民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的异化，传达出21世纪以来传统乡村伦理的解构。

土地意识造成的乡贤身份的转变打破了乡村传统的人际交往机制。作品中的土地意象变迁往往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农民的土地意识，建立在土地意识之上的乡贤身份自然会随着土地意象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中的夏天义的土地意识建立在传统的自然化的土地意象之上，代表了传统的乡村秩序，他坚持躬耕，认为“土农民，土农民，没土算什么农民？”希望能够让年轻人跟他一样留在土地上，那些抛弃土地的农民在他的眼里就像池塘里的浮萍，一生无法扎根，因此力图用传统的乡村秩序紧紧套住年轻人。另一种乡贤则以周大新的作品《湖光山色》中的旷开田为典型形象，如果说夏天义代表了以政治地位为基础的传统乡贤，那么，旷开田则代表了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新一代乡贤，旷开田通过开发土地的经济效益，利用土地发展现代旅游业带领村民发家致富，新老两代乡贤不同的土地意识使得乡村传统的以家族政治为核心的人际交往机制开始转向以经济地位为核心的人际交往机制，这种转变在乡村日后的发展中愈加明显。

自然化与商品化的土地意象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乡村传统伦理秩序的解构。新世纪的乡村生活中，由于土地地位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信仰状况也随着土地意象的变化而不断打破传统，毋庸置疑，这种现象是一把“双刃剑”，既推动了农民思想的现代化，同时又使得传统的乡村伦理道德面临着灭顶之灾。《秦腔》揭示了清风街传统伦理秩序的解构，我们在文本中看到，随着土地的核心地位在人们心中的解构，传统的生长在土地上的伦理秩序变得荡然无存，赌博、通奸、嫖娼、卖淫、乱伦、贿选等丑恶现象曾经民风淳朴的清风街蔓延开来[3]，不难发现，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由市场经济引起的土地意象的衰败中一步步走向沦陷。

二、失根的土地

土地的商品化导致了一部分土地陷入失根的境地，因此丧失了传统土地对于农民生存的主要功能。此时的土地已变成一个物质空壳，不再承载任何现代文化生活的意义，土地与人的关系从亲密转化为淡漠，甚至厌弃和愤恨，土地特有的价值开始逐渐削弱，最终变成人的附着物。失根的土地意象形态打破了传统乡村田园牧歌式的形象，这类形态直接揭示了现代化对乡村以及农民的摧残，作家在这种失根的土地形态书写中不再像商业化土地意象形态一样从两方面看待问题，而是更加直接地表达出对千年乡村秩序失范的痛心疾首。

在文学作品中，土地的失根意味着农民乡土意识的淡薄甚至消亡，同时能够反映出传统以土地为核心的乡村秩序正逐渐瓦解和失范。土地作为传统农耕文明中最核心、最基础的物质载体，在跟现代性的各种产物相遇后，蕴含在其中的人性化及历史性的理想就非常鲜明的凸显出来，这使得土地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守旧的一种文学命题，而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一种有意义的再探索[4]。

贾平凹的《秦腔》中，年轻一代农民为了生活接连离开清风街，村子里大量的耕地被荒废，那些被撂荒的土地“长满了铁杆蒿、爬地龙和麻黄草”，无人耕种的土地不再是农民生存的物质载体，其价值被大大削弱，变成了村民心中可有可无的附着物。随着土地荒廢而来的是清风街的活力与精气神一步步走向衰落，建立在土地上的传统乡土文化面临衰败的危机。

在失根的土地意象基础上，立足于土地之上的传统乡土文化开始走向衰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市场经济撕去了封建社会的田园诗般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灵光，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钱的冰水当中去。”[5]随着市场经济在乡村及其周边的不断扩张，文学作品中“田园牧歌”式的乡村书写从此一去不复返，文化焦虑在其影响下不断蔓延，传统的乡村文化遗产也受土地形态的转变而发生变化。

（一）建立在土地上的乡土文化与人的疏离

土地意象从“田园牧歌”到“金钱冰水”的转变造成了农民群体性的迷失与身份认同感的缺失，由于土地在乡村生活中不再占据核心地位，以农耕文化为代表的时代内涵逐渐解构，不同群体的农民表现出了相同的文化焦虑。

随着现代化在农村的不断深入，传统的包括农耕经验、手工技艺、说唱艺术等在内的文化遗产正渐渐淡出农村生活，从而经历着一个重构的过程。大部分青壮年离开乡村，直接后果是土地撂荒，村庄社会生活缺乏活力，这无疑给承载农业文化的乡村生活增添了几分凄楚的晚景。农民与土地的部分疏离，也打破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平衡[6]。《秦腔》中的土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被清风街的年轻一代人所抛弃，原本生长在土地上的传统艺术——秦腔顺理成章地遭到了与土地一样的待遇，清风街的青年男女普遍表现出对秦腔的冷淡甚至厌恶，作为传统文化瑰宝的秦腔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着无人可传的风险，其所面临的困境进一步削弱了清风街的活力。正是像秦腔一样的文化遗产千百年来扎根在乡村的土地里，参与构建了传统的乡土文化，于是年轻人对土地的疏离必然造成自身对传统文化的疏离，进一步造成传统乡村文化的解构。

（二）离土现象的大量表述

随着土地商品化不断深入，失根的土地迅速占领了大部分的传统乡村，大量农民失去了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21世纪以来的中国乡村在生态恶化和文化裂变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土地的核心文化价值地位开始动摇[7]，农民大量脱离土地涌入城市，离土现象大量出现在农民身上，这些进城的农民大多游走在城市的边缘，其生活空间开始转移并受到严重的挤压。

新世纪的乡土小说作品中不乏对于离土农民的描写，如贾平凹的《高兴》中的刘高兴、《秦腔》中的夏风、赵本夫的《无土时代》中的天柱、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的“我”，均为典型的离土农民。这些离土的农民对于土地往往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如《秦腔》中的夏风厌恶土地，期望自己在省城扎根，再也不想回到曾经生长的清风街，这类农民心中的土地意象呈现出落后、贫穷等特点;第二种态度以《无土时代》中的天柱为代表，他始终深爱着土地，想要“把整个木城变成庄稼地”，与天柱类似的农民心目中的土地意象是美好的乡土记忆，他们将土地看作自己最终的归宿。由离土现象导致的农民生活空间的转移象征着传统的乡村文化语境与乡村秩序的逐步崩溃，土地意象开始转化为一种文化记忆中的土地。

三、文化记忆中的土地

土地的商品化和大量失根土地的出现意味着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种，渐渐成为“城市里的异乡人”和“大地上的游走者”，因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和阶级阶层二次分化的窘迫[8]。农民工将农村文化带到了城市中，与现代城市文明相互融合，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乡土范畴的扩张，文化记忆中的土地意象形态正是传统的土地意识在城市中生根发芽的生动体现。

首先，文化记忆中的土地意象形态在这里更多的是作为与城市文化二元对立的文化参照物。作为农民在离土环境中凭吊的精神慰藉，其价值功能已失去了物质性，在与现代城市文明的对照下，它能够唤起人们的乡愁记忆，这里的土地意象是作为反现代性文明而出现的，代表着一种审美的、传统的、悠远的文化记忆。

赵本夫的《无土时代》揭示了作为文化参照物的土地所独有的特征。天柱有着十分强烈的“种植情结”，他始终将土地是做命根子，认为土地“金贵得很”，传统的土地意识赋予他对于土地的一腔热忱。进城之后的天柱精神上失去了着力点，说自己“乍一离开土地，心里那个空呀，难受呀，浑身发飘”，他知道“花盆是城里人对土地和先祖种植的残存记忆”，内心农耕文化记忆中的本能让他选择去待遇低的绿化队工作，此时的土地存在于天柱的精神世界之中，土地意象呈现出精神化的特征，成为典型的乡土文化的参照物。对于以天柱为代表的农民而言，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已经不再是物质性的，而是承载着乡土记忆的审美符号，正是这样的审美符号以一种全新的土地意象形式支撑着他们在城市中努力耕耘。

其次，文化记忆中的土地意象形态带来了农民精神空间的转变。精神空间也被称为心理场，这里讲的精神空间主要是指人对客观事物认知的反应之后所形成的行动逻辑（理性与非理性的），它在一定场域里指导、规范、制约着人的行动[9]。丁帆教授认为“乡土外延的边界在扩张，乡土文学的内涵也就相应地要扩展到‘都市里地村庄中去;扩展到‘都市里的异乡者生存现实与精神灵魂的每一个角落中去”[10]。正如上文所言，文化记忆中的土地意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都市里的异乡者”自身精神上的无依无靠，因而用一种虚拟的土地形态给自己依托和鼓励，正因如此，农民的精神空间在这种意象形态的影响下实现了一次转变。

21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给予了进城农民更多的关注，这类乡土小说从不同的维度书写了农民精神空间的转变。进城之后的农民所依托的就是仅仅残存于文化记忆中的土地，这样的土地意象形态一方面让进城的农民鼓起勇气面对生活，另一方面也诱导着这些农民在物欲中一步步走向迷失。《无土时代》中的天柱作为一个典型的进城农民形象，随着文化记忆中的土地在自己心中的建构，天柱的精神空间及其制约下的行动逻辑在此基础上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作为一个地道的农民，天柱对土地的热爱并没有因为自己进入城市而减轻，反而在此基础上努力在城市中“种田”，天柱的土地意识支撑着他在城市中生存，其行为逻辑正是建立在這种经历了精神空间由乡村转向城市转变之后的土地意识之上。相对而言，贾平凹的小说《高兴》中的刘高兴则主动抛弃土地，试图与过去的乡村决裂而融入城市生活，生存在城市边缘以拾荒为生的刘高兴不同于天柱对土地的热爱，而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式构建自己的精神空间和行为逻辑。文化记忆中的土地意象形态下所产生的农民形象不同于传统乡土小说中愚昧落后的农民形象或在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乐园中自由生活的农民形象，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精神空间的转变。

四、土地意象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转型

土地意象作为中国乡土小说重要的书写对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和文化内涵。传统的土地意象体现出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形态特征，乡土小说更多地表现人与土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及建立在土地之上的传统意识形态，从强烈的土地崇拜意识到这种意识的变形乃至于扭曲是其主要的文化内涵。21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呈现出传统乡土经验的失灵而导致的价值游移与失语，成为乡土小说创作内在的悖论[11]，在此背景下乡土小说经历了一次鲜明的转型，这一时期的作品出现大量人与土地的疏离现象，土地意象也因此完成了一次转型，出现了前文所述的商品化的土地、“失根”的土地以及文化记忆中的土地三种新兴的形态，这三种形态同时存在于新世纪的乡土生活中，共同书写着全新的乡土文化，在此基础上乡土小说的审美内涵和文化内涵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首先，就乡土小说的审美内涵而言，现代乡土小说多通过土地意象的畸形、支离破碎等形态客观地再现封建礼教对乡村的戕害，有的小说以世外桃源式的土地描写表达乡村淳朴、自然的一面，直到八十年代之前基本上沿用这样的现实主义手法呈现土地意象。八十年代以后的乡土小说开始出现哲理性和文化意识倾向，土地意象在当时的乡土小说中呈现出百废待兴、焕然一新等形态，其现实主义特征开始减弱，哲理性明显增强。21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较之前再次上了一个台阶，作家对土地意象的描写结合了现实主义的特征以及哲理化色彩，三种意象形态均以现实经验为基础讨论了众多矛盾对立现象，其审美内涵不再是单纯的社会现实的再现，也不只是哲理的化身，而是更多地表达了人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土地意象的审美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得到了升华。

其次，新世纪的乡土小说中土地意象同样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内涵。现代化进程与传统乡村秩序这一对二元对立的矛盾被作家大量讨论，就社会现实而言，现代化的趋势是社会发展的潮流，然而现代化必然会对田园牧歌般的乡村造成破坏，作家此时通过不同的土地意象传递出自己的焦虑。贾平凹在《秦腔》的后记中写道：“我站在街巷的石滚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12]由此不难看出，新世纪的土地意象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不再是单纯的传统母题，多种土地形态表达出的是文化认同的焦虑、农民身份的缺失以及土地意识的淡薄等多方面新兴的文化难题。

作為生长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载体，土地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和开放性、延展性都极其强大的文化系统，种类繁多又包罗万象，包括土地自然文化、土地人文文化和土地自然——人文复合文化[13]。综上所述，“土地”这一乡土小说的重要母题在新世纪的作品中发生了新的变化，生长在其上的土地文化也有因此有了新的阐释，这些变化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升华了当代乡土小说的审美内涵和文化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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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燕.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土地书写研究[D].兰州：兰州大，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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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丁帆.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乡土小说转型[J].文学教育（上），2015（05）：4-9.

〔9〕李乔杨，谢清松.场域理论视域下传统村落“精神空间”分析——以遵义桐梓泡通村为例[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9，35（05）：44-48.

〔10〕丁帆.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乡土小说转型[J].文学教育（上），2015（05）：4-9.

〔11〕丁帆.对转型期的中国乡土文学的几点看法[J].文学教育（上），2010（02）：4-6.

〔12〕贾平凹.贾平凹作品（秦腔）[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6.

〔13〕许燕.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中的土地书写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