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思想”与“利益”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畴，对“思想”与“利益”关系的辨析是关涉思想政治教育立场的前提性基础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等相关论断，不仅批判了以布鲁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对“思想”与“利益”本质规定和相互关系的错误理解，而且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思想”与“利益”的多重本质内涵，进而揭示了“利益”之于“思想”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思想”之于“利益”的能动性作用。这些相关论断为思想政治教育坚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提供了基础理论和文本支撑。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在正确理解和把握“思想”与“利益”辩证统一关系的前提下，在理论研究上防止“思想”脱离“利益”的抽象性，避免“利益”空乏“思想”的庸俗性；在实践运用上，增强“思想”观照“利益”的现实性，提升“利益”趋向“思想”的自觉性。
关 键 词：《神圣家族》；“思想”；“利益”；思想政治教育
作者简介：李忠军，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刘怡彤，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2020年度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2020MYB023)。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03这是文本中集中阐释“思想”与“利益”辩证统一关系的经典论断。该论断出自文本第六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神圣家族“精神领袖”布鲁诺颠倒“精神”与“群众”的关系、否定“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无限夸大“自我意识”的思辨哲学中提出的。
《神圣家族》开篇序言第一句就这样写道：“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1]7德国古典哲学既不关注现实世界，又不重视物质利益的两种特质相伴相生，在精神领域里建构世界、批判一切是其一贯传统。当法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拿起笔和剑与封建王权、私有财产、道德异化进行战斗时，德国资产阶级却躲在思辨王国中“力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铲除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1]48。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写作《神圣家族》的目的就是“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1]7。这种思辨哲学是在黑格尔哲学中完成建构的。在黑格尔哲学中，世界历史就是绝对精神的呈现史，绝对精神是一种超验存在。黑格尔历史观规定了德国古典哲学“思辨的、奥秘的”历史观本质。对于“现实的人”来说，“经验的、明显的历史”变成了“人类的彼岸精神的历史”[1]108，其中必然不会寻找到有关“利益”的思考。
以布鲁诺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继承者，他们仅仅抓住黑格尔哲学中自我意识这个方面，并把它夸大成滑稽的漫画效果。马克思、恩格斯一语道破他们的自我意识哲学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1]7。因为自我意识是绝对精神在思辨领域的抽象演绎，所以其行动也仅仅“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1]109。布鲁诺提出这个行动就是“纯粹的批判”，他又把自己和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1]108规定为从事这项活动的主体，把群众选择为“纯粹的批判”的重点对象。在他看来，限制自我意识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不具备自我意识的群众。更荒谬的是，他所理解的群众并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一种体现为“精神的空虚”“思想懒惰”等“凝固不动的本质”的概念。群众在他心中“无非就是这些抽象的品质，是这些品质的另一种称呼，这些品质的虚幻的人格化”[1]107。因而他的理论主张只是想“使群众摆脱自己的群众的群众性”[1]12，也就是想使群众放弃物质变革而趋向纯粹精神，自然不会关注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
马克思、恩格斯洞悉以布鲁诺为首的神圣家族“往后的运动是纯粹的、超越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内部的旋转，因此，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兴趣了”[1]182。特别是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面对关于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的限制、《林木盗窃法》草案的辩论、摩泽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状况等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2]588。马克思愈发意识到社会各阶层的特殊利益支配着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接触关于物质利益的难事日益增多，他们清楚地发现这种看似革命的思辨哲学在现实问题面前的软弱无力，根本“不能提供任何东西”[1]192。因此，他们转向了从社会物质利益及物质利益关系出发理解、诠释和改变现实世界的致思路向。
一、经典论断中“思想”与“利益”概念的内涵阐释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经常探讨的两个重要概念，“思想”与“利益”在不同文本语境中往往指代不同含义，并且其本身也呈现出多重内涵。只有返回“思想”与“利益”提出的原初语境，才能准确把握两者的本质规定及相互关系。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之“思想”。《神圣家族》的写作目的是揭露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显然，这种“思想”与“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本质迥异，不是“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1]108的“思想”；不是“在想象中独立于世界之外”“高高地超越于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之上”[1]49的“思想”；不是来自“概念的必然性、它的证明和演绎”[1]26，走向“思辨的循环”[1]182的“思想”；不是通过“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质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1]75，又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1]75的“思想”；也不是把“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1]109的“思想”。那么，这种“思想”是什么?可以从五个主要方面探析“思想”的本质内涵。
一是“思想”的主体。“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103“群众”是“思想”的主体，“思想”不仅是由“群众”创造的，也是依靠“群众”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1]22“群众”不是“精神空虚”的思想对立物，而是社会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及影响和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二是“思想”的创生基础。“正像批判的批判……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1]191与抽离于社会现实生活、悬空在“天上的云雾中”并犹如“儿子生父亲”的思辨哲学相悖，这种“思想”的生发建立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基础上，是对“历史和实践”的客观反映。
三是“思想”的生发逻辑。既然这种“思想”建立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基础上，那么其逻辑起点就是“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逻辑中项是对“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形成“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3]30，这种“思想”既要对现实生活做出真实的理论回应，又要不断超越现实的发展进路并提供指向未来的理论建构。逻辑归宿是产生“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3]30，这种“思想”的根本任务是要转化为指导“群众”进行物质生活创造的理性认同、精神自觉和行为追求。
四是“思想”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这种“思想”承担着摧毁旧世界秩序、建构新世界秩序的理论使命。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法国革命后在“社会小组”努力下产生的共产主义思想“经过彻底的研讨，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1]152。因而这种“思想”应当反映为了摧毁旧世界秩序、建构新世界秩序，在革命立场、革命理想、革命方向、革命路线等方面形成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这种“思想”代表了开展革命活动所依据的“主导原则”。“只有对那样的群众来说革命才是‘不成功的’……所以他们的真正的主导原则和革命的主导原则并不是一致的。”[1]103这层含义强调的是动员、凝聚和组织“实践力量”开展革命活动的“主导原则”。革命历史活动不是“纯粹观念的斗争”，而是由“行动着的群众”在现实中展开的“感性的斗争”。[1]104-105光具备摧毁旧世界秩序、建构新世界秩序的革命理论只能保证群众“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1]105。只有同时具备动员、凝聚和组织群众运用这套理论创生“实践力量”的“思想”，才能把革命理论转化为“物质力量”，从而帮助群众在现实中“站起来”。
五是“思想”的实现形式。“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152思想的实现终究是一个实践课题。思想作为意识领域内的产物，如果不依靠“群众”的“实践力量”，就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群众”的“实践力量”，这种“思想”的观念追求和价值主张才能够获得现实性和物质性，才有可能成为指导“群众”进行物质生活创造的理性认同、精神自觉和行为追求。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之“利益”。“利益”问题是《神圣家族》一文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经典论断提出的前文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埃德加尔曲解和攻击蒲鲁东著作的部分，已经明确强调他们主张的“利益”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1]51。通过对后文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总结出这种“利益”也不是“代表积极精神的少数杰出人物”[1]108的“特殊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1]51。总体来看，这种“利益”主要呈现出群众性、现实性、历史性三重本质向度。
一是群众性的本质向度。因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1]103，所以“利益”的主体也应是“群众”。在这里，“群众”不是指“并不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特殊的、有限的群众”[1]103-104，而是指“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1]104。“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104只有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才能唤起广大群众的持久革命热情和强大“实践力量”。
二是现实性的本质向度。这种“利益”必须能够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因为群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的“自我异化”是以“物质的异化”为表现的“外在的方式”，所以群众既不会把它们仅仅看作“观念的幻影”，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1]104来消灭它们，而是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同这些后果进行坚决斗争。只有创生出彻底革命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力量”，才能帮助群众打碎“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1]105。
三是历史性的本质向度。“现实性”要求“客观性”。在“现实性”中追求和获得“利益”，实质是要实现“利益”的客观规定性。只有实现这种客观规定性，“利益”才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但是，这种客观规定性不是在臆想中实现的，而是在历史中生成的。所有现实必然皆是历史必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布鲁诺及其门徒“自满自足、自圆其说和自成一家的批判当然不会承认历史的真实的发展”[1]13那样，如果“抛开历史的进程”来抽象、孤立地理解“利益”，就无法真正把握“利益”的本质属性，当然也无法充分理解和真切促进“利益”的人民性和现实性。群众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利益诉求要受到当时社会物质生产总体水平的决定性影响，所以呈现出时代性、发展性和差异性。因而，不能在不同历史阶段都用相同“利益”标准来考察社会生活发展的物质水平与精神状况，而是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利益问题，把群众的利益诉求理解为他们的“现实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实际需要。
具体来看，这种“利益”主要体现五方面本质内涵。
一是“此岸世界”的“利益”。这种“利益”不在“彼岸世界”，而在“此岸世界”；[4]2不在“思辨的天国”，而在“人类贫困的深渊”；[1]49不在“纯粹的幻想”[1]179中，而在“实实在在的实践”[1]194中。相对于“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用来麻痹理性、引诱精神成瘾的“人民的鸦片”与“虚幻的花朵”，它在社会生活领域要求群众“尘世的享乐”和“现实的幸福”。
二是“物质生产”的利益。“物质生产”是“此岸世界”，即现实世界的社会结构中起基础决定性作用的根基。现代国家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着国家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伦理生活等社会生活的整体进程。尤其在大工业时代，“商业和工业”支撑起了资产阶级社会运行的整体架构，它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1]158。在资产阶级的所有利益诉求中，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物质利益关系是隐藏在“含情脉脉面纱”和“自由竞争”背后的主导性因素。
三是“合理需要”的利益。“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3]31诸如“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的“合理需要”是维系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如果没有满足“合理需要”的利益诉求，人们就不会产生生产实践的行为动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是人们最基本的“合理需要”，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物质需要。人的意识由社会存在决定，精神不能超脱肉体独立自存。所以，追求满足肉体生长的物质利益是人们的首要本能。只有满足群众“合理需要”的物质利益，才能保证群众开展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和精神文化创造。
四是“社会整体”的利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天性，这种天性力量的发展程度也要以整个社会的力量为判断标准。“在这种职能中‘利益’不是要‘排斥’别人，而是要把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本质力量使用出来和发挥出来。”[1]52在广泛的社会交往中，社会成员的“合理需要”已经融合为一个相互规定和相互制约的“利益整体”，这个“利益整体”是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集中体现。
五是“社会个体”的利益。“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3]37社会物质生产发展中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逐渐独立化，使得“社会整体”的利益逐渐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整体”中“各个人”的利益体现出层次性、多样性和矛盾性。承认“社会整体”的利益并不意味着可以因此忽视“社会个体”的利益。只有在关注和尊重“社会个体”利益的前提下，支持和维护“社会整体”的利益，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各个人”的“实践力量”，从而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
二、经典论断中“利益”之于“思想”的决定性
深入解读文本可以发现，“思想”与“利益”呈现出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03，因而“思想”不能离开“利益”。从“利益”之于“思想”的作用来看，“利益”是“思想”得以确立的根基，是“思想”连接“群众”的纽带，也是“思想”激发“实践力量”的动因，对“思想”起到了决定作用。
首先，“利益”是“思想”得以确立的根基。“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真正发源地。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法国革命时已经发现，在现实的国家生活中，政治国家违背普遍理性、法律力图保护的人权走向反面、市民社会充斥着自我异化，所有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结构中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的物质利益受到了抑制。后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更是明确指出：“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3]213“利益”是“思想”创生和发展的生命根基和动力源泉。如果洞察到“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1]158，也就把握到了“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因为在社会发展中，以谋求“物质利益”的物质生产奠定了整个社会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基础，“思想”只有确立在与谋求物质利益相适应的物质生产关系之上才能获得存在和发展的生命力。“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18-119物质生产实践是社会成员为了满足自身利益需要而参与历史活动的基本方式。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是在社会物质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并根据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1]88一种思想只有从历史运动中考察并通晓某一历史时期“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自然科学和工业”“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1]191，才能获得对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正确认识。一切纷繁庞杂的“不同财产形式”和“社会生存条件”，又集中体现为这一历史时期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以及物质利益关系。因此，如果“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漂浮在“天上的云雾中”，失去生命根基。
其次，“利益”是“思想”连接“群众”的纽带。“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它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1]154同样，“思想”只有通过“利益”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精神力量”和“实践力量”凝聚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在揭露布鲁诺提出“由确认利己主义……来抑制利己主义”[1]153这种自相矛盾的论断时提到，“民族利己主义”是一种“普遍国家秩序的自发的利己主义”[1]153，同“封建等级利己主义”相对立。想要“最大限度地确认普遍国家秩序”[1]153，就要利用“民族利己主义”的“最高存在形式”使市民社会成员由于共同的利益广泛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普遍国家秩序应当把单个的利己主义原子联合起来。”[1]153因为“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者”不是“没有需要”和“自我满足”的原子。“他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对他身外的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癖好的需要。”[1]154社会成员的个人需要是产生社会共同利益的基本构成因素。市民社会中，各个人为了满足关切自身生存的需要，都必须建立“相互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1]154的利益关系。布鲁诺由于不了解“社会整体”利益是维系普遍国家秩序的本质关系，所以只能从“自由、正义、美德”的抽象范畴中寻找构建市民社会的生活准则，因而他也不能看清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惨遭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1]156。一种思想只有把市民社会成员普遍联合起来，才能够广泛宣传其所表达的理论观点、价值观念和精神原则，才能够切实发挥思想整合、精神鼓舞和价值引领的社会效应。“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104“思想”为了连接群众，必须能够代表广大群众共同的“事业和利益”。
最后，“利益”是“思想”激发“实践力量”的动因。从深层根源看，任何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利益诉求驱动下展开的。“利益”是“思想”激发“实践力量”的首要驱动力。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就已经深刻意识到“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187。对利益的追求推动着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在关切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触动下，人们能够形成围绕一定利益的意图愿望，继而产生追求相应利益目标的行为动机，当行为动机达到一定强度，并且存在满足利益需要的对象时，则会展开追求利益目标的实践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1]103“思想”只有切中关涉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实际利益，才能够在群众中激发持久的革命热情和创生强大的“实践力量”。然而，把群众作为自己对立面的思辨哲学家们却不懂这个道理。他们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而仅仅是寓于‘这些东西里面’的‘观念’。”[1]104所以，他们企图通过“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1]109把“世界从贫困中解救出来”[1]13，活动的完成既不依靠实践力量，也不关涉物质利益。但是沉重的现实枷锁已经使工人“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1]66，所以必须通过“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才能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甚至为了争得一些只是用来从事‘理论’研究的时间和经费，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1]121决定和促进“思想”实现的不是“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思辨运动，而是围绕“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1]51展开的实践活动。
在此意义上，通过分析文本，可以总结出三种“思想”离开“利益”的“出丑”表现：一是在“思想”脱离“利益”的根基时，拿破仑的出丑表现。拿破仑虽然意识到“利益”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并“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1]157，但是他“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属”[1]157，所以他不可能真正承认和保护“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只要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与他的政治目的发生冲突，他便毫不犹豫地牺牲资产阶级的“事业、享乐、财富等等”。拿破仑的这种做法将他精心缔造的庞大帝国最终引向覆灭。二是在“思想”切断“利益”连接“群众”的纽带时，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的出丑表现。他们面对“工业的、笼罩着普遍竞争的、以自由追求私人利益为目的的、无政府的、塞满了自我异化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个性的社会”[1]156，仅仅以抽象的人权形式象征性地承认和批准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然而“又想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想仿照古代的形式来建立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1]156，导致切断了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关联，从而被资产阶级无情送上断头台。三是在“思想”失去“利益”激发“实践力量”的动因时，以布鲁诺为首的神圣家族的出丑表现。他们认为“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1]66，所以他们教导工人只要在思想中消除一切束缚工人成其为人的概念和范畴，工人就能“真正发生变化并转化为现实的人”[1]67。当他们“踌躇满志地把自己摆在各民族之上并期待着各民族匍匐于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1]195时，“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兴趣了”[1]182。他们以为导致自己思想“出丑”的原因在于群众的“精神空虚”和“愚蠢无知”，殊不知只是因为他们“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与群众追求切身利益的实践活动背道而驰。
三、经典论断中“思想”之于“利益”的能动性
在“思想”与“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中，“‘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03。同样，“利益”一旦离开“思想”，也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从“思想”之于“利益”的作用来看，“思想”能够切中“利益”的本质，能够唤起“利益”的追求，能够引领“利益”的实现，对“利益”起到了能动作用。
其一，“思想”能够切中“利益”的本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埃德加尔把哲学定义为“超实际的”错误观点时写道：“因为哲学过去并没有真正独立于世界之外，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做出任何真正的判决，未能对世界使用任何真正的鉴别力，也就是说，未能实际地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in abstracto(抽象形式的)实践”[1]49。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批判的哲学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旧思辨哲学”，意在强调哲学本身是源自现实世界的，并能够对现实世界“使用真正的鉴别力”和“做出真正的判决”，进而“实际地干预事物的进程”。[1]49由此可见，切中现实世界的本质是哲学对于现实世界的重要能动作用。黑格尔曾说过：“哲学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6]12他虽然准确地揭示了哲学的时代性，认识到哲学对于时代的理论功能，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到时代的本质向度中去理解和把握时代，而是“形而上学地”把现实存在进行改装，所以他得到的理论只能是“事物现状的超验的、抽象的表现”[1]49，并不能切中现实世界的本质。与此相反，马克思在强调“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5]220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5]220。因而，“真正的哲学”[5]220要求“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贫困的深渊”[1]49，“力求成为现实”[4]11，并且诉诸实践，才能切中现实世界的本质，对现实世界产生积极的能动作用。“利益”作为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实在，其本质遮蔽在纷繁庞杂的“不同财产形式”“社会生存条件”以及关于“理想的利益、圣物、幻觉”之中。回顾以往资产阶级革命追求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1]103。资产阶级以此利用群众追求其特殊利益，当其特殊利益一旦实现就会马上抛弃群众。群众只有充分发挥哲学，也即“思想”的“真正的鉴别力”并“做出真正的判决”，才能准确把握自身“利益”的本质，清醒认知“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4]411，进而不再被资产阶级利用为追求其特殊利益的工具，而是围绕自身“利益”展开“有原则高度的实践”。
其二，“思想”能够唤起“利益”的追求。虽然“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18-119，群众作为“有实践力量的人”，能够使用“实践力量”开展追求“利益”的历史活动，但是群众并不必然就能够自觉到追求“利益”的“理论需要”和“实践需要”。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统治下，群众或者禁锢于“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4]2，或者遭受着“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4]2，致使群众要么认为追求“利益”是“罪孽深重”的，要么不清楚自身具有追求“利益”的“实践力量”，群众对“利益”的追求需要“思想”的唤醒和激发。一方面，要通过“彻底的理论”揭露和批判“神圣形象”与“非神圣形象”的“伪善观念”和“抽象道德”，帮助群众认识到追求“利益”是现实生活的“合理需要”和“正当权利”。因而，“思想”必须把群众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既要“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使人“采摘新鲜的花朵”；更要“扔掉没有慰藉的锁链”，使人“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4]2。另一方面，要使用“思想的闪电”“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4]16，激活群众自身蕴藏的追求利益需要的强大“实践力量”。因为在资产阶级的抽象统治下，群众虽拥有“实践力量”，但未必能够意识到使用“实践力量”来追求“利益”。群众“不是白白地经受了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1]45。因此，“思想”必须唤醒群众的阶级意识，引导群众看清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伪善面目，教育群众明确追求“利益”的现实必要、实际可能和美好图景，从而激发追求自由与解放的强大“实践力量”。
其三，“思想”能够引领“利益”的实现。“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11“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条件。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的“思想”不仅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且能够引领现实运动的前进方向，实现革命理想与革命现实的真正统一。因为“思想”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和客观阐释，更是对现实生活的凝练抽象与反思升华。“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4]11失去“利益”支撑的“思想”是无内容的空疏浅薄，失去“思想”引领的“利益”又是无理性的自发盲从。“利益”的真正实现必须要靠“思想”的理论指导和精神凝聚。一方面，“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9。尽管“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科学理论的有效指导是人们创生“物质力量”的精神源泉，“精神力量”能够通过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同样，“利益”不会自动获得实现，“利益”的实现需要依靠“物质力量”。群众只有掌握理论，自觉通过实践把科学理论变成“物质力量”，才能促进自身利益需要的实现。“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4]16为了避免“利益”沦为“乌托邦式的梦想”，群众必须学会掌握和运用“思想”作为追求“利益”的“精神武器”。另一方面，“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1]52。这又突出强调了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在广泛社会关系下，“社会个体”的利益和“社会整体”的利益呈现出相互支撑、彼此建构的辩证统一关系。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价值追求在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422。“思想”需要引导群众认识到实现“社会整体”的利益要以“社会个体”的利益为前提，实现“社会个体”的利益又必须以“社会整体”的利益为基础。
“思想”与“利益”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范畴，对“思想”与“利益”之间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是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以何种立场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的前提性基础命题。通过围绕《神圣家族》中“‘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103这一经典论断对“思想”与“利益”辩证统一关系进行的深入分析，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坚定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获得这样一种理论启示。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要防止“思想”脱离“利益”的抽象性。经典论断已经深刻揭示了“利益”是“思想”得以确立的根基、连接“群众”的纽带、激发“实践力量”的动因，对“思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必须获得具有生活意涵的现实前提。任何科学真理都是对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不是源自社会生活领域的现实需要，不能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实际问题给予深切回应和有效解决，那么“思想”就会漂浮在“天上的云雾中”，陷入主观臆想而失去现实价值。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要避免“利益”空乏“思想”的庸俗性。“利益”是需要“思想”来切中本质、唤醒追求和引领实现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必须充分发挥“思想”之于“利益”的积极能动作用，把“思想”蕴含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理念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内心信仰、价值原则和道德操守。如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不能从社会生活领域升华出关照现实、内含真理、指向崇高的“思想”，进而再用其武装头脑、激励精神、凝聚力量，那么“利益”也会陷入经验具体而失去灵魂方向。
从“思想”与“利益”辩证统一关系的实践运用来看，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既要增强“思想”观照“利益”的现实性，又要提升“利益”趋向“思想”的自觉性。
一是应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奋斗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那样：“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思想问题，更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7]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映着当今时代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在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铸魂固本、凝心聚力上的奋斗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应通过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紧紧围绕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完善群众物质生活、创造每个人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以此铸就信仰、笃定信念、强化信心，充分调动人民参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是应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武装群众，推进“理论掌握群众”“变成物质力量”的理论转化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思想纲领和行动指南。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脑、入心和化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领和铸育中国人民的思想灵魂与精神世界，铸魂固本、凝心聚力，使科学理论转化创生出强大的中国力量。
三是应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以人为本。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人、关照人、服务人。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创造者，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开展学科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把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要同提高素质结合起来。
四是应坚持规律性、把握时代性、富于时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运用理论思维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准确把握铸魂育人的本质规律，深入洞悉铸魂育人的现实状况、时代境遇及未来趋势，科学对待和有效解决人民的思想灵魂成长发展问题，努力做到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破解时代之问、回应现实关切，切实加强针对性、增强实效性。
原文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