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语言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认知，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媒介，也是安全研究的重要维度。特定的话语可塑造威胁身份，叙述危机故事，对言语对象制造话语障碍，形成话语压力，建构话语危机，影响相关政策，使特定问题安全化，并影响安全程度的高低，导致不同的安全政策，甚至助推战争。中国在近三十年来一直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话语压力，在国际舆论场中经常陷入不利境地，有时由于某个话题成为舆论焦点，遭遇话语危机，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中国威胁世界秩序”以及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等。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亟须研究和应对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中国需要加大世界发声力度，提高话语主动性和自觉性；加大中国文化理念的国际宣传，重塑中国话语的国际语境；努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避免话语与行为的盲目自大，避免不必要的话语攻击和误解、有针对性地做好美国关于中国话语的改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减少话语障碍和话语压力，有效缓解和化解话语危机。这是为中国塑造良好外部环境、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使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更加顺畅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话语安全；话语危机；国家安全；安全危机；话语权；国际关系
项目基金：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外交战略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项目编号：16ZZD02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吉胜，外交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市对外交流与外事管理基地首席专家。
语言是影响人们思维和认知的重要因素，也是进行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观察国际关系的很多实践可以发现，很多危机的塑造先从语言开始。经过一系列言语互动，语言不仅促使某些本不属于安全范畴的问题安全化，还建构安全问题的紧迫性和威胁程度的高低，从而制造话语危机。一方面，语言的运用与军事、经济手段等相比成本最低，行为体之间很容易进行话语博弈，产生话语对峙，导致危机，如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很多博弈是在话语层面展开，经常恶语相向；另一方面，语言本身具有政治性、建构性等特征，言语者通过一系列言语手段和策略形成某些话语，生产出看似科学的知识，甚至常识，最终改变人们的认知，塑造共识，建构危机。语言有些时候甚至成为一种政治武器。例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特朗普在其讲话和推文中使用“中国病毒”这一命名，招致中国强烈反对。中国和美国在一段时间内围绕病毒命名、病毒来源地、“中国责任论”等展开了激烈的话语交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会建构意义，进而产生很多后续影响。再比如，2016年，美国的“南海话语”在世界上建构了“中国影响南海安全”这样的错误认知，在国际舆论场中建构了南海危机。这些交锋首先是通过话语在舆论场中产生一种话语压力，有些话语则导致话语危机。
当前，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日益复杂。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的演进，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传染病、深海、外空等新领域和新问题不断出现，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未知数，很多问题已经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人们去探究、解释和理解。例如，人工智能会对未来产生哪些影响？如何影响大国竞争？是否会影响未来战争？等等。话语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人们的安全认知，甚至塑造新的安全问题，建构安全危机，影响相关政策。本文明确提出话语危机这一概念，旨在系统研究话语危机的成因，语言如何产生话语危机以及话语危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近年来所经历的一些主要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以加强对话语危机的认识和理解，并思考中国应如何应对。
一语言与话语危机
语言本身可以建构危机，产生话语危机。话语是形成于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之中，是一定的言语者与话语对象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沟通活动的产物，涉及言语者、言语对象、文本、沟通和语境等要素。话语也是在构建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意义结构，每个话语都包含一定的意义体系，这些体系一起构成了社会知识网络，成为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的基础。话语的形成依赖于语言的使用，某些言语通过不断被重复而积淀为一种社会话语，进而影响社会实践。国际政治中的很多危机都是通过话语建构而来，表面上看是安全危机、能源危机和安全隐患或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实际上语言在整个危机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安全危机首先从话语危机开始。
（一）语言的特点及社会影响
话语危机是通过特定词汇的选择以及修辞手法和叙事手段把某个问题描述为紧迫的威胁，在话语层面产生危机感，让人们感到威胁的存在，并认为必须加以应对解决。话语之所以能够建构话语危机，主要是由语言的以下特点决定的。
1. 语言具有行事功能和建构功能
人们可以利用语言的行事功能和建构功能建构社会现实，建构社会存在。这种认识也与哲学领域人们对语言的认识相关。语言有创造和摧毁一切的能力。随着语言哲学的发展，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更加体系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以约翰·R.赛尔（John R.Searle）、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开始强调语言的行事功能和建构功能，认为语言不仅可以用来传递信息，发出言语的同时也伴随着行为的发生，即言语行为。因此，语言的使用本身也是一种实践。语言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点，不仅可以映像真实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可以产生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把所说的内容变为人们认为是存在的东西。语言的建构性不仅体现在它可以建构社会存在，同时也建构社会意义。不同的言语实践会建构不同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甚至是“知识”或是“真理”。对于同一个客观事物，人们对其进行不同的命名，采用不同的叙事方法，使用不同的修辞手法等，体现出言语者不同的观念和态度，产生的建构效果也完全不同。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纽约时报》把中国对武汉的“封城”评论为“给人民的生活和自由带来了巨大损失”，而对意大利的“封城”则评论为为遏制新冠病毒肺炎，“冒着经济风险”。语言在此产生了象征效应和特殊意义。人们经常从外部吸收能量产生对世界的看法，形成对世界的认知，而这些能量经常通过语言来传递。其他任何形式的交流都无法像语言一样深刻影响甚至改变人们的内心和外在世界。由此可见，话语本身不是客观的，它体现人们在使用语言交流中形成的共识，具有主体间性，从这个角度看，话语对社会存在而言具有本体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语言的建构作用也日益引起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关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关注话语危机的一个原因。
2. 语言的使用者具有能动性
语言除了具有建构和行事功能外，其最基本的作用是人们通过语言来交流信息、传递思想，这也是语言最基本的社会功能。人是社会动物，可以通过语言实现交流目的。从哲学领域对语言的认识过程看，维特根斯坦等首先认可的是语言的镜像观，认为语言可以呈现事实，语言起客观媒介的作用，人们通过语言把事实或世界客观展现出来，别人通过语言所认识的也是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或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只是起了传递作用，像镜子一样映射出世界的本来面目。这种观点实际上忽略了语言本身的丰富性和语言使用者本身的能动性。人在语言面前是积极的创造者，在语言面前是可以选择的，人们通过估量词语的受众来选择用词，同时使用他们所希望的能最有效传达自身信息或达到预期效果的语言风格和习语。语言所产生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单个词语的意义，还取决于单个词语如何与其他词语一起使用以及词语之间的相互关系。世界上每一种语言都是丰富的，具有众多的词汇表达，如对于同一事物的命名不同，所赋予事物的标签就不同，所引发的意义体系也存在差异，直接影响认知体系。多数语言还具有众多的修辞手法，如隐喻、拟人和排比等，不同的修辞手法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话语效果，对于政治语言来说尤其重要。政治修辞本质上是一种说服论证的技巧和能力，尤其是政治权力要想获得合法性，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政治权力，更离不开政治修辞。不仅如此，从语篇角度来看，言语者采用的不同叙事风格、叙事模式、叙事角度以及叙事时段都会为言语对象呈现不同的画面，产生不同的叙事效果。总之，语言使用者选择了什么样的语言，直接影响话语效果。
3. 语言是影响力和权力的体现
语言不仅促进沟通和集体行动，同时也体现权力，强化权力。人们可以利用语言和精神活动来改变社会生活，给自身的存在建构一系列意义。语言不但建构社会存在所需的意义网络，也建构和疏通社会运作所需的权力关系网络。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尤其强调语言与社会的同一关系，认为语言是一种“象征资本”，具有象征力量，是整个社会结构进行再建构和再生产的一个中中介，语言和社会都同时贯穿着“象征”和“权力”。政治语言尤其如此，它与与所描述世界的关系是不准确和模糊的，在获得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中政治语言会产生重要影响。权力在话语中得以体现和彰显。其一，人和国家都可以通过语言进行政治沟通、政治宣传、政治说服和政治动员，使政治权力合法化，进而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权力和利益服务。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于1946年发表的“铁幕演说”不仅拉开了冷战的序幕，更是对西方国家进行的一场有力动员和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发出的强烈信号，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二，在实践中处于不同权力地位的人，其话语影响力不同，对国家而言同样如此。例如，正是由于美国总统的影响力，特朗普的推特（twitter）备受关注，成为推特上粉丝最多的国家领导人。其推文经常涉及外交话题，如中美关系、朝核问题、北约问题和卡塔尔危机等，尽管有时违反外交惯例，但经常在虚实之间影响世界舆论议程，被人们称为“手指外交”，足以显示其话语背后的权力。而美国在国际舆论场中具有广泛的软影响力，这与其背后的硬实力及其世界话语霸权地位和强势话语权密切相关。
（二）话语危机的产生
对语言特点的分析表明，话语可以改变人们的认知，产生话语压力，形成话语危机。对于话语强势的国家更能发挥其话语优势，更容易使其特定的对手陷入话语危机中。一般情况下，经由以下过程塑造话语危机。
1. 话语塑造威胁的身份
危机一般都是由威胁而起，感受到威胁或是面临危险，更多时候是一种感知，而非完全客观存在的反映。威胁的塑造经常是通过对比或是某种关联而实现。威胁的建构主要在产生威胁的主体和受到威胁的客体之间展开，或是说建构一对产生威胁和受到威胁的身份，二者通常相互对立。威胁的身份可以是产生威胁主体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国家，也可以是一个问题领域或是一种现象。塑造威胁身份最基本的手段是进行命名，通过命名赋予意义，赋予某人、某物或某个现象以特殊的标签。采用了某个命名实际是激活了与该命名相关的所有框架，而不同的命名在大脑中激活的框架也不同。例如，关于欧洲难民问题，在叙利亚男童“小艾兰”（Aylan）事件后，很多关于难民的报道是把难民定位为牺牲者、受害者，更多是从人道主义角度来报道，欧洲自然应该发挥救援者的作用，帮助难民。但是，随着难民问题的持续，加上恐怖袭击的出现，难民被更多地贴上“恐怖主义来源”的标签，被描述为“威胁安全”，难民问题因此被安全化。
命名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命名，即选用某个名词或短语，如“失败国家”“无赖国家”等；另一种是采用隐喻或是类比等修辞手法，使人们通过熟悉的事物来理解那些不熟悉的事物，从而达到更生动和易于理解的话语效果，例如，把国隐喻为“家”，把开国元首比喻为“国父”等。国际关系中经常把国家比喻成为理性行为体，这样就很容易理解国家在选择行为时会努力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使用隐喻的最大好处是生动、易懂，容易达到所期望的交流和建构效果。国际关系中的隐喻非常常见，如“修昔底德陷阱”“国际体系结构”等。著名认知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强调，隐喻和框架是控制话语权的两大利器。隐喻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命名，同时也可以唤起与隐喻相关的一系列意义。在政治话语中，对问题的命名和界定也是话语权之争。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一些政客把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而中国强烈反对此类污名化的命名，指出这种做法违背了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共同制定的相关命名准则。
2. 选择威胁主题与逻辑关联建构完整的危机叙事
任何一个人、一个事件或是一个现象都包含多方面的内容或是多个主题，如何把这些不同主题关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反应和认知。一旦围绕某个主题形成一种威胁或危机叙事，这种叙事就会直接影响后续的安全政策。例如，在讨论气候变化时，人们可以讨论气温升高、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排放国、威胁岛国安全、恶劣天气、《巴黎协定》、环境治理、气候难民、发展问题等多个方面，选择不同的主题来叙述，会形成不同的故事，建构不同的威胁，直接影响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会把人们的注意力框定在不同的点上。一些太平洋岛国，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等国在讨论气候变化时，重点是讲述气候变暖会使海平面上升，将导致部分太平洋岛国面临消失的威胁，大量居民会变为气候难民。这样一种叙事逻辑主要是唤起人们从道义角度重视气候变化。相比而言，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更多强调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同样的减排任务。
一般而言，只关注一个主题很难产生一个完整的故事，通常人们会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关主题，在这些主题之间建立某种逻辑关联或是情节，进而将其叙述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例如，围绕乌克兰问题，俄罗斯积极与西方媒体进行博弈，强调俄罗斯是捍卫国家利益，其行动是应乌克兰直接请求的，支持克里米亚独立是保护人民的自主选择权，从而形成一个严密的话语过程和合理的故事。这种故事一旦形成会直接塑造相关的主导认知和框架。这也是一些研究叙事的学者们所强调的，叙事不仅仅是讲故事，还是一种如何把一些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行动过程。人们通过叙事来建构身份，通过身份来引导行动，人们的经历也是通过叙事来塑造，通过叙事来理解现实。因此，叙事之争也是话语权之争的重要方面。
3. 频繁的话语和特定的语言选择强化话语危机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有时话语危机是由在话语方面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单方塑造而成，而处于极弱地位的另一方，则完全处于被建构的情境之中。如美国在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威胁身份的建构。在此类情况下，言语者通过高频次地重复某些表述威胁以及威胁紧迫性的话语，不断强化记忆、强化认知来完成对威胁的建构。
另一种比较常见的是言语者之间经常通过你来我往的话语互动，不断使用更强硬言辞进行话语博弈来显示自己的影响。这种博弈经常使双方话语对抗出现螺旋式升级，导致话语危机。相比而言，话语博弈的成本要远低于军事、经济竞争，博弈双方经常陷入没有硝烟的战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和朝鲜的话语交锋。美国和朝鲜经常唇枪舌剑，通过现代社交媒体和官方媒介，话语博弈不断升级，最严重时甚至令人感觉战争一触即发。
这种话语对抗首先体现在言语者选择特殊的语言定义对方的身份。特朗普和金正恩在相互定位身份时，语言交锋不断，成为双方紧张关系的助推器。特朗普称金正恩为“小火箭人”（little rocket man），金正恩即回报称特朗普为“老糊涂”（dotard),“采取行动是对那些迷恋自己又听不得不同意见之人最好的回应……我一定会用烈火驯服那个精神错乱的美国老糊涂”。这种口水战成为美朝紧张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建构敌对身份，也构建了双方之间仇视的互动氛围和语境。
其次体现在危机感的不断升级。美朝双方语言对抗不断加剧，使朝鲜半岛局势多次高度紧张，也使危机感不断升级。2017年3月，美韩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朝鲜外务省声明，美韩联合军演已把半岛拖到战争边缘，美国应该对半岛可能爆发的战争负全部责任，美国则称朝鲜的声明是“挑衅性”和“煽动性”的行为。朝鲜强调，当前半岛局势下，朝鲜将不得不选择“先发制人打击”以清除侵略基地、实现民族统一。当年4月，在金日成诞辰来临之际，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卡尔·文森航母战斗群离开新加坡向北驶向西太平洋海域。特朗普说：“我们正派出一支无敌舰队，非常强大。我们有潜艇。比航母强大得多。”而朝鲜媒体则把美航母抵近称之为“赤裸裸的军事讹诈”。朝鲜《劳动新闻》表示，“我们的革命武装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一次打击就可击沉美国核动力航母”。25日，朝鲜建军节当天，朝鲜进行了其所谓“史上最大规模”的火力演习，称如果美国和韩国试图进行鲁莽的“先发制人”打击，白头山革命强军将在不进行任何警告和提前通报的情况下，从空中、陆地、海上和水下对敌人实施彻底的“先发制人”打击。这种话语对抗把朝美紧张关系推到了极限。随着双方言语对抗的升级，双方的军事动作也频频滑向危机边缘，国际社会对双方擦枪走火的担忧大大增加，朝鲜半岛危机一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担忧的热点。
二话语危机的影响
正是由于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言语对抗产生的影响，很多危机首先是通过语言建构而来的，某些具体领域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危机。话语危机会直接产生相应后果，对相关政策产生直接乃至持续性影响。话语危机导致某个问题安全化，有时甚至助推战争。
（一）话语危机影响相关政策
通过话语过程，某个问题不但可以被塑造成为安全问题，有时还可以改变人们的认知，被视为一种客观事实甚至知识而接受。与此同时，通过具体的程度性语言的修饰，如时间紧张程度、危机严重程度和威胁程度等，某些问题被危机化。一旦某个问题通过话语被塑造为危机，尤其是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危机，就会进入国家安全议程，直接影响相关政策，如国家拨款、立法和政策调整等。例如，九一一事件后，美国通过密集的话语把国家外语能力描述为一个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塑造了美国“国家外语能力”危机。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话语重点是强调美国小语种外语人才稀缺，从而导致从事军事信息破译和解码的人员数量不足，这是美国没能阻止九一一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2000年9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艾伦·莱普森（Ellen Laipson）在向参议院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情报工作的整个流程从收集、利用、分析到形成最后成品，外语能力始终发挥重要作用；缺乏必要语言能力和优秀语言人才会给情报工作及政策决策造成很大问题。对九一一事件的相关调查显示，联邦政府的语言资源不足是美国未能预见和阻止恐怖袭击发生的原因，如果美国在该事件发生前能对恐怖分子的机密文件和交流信号进行及时、全面和准确截取和解码，就可以采取相应措施，或许就可以避免该事件的发生；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外语人才紧缺，无法及时处理军事情报和关键信息，这正是美国面临的一大危机。第二个话语重点是美国对外国语言、文化等不够了解，这对美国反恐极其不利。情报工作不仅需要相关人员学习过阿拉伯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或波斯语，还需要精通这些语言和熟知各种方言，既要达到语言上的真正流利，又要通晓与各种语言相关的政治、经济、历史和人文知识。第三个话语重点是美国认为本国外语教育体系不能适应国家安全的需要，迫切需要调整。2004年，美国国防次长朱思九（David S.C.Chu）发出警告，如果语言学家还不重视国防部的关键语言，美国很多年轻人将无法在所处的复杂的新国际环境中做好准备。实际上，美国的外语教学和外语人才状况长期以来一直如此，但九一一事件后通过频繁的话语建构，“国家外语能力”危机被成功塑造，并与美国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后，美国政府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该危机被成功塑造后开始体现出政策影响力，美国将国家外语能力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外语能力成为国家安全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开始积极推动国家外语能力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如实施相应的国家外语能力建设项目，加强关键语言教育等。国家外语能力危机令整个社会意识到了国家外语能力的重要性，在全社会营造和强化了“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氛围，激励民众学习外语，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外语能力。
（二）话语危机使某些问题安全化并影响安全化程度
话语危机可以把本不是安全问题的问题安全化，在话语上将其转变为安全问题，从而影响对其采取的相应政策。近年来，各类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如难民、贫困、自然灾害和疾病等，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如何理解和认识这些问题，实际上与对该问题的描述语言密切相关，这些问题可以被认为是安全问题，也可以不是，甚至在同一国家，不同领导人针对同一问题的话语也完全不同。例如，气候变化问题由来已久，但是美国不同的总统却对其使用了不同的话语，所采取的政策也不同。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高度重视气候变化，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克林顿政府都通过话语把气候变化与安全紧密联系起来，把气候变化塑造为国家安全问题，并采取了安全应对政策。而同样是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小布什总统执政时却持完全不同的立场，不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程度降低，在国际层面，美国还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相比而言，克林顿政府主要通过大量的安全化话语，把气候变化塑造为一个美国必须应对的安全危机：气候变化被描述为正在影响每一个人的安全，将加剧政治和军事动荡，等等。克林顿政府主要通过以下话语手段实现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安全化和危机化。
第一，频繁强调气候变化问题，提升气候变化在各场合、各类文件中的话语存在，增强民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同时，通过提供各种数据等具体信息，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感。
第二，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克林顿政府在承认它是环境问题的同时，更加强调其安全问题的特性，认为美国要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个安全问题来应对，进一步把气候变化问题扩展到了军事和安全层面。如199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大规模的环境恶化以及人口快速增长破坏和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在随后几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反复提到环境灾难的危害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威胁，以凸显国家政策中的环保因素。
第三，强调气候变化对每个个体和后代的影响，增强民众的危机感，让每个美国民众意识到气候变化时刻影响自己的安全利益。1998年，克林顿在国情咨文中指出，“如果人们不就削减温室气体立即采取行动,全球气候变化将会给下一代人未来的生活带来巨大的风险”。对这些因素和紧迫感的描述极大地激发了公众的忧患意识。
第四，强调气候变化的受害者是美国民众，增强民众的危机感。民众被表述为是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恶化的主要受害者，这些问题对他们构成了生存性威胁。1999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环境威胁（如气候变化、平流层臭氧的破坏、妨害性动植物物种的引进、对鱼类及森林和其他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以及有害化学品和废品的运输等）直接威胁着美国公民的健康和经济福利。克林顿政府通过上述一个话语过程成功使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危机化。
（三）话语危机助推战争
话语不仅能够把本不属于安全领域的问题安全化和危机化，还可以助推战争。助推战争不是指它是战争的直接原因，而主要是指为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合法性和紧迫性提供充分的论证，使发动战争成为一个必然结果。2002年，美国小布什政府通过话语把伊拉克建构为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将其建构为美国的安全危机，从而“有理有据”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美国也是巧妙地叙述了几个主题，并将其联系在一起。
第一，把伊拉克命名为“邪恶轴心”，将其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伊拉克的威胁身份。
第二，提出“先发制人”战略和预防性战略，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提供充分理由。小布什强调，针对“无赖国家”，必须在它们能够发动进攻之前就将其摧毁。2002年6月1日，小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指出，“依靠防御是不能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的，我们必须对敌人发动战役，扰乱敌人的计划，在威胁出现之前就要和这些最危险的威胁斗争……我们的安全要求我们做最坏的打算，要意志坚决，必要时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和生命先发制人。”此类话语不断被重复，成为2002年小布什话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语言。
第三，将民主、自由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小布什总统指出，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应该改变那些发动袭击的人和国家的意识形态。民主、自由与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相对立，民主和自由的传播能够使美国更安全。通过一个话语构建过程，小布什政府把伊拉克建构为美国面临的一个主要安全威胁，其主要话语逻辑是伊拉克及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是核武器，是对美国和世界的威胁，如果不消除这些威胁，美国将面临九一一式的袭击，但是，这次袭击者不会像九一一恐怖袭击者那样使用飞机，而是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是核武器，美国受到的袭击将比九一一事件更严重。美国通过以上话语和逻辑，为发动伊拉克战争提供了紧迫性和合法性。
第四，充分利用媒体，强化危机。小布什总统本人频繁参加电台访谈，经常在星期日、节日等期间露面，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ield）及其助手则在政策出台前撰写文章试探民众反应，为政策进行理论铺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则负责为布什的安全政策辩护，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则扮演鸽派，让舆论保持微妙平衡。
总之，小布什政府通过一个话语过程把伊拉克塑造为美国必须立刻解决的危机，为发动伊拉克战争做好充分话语铺垫，继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三中国面临的话语危机及其化解之策
话语可以塑造危机，直接影响国家的内外政策、国家间关系，甚至影响整个国际关系的进程与结果。中国作为崛起中的世界大国，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在世界舆论场中经常面临话语压力，甚至有时也会陷入话语危机。它们不仅在国际层面为中国增添了负面影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同时也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误解和误读，给中国的总体对外环境制造了更多负面影响。很多时候中国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回应、解释，耗费了大量资源。中国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化解话语危机的后果以及对相关政策的影响，减轻在和平与发展进程中面临的软性压力，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营造良好的外部氛围。
（一）中国面临的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历程表明，中国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的话语压力，有些成为中国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过程中的话语障碍，有些在某个时段甚至上升为话语危机，对中国带来了负面影响，有时甚至影响中国外交的走向和中国对外关系。以下分析中国面临的各种话语压力以及其所导致的话语危机。
1.“中国威胁论”
这些年，中国面临的第一类也是最多的一类话语压力是“中国威胁论”。在不同阶段，“中国威胁论”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和侧重点。冷战后，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不断泛滥，涵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等多个角度。1992年，美国学者罗斯·芒罗（Rose H.Munro）在其论文《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威胁来自中国》中称，“中国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潜在的最大敌人”。进入21世纪后，“中国崛起”在国际上成为一个高频话语，“中国威胁论”的内容转向围绕“中国崛起”展开，如“中国崛起”不确定、“中国崛起”的“威胁”性等。例如，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Randall G.Schriver）明确表示：“中国正处在一个战略十字路口，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未来还没有永远不变地固定在一条或另一条道路上。”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也经常遵循冷战思维，把中国崛起称为“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崛起和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挑战”。随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在不同领域的影响不断增强，“中国威胁论”的内容日益扩大，涉及更多方面，如“中国军事威胁”“中国经济威胁”“中国贸易威胁”“中国文明威胁”“中国粮食和人口威胁”等。进入21世纪后，“中国威胁论”逐渐转为“中国模式威胁”“生态环境威胁与资源能源威胁”等。
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焦虑感上升，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国家借机发起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歪曲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成绩，把重点转向中国对未来国际秩序、价值观等的“认同威胁”，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和价值观，是对整个世界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威胁”。当中国国内出现一点问题或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碰到一些问题时，这些话语经常被无限放大，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了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
2.“中国强硬论”
中国面临的第二类话语压力是“中国强硬论”。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后，在世界舆论中出现了“中国强硬论”，认为中国越来越强硬，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真的变为一个强硬国家。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提出“中美共治”（G2）概念以及美国经济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提出的“中美共同体”或“中美国”（Chinamerica）概念更是给人以中国要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感觉。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中国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学者层面都没有接受这些概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针对“中国强硬论”进行了专门研究。他对比中国政府在2010年前后对于南海问题、美对台军售、气候变化等具体问题的表态，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实际上西方国家所强调的“中国强硬论”并不成立，中国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有些领域甚至更加温和。
而叶必扬（Bj?rn Jerdén）则以《中国强硬论叙事：为什么错了但是仍有这么多人接受》为题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强硬论”是在特定的话语内的一种主体间性认识，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现实，而不是客观现实。但是，这种强硬论迎合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权力转移、结构性冲突等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实际强化了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忽视了中国政策中很多受中国文化、中国外交实践影响而坚持的和平、合作传统，也加深了世界对中国的误读。
3.“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
中国面临的第三类话语压力是围绕南海问题美国提出的“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实际上，这一词语在2016年已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一场话语危机。从2015年开始，美国加大在南海的军事存在，选边态度明显。中美关系围绕南海问题话语交锋不断。在有关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尽管中国一再声明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既符合现行相关国际公约和规范，也从未妨碍南海航行自由，更没有威胁到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美国却一直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把“中国在南海威胁航行自由”作为一个主要话语内容在国际层面炒作。美国政要在多个场合提及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宣称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是美国家利益”，反对“任何妨碍航行自由的做法”。美国还警告说，中国“正寻求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航线之一”。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Scott Swift)2015年12月的表述更加直接，声称南海争议岛屿附近的船只遭到不必要的警告，这些警告“威胁”了正常的商业和军事活动。此类言语令人产生了南海航行不自由的感觉。美国在菲律宾就南海问题提出仲裁前后，不断批评“中国威胁南海航行自由”，并借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和强势话语权在世界传播这种声音，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强势压人”，“欺负”周边小国，“威胁”航行自由乃至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在国际层面给中国造成了话语压力。中国被贴上了“威胁地区稳定”“破坏航行自由”的标签。
此外，美国还大肆渲染南海军事化。2015年7月，美参联会发布了2015年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声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举动令区域紧张，渲染中国南海填海造地“加重了亚太紧张局势”。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2016年度《中国军力和安全发展报告》指出，“中国今年将继续在南海人工岛礁大举扩建军事基础设施。尽管人工岛礁并不能为中国在南海提供任何额外的领土与海上权利，但中国可以将这些新造的岛礁作为长期的军民两用基地，以显著提高中国在南海的存在，并提高控制这些地貌及其附近海上空间的能力。”实际上，国际航运界一直表示航行自由在南海从来没有问题。中国比任何国家都重视南海的航行自由和安全，各国船舶都享有航行自由和过境通行自由，但这不是指军事活动的自由。中国同多个国家建立合作机制，以保证南海航道的航行安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美方军舰有关行为威胁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岛礁人员及设施安全，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美国的南海话语不仅对中国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攻势和压力，也压制了中国的南海话语，在国际层面建构了中国的“威胁”身份。
4.“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面临的第四类话语压力乃至话语危机是针对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威胁”。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学界针对中美关系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影响进行了大量讨论。近年来，讨论比较多的是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他借用修昔底德的观点来预测中美关系，认为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和美国面临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此论断一出，在学界和政界被广泛引用，这与之前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rmer）等学者提出的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中国和美国未来很难避免战争的观点如出一辙。实际上，中国在2012年就提出中美要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并一直为此而努力。近年来，尽管中美经历贸易摩擦等一系列问题，中国还是努力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美国一直在话语和行动上夸大中国的“威胁”。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强化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色彩，突出竞争和零和思维。近年来，美国除了夸大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威胁外，更直接批评中国的方方面面，从中国制度、中国意识形态，到中国贸易、“一带一路”和华为集团入手，制造和渲染中国对美国的“威胁”。2019年10月30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时，直接将题目定为《中国的挑战》，称中国共产党敌视美国和美式价值观，给美国和全世界带来挑战。在这种威胁话语的渲染下，“修昔底德陷阱”经常被用作定义中美关系的代名词，为中国推进协调、合作、稳定的中美关系增加了难度。
5.“新疆话语”“香港话语”“人权话语”及“新冠话语”
与以上话语类似，中国近年来还不时受到关于“新疆话语”“香港话语”“人权话语”等多方面的话语压力，这些话题在一些特定时段成为舆论的引爆点，使中国成为国际舆论场中的关注焦点，经常陷入被动境地，耗费了中国很多资源去解释、回应。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在应对疫情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叙事之争和话语之争，中国叙事、美国叙事、欧洲叙事等存在很多差异。围绕新冠肺炎疫情，美国针对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叙事不断变化，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话语重点，从武汉“封城”之初的“中国限制人权自由”“中国隐瞒疫情”，到污名“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再到“中国责任论”“追责索赔”等。当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并向世界伸出援助之手，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时，话语又转为批评中国抗疫数据不准确，抹黑中国的抗疫举措和抗疫效果，批评中国的抗疫外交、中国制度甚至价值理念。这些叙事不仅影响了美国的舆论走向，也影响了世界舆论，给中国抗疫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4月29日至5月5日的民调，66%的美国人表达了对中国的负面看法，这是该中心自2005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值。同时，此次民调还认为针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意大利和中国做得不好，韩国和德国做得好或优秀。
针对美国的以上话语，中国媒体、外交部发言人、多位中国驻外大使等也都进行了话语回击和解释，清晰地阐明中国立场和中国主张。如何有效化解和避免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是当前中国需要认真研究和应对的问题。
（二）话语危机的化解和避免
针对以上话语压力、话语障碍或话语危机，中国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化解他国所进行的各种危机建构，为阐明中国主张、提升国家形象、塑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条件。
1. 加大中国的国际发声和发声质量提高话语主动性和自觉性
中国受语言、文化背景等限制，无论是媒体传播，还是学术研究，在国际话语方面一直处于相对弱势，发声不足。话语权是各大国间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各国都很重视。例如，普京第二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尤其重视加大其国际话语权力度。2013年俄罗斯重组国有媒体，成立“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目的就是为了使俄罗斯新闻讯息向西方传播，在一些重大事件上抢夺话语权。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国防部成立了“战略影响办公室”，围绕反恐和安全话题展开宣传行动，以影响国际舆论。此类发声和话语权体现在政界、学界和媒体多个层面。就媒体而言，在国外媒体中，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是由外国人讲述；而在学界层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国际上的影响比较有限，如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中的发文量要比在科学引文索引（SCI）和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中的发文量低得多。就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而言，尽管从事这些领域研究的学者众多，但是中国无论在理论话语权，还是政策话语权方面都比较欠缺，更多是知识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积极推动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涌现了很多新理念、新布局和新实践，取得了很多创新成果。这些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创新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中国就更需要加强话语主动性和自觉性。尽管中国在加大对外宣传、对外传播方面做了诸多努力，但是在提升发声力度和发声效果方面还需要做很多工作，否则面对关于中国的一些负面话语或是话语危机，中国观点很难及时在世界传播。中国在国际媒体、学术期刊发出自己的声音，扩大话语存在，提高话语质量的任务艰巨而紧迫。一方面，可以增加英语出版物，如英语学术期刊、英语报纸、英语频道，使中国声音直达国外的受众，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可以扩大在海外的覆盖面；另一方面，每年在世界各地都会召开各类论坛或研讨会等，会议的主题经常与中国有关，这些会议是中国积极发声的重要平台。相关部门可以有针对性地组织官员、学者、媒体参加，阐述中国观点，澄清事实，消除误解，加强与世界的沟通，也可以有力回击错误观点，引导世界舆论。中国的学者、官员、媒体人士等需要在国外的各类媒体多发表观点，增加与世界的互动。与此同时，要讲究话语质量。当前中国参加的国际活动也日益增多，在主动发声、积极发声的同时，更要提高发声的语言质量和内容质量，达到预期交流效果。例如，在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众议院议长警告欧洲国家引进华为5G技术会“威胁”国家安全，傅莹当场反问：中国40年前开始改革后引入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技术，但仍保持中国的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引入中国华为的5G技术为何就会“威胁”政治制度呢？民主制度就这么脆弱吗？此类的交流会产生很好的效果。
2. 增强中国话语和中国文化理念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理解中国文化是理解中国话语的基础，话语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认可、接受，甚至欢迎和效仿本国提出的理念和主张。但是，由于中国提出的很多理念和主张都是基于中国的传统和文化，如中国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所持的秩序观、天下观、交往观和义利观等，外国受众在文化背景、认知基础和社会语境方面都与中国人不同，因此，对中国话语与中国理念很容易产生误解和误读，或是理解不全面。例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西方学者就将其类比为“马歇尔计划”；中国提出中国和美国应该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而美国学者则多次强调结构性冲突和“修昔底德陷阱”。
3. 重塑西方理解中国话语与行为的社会语境
中国的安全观和安全话语与西方传统的安全话语完全不同，按照西方的传统安全理论，提到安全，人们首先会想到安全困境、囚徒困境、零和博弈、国强必霸和大国必战，或是权力政治、丛林法则和力量均衡等，体现的是典型的二元对抗思维，是一种竞争、冲突的游戏规则；中国的可持续安全观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体现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理解这些话语的真正内涵需要理解背后的中国文化、中国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因此，加大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维和中国行事逻辑的宣传，是化解话语危机和避免话语误解需要做的基础工作。要继续加大人文交流的力度以更好地促进中外相互理解和民心相通，这一点对中国而言更加重要。2017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将人文交流贯彻到中国对外交往的各个领域。通过以上努力，最大限度地重塑西方理解中国话语与行为的社会语境，使国外受众对中国话语与中国行为尽可能产生与中国相近的理解和认同。
4. 提升国际话语权努力使中国话语与世界话语接轨
提升国际话语权有助于中国在话语方面占据主动，避免被动地陷入话语危机。各国对此也都十分重视。首先，充分利用主场外交以及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平台发出中国声音，向世界有效传播中国话语。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很多新理念，最有代表性的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后，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理解和接受，多次写入联合国的一些相关文件，逐渐上升为一种中国的世界话语。中国还提出了自己的治理观、义利观、安全观、文明观和生态观等。仅仅提出这些理念还远远不够，未来还需要把这些理念有效转变为更具体和细化的原则、行动纲领或是政策，使其更好地引导外交实践。其次，加强中国倡议的国际宣传，努力掌控议程设置权和话语主导权。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努力明显增多，最典型的是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至今，逐渐成为中国外交最重要的抓手，也成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同各参与国合作的新平台。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为应对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提供了中国思路，也成为塑造新型全球化的有效平台，已经成为典型的中国话语。也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倡议广为世界关注。如何确保其在国际舆论场中保持正面形象，免受负面诋毁和抹黑也是不小的挑战，需要从话语层面进行整体设计、展示和宣传。再次，进行有针对性的话语回击。西方媒体在谈论中国时有些领域经常被提及，如人权、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不公平贸易等，中国可以做一些主动性工作。例如，中国在人权等领域经常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攻击，不时陷入人权话语危机。近年来，中国在提升人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2017年12月，中国召开首届“南南人权论坛”，使发展中国家凝聚人权领域的共同语言，强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会议最后通过《北京宣言》，强调应始终遵行国际法和国际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最为关键的就是尊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同时也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提高人权保障水平。不仅如此，中国还主动行动，多次发布《美国的人权纪录》或《美国人权报告》。这些努力有助于改变西方国家在人权领域的霸权话语和影响，是有效提升中国话语权、化解话语危机的一些有力尝试。最后，在进行话语回击时，有时也需要一些迂回话语策略，在一些没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上应避免与对方正面冲撞，要能够躲避开一些话语陷阱，避免后续陷入被动。时机不成熟时，保持沉默、不予理会也是一个良好的选项。如果要正面回应，就要确保有理、有据，以保证话语的可信度和有效性，避免引发负面的连锁反应。
5. 避免话语和行为盲目自大而引来不必要的话语攻击和误解
近年来，中国快速发展，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西方国家警惕中国“挑战”国际秩序、“挑战”西方价值、“挑战”西方理念和西方制度等声音不绝于耳。西方国家认为中国将填补国际体系的权力真空，经常存有焦虑和恐慌心理，从传统的“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强硬论”和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再到近年来对中国制度、中国模式和意识形态等的攻击都不同程度体现出这种心理，这些话语也经常给中国在国际层面形成话语压力，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实施。国家的健康发展是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基础，中国要做好国内治理，言行合一，避免给西方国家用放大镜来放大中国缺点或是扭曲中国形象提供理由，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话语误解。虽然这些误解不会影响中国发展和对外交往的主旋律，但会影响整个过程的顺畅度，同时也会牵扯中国的外交精力，浪费宝贵的外交资源。
同时，避免话语的自大也十分必要。近年来，有些中国学者和媒体宣称中国在某些方面已进入全面赶超、主体超越美国时期。此类话语很容易引起对中国心态和中国意图的误读。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也只是名列世界第74位，中国国内还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盲目自大的心态和话语不可取，会引发不必要的反感、警觉甚至遏制。面对外来的话语压力，中国需要研究和提升话语能力，不能总是被动应对，需要更巧妙地设置和引导话语主题。例如，有学者指出，在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话语权之争方面，应该把话语的重心放在人道主义方面，更多强调生命、健康与安全，应该围绕这个主题多做文章，而不是停留在政治层面的争论。
6. 重视美国关于中国的话语改善工作
在话语权方面，美国在国际上处于极强势地位，不仅仅体现在信息源方面，也体现在其发达的传播渠道和传播手段方面。美国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网络等新媒体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世界的新闻议程与新闻流向，也被认为是“第四权”。美国关于中国的话语不仅仅影响中美关系，影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中国话语走向。美国的媒体不仅以灵活方式凸显某个议题，而且使其迅速传遍世界，美国政府经常通过议程设置来左右媒体，从而借助媒体来实现自己的话语权。例如，2010年，当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美国就把目标指向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威胁”美国经济。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将其利益融于全球利益中，利用人道主义、民主和自由等易于说服别人的语言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66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媒体直接引用美国的报道和观点。美国学界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更是有目共睹，《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杂志都具有世界影响力。就外交本身而言，中美关系无论对中国、美国，还是对整个世界可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各国也对中美关系极为关注。因此，中国首先需要有针对性地改善在美国的“中国话语”，要对媒体、学界等主动做好针对性工作，在与其进行交流、沟通或是交锋时更应有理、有力和有效。
四结语
话语是人与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交流和沟通的媒介和结果，话语可以建构话语压力，产生话语障碍，甚至塑造话语危机，而这种危机不仅把某个本不属于安全范围的问题安全化，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还影响安全程度的高低，有时也会把话语对立双方带到战争边缘，甚至直接引发战争。中国作为崛起的世界大国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无论是中国自身的话语，还是世界的中国话语都日益重要，因为它们不仅会影响中国国际形象，也会影响相关的国际政策和中国面临的软环境。
近年来，中国所面临的话语障碍、话语压力，甚至话语危机更是接连不断，经常在国际舆论场中陷入被动，并引发连锁反应。此类话语危机处理不当会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大量社交平台的使用，话语传播的方式、速度和广度都发生了巨变，即时性、同步性和实效性凸显，信息传播本身成为事件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些都为国际层面的话语应对提出了新挑战。中国迫切需要加强相关研究和实践应对，要在多个方面树立话语意识，提高话语能力，增强话语自觉性和针对性，掌握话语主动权，巧妙运用话语策略和叙事手段，营造对己有利的话语环境，尽可能减少话语障碍，消除话语压力，避免陷入话语危机，避免成为国际舆论场中的负面焦点。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在国际层面也不时面临各类话语压力，更加凸显了化解话语压力和话语危机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从国家战略角度明确自身将要向世界传递的话语和理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人类卫生共同体的目标等；要改变对外宣传方式，除了官宣外，从内容方面要多讲述普通百姓的抗疫故事，以小故事讲述大道理；要强调重视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价值理念以及中国坚持和平、合作的传统，讲清楚中国抗疫行动背后的原则、具体行动和目标；在话语传递和传播渠道方面，鼓励多元发声，如多请公共卫生专业人士、法律专业人士等讲述专业和科学观点，开拓传播渠道，多利用新媒体和网络平台多维发声。
总之，未来在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道路上，还会遇到各类话语压力甚至话语危机，需要有效应对和化解，这是中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所必须应对的挑战，也是中国与世界顺利互动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