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作为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为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这一伟大实践中提供了智慧力量，又为全球治理在政治民主、经济共赢、文化融通、国家安全、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提供了思想启示。新时代，应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把握马克思主义这一灵魂，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 键 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智慧
作者简介：欧庭宇（1986—），男，四川中江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校思政、党建与治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点基金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JDSZK03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政治智慧，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担当勇气和责任意识，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力量和时代风范。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性、纯洁性政党，为什么能做到有底气、有信心地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关键性问题，就在于其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融通作为自身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力量、赓续和创新哪些理论、对国内和国际又有什么影响，已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共同建设幸福家园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精髓、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为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伟大巨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相辅相成、无法割裂的关系。
（一）坚守文化立场，守护精神命脉
近代以来，清政府腐败衰微，外国资本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一场场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灾难引起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巨烈动荡，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中国人民为摆脱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这些爱国志士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1921年7月23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诞生，其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转化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文化并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正是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先进的思想性、强大的组织性和坚定的人民性唤醒了中华儿女争取自由和平、追求独立解放的内在动力，中国革命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洗刷了近百年落后挨打的屈辱史，迸发出“自主自强换新天”的磅礴力量。历经14年抗日战争、4年解放战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民族尊严和民族力量失而复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凋敝走向复兴。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近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了对民族立场的坚守，从思想和行动上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在维护民族团结中保障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延续和未来希望，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1]
（二）立足当代实践，融通文化价值
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打磨既不是对原有历史文化内容的“翻版”，也不是直接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母版”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再版”，而是始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关注中国国情，以中国实际为依据延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与创新，以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命题，从而使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获得了“中国版本”。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2]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积累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灾救灾精神等精神财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集中体现。换言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意志品質，天人合一、中道和合的核心价值，勇于担当、革故鼎新的生命力量，海纳百川、雍容大度的包容涵摄，又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下与传统文化中的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有机结合实现了“再创造”，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文化沃土。历史证明，只有立足时代要求和实践特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做到价值融通，才能真正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影响力，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3]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智慧之源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立足时代特点与现实基础，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营养，将其思想精髓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思想参考和智慧选择。
（一）修身齐家是党员干部严以修身的精神标杆
治国先治党，治党必从严。党中央提出从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入手，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的选人用人方法、“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资治通鉴·魏纪》）的治理原则的创新性发展，是对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所提出的“干部是决定性因素”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问题放在治党治国的主要方面。“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礼记·大学》），[5]这正是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目的之所在，暗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的治国智慧。一个家庭的道德教育、模范教育，决定了一个家庭成员的精神状态和人生理想，好的家风在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中福荫后代、泽被子孙。“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第五章》），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6]“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党中央要求领导干部做“全社会的模范表率”，树起抵御诱惑的“防盗门”、守住名节的“防火墙”，通过廉以修身、廉以持家来管好家人和身边人，以廉洁自律赢得民心，营造国家发展、社会和谐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7]“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菜根谭·概论》），道德修养不仅关系个人修养，而且关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关乎人民的幸福安康、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领导干部要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髓，坚持“有志，有识，有恒”（《曾国藩家书》）的学习精神，以“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诫子书》）加强道德修养，以“良德”传承后辈、浸润千万家，以“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追求信念纯明、厚德正派。
（二）国富民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治国基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的是传统中国的农耕文明，追求国泰民安、国富民强。“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展现的是从尊重农作物生长规律、渔业兴旺到人民富裕再到国泰民安，王道政治必须保证人民富裕，方能长治久安、社稷安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人民富裕了，又会出现“先富”与“后富”，“小富”与“大富”，直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尽管中华传统文化有维护统治阶段利益之嫌，但其中的“民富”与“民均”思想为当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智慧力量。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重要工作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题，这意味着“建成后的小康社会”中，“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8]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富”与“民均”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我国历史方位的根本性变化，与时俱进地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让人民幸福作为治国理政的目标。伟大的梦想需要伟大行动。“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桓宽《盐铁论》），全面深化改革不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在改革中破除利益藩篱。这其中，既要警惕“埋头拉车”的盲目性與局限性，又要汲取“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中“摸着石头过河”的哲学意蕴，将改革的步子走快、走稳，在“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中，要始终站在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砥砺前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三）革故鼎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智慧密码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传》）。不同于西方文化通过概念演绎推导来建构自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循环往复、吐故纳新的。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9]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10]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不断将理论上、制度上、实践上、文化上的创新贯穿于党的治国理政伟大实践之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新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载入宪法，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我更新;在建党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党的十九大报告遵循“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荀子·劝学》）的发展规律将“全面”二字写在“从严治党”的前面，更具创造性、系统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汲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的创新思维不断进行凝练升华，形成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核心价值观。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战略新实践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创新”的智慧灵感的。“革故鼎新”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财富，而且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体现了中华民族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3]
（四）以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的智慧之源
在中华文明中，中华民族一直延续着“重民”的优良传统。“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夏书·五子之歌》）、“民者，君之本也”（《谷梁传·恒公十四年》）肯定了人民是古代君王稳固社稷的根本，“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体现了民贵君轻的治国智慧，“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吕氏春秋·务本》）强调人民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蕴藏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哲学思想。翻阅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古籍，还会看到诠释爱民与治国之间紧密联系的论述，这是“君为民立”“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的又一进步，尽管是古代统治阶级的为政策略，但也包含着尊重人民地位、关注人民饥暖、关心人民疾苦的进步思想。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党性质上决定了其是代表贫苦大众的无产阶级政党，更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有力展现出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责任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一政治立场增添了新内涵：一是将“以民为本”作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战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充分吸纳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治国理念，这是对“以人为本”治国理念的又一次创新。二是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荀子·君道》）的智慧，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治国理政的“新重心”。党的十九大报告延续了中国共产党重视民生的优良传统，将“民生优先”和“以民为本”作为价值原则，将教育、就业、医疗等领域的民生问题作为社会安全保障的努力方向，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奋斗目标。三是充分尊重和借鉴人民智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吸收和借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将人民的需求和建议置于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比以往更加注重发扬“尊重群众、相信群众、向群众学习”的优良传统，更加注重调动人民群众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五）天人合一是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追求
在西方文化中，对象化思维模式在促进自然科学发展的同时也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君子之于物也，爱人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百物其去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宋·张载《西铭》）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生促进，将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平等相待、共存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为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正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从生态系统论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等重要论断吸收儒家关爱自然、体恤自然的以“人”为本位的思想，借鉴道家顺应自然、自然而然的以“自然”为本位思想，充分肯定了自然的价值、和谐共生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既是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智慧源头，更是中国共产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理念对历史负责、对世界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价值追求。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球治理提供的启示
新时代，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14]“親、诚、惠、容”是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新发展的重要理念，四字箴言中蕴藏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人文思想。中国共产党积极学习借鉴、充分挖掘并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处世之道、治国之道，从中找寻当代治国理政、全球治理的共鸣点;积极吸收和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外交理念，在全球治理中贡献了政治民主、经济共赢、文化融通、国家安全、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智慧”。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政治借鉴
为在全球治理中维护持久和平的稳定局面，中国提出，世界各国不能因版图大小、人口多少、发展程度、文化不同、道路差异而破坏相互尊重的对话立场、平等协商的对话方式，只有在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的前提下，才能营造持久和平、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其乐融融的国际交往氛围。这一政治主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和衷共济”（《尚书·虞书·皋陶谟》）、“四海一家”（《荀子·议兵》）等处世哲学遥相呼应。从这一层面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构建一个“和平、和合、和谐”的新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第十二章》）为那些保持主权、领土、意识形态独立性的国家或民族提供了实现本国现代化的全新思路;“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墨子·兼爱中》），为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的“新型大国关系”外交战略提供了文化自信，这一文化自信正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中汲取而来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尚书·尧典》）为走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逻辑，只有提升自身道德水平和思想境界，先把自己的国家治理好，再与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才能避免陷入“塔西佗陷阱”①和“修昔底德陷阱”②。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球治理提供了经济借鉴
中国倡导世界各国通过平等合作、共商共赢、互惠互利的理念取得经济共赢的成果，对利益追求应保持合法性、合理性，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义制利”（《荀子·正论》）、“义以生利”（《国语·晋语一》）的思想一脉相承。习近平“道义为先”的外交义利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对外交往中他多次提出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向现代化发展的“顺风车”，建设平等开放、兼容并包、普惠世界、平衡发展、共赢共享的经济全球化。只有多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在经贸、基础设施、交通、技术等领域的合作时多予少取、早予晚取，尤其是注意非洲地区的“造血功能”，才能营造经济共赢、共商共享的繁荣新世界。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孰轻孰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出了正确答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当然，这里的“义”并非不重视利益，而是将共同利益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世界和平需要依靠经济共赢来推动，“义”与“利”谁先谁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给出了正确答案——“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新时代，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投行”，这一系列举措充分展现出了合作共赢的大国担当。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文化借鉴
中国坚持在改革中守正与创新，在开放中博采众长，倡导世界各国注重艺术、人文、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互鉴，逐步形成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的交往方式，共同营造文化沟通、共同建设的和谐世界。“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世界各国要尊重彼此的民族文明，以本国自身实际为基础，在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中促进自身发展。“智者察同，愚者察异”（《黄帝内经·素问》），“求同存异”一直是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不同看法、不同意见时的态度，只有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态度去加强对话和沟通，寻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共享机遇、共迎挑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清·林则徐），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15]“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是对一些西方国家搞文化霸权、传递“普适价值”的最有力驳斥，世界文明具有无限多样性、差异性，只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才能天下大同。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安全借鉴
在处理国际安全方面，中国倡导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以对话解决国际事务争端、以共同协商的方式化解意见分歧。“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孟子·滕文公上》）为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贫困和气候变化开出了“药方”，中国将世界各国的尊严放在首要位置，通过整合市场、建立惠及世界人民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促进协同共进的新型合作关系，为国际社会的长期和谐、普遍安全提供了“中国方案”。“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孟子·公孙丑上》），中国将全球看作是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安全共同体，着眼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利益，不断拓展国际合作领域，升级国际合作方式，努力促成国际发展与国际安全的有机统一。“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年》）。坚持睦邻友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始终倡导可持续安全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襟和高洁情怀。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全球治理提供了生态借鉴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管子·八观》），“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春秋·义赏》），中华传统文化倡导“取用有节”的生态观，强调不能随意开采自然资源，要顺应时序，尊重自然规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自然界中的事物谋求人类自身的发展。古人的这些生态智慧和新时代中国大力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领导人活动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世界的目光正聚焦于巴黎。让我们携手努力，为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实现更高水平全球可持续发展、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作出贡献。”[16]中国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一直遵循自然规律并做出长期可持续的科学规划，统筹兼顾，注重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这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提供了不同的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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