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局部解释学到一般解释学，从方法论到本体论，这是利科所概括的解释学的两次飞跃。伽达默尔创建了哲学解释学，成为现代解释学理论的代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存在论思考构成其整个哲学解释学的主题。从存在论上深刻阐明理解和解释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何以可能的，确立起理解和解释的存在论意义，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创造性贡献，也是其理论实质。
存在问题与人的自我理解相关
海德格尔的“事实性解释学”（或译为“实存性解释学”，Hermerneutik der ）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以追求和探究“存在”（Sein）为哲学主题的海德格尔，依照现象学方法，将存在问题还原为存在是如何显现自身的问题。也就是说，问存在是什么，就是在问它是怎样向人们显现出来的。而人这种具体的在者因其具有时间性和有限性，在存在怎样显现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存在的问题是一个与自我相关的理解问题，也是一个不断显现自身的无限的问题。海德格尔把存在问题与此在（Dasein）的“在”的问题关联起来，一切关于世界万物和事情本身意义的理解归根到底是要返回到此在的存在状态中来，是与人具体生命经验相关的一种自我理解。理解和解释不是主体的一种主观的外在的行为，而同时既是此在也是世界的存在方式，此在的“操心”和“筹划”便是通过人的行为活动而返回到人的本真性存在并使存在本身得以实现。海德格尔认为，这就是人的生存性“理解”，它处理各种可能性，把人的基本的可能性付诸未来。人的理解是对人自身存在的规定和创造，也决定了使存在者存在的“存在本身”的意义显现，并且这一过程是历史的也是无限的。这样一来，在海德格尔那里，就将人的理解与人的存在同一起来，进而将理解与使存在者存在的“存在本身”同一起来，解释学遂变成了一种探讨存在意义的本体论。
海德格尔断然放弃了“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哲学成为一种在此在的“事实性”中去思考存在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学问。这实际上就是将哲学重新还原于人类存在的基本经验上来，也只有人类存在的基本经验才能解释一切历史主义。伽达默尔非常乐意用埃米尔·施泰格（Emil Staiger）1955年的表述来概括自己的解释学的任务：“去理解当我们理解时那把握我们的东西”。由海德格尔的事实性解释学发展起来的哲学解释学，根本性地展示了其建构的两个重要维度：其一是返回到事情本身，让事情本身通过我们来诉说其意义；其二是任何理解或者事情本身意义的诉说都是通过解释者的诉说，能有什么样的理解或诉说，一定与自我理解相关。这表明解释学属于现象学传统，哲学解释学的方向就是“在现象学的发展中所看到的方向”。这一方向一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从纯粹理性逻辑上思考世界万物的绝对统一性和普遍意义，而是重新将事物存在本身的问题与此在的自我理解联系起来，与人的存在状态乃至生活世界联系起来，力图在此在的生存事实经验中让存在本身的意义通过人的自我理解和解释开显出来。这带来了一个重要变化，使哲学的存在形而上学问题重新返回到了人的存在和生活之中。
哲学解释学为精神科学奠基
在伽达默尔看来，自笛卡尔以来的近代思维特征对直至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质言之，这种将人这个主体脱离于作为其真正本源的存在经验世界而置于“孤立的”主导性统治地位，把人的科学技术理性和科学方法论置于世界存在之上的观点，即是近代思维的特征。伽达默尔指出，这种哲学观与哲学方法完全是值得怀疑的，它既使人的存在失去根源和根本，也使一切关于世界事物的知识成为脱离此在的生存经验的知识，以探讨事物知识和内在结构的那种抽象的最高本质为终极目的，而难以与人的现实生存经验和生活实践相沟通。在很大意义上，伽达默尔就是要通过创立哲学解释学来改变这种传统的远离人的现实存在的哲学理论，而重新将人们关于世界存在问题的思考深深地植根于人的基本存在经验之中，“返回到存在事实本身”上来。
伽达默尔认为，希腊以来的关于科学概念和性质的认识是有问题的，不变的东西所呈现出来的绝对和必然的知识被称为“科学”，科学具有可知性，凡是不可知的都不能称其为科学。自伽利略之后，甚至出现了方法和关于方法的思想优先于事物本身的倾向，凡是在方法上具有可知性条件的才能作为科学的对象，这意味着，缺乏不变性、方法上具有不可知性的诸如人类的道德、价值、法律、政治、文化、习俗等都是在科学之外的；抑或说，精神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归入科学之列。正因如此，欧洲近代以来，精神科学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主导性科学观的压制之下，一种“保护人文科学”的呼声响起，一种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重新受到关注，其作为一种科学的合法性问题得到了讨论。于此而言，解释学作为一般解释学和方法论解释学的兴起，就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使命，要为精神科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不同于关于不变对象的知识性科学，精神科学通过参与活动，使得事物本身的存在与真理通过历史性的理解和解释向我们发生和显现，从而获得其自身的规定并被自我把握。
哲学解释学的使命是理解实践
历史意识是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在伽达默尔看来，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体，是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由此，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实在性（Die Wirklichkeit der Geschichte）界定为历史和历史的理解的统一，并将此种统一称为“效果历史”。这意味着，历史并非事物单纯发生的历史，而总是与其“效果”（Wirkung）内在地相联系的，亦即真正的历史总是一种历史实现其自身活动的历史，本质上而言，便是关于历史的理解的效果史；反过来说，任何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伽达默尔的这一历史理解改变了传统历史观，批判了历史客观主义所谓的“客观性”，强调了历史的理解效果意义，并从对历史认识的思维中，阐述了“效果历史意识”（Wirkungsgeschichtliches Bewusstsein）是理解活动本身的一个要素。一种真正的历史思维必须同时想到它自己的历史性。只有这样，它才不会追求某个历史对象（历史对象乃是我们不断研究的对象）的幽灵，而将学会在对象中认识它自己的他者，并因而认识自己和他者。
当然，伽达默尔并无意去具体探讨理解的规则体系，也主要不是通过解释学去为精神科学奠定理论基础，解释学真正要面对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问题。只有在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的实践之思中，精神科学的合法性基础才会获得真正的说明；更关键的是，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的这一根本性看法才会得以凸显。伽达默尔指出，“解释学是哲学，而且是实践哲学”。解释学既是关于事物意义理解的理论，更是关于人的存在和行为意义反思的实践哲学思考，解释学之所以有当代的发展和巨大的思想生命力，就在于它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实践性思考和对人类存在活动的指向与观照。当我们今天在哲学本身内开始把解释学独立出来，真正说来我们乃是重新接受了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伴随着当代一切科学技术化、实践理性日益沦丧的状况，科学知识逐渐碎片化，哲学日益失去其整体性思考的传统作用，伽达默尔通过解释学实践哲学重新论述了哲学的整体性思维统一性作用，强调一切知识和行动都蕴含着关于人的存在性的实践哲学反思于其内。正是在这种实践意识中，才能把知识与行动从根本上和人关于自身存在的实践性思考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建筑于人的生活实践领域之上的理论的求知欲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所有理论的阐释之前，我们总是设定了一个前提，即一切人都献身于一种确定内容的理智理想，作为理智或理论的实践哲学是有普遍性的，这种普遍性能够把我们所有知识和活动包容于其中，因而人的任何知识、一切活动包括理解和解释根本上都是实践哲学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万物都是向善的。在笔者看来，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与其说是理解理论的，毋宁说是理解实践的，它是一种关于人类生活实践和命运的伟大思考。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