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刚:以理论自觉助力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5 次 更新时间:2020-11-19 08:44

进入专题: 中国文论话语体系   马克思主义文论  

范玉刚  

内容提要:理论自觉要有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本土情怀,同时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能力的提升来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觉还要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以天下情怀的世界观发掘优秀传统文论话语资源,并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践行;最后,理论自觉要着力于方法论创新,强化“世界的就是中国的”意识,推动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从理论研究的特殊形态走向世界的一般形态,既要有效回应“时代之问”,又能从根本上回答“世界之问”。

关键词:理论自觉;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方法论;文明型崛起

作者简介:范玉刚,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问题、中国经验、中国实践正在召唤着有阐释效力的中国理论,在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国际社会也期盼更多的中国方案。在此语境下,一种能够有效阐释中国实践又能够彰显人类共同价值诉求的中国理论,成为新时代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目标指向。当下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既要基于内部性的中国文艺实践和文化现实,立足中国问题域,能够回应“时代之问”,更要有外部性的世界眼光和中国文明型崛起的全球视野,关注“世界之问”。同时,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弘气象,坚持内部性和外部性联动,服务于国家需求和国家利益的延伸,发展出高势能的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通过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创新话语表达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上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理念的中国话语支撑点,要以理论自觉增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能力,强化立足文化主体性和文化间性意识,旨在与国际主流文论话语对话、沟通与互动,使中国文论话语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主流文论话语形态之一。

一、理论自觉要有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本土情怀

伟大的时代召唤伟大的理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使中国精神力量极大地彰显。什么样的中国文论能担当时代使命?这是中国文论发展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一再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走出象牙塔,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讲话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文艺理论要接地气,要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现实,开什么处方治什么病,首先要把是什么病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不断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理论自觉是其基本品格。鲜明的理论自觉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并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推动自身的丰富性。因而,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而丰富和发展自身理论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是理论自觉的发展史。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文论也在回应时代挑战中不断进步,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共命运,关注和回答时代和文艺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永葆生机和活力的奥秘所在。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反观理论发展史,每一时期的理论都带有时代特点和印痕,而且会形成有时代精神的理论话语体系和标识性概念与关键词,这是理论成熟的时代表征。不论是西方文艺理论的古希腊时期,还是近代性质的康德美学与黑格尔美学,更遑论现代时期的诸多理论创造,无不如此。同样,在中国古代随着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带来“文的自觉”,形成了此后不同历史时期有鲜明时代特征和话语蕴藉的美学术语与文论核心词,流派纷呈的文艺理论相互辉映,才推动了中国文艺的繁荣。从国际经验上看,理论创新和创造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表征,其依托的恰是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文艺繁荣,由此增强了意识形态自信。文化自信是话语生产和话语创造的源泉,它使创造主体活力迸发,是理论话语体系和学术研究体系建构的基础。一个缺乏自信的国家不可能有充满解释力和文化影响力的理论话语创造,当话语创造能力缺失和理论原创性匮乏时,怎么会有充满活力的理论话语创造来表达和阐释国家意志与意识形态诉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①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自信,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裁剪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②中国的理论一定要立足中国经验扎根中国实践,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才能真正建构有中国特色与稳定根基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事实上,任何一种话语创造都要有根。“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③可以说,缺失了理论自觉,学术研究就谈不上有话语权,话语权的安全不是源自话语本身,而是取决于思想包容度、价值普适性、理论创造性、学术原创力,以及背后的“道”。话语权建构能力的缺失,归根结底是源自意识形态不自信,是对国家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的不自信。因而,倡导理论担当,提升文艺理论话语权,必须坚定文化自信,要有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情怀,既要立足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更要立足文明互鉴中的当代文化创造,特别是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由此方能形成有效应对和阐释中国问题、中国现象、中国经验的理论自信。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求我们在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上更要立足自身的文艺实践,要有效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与理论自觉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④事实上,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的确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成功必然有着价值的感召,这种价值和理论远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阐释,未能建构相应的学术话语体系。对中国问题及其经验的有效解释,是当代中国学人值得关注的学术话语生长点,只有真正解释中国,才能有效解释世界。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学派”不是基于本土资源的文化部落主义式的自说自话,而是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从人民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汲取养分,在不断开放的国际学术交流话语场中张扬“中国性”,增强“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意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为“中国学派”铸魂。不仅自己要在国际舞台上说,还要以文艺讲好中国故事带领“别人说”,使中国的倡议成为世界的倡议,中国话语成为世界主导话语形态之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要有这种世界情怀,要有中华文化立场的“中国标准”及其气魄。虽然中国“软实力”不断提升,但在文化贸易尤其是核心文化产品贸易中仍有不小的逆差,特别是在版权贸易中显现出的原创思想落差不是在缩小而是依然在扩大,从而愈加凸显了文化创新和理论创造的紧迫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打造、建构一套有高辨识性、核心标识的为世界普遍理解和认同的学术概念与话语体系,这方面马克思主义文论要有当仁不让的理论自觉。在国际文化秩序和话语权竞争中,中国当代文艺不仅要以精品创作生成民族文艺经典,还要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以文艺影响力参与国际秩序重构。我们主张以理论自觉彰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性,旨在强调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基于“中国问题”和“中国审美经验”,要有鲜明的中国文化主体性。新时代“强起来”的精神追求就内含了理论自觉,“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⑤不仅要在理论上说清楚中国的历史、现实国情,更要有明晰的未来指向。就文艺发展而言,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⑥尊重市场和文明互鉴,落实于中国文论领域,就是在中国文论话语关键词的提炼和标识性符号的建构中,既要看到中国文化、文艺和审美经验的独特性,又要关注其与西方文化(文艺和审美)的可通约性,这是理论自觉的逻辑起点,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论世界情怀的彰显。

实践表明,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同样,在理论建构上,没有文化自信就谈不上理论自觉,也就难以形成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理论自觉首先是指在中国文论和美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着重关注“中国文艺和审美现实”“中国艺术及其审美经验”,在以文艺的形式和理论的思维及其审美理念书写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关注普通中国人的心理情感变化及其价值诉求,以“作为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民”的情感和生活作为主要书写和研究对象,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史诗。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才能为人类文明提供中国经验,文艺才能说“中国话”,中国就在世界中,也才能说“世界语”,世界文学是复数的,而不是依附于强势话语后面充当爬虫,更不是坐井观天自说自话。其次,要在理论上明白,所谓世界文学乃是成熟的民族文学的复数形式,是多元文学话语的交流、交锋和竞争,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展望,是对“世界共同价值”的普遍遵循和艺术表达,而不是某种同质化的文化霸权独步天下。只有坚持理论上的清醒才能找到理论自觉的方向,究其底蕴,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顺势接地气、通人气、扬正气,在世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站稳脚跟。只有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才能建构出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并张扬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价值的学术话语体系。

二、理论自觉的身份意识要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

新中国70年的砥砺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拐点,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维护好自身的核心利益,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能力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能力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时代语境要求我们在文论话语体系建构上葆有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要有能力回答中国文论能为世界贡献什么的“世界之问”。一个时期以来,“强制阐释论”和“公共阐释论”拉开了文艺学界理论自觉的反思帷幕,随着文艺精品不断涌现以及文化强国建设的深入,文化自信的根基越发坚实,文艺理论的自觉意识和自强意识不断凸显。不可否认,改革开放40余年文艺学取得很大成绩,但理论自身仍不成系统,理论原创性仍有提升空间,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理论创造尚有不足。2018年6月1日,著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王元骧先生应邀在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做《文学回头看——漫议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学术讲座时认为,我国文艺理论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眼界大开,但成绩有限,原因是观念和方法上存在瓶颈。⑦2018年8月3日,在“第四届全国文艺评论骨干专题研讨班”上,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建平研究员在题为《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的学术报告中认为,我们今天的理论仍然存在许多缺点,理论的系统性不够,有一些新的观点,但还不成体系。⑧谭好哲认为王元骧、高建平作为中国文论界老一代和中年一代的代表性学者,由他们的这些判断即可看出,对我国40年来文论话语体系建设成就不能估计过高甚至盲目乐观。⑨一方面是改革开放40年的沧桑巨变,国力蒸蒸日上,一方面是置身火热实践中理论创新对此的习焉不察,理论研究没有对重大“时代之问”做出应有的回应,其结果是理论创造滞后于实践发展。谭好哲指出:“理论内容游离于中国当代文艺审美的现实实践之外,精神气质游离于民族文艺和文论的传统规律与特色之外,思想追求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之外,中国文论主体性的确立,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便将只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不能成为可以期待的现实存在。”⑩理论一旦脱离现实,就会陷入不及物的主观臆想的无边泥淖中。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必须倾听时代的声音,紧紧抓住时代,敏感于时代的变化,洞察文艺话语及其批评中新质的生成,在思维的开放中为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服务,增强理论自觉意识。

新时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构的理论自觉,要有能力回应“世界之问”,其前提是能够有效阐释新时代文艺的人民性本质。马克思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11)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始终坚持人民性立场,不仅通过“身入”“情人”注重文艺大众化,还通过文化教育不断提升人民的文艺素养,在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中使人民成为文艺的鉴赏者和评判者,使文艺精品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可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一直坚持人民性导向,谨遵“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自觉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12)高扬“人民性”的旗帜,不仅使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站在了世界道义的制高点上,还广泛团结了有着同样理想情怀的世界人民及其艺术家。强调理论自觉的价值立场,不是张扬狭隘的文化部落主义的“夜郎自大”,而是要以世界眼光充分理解和阐释何谓“中国的”,“中国经验”既是地方的,又是世界的。因此,既要关注“中国经验”的独特性,更要关注其所蕴含的一般性价值和世界性意义,注重文化间性和文明的可通约性,高度强调世界共同价值的共识。不可否认,在文艺学界的主流理论、研究范式与评价尺度中,西方文论话语仍然是强势的,中国当代文论的“神经”往往被西方文论的话语逻辑所牵扯,起伏于西方文论的演变与裂变之中,这愈加凸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其最新中国化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构建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学术话语体系的紧迫性和战略性。身份自觉是理论自觉的表征,理论建构需要清理地基,需要明晰何谓“中国的”。所谓“中国的”是在全球视野中对文艺或审美经验的“中国性”界定,是对一种基于中国立场的普遍性的特指,现实的中国发展已经走出一条成功道路,中国文艺及其文论建构也必然有着自身的独特性表达和普遍性价值诉求。“中国性”不是作为“他者”存在,不是对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补充,而是“世界中的共在”,是多元共在中的一元,当下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在互为主体的平等对话基础上,中国文艺学界要努力提出为学界所共同认可和普遍接受的标识性概念和符号,以理论创造赢得学术尊严,把身份自觉落实到理论创造性上。在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上,理论追求本身就蕴含了一种“身份”意识及其文化认同,是“学术中国”的自信表征。现在有些期刊倡导讲学术故事、学人故事,就体现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艺术人类学强调艺术生成的社会语境,对普遍理论持有一种本能戒备和抵抗。当下,世界的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需要多声部和包容性发展,需要中国发出声音,需要中国贡献方案,需要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作为现代性诉求,审美现代性经验并非寻求一种本质主义的大一统的坚固存在,而是进入一种自主的、多样化、流动性状态,充分展示多样性审美存在和话语表达机制,这对中国文艺理论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惟此,中国文论和美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要以本土的又是世界的“中国文化问题”和“中国审美经验”为研究对象,以明确的身份意识和价值立场参与话语体系建构,不能热衷于在“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中依附于西方理论,进而最终导致理论的失声。

中国文论的理论自觉,需要立足中国“审美经验”,以天下情怀的世界观发掘优秀传统文论话语资源;所谓“审美经验”是对文艺作品和现实及其关系的艺术鉴赏与审美感知,作为对“中国人”审美实践升华的审美感知、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审美经验”以可通约性和审美共通感的追求成为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这种理论有其界域,在理论对话和交流中相互借鉴和参照,因而不会形成理论霸权。所谓天下情怀的世界观的理论资源,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体系”思想,其核心支撑点是王道思想,今天要立足时代民族国家之世界体系的平等关系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王道思想不仅适用于国内政治统治,也推及至国家间的关系,践行“以德服人”的统治理念,即“王道天下”。在国家间关系上,“王道天下”不以追求本国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最大目标,倡导通过行“王道”来德化天下。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天道信仰与天下情怀的文化民族。自尧舜以来,中华民族就有一种“克明俊德,协和万邦”的天下关怀。独特的天下观意识,使中华民族不是一般单纯民族主义意义上的民族,而是有着担当和天下文明意识的民族,因此中国通常被某些西方学者视为一个“文明体”。因此,在天下体系中以追求“和平”与“礼治”为主导原则,主张慎用武力征伐,强调整个世界和谐相处。如《中庸》主张:“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和”为道的“和谐”思想,可以引申转化为今天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进而通约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理念。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建构文论话语体系要积极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进行积极的文化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在2017年的新年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作为愿景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所表达的是,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过得好。这一价值共享性的宣示,深刻展现了中国梦的世界情怀,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可见,中国的审美经验不是“井底之蛙”的孤独感,而是有着世界价值共享的情怀,且扎根在深厚的文化传统传承中。“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13)对于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中国要到哪里去,“我们要主动发声,让人家了解我们希望人家了解的东西,让正确的声音先入为主。”(14)既要讲清楚中国的历史和现在,更要明明白白地传播真实的中国形象。“介绍中国,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15)文艺是最好的沟通桥梁,只有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形成一系列有时代价值的文艺精品、经典作品,进而把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才能建构起来。在全面提升中国理论原创性能力基础上,开展与西方文论及其美学研究的全球性对话,形成包容共在的对话主义理论研究形态,是新时代中国文论的使命。

三、理论自觉要着力于方法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16)不固守藩篱就要不断创新,建构“中国理论”需要打破对西方文化的迷信,走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阴影,如此方能实现理论自觉,从而不会脱离文化主体性去任意表征。基于“中国经验”的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不仅要增强反思意识,更要着力于方法论创新。所谓方法论创新就是要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打破条条框框和既有观念,以全新的视野清理地基,重构话语的学术逻辑。

首先,需要清理“世界历史线性论”,在世界历史复线结构中定位中国历史,也就是以中国为历史重构世界历史哲学的学术逻辑。观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既要有“由外向内”的视角,看到世界大变局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也要有“内外并举”的视角,洞悉中国发展本身就是推动世界秩序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之一。特别是良渚遗址成功申遗而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但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刻影响,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中华文明的自信,还丰富了对世界历史复线结构的理解,有利于树立一种大历史观,重新理解近代中国“追赶者”的历史角色,而展现出一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图景,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化正是这幅世界历史图景中的一个支撑点。这种大历史观表明,所谓世界并非单指西方世界,所谓历史并非就是西方历史,中国始终就在世界中,世界从来也没有缺失中国。检讨传统世界史观,从既有的世界史叙述来看,中国近现代史是伴随西方现代性扩张、中国不断融入被迫裹挟其中的过程,是一个依附西方追随西方的角色定位,这是以西方历史观来裁剪中国现代史的结果。事实上,伴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文化自信,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人对现代性的矢志追求,更要洞察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及其一般性的文明意义。文明型崛起的中国开启了世界史的新纪元,不仅赓续了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还丰富了世界历史的复线结构,使世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中国是一个积极的主导性力量。因此,以中国为历史重构世界历史的学术逻辑,重新梳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为“中国理论”的建构开启了新的世界史视域。当下,中国综合国力发展之快、世界影响之大百年未有,中国的世界贡献、大国责任的快速增长百年未有,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全面自信百年未有。自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正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世界大变局与中国大发展的历史性交汇,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背景。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史诗般实践,有着“中国经验”的世界史意义。重构世界历史哲学的学术逻辑,其前提是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清世界、理解中国特色,实质上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和中国道路。就当前世界主流历史哲学话语体系而言,中国作为东方或非西方,始终是欧洲民族国家海外扩张及其殖民的对象,在其表述中始终处于边缘性、依附者地位,“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始终是另类的“他者”存在。因此,西方历史哲学基于对基督教文明以及现代西方文明的一种理论自觉,大多强调文明的冲突以及潜在的或显在的对其他文化传统的排斥或贬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推进,尤其是90年代苏东剧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西方历史哲学呈现全面抬头之势,“历史的终结”论也广为人知。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使得“中国经验”对西方主流历史哲学提出了尖锐质疑。当下百年未有之变局,不单是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引发的世界战略格局与秩序的重组,也有着发达国家自身力量的此消彼长和战略重心的转移,由此带来世界历史哲学的难题,对此需要打破线性思维和惯常思维定势。现实发展在召唤“中国理论”的出场,以纠偏世界历史发展的单向思维。只有基于中华文化的特点、天下体系的而非单纯民族国家的文化观、天人合德的思想观念,以创新为理念,在世界战略格局重组中重构一种全新的更具阐释效力的世界历史哲学逻辑,发挥中国文化在全球治理中的智慧,弘扬“中国理论”的世界意义,才有可能使人类文明进入新境界。

其次,要破除“文化冲突论”的思维定势,立足文化间性而非文化多元主义视角,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强调以中国为方法——摒弃“文明冲突论”代之以“文明互鉴和文明共享”的思想,重构一种关于人类文明的思想逻辑,在居有同一葆有差异中阐释中国文明型崛起的人类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但使中国发展站在了人类道义制高点,获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对人类文明的新贡献,还开启了全球化运动的新阶段,创立了一种新的文明观,一种“世界大同”的文化观。中国文明型崛起本身就有着理论话语建构的方法论意义,“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17)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创新了一种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思想逻辑,旨在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世界之问”。在世界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表征着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有主体性的现代化,是有着迥异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理念的现代化。这一主体性不仅显现为每一个有担当的个体,还体现为国家、民族、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社会实体及其发展实践。改革开放40年,既是中国以前所未有的气魄和力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与世界同频共振,也是近年来在中国倡导下不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这一世界史意义尚未被学界充分阐释。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重大判断时,它不仅统一了中国人的思想,也影响着西方人对于中国如何发展的判断。显然,这是一个由中国人带入并深刻影响了世界史发展的重大理念。今天中国所拥有的全球化的现实成就,特别是2016年G20杭州峰会所达成的共识及其中国方案,很大程度上是这一理念的深化,这种人类文明新秩序的开启是全世界各种机缘及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合力所为。中国道路的成功是一种哲学的突破,是理论自信的基石,有着积极的方法论启示。当下,我们所处的既是一个深受新自由主义主宰、又不断受到挑战和危机的全球化时代,同时又是一个全球化非单向的西方化或美国化的时代,特别是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引擎和动能转变之际,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主导性作用愈益凸显,一些非西方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下,依据自身传统的流变从而形成多样化民族国家的时代,很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了,但并非西方化或者美国化。不同的民族国家既承担着实现自身国家现代化的使命,又分担着实现整个人类永续发展的责任。显然,以中国道路的成功为方法,可以洞悉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及其大国的复兴,不仅从客观上不可能走依附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道路,而且中国的发展必然要形成一条有效遏制新自由主义矛盾、有着示范效应的新型发展道路,这种方法论对建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有着根本性启示意义。当下,张江教授关于阐释学与国际主流学者的对话,以及曹顺庆教授提出的“变异学”理论在欧美引发的热烈反响,都可以视为新时代中国文论走入世界舞台的重要标识。

在现代化道路探索中,当代中国成功推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愈加鲜明,这必然要在人类文明秩序与遵循世界共同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形成重要突破和建树。虽然当前世界格局充满不确定性,各种不稳定性因素在增多,但随着非西方世界的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坚定地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以及作为现代性策源地的西方国家内部格局的变动,一副新的世界历史图景正在生成,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于重建人类文明秩序的作用不断凸显。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使其能有效阐释世界的多样性,维护世界的多元化发展,这意味着对不同文明均持有一种欣赏与学习的态度(“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种价值观也显现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随着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中国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的能力显著提高。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秩序建构的主导力量之一。中国问题导向和互为镜像是理解中国与世界的有效切入点,中国的问题同样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同样需要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因此,正是着眼于国际秩序变化的大趋势以及新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深刻转变,基于“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理论”及其话语体系,需要在把握战略机遇期中坚定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使当代中国文艺繁荣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征。

注释:

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5页。

②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8~9页。

③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8~109页。

④⑤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21页。

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⑦参见《王元骧、杜书瀛漫议“改革开放40年来的文学”》,山东大学文学院网站“文院新闻·学术”2018年6月5日报道。

⑧高建平:《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国文论的三次转向》,《中国文化报》2018年8月15日。

⑨⑩谭好哲:《内容结构、建构机制与身份认同——40年来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建设的反思》,《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5~196页。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1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4年9月24日。

(14)习近平:《当前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9页。

(15)习近平:《在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1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5页。

(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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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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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文杂志》2020年第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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